原标题：回汉之间就隔着个教门的距离

 

中国从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也从来不是一个单一民族，而是一个多民族共同体。

 

历史上中国人向有以国称代族称的传统，春秋战国时期，列国并存，齐国人称齐人，楚国人称楚人，鲁国人称鲁人，秦国人称秦人。秦始皇灭六国，统一中原，中国人又都以秦人称，至今世界上仍有国家还在称中国为“Chin”——“秦”。

 

秦末，群雄并起，推翻秦朝，刘邦据汉中，受封汉王，楚汉相争，刘邦胜出，建立政权，以其封地和王号命名汉朝。汉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强盛的王朝，汉朝的臣民也始以汉人相称，汉人族称由此而来。其实，汉人并不是源于一个民族而来的族称，而是源于一个朝代的名称，朝代强盛，国人以朝代为族称也更久远。楚汉相争，如果是项羽得胜，恐怕中国就不会有汉人，可能会是楚人。后来的大唐是中国又一个强盛的王朝，在海外，中国人又被称为唐人，至今海外华人仍称唐人，华人服装称唐装，华人街区称唐人街。

 

唐代中国，胸怀四海，招徕八方，对世界各国文化兼容并蓄，许多宗教、文化和生产技术都是唐朝传入我国的。正是这种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和气度，才得以开创政治清明、文化繁荣、经济发达、八方来朝的大唐盛世。

 

伊斯兰教最早就是在唐代由阿拉伯、波斯的商人、使节、也有一些助唐平叛的军人沿海上和陆路丝绸之路传入我国。唐宋时期中国人称伊斯兰教为“大食法”、“大食教”。中国自古以来以天朝上国自居，视外族为四夷，称西边的外族为“胡”，南方外族为“番”，称穆斯林为“胡客”、“胡贾”“番客”“番商”。唐宋时期来到中国的穆斯林人数不多，分布也不广，主要集中在广州、泉州、扬州几个东南沿海城市和唐都长安，多以经商为业，与阿拉伯、波斯故乡仍保持着往来，在这些城市都形成有穆斯林社区---“番坊”，“番坊”内，政府设“番长司”管理机构，任命穆斯林担任“都番长”，有清真寺，有穆斯林法官按伊斯兰教法管理“番坊”内穆斯林居民的民事事务。唐宋时期还属于回民的先民在中国的侨民时期。

 

元代，征服了中亚的蒙古人挥师东征中国，大批中亚各族穆斯林军人、工匠、官员、文人、商人，随着蒙古大军来到中国，并成为蒙古统治者的重要的辅助力量。始有“回回”这一专称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的称谓。

 

回回军人随军征战，“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战事结東则就地屯田，“随地入社，与编民等”，回回军人则落居全国各处；回回官员和文人则分布从中央到各地各级政府机构任职；回回商人和工匠则沿交通沿线遍布各城市，回回穆斯林遍居中国各地形成了“元时回回遍天下”，“今回回皆以中原为家，江南尤多”的格局，成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

 

朱元璋在“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号召下推翻了异族统治，建立明朝，对主要是回回人的各异族人实行“禁胡服、胡语、胡姓”，“禁本类相嫁娶”的汉化政策，却并没有禁止和排斥伊斯兰教。相反，在南京、北京、西安等地救建一批清真寺一就是朝廷出钱给回回修建清真寺，朱元璋还御赐褒扬伊斯兰教和费颂先知穆罕默德为“至贵圣人”的《至圣百字赞》。这是个竿见的特例，或许是因为回回穆斯林为大明江山的建立立下汗马功勋，从而对伊斯兰教也有所了解，也是对回回功臣的褒奖，这也体现了朱元璋高超的民族怀柔统治政策。这使得回回穆斯林进一步中国化，在中国落地生根，发展壮大，使得中国大地上最终形成了一个汉语汉服汉姓汉人面孔信仰伊斯兰教的回回民族此后回回渐又称回民，伊斯兰教又称回回教门。

 

明初曾实行海禁和关津的闭关锁国政策，禁止民间私自出海、出境和自由流徙也限制外国商人前来通商，隔断了唐宋元时期中国与外部世界长期不断的商贸和文化联系，同样也隔断了回民与外部穆斯林世界的联系，伊斯兰教经书和通晓伊斯兰知识的教师学者日益匮乏。经过一百多年强制性汉化，回汉通婚，通用汉语，已很少有人通晓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回民子弟无从学习和传承伊斯兰教知识，伊斯兰教的传承遇到了问题。出现了“经文匮乏，学人玄落，既传译之不明，复弘扬之无自”的境况。回民的伊斯兰教信仰逐渐淡化，汉化现象日趋严重。百多年后，隆庆年间明朝宣布解除海禁和关津，史称“隆庆开关”，中国オ又オ出现一个对外开放的局面，恢复了与外部世界的经贸、文化联系与往来明代后期，又有一些阿拉伯、波斯、中亚以及印度穗斯林学者来到中国，游历西北和江南地区，国内穆斯林也能走出国门去麦加朝，重新接续起中国穆斯林与穆斯林世界伊斯兰教上的联系。
 

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映西关中回民胡登州朝蚬归来，兴办经学，很快传播到全国各地，培养出大批经学弟子，接续了回回教门的传承和发展。
 

明末清初之际，经学的传播在汉文化发达的江南地区又带动了伊斯兰教汉文译著活动，一批“经汉两通”的穆斯林学者借用儒家文化的理念阐释伊斯兰教信仰，并将“清真”这一汉词融会贯通，赋予精确的伊斯兰含义，成为中国回民独有的伊斯兰教汉语代名词。从此，伊斯兰教就被称为“清真教”、“清真教门”，宗教场所被称为“清真寺”，回民也被称“清真回回”，回民饭馆也标识为“清真”。“清真”一词从此沿用至今回民是伊斯兰教中国化的产物，“清真”是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典范。满族人入主中华，建立清朝。大清前期本也是个开明包容的朝代，淯初康熙时期实行“齐其政不易其俗”、“因俗而治”的民族政策，成功地统治着包括汉族和其它各族人民，并开疆拓土，征服了蒙古、回疆和藏区，使中国的版图在清朝最为辽阔。开创了民族和陸、国家强盛的康乾盛世。回民的社会经济、人口分布和宗教文化，也在清朝前期得到很大的发展。
 

可到了清代后期，大清江山年久失修，制度朽坏，社会矛盾、民族矛盾激化，太平天国崛起，半壁江山生灵涂炭，回民也难逃劫难，遭遇了西北和云南两场空前的劫难孙中山最初以“驱逐鞑虏，恢复华夏”为号召，发起推翻满清的辛亥革命，最初的目标是建立不包括长城外的满洲、蒙古、回疆（新疆）和藏区的本土十八行省的汉族国家，是以梁启超等为代表的君主立宠派提出“五族共和”和“中华民族”的思想理念，最后由于袁世凯坚持“五族共和”和优待清室，兵不血刃地迫使濆室一纸沼书退位，交出政权，建立民国，实行“五族共和”，完整无缺地继承了大清创下的满州、蒙古、回疆、藏区的辽阔版图。这“五族”里汉、满、蒙、回、藏中的“回”是指包括维吾尔、哈萨克等在内的所有穆斯林民族。

民国时期之前，“回回”、“回民”这一概念原本就是指所有穆斯林，伊斯兰教称“回回教”、“回教”，穆斯林国家称“回回国”。清代至民国一些文史资料中把回民根据外表特征做了不同的区分，把汉语汉服的回民称为“汉回”、“熟回”，就是已经被汉文化“括熟”了的“回”；因维吾尔族男子多缠穆斯林头巾，被称为“缠回”，又因维吾尔人言语习俗与汉民相去甚远，还没被汉文化的“礼乐教化”“捂熟”，还生着呢，又被称为“生回”；现青海的撒拉族因地近藏区与藏民有一定的血缘关系，被称为“番回”。

 

与其它许多民族不同，回回民族不是从哪一个民族发展而来，不是由血缘关系而是由信仰凝聚而成的民族。它是外来的阿拉伯、波斯和中亚各穆斯林民族在中国大地上，经过上千年漫长的中国化过程，在伊斯兰教的凝聚作用下与主要是汉族的各民族融合形成的一个新的民族，是地地道道中国化的产物。明代的“禁胡服、胡语、胡姓”，“禁本类相婛娶”的强制汉化政策，强迫与汉人通婚，加速了穆斯林与汉人的融合，加速了伊斯兰教中国化的进程。就族源成份而言，最早的阿拉伯人、波斯人所占甚微，后来的中亚各族也为数不多，多半成分还是汉人。看看回民的汉语、汉服、汉姓名，和这张汉人面孔，回民就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
 

中华民族是经过几干年的发展由多民族融合形成。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北方羯、羌、鲜卑、氏等民族建立多个王朝，即所谓的“五胡十六国”，“五胡乱中华”。至隋朝灭诸国，中国才又天归于一统。历史上曾经众多的民族，北方的匈奴、羯、差、鲜卑、氏、契丹、党项，南方的百越、巴人、蜀人、人，这些民族都去了哪里？最终都融于汉族之中，汉族本身就是多民族融合而来的，哪都是什么炎黄子孙。传说中的炎、黄是不是真实存在都是问题。中国地域广阔，文化多样，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北方南方相貌有别，各省之间习俗相异，同一省内不同地区也方言不同，有哪些人敢称自己是纯种的中国人？各民族的大融合才是汉族的真正来源，中华民族就是各民族的共同体。


共同生存在同一块土地上，不同民族杂居共处，相互交融，世之常情。历史上无效汉民因回汉通婚或受回民影响皈信了伊斯兰教，因而融入回民之中。同样，也有许许多多回民因离开了伊斯兰教，而融入汉民之中。
 

明代著名航海家郑和，出生于云南一个回民家庭，原姓马，名和，小名三宝。十岁时被明军房去，后被闲割送入燕王府，跟随燕王朱棣立下战功，燕王夺位成为永乐皇帝后，赐其姓郑，遂名郑和。郑和自幼以太监身份生活于宫中，不可能有选择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的自由，史籍中也找不出他出身回民或有保持有穆斯林生活习俗的记载。郑和功成名就之后，曾衣锦还乡，祭奠了自家祖坟，其父是曾去麦加朝蚬的“马哈只”，这也是后来考证他回民身份的一条依据。他回乡时收养了哥哥过继给他的儿子，这也是郑和一个太监怎么会留有后代的缘由。郑和的后代早已分为两支，一支还自认是回民，还是穆斯林，另一支则不是穆斯林，否认自己的回民身份。国内关于郑和研究，主要有三个领域，一是海交史研究，主要着眼于海上交通史；二是海军史研究，主要着眼于海军史研究；三是回族伊斯兰教研。回族伊斯兰教硏究者则乐此不疲地纠缠于郑和的回民身份，认为这是回族为祖国做出的伟大贡献。而海军史和海交史研究者就不承认其回民身份。郑和的回民身份之所以纠缠不清，其原因就是难以认定郑和及其后代是不是穆斯林。

 

明代大清官海瑞，祖籍福建，史载“其先本回部”，从福建迁居广东。明初时任广州卫指挥，高祖“海答儿”，明显是穆斯林的“经名”，还保持着穆斯林的习俗，从军落居海南。到了海瑞这代，早已汉化，没了穆斯林的特征。《明史·海瑞传》有海瑞买棺谏言的记载，位于海口的海瑞基建有神道这都不合穆斯林习俗。史学界也不承认他的回民身份。

明代著名思想家李贽，祖上原为汉民，是元代泉州海外贸易的巨商，前往阿拉伯地区（现伊拉克的巴格达）经商时娶阿拉伯女子为妻，因而皈信了伊斯兰教。其祖上原本姓林，到了他这代已是第八代，因汉化部分林姓后代改变了信仰，改姓为李，出现了“林李分宗”。李贽一生酒肉穿肠过，参禅论道，以和尚自称，可临终却要求七尺白布裏身，不用棺木，按穆斯林的方式埋葬。后来林李两支都失去了伊斯兰信仰，后代没有回民。史学界也同样不承认他的回民身份。
 

可“宝真堂”的创办人余海亭原本却是一位汉民，四川简阳人，少年时流落成都在回民餐馆打工学厨，长期生活在回民中，耳潘目染受回民影响进了教，并曾在清真寺念经学习教门。后学得手艺，自己经营清真餐馆，因经营有方，逐渐生意兴隆，发家致富。他信仰笃诚，不以盈利为追求，热心于教门事业。当时成都已有汉文经著刊印，但各种伊斯兰教经籍仍比较缺乏，不能满足回民需求。鉴于这种情况，他将饭馆交给长子余泽洲经营，自己则专心从事伊斯兰教经书刻印出版事业。清同治年间创办成都“锦城宝真堂”，刻版、印行各种汉文经著，并亲自译著了《摘要注解杂学》、《经汉注解赫厅》等经著。光绪末年，余海亭归真后，其长子余泽洲子承父业，继承经营宝真堂。余泽洲对教门之热诚，不亚于其父，遇汉民前来购买经书者，均兔费赠送。将“宝真堂”发扬光大，成为享誉全国的伊斯兰教经书刊印社。1929年，余泽洲以七旬高齡赴麦加朝觐，于圣地归真。临行前，将宝真堂刻板、经籍全部交给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