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明良
马明良,留学回国人员,西北民族大学西北少数民族宗教研究中心主任、伊斯兰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甘肃省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中央统战部民族宗教研究基地特约研究员,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兼职研究员,中国宗教学会理事,中国中东学会理事,中国-阿拉伯友好协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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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明良:循化历史上杰出人物——嘎勒莽和阿赫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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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1-21 01:30:36 【来源: 穆斯林在线】 点击:

嘎勒莽和阿赫莽是13世纪率领撒拉族先民从中亚东迁至青海循化落地生根的首领,是真正意义上的民族领袖,是杰出的战略家、政治家、军事家,也是学识渊博的学者,是撒拉族文化之父。撒拉族文化血脉之所以在异质文化的汪洋大海中不被淹没,历经八百年的风吹雨打而不被侵蚀,生生不息,一脉相承,都是因为他俩以战略家的胸怀和前瞻性的眼光为撒拉族文化确立了发展方向。一言以蔽之,嘎勒莽和阿赫莽之于撒拉族,就像炎黄之于华夏民族,杰佛逊之于美利坚民族。炎黄奠定了华夏民族之魂,杰佛逊奠定了美利坚精神之基,嘎勒莽和阿赫莽培植了撒拉族文化之根。



嘎勒莽和阿赫莽是撒拉族先民撒鲁尔人的首领,而撒鲁尔人是突厥民族的一支,于13世纪前活跃于中亚撒马尔罕及其周边地区。而撒马尔罕是历史文化名城,生活在其中的居民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

撒马尔罕,中亚著名古城,现为乌兹别克共和国第二大城市,撒马尔罕省首府。“罕”在突厥语中意为“城市”,即“撒马尔之城”之意。公元前6~前5世纪,善于经商的粟特人把撒马尔罕建造成一座美轮美奂的都城,与罗马、雅典、巴比伦同龄,有2500多年的历史,号称“东方罗马”,拥有独一无二的建筑艺术。历史上的撒马尔罕是丝绸之路上最大的商贸中心。当年那大漠上缓缓而行的驼队,曾把中亚地区最好的建筑师、珠宝匠和学者带到撒马尔罕,使它成为世界上最美丽、最繁荣和最有文化底蕴的城市之一。2000年,撒马尔罕古城整体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定为世界文化遗产 。7世纪初,伊斯兰兴起于阿拉伯半岛,随后在不到百年里,阿拉伯-伊斯兰国家不断向外拓展,最终成为地跨亚非欧三大洲,囊括多个古代文明发源地的泱泱大国。伍麦叶王朝哈里发瓦利德于712年派兵中亚,占领撒马尔罕,后发展为中亚伊斯兰文化中心之一。13世纪初,花刺子模沙穆罕默德(1200~1220在位)统治时,曾占领撒马尔罕,并迁都于此。后被成吉思汗占领,撒拉族先民撒鲁尔人就在此时东迁循化。

这就是嘎勒莽和阿合莽生活的人文环境和历史舞台。所谓人文环境是打上文化烙印、渗透人文精神的生活环境, “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泥,与之俱黑”、“桔生淮南而为桔,桔生淮北而为枳”,说的都是环境的重要性。良好的人文环境,使人向善去恶、学业精进,最终达到境界升华、事业大成、人生辉煌的例证,古今中外不胜枚举。撒马尔罕的浓厚文化氛围不能不使嘎勒莽和阿赫莽,从小耳濡目染,接受熏陶,最终具备一个领袖的素质,进而能率领一个民族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从胜利走向胜利。当13世纪世界舞台风云突变,蒙古旋风席卷半个世界,成吉思汗及其后裔铁骑征服中亚,草原帝国建立,中西交通大开的条件下,具有渊博学识和崇高威望的嘎勒莽和阿赫莽,审时度势,做出重大历史抉择,实施战略大转移,率领数百名族人牵着驮着手抄本《古兰经》和故乡水土的骆驼,从辽阔的中亚出发,沿着丝绸之路,由西向东,百折不回,经过千辛万苦,终于在中国西北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的结合部、黄河之畔一个叫循化的地方找到了他们心目中的乐土。

一个数百人的群体在经历了严寒、酷暑、饥渴、疾病、战乱的洗礼后,又怎样面对语言、习俗、信仰完全不同的周边民族,怎样在与故乡迥然有别的新环境中立足呢?挑战是极其严峻的,这对这个群体的领袖是一个巨大考验。然而,撒拉族在两位领袖的领导下,迎接了挑战,经受了考验,开辟了一个民族的兴旺之路。

撒拉族先民撒鲁尔人初迁到循化时,定居在街子骆驼泉边(今属街子镇)。然后,嘎勒莽和阿合莽深谋远虑,对这个群体的发展做了战略布局,不断向四周拓展生存空间,形成“六门八户”、“四房五族”和“撒拉十二工”。

街子属于川地,土地肥沃,滚滚黄河自西而东贯穿其境。溯街子河西南行,是通往保安堡、隆务寺至归德堡的大道;顺黄河南岸西上,通古什群峡;顺黄河东下,出积石峡,为积石关,东南行通白庄、起台堡,进老鸦关,达河州(今临夏州府所在地)。这里处于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的接合部,牧业经济与农耕经济的交汇处,是宜农宜牧的好地方,同时也是交通要道,是屯兵之要地。嘎勒莽和阿合莽率众居此,是有其战略考量的。以这里为中心,产生了撒拉人的“六门八户”。所谓“六门八户”是指尕勒莽有六个儿子,撒拉语称街子为“阿尔提友力”(Altiul),意即六个儿子居住的地方,是根子地方。六个儿子的后裔,便是后来所称的“六门”,发展成为六个村子。由“六门八户”形成了街子的八个村子,即上房村、撒里房村、撒兰巴亥村、黑大门村、韩巴村、马家村、托伦都村、沈家村。后来年复一年,子孙繁衍,人口增加,从街子不断向周围地区扩散。据称,孟达的撒拉人是当初到那里打猎留住下来的;清水的人是噶勒莽大儿子的后代;崖曼、张尕的人是他二儿子的后代;苏只人是他三儿子的后代;查加人是他舅舅的后代;查汗都斯是他同村人和朋友的后代移居去的。这样,在循化逐渐形成了十二“工”。

所谓“四房五族”,指居住在以街子为首的上六工的撒拉人。 “四房”是尕勒莽的第一、二和三、四儿子的后裔,与根子姓的说法是一致的,但所不同的是,噶勒莽有六个儿子,第五和第六个儿子的后裔也属于根子姓。

所谓“五族”,指“外姓五族”。乾隆《循化志》卷四有明晰记载,“外姓五族,而马姓十居其九”,即指马姓、沈姓等撒拉人。

古往今来,在历史舞台上,不知演绎过多少荣辱兴衰和生死存亡的故事,一些人多势众的民族,曾几何时气吞山河,纵横天下,逐鹿中原,攻城略地,成就了自己的功名和辉煌,彼时彼刻他们是何等的风光!如匈奴、乌桓、鲜卑、柔然、契丹等等,而今安在?在历史的故纸堆里,在博物馆里,而区区数百人的撒鲁尔人在强手如林的极其严峻的环境中,却能做到外圆内方,能屈能伸,虽身处异质文化的汪洋大海和周边强势民族的包围之中,但不被淹没,不被同化,大浪淘沙,生生不息,绝处逢生,不断发展壮大,由最初的数百人发展到今天的十多万人。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的奇迹!而这个奇迹正式在两位具有远见卓识和雄才大略的民族领袖坚强领导下创造的。正是由于撒拉族波澜壮阔、惊心动魄的历史进程和所处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其文化DNA(基因)和文化结构非常独特,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既传承了伊斯兰文化的终极关怀和敬主爱人理念,又弘扬了突厥文化的开拓进取精神,吸收了蒙古文化的豪放大气风格、藏族文化的睿智豁达风度、汉族文化的厚德载物风范,所以,具有兼容并蓄,固本创新的特点和旺盛的生命力、创造力。撒拉族之所以能创造这样的历史奇迹,撒拉族文化之所以有这样独特的结构和旺盛的生命力、创造力,是与两位领袖给民族所确立的基本原则是分不开的。

如果我们透过撒拉族社会和文化的表象,潜入到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的深层,就会发现平时不易觉察却实实在在发生作用的、民族成员之间有着高度默契和高度认同的一些价值观念、处世理念、生活准则之类的东西,其实就是以民族领袖为代表的祖先制定的不成文的“规矩”或“原则”。这些原则不在民族的某个文献当中,而在大众内心深处。它在无形中打造了一个厚博、深远的公共精神文化环境,和一个可以进行深度对话的共同语境意义支点和观念导向。比如坚守认主独一,唯主独拜的信仰,禁止对人和物顶礼膜拜。坚定的信仰是撒拉族面对各种天灾人祸和无数挑战,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的永不枯竭的精神动力。比如弘扬忠于理想、直面现实、追求卓越、拒绝平庸、敢于争先、勇往直前的民族精神。撒拉族面对各艰难困苦始终没有趴下,是因为这种民族精神不倒。比如坚持赏善罚恶,以正压邪。撒拉社会也和其他社会一样,自古以来,善恶并存,正邪同在,但主流的价值观和社会舆论是“赏善罚恶,以正压邪”。这种“赏”与“罚”不一定时时(事事)采取刚性措施,更多是柔性环境,如公众舆论、社会氛围,甚至人们的一个眼神都在表态:红灯还是绿灯,拒绝还是接受。总之,“赏善罚恶,以正压邪”是这个民族的肌体始终保持健康而不被腐蚀的内在机理。    

比如尊重劳动、崇尚知识,以勤劳为荣,以懒惰为耻,以求知治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这是撒拉族能够始终保持发展活力、生机勃勃的驱动力。 比如尊重自己,与人为善,诚信为本。在这一原则指引下,撒拉族与周边民族如蒙古族、藏族、汉族、回族等能够平等交往,互助合作,互通有无,和睦相处,为自身发展赢得了良好的外部环境。比如固本创新,兼容并蓄。在这一理念的支配下,撒拉族积极学习借鉴周边民族(作者简介:马明良,西北民族大学博士生导师,甘肃省委智库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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