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哈尔·艾美尔论“何谓戴头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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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4-05 04:23:51 【来源:伊评网】 点击:

萨哈尔·艾美尔 著
王立秋 译


Sahar Amer, What Is Veiling? (Islamic Civilization and Muslim Networks), 美版: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14, 978-1469617756, 256 pages; 英版: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4, 978-0748696833, 208 pages。

萨哈尔·艾美尔,耶鲁大学博士,现任悉尼大学艺术与社会科学系,语言与文化学院教授,以下是她的自我介绍:

我专攻自中世纪至今,阿拉伯、穆斯林社会与西方文化(尤其是欧洲与法国,以及美国)间的比较、跨文化关系。我出版过大量关于阿拉伯和法国文学中的性别与性、法阿与阿美的后殖民认同、穆斯林女性戴头巾的实践的著作。我的整个研究计划底下的主要的概念范式,是“边界”(文化的、语言的、历史的和地缘的)观念,不是作为分离、分化之元素的边界,而毋宁说是作为文化之交流、适应与协同的流变空间的边界。

在我最新的作品《何谓戴头巾?》中,我对伊斯兰最显见、最具争议性也最缺乏世人理解的标志之一,头巾,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同时,我还解释了戴头巾在过去与当下之穆斯林的宗教、文化、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所具有的意义。我指出,穆斯林戴头巾的意义,远远超越了关于头巾的宗教性和政治性的描述,而后者经常被认为是绝大多数关于这个话题的讨论的全部内容。我因此而把笔触延展至戴头巾这一实践所涉及的方方面面,包括历史、宗教、保守的和进步的阐释,政治和地方主义,社会与经济,女性主义,时尚,和艺术。

我的书,《跨越边界:中世纪法国与阿拉伯文学中的女女之爱》(Crossing Borders: Love between Women in Medieval French and Arabic Literatur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8)获2009年美国现代语言学会颁发的Aldo & Jeanne Scaglione 比较文学研究奖。在这本书中,我考察了1000至1500年间,中世纪法国和阿拉伯传统中的性别与性实践的跨文化表征,并展示了这点,即,中世纪阿拉伯色情描写传统在中世纪欧洲(法国)关于性别与性的文学书写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我因此而质问了当代西方与东方(阿拉伯)关于性别的假设,以及对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的二元建构。在专注于性别与性征的同时,我还拓展了中世纪的跨文化关系领域,这一领域在之前一直只强调宗教之难题、科学史、十字军艺术和宫廷之爱。

我还出版过《女伊索:法兰西的玛丽与跨文化性的政治》(Esope au féminin: Marie de France et la politique de l’interculturalité [A Feminine Esope: Marie de France and the Politics of Interculturality] (Rodopi, 1999)),其中,我探索了在何种程度上,十二世纪的法国寓言传统得益于阿拉伯的文学与文化。这一研究拓展了当前关于法兰西的玛丽的学术成果——已有的研究只关注她的《寓言》(Fables)而不是她更著名的《小诗》(Lais)——并用跨文化的进路来分析中世纪的寓言文体,而后者,直到最近,所受的研究一直只是从拉丁、因而是西方的视角来进行的。

除这些作品外,我还编有两部关于法阿相遇的著作(《当代法国与法语研究》[Contemporary French and Francophone Studies]和《新法兰西学》[Francographies]),《耶鲁法国研究》(Yale French Studies)的一期专号和一本关于甘达•艾美尔(Ghada Amer)的雕塑,“快感百科全书”的展览图录。


以下是艾美尔教授就新书接受的一次采访:

卡罗琳•鲁道夫(下文简称CR):《何谓戴头巾?》是UNC出版社一套解释伊斯兰核心面向的丛书中的第一本。为什么戴头巾这个主题可以成为这套丛书的一个合适的起点呢?

萨哈尔•艾美尔(下文简称SA):戴头巾是作为伊斯兰作为一个宗教最显见的标志之一,可能也是它在非-穆斯林中最富争议也最缺乏理解的符号——也许,意外地,在穆斯林那里也一样。许多非穆斯林和穆斯林读者经常不熟悉在伊斯兰关于戴头巾的规定上的宗教阐释和辩论,不了解当前围绕头巾而产生的焦虑和紧张的历史与政治背景,不知道头巾对全世界穆斯林女性来说所具有的多种意义。从许多方面来说,理解戴头巾的多种复杂而经常是相互矛盾的意义,也就是理解了伊斯兰何以对不同的人来说意谓着如此之多的不同的东西。

CR:在你接受现在在悉尼大学的阿拉伯和伊斯兰研究教席之前,多年来你一直在北卡罗莱纳查希尔大学亚洲研究系教授。你注意到,特别地说,这两个校区之间,以及,普遍地说,这两个国家之间,戴头巾的实践(的意义)的差别——如果有的话——是什么呢?

SA:在我在太平洋生活的六个月里,我注意到,在北卡罗来纳(美国)戴头巾,和在悉尼(澳大利亚)戴头巾之间有一些令人着迷的差别。我注意到的最有趣的事情之一,是在澳洲戴头巾的女性中,与美国相比,族群的分布要广泛得多。在美国,我们看到的绝大多数带戴头巾的女性都要么来自阿拉伯,要么有非裔美国人的背景。而另一方面,在澳大利亚,因为靠近亚洲,我在校园里看到的绝大多数戴头巾的女性也来自亚洲:印尼、马来甚至中国。当然,这里的许多阿拉伯学生也戴头巾(绝大多数来自沙特和海湾地区,但来自阿拉伯世界的其他地区的也有),但他们不是大多数。此外,对我来说最惊人的事情之一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总的来说,穆斯林在澳大利亚要比在美国融入的更好。在UNC校园里,我们经常看到戴头巾的穆斯林学生和其他戴头巾的穆斯林学生混在一起。在悉尼,戴头巾的女性总是与不戴头巾的一起出现。这迫使我思考戴头巾和伊斯兰恐惧症之间的关系。

CR:你出生于埃及而成长于法国,欧洲大部分穆斯林人口的家。你早年的经历是如何塑造你对戴头巾(这一行动)的感知的呢?从你第一次在这两个国家生活起,迄今为止,这两个国家对戴头巾的态度有没有发生变化呢?

SA:我小时候在埃及的时候(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很少有女性会戴头巾。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早期开始,开始戴头巾的女性才变得越来越多。今天,在埃及大部分女性都戴头巾(我经常被误认为是哥普特人因为我不戴头巾)。所以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当我在法国的时候,很少有穆斯林女性会戴头巾。这个情况也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晚期和八十年代发生了变化——作为造成北非(大多是穆斯林女性)移民增长的一系列法律变革的结果。在这个时候,我们才开始在法国看到有越来越多的女性戴上了头巾。这也是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极右运动(当时为让-马利•勒庞所领导)开始占上风——它们直接针对戴头巾的女性和移民政策,认为此二者是法国各种问题和失业率高的主要原因。最终导致2004年禁止在公立学校戴头巾以及2010年禁止在所有公共场合戴面纱的立法的那场关于头巾的热烈且政治化的讨论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今天,作为这些法律的结果,我们在法国看到的戴头巾的女性少了许多。戴头巾的女性没有完全消失,一些女性继续违背法国的法律(比如说,在公共场合戴面纱),但总的来说,我们可以说,大部分穆斯林女性在法国不再戴头巾了。

然而,法国的问题在于,人们总认为,戴头巾(头巾,但面纱更甚之)是强加于穆斯林女性的要求,人们很少会认为它是个体的、个人的选择。这也许是关于这一实践的最大的误解之一。此外,在法国,戴头巾已经成为政客们转移人们对急迫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的注意力,诱使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其他方面以获得竞选优势的一个容易操作的平台了。

CR:你戴过头巾么?如果戴过的话,它对你有什么影响?

SA:在我二十岁的时候,我戴过大约一年的头巾。戴头巾对我来说,在许多年里都是一次在精神上、个人上和政治上改变我一生的经验。我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早期开始戴头巾,那时,年轻一代正在回归当时在阿拉伯几乎已经消失了数十年的戴头巾的实践。我还记得我在埃及度过的那个夏天。我往来于开罗和亚历山大里亚之间,大部分时间都和我堂姐在一起,她当时也二十来岁,是我们整个大家族里第一个开始戴头巾的人。那个夏天我也遇见了家族的许多朋友——碰巧,大多是男性——他们也二十来岁,刚开始变得极其虔诚,他们比以往更频繁地阅读古兰并与愿意听他们说的任何人讨论古兰的规定。我对这些讨论很感兴趣,因为在布林茅尔学院——我当时在那里读本科——我刚刚当选为穆斯林学生会的主席,我觉得我必须对伊斯兰有更加深入的理解,这样我才能更好地领导其他穆斯林学生:他们对伊斯兰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了解,渴望着知识和领导。

我还记得,在1983年我在埃及度过的那个夏天,戴头巾在我和所有其他戴头巾的女性,以及开始蓄胡须的男孩子们之间创造的那种特别的群体感。在充满灵性与礼拜的那几个月后,我回到美国的大学,在布林茅尔,我成了唯一一个戴头巾的人。这突然就变成了一种尴尬而孤独的经验。人们不理解我为什么戴头巾——就在几个月前,我还不戴头巾呢。他们想理解为什么,如此一来我发现我得不停地解释解释再解释,甚至还要想方设法地给我戴头巾的决定正名。这情况就好像是,关于我,除了我头上戴的东西外,就没有什么是重要的了。我倒没有因为戴头巾而感受到人们的伊斯兰恐惧症,相反,我经验到的是敬而远之的无知,和礼貌的距离。这就是为什么在大约十个月后我摘下了头巾。在任何社群里,做唯一一个戴头巾的人都是极其困难的。在人们眼中,你会变成房间里的大象(注:这是个俚语,即大家都无视、避而不谈的东西)。

CR:你谈到与戴头巾这个主题相伴的许多误解。你认为这些误解中哪些是亟待纠正的呢?

SA:关于戴头巾,最大的误解是,这是由外界强加,而不是女性自愿接受的。当然,一些女性是因为家长的压力或因为所在国政府的规定而被迫戴上头巾的。但她们是少数,而不是多数——像大多数媒体想要我们相信的那样。另一个关于穆斯林和非穆斯林的深刻误解是,伊斯兰是一个明确要求女性戴头巾的宗教。正如我在《何谓戴头巾?》的一个章节中指出的那样,关于古兰中被一些人阐释为戴头巾之命令的段落的意义,实际上是存在大量的辩论的。第三个误解是我在书中批判的那种认为只有一种“本真”的戴头巾的方式的看法,这,就像我书中编纂的术语表所表明的那样,远远不是事实。我的书的一大目标,是提醒读者们注意,戴头巾的女性只是服饰与其他人略有不同的女性,这种差异大多是个人选择的结果;和其他人一样,她们也是人,有着相似的生活、挑战、热情、希望和梦想。

CR:《出版人周刊》的星标评论指出,你的分析顾及到了每一个人,并且你对西方和穆斯林对戴头巾的利用都持批判态度。你能解释一下这个么?

SA:在《何谓戴头巾?》中,我想纠正的假设是,穆斯林女性是伊斯兰恐惧症的唯一受害者。不消说,的的确确,一些穆斯林女性遭遇到了伊斯兰恐惧症,特别是在911之后。然而,穆斯林女性不只是出于欧美媒体或社会的误解或无知的受害者。一些原教旨主义的伊斯兰主义政权也恶心地对戴头巾这一风俗习惯进行操纵。这些伊斯兰主义的政权中的一些(比如说,沙特,伊朗和苏丹)强迫女性戴头巾并对女性自己的声音充耳不闻。但穆斯林女性也越来越成为伊斯兰时尚的热切的消费者,伊斯兰时尚,尽管种类不同,却是与西方的时尚相平行对应的,我们也可以把它看作一个剥削性的工业。穆斯林女性和非穆斯林女性一样面临着同一种消费主义的诱惑:时尚、选美、发型,等等。

CR:《出版人周刊》还说你创造了“也许是最具定义性的,关于戴头巾的术语表”。你对读者如何使用这一丰富的资源有什么预期么?

SA:在汇编这个术语表的时候,我是很享受的。起初我开始汇编这么一个术语表是因为我不满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在欧美社会中,人们只知道很少一些关于头巾的词,他们有时还不加区别地、互换地使用这些词——hijab, chador, niqab, burqa——来谈论头巾,所以我想要解释清楚这些术语中的每一个的意义,这样,人们就能够更加准确地使用它们了。但接着,在我做研究的时候,我又开始遇到越来越多的,我不熟悉的,指涉头巾的术语。我很快意识到我遇到的这些不同的术语并不只是单纯地反映了不同的语言文化,它们也反映了穆斯林中戴头巾之实践的真实差异。所以我开始为我自己列出一个清单,这样我就能记住所有这些新词,以及它们流行于哪个社会了。我的清单变得越来越长,这时,我才意识到之前,这样的术语表是不存在的,而许多穆斯林自己也不知道戴头巾之实践的真实多样性,和用来指涉头巾的术语之多。所以我决定把我的术语表(这个术语表还不敢说穷尽了所有用于指涉头巾的术语)收入我的书,这样,其他穆斯林或非穆斯林的读者和/或学者就能受益于它了。

目前,我也正在搭建一个支持本书的网站,我会补充一些图片来说明这个术语表中的每一个词的意思:http://veil.unc.edu.

CR:在你的书中,你讨论了古兰和伊斯兰法语境中的戴头巾。它们与戴头巾之实践相关么?

SA:许多非穆斯林和穆斯林都假定,戴头巾对所有穆斯林女性来说都是一项要求,而这一规定,是在伊斯兰的圣书,古兰中言明了的。这种看法——媒体和政策制定者一直在重复,而普通公民也经常是想当然地接受——为保守主义的和一些自由主义的穆斯林教职人员的声音所强化,他们坚持自青春期开始,穆斯林女性就必须戴头巾。很少有人会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实际上,古兰对头巾言之甚少,且古兰也很少用hijab这样的术语来描述女性的衣着。事实上,在古兰中,对戴头巾与适当的伊斯兰服饰的讨论,比保守的伊斯兰主义的教职人员和许多非穆斯林与穆斯林相信的要更加模糊暧昧的多。意识到在指涉某种特别的服饰的时候,阿拉伯语中甚至没有一个与英语的“头巾”等价的词的人就更少了。所以说,讨论古兰与戴头巾之实践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

CR:在你关于这个主题的广泛研究中,对戴头巾更多地是宗教和文化环境的产物还是个人的选择这个问题,你有无定论?

SA:我要说,戴头巾是上述所有原因,以及其他的许多原因的共同产物。戴头巾的理由很多,包括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经济的、个人的以及灵性的。确实,一些女性之所以必须戴头巾是因为一个对伊斯兰传统做出保守解读的社会强迫她这么做,但同时,其他女性之所以戴头巾,是因为她出于虔诚和相信这是伊斯兰的规定而骄傲地选择这么做。然而,另一些女性之所以戴头巾,是把它当作了一种政治上的,对她们的民族/国家认同的宣告,或者是他们对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失败、后殖民世界的失望的表达,或者是一种抵抗欧美关于穆斯林的刻板印象和政策的工具,或者是一种宣告她们反对欧美社会中女性身体商品化的手段。还有一些人之所以戴头巾,是出于社会-经济的原因,要么是因为戴头巾使她们可以省去新衣服和美发上的开销,要么是因为戴头巾给了她们在一个只是到了最近才对女性与男性在公共场所和工作空间中混搭出现的社会中,在公开场合露面,工作的勇气。也许,关于戴头巾,需要理解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没有也不曾有过一个单一的,我们可以认为对所有人所有时代所有社会来说都适用的,戴头巾的理由。变异才是真正的常态。

CR:你经常去中东。你能告诉我们你在那里的经验么,关于追寻与头巾亲和的时尚并用头巾来模仿当前时尚潮流的穆斯林女性?

SA:当我在中东旅行的时候,我很激动,因为我渴望看到头巾的新风格和新色彩。我总是为每个人对时尚的了解、以及接受时尚之倾向的程度而感到惊奇,同时也为此而感到惭愧。我承认,我生活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法国和美国度过的,直到最近我才搬到澳大利亚,我依然努力跟上时尚潮流。另一方面,许多在穆斯林占多数的社会生活的穆斯林女性,也在跟进最新的国际时尚,并且毫不羞于穿戴不戴头巾的女性穿戴的服饰,尽管也是在对之加以改造(用我的一个学生喜欢说的话来说,就是使之“伊斯兰化”)之后才去穿戴。这里说的是,在无袖或低胸装下再穿一件高领套头衫或长袖衬衣,在裙子下面再穿裤子或厚的紧身裤,或在常规的便服上再套一件开襟毛衣。穆斯林女性也仔细地保持衣服、头巾、鞋、包和化妆之间的色彩上的和谐。在着装与打扮得时尚、主动、具有国际范上她们也是极富创造力的。

CR:如果戴头巾是穆斯林文化的这样一个显见而又充满争议的面向的话,那么,你觉得,为什么人们又老是不以相同的方式来穿戴头巾呢?

SA:我认为这是因为可以找到的关于头巾的书要么过于哗众取宠要么过于学究要么过于专业。这些著作也经常倾向于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头巾之意义的某个面相上,因此它们也就只讲出了故事的一个部分。所以说要追溯的话,比如说,(除利兹•布卡[Liz Bucar]出版于2012年的《伊斯兰的头巾》[The Islamic Veil]外),是没有一本书对普通读者讲出,在穆斯林占多数的社会与欧美社会中,头巾的历史和意义的。也没有一本书(包括布卡的书)从这里采用的跨学科的优越地位,来讲述伊斯兰的头巾的故事,也就是说,把关于头巾的宗教的、政治的和艺术的面向串起来讲。最后,也没有一本书横跨古今,以从语境的视角来重述伊斯兰的头巾的历史,并展示过去(古兰的话语,十九世纪欧洲对伊斯兰的看法以及他们所持的帝国主义的视角)对更好地理解当代政治辩论而言的相关性。《何谓戴头巾?》要填补的,正是这个文献的空白。

[注]译自http://sydney.edu.au/arts/slc/staff/profiles/sahar.amer.php(关于艾美尔教授的更多信息参见此网页),http://uncpressblog.com/2014/09/09/interview-sahar-amer-on-what-is-veiling/ ,译文仅供学术交流使用。转载请标明译者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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