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写：张静（《华商报》）受访：秦传安

张静：众所周知，疾病是一个健康话题。就像至今依然肆虐的甲流。我们对它的探讨也限于如何预防与治疗。你翻译的《疾病与人类文明》，将疾病与文化联系在一起。这两个看似风牛马不相及的名词，他们之间有着怎样的“纠结”？翻译过程中，给你留下深刻印象的故事有哪些？

秦传安：疾病很古老，而文明却相对年轻。正如西格里斯特在《疾病与人类文明》一书中所言：“疾病就像生命本身一样古老”，而文明却不过区区几千年的历史。自从生命在这个星球上诞生以来，疾病就一直是一个如影随形、挥之不去的困扰，在应对这一困扰的努力中，医学便诞生了。医学史家维克多·鲁宾逊说：“原始丛林里发出的第一声痛苦叫喊，便是人类对医生最初的召唤。”因此可以说，医学几乎像疾病一样古老。
现代医学科学将注意力主要集中在疾病本身的研究上，集中在病因、病理和临床治疗上。但过去不是这样，在“巫术医学”时期，人们看待疾病的态度是神秘主义的，当然你也可以说它是蒙昧主义的，这一时期的医学带有强烈的原始宗教的色彩。后来还有“哲学医学”时期，像盖伦和希波克拉底在古希腊都被看作是哲学家，人们看待疾病的方式颇有形而上的色彩，中医的阴阳五行不就是哲学么？这样看来，疾病和文化的关系可谓源远流长。当然，西格里斯特并不是从这个角度来谈论医学与文化。他的立足点是：疾病影响了人（有些疾病影响个人，有些疾病，比如流行病和地方病，影响庞大的特定群体），从而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人的创造物：文化；反过来，人在某种意义上是特定的宗教、哲学、教育、社会、政治、军事、经济和法律的产物，而这些东西必然要影响到人的心理和生理，从而影响到作为一种生物过程的疾病。简言之，西格里斯特是从文化和疾病的相互影响来考量这个问题。

在翻译这本书的过程中，我印象最深的，是人们处置麻风病人的方式，那是整个疾病和医学的历史上最黑暗的篇章。那些可怜的病人，遭到社会的放逐和遗弃，在漫长的绝望、无助和孤独中等候死神的光临。千载之下，读来仍让人心寒齿冷。

张静：我们不难感受到甲型H1N1流感对社会生活的影响。“疾病不仅仅袭击单独的人，有时候还袭击整个群体”。参照甲型H1N1流感，历史上，疾病对社会生活有着哪些影响？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秦传安：说到疾病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最重大、最深远的莫过于流行病。而我们深有切肤之感的，当然得算是2003年的SARS和今年的甲型H1N1流感。任何一场流行病的大规模爆发，其对社会生活和历史进程的深远影响都已经远远超过疾病本身，再怎么评价都不过分。在流行病爆发的初期阶段，事态的不确定性，往往会激化普遍的危机感和恐惧感，刺激并诱导民众的集体行为，从而引发一定程度的社会失序。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一书中指出，任何起因不明、治疗无效的疾病，就容易为某种隐喻所覆盖，并赋予社会以某种象征与暗示。这足以造成难以想象的后果。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当年的SARS以及今年甲流爆发的初期隐约窥见一斑。值得庆幸的是，随着现代社会医疗体系的完善和资讯的发达，由流行病的爆发而引发大规模的价值崩溃、道德失序和社会动乱的可能性总算是极大地降低了。而这样的情况在历史上并不少见。

《疾病与人类文明》中提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巧合——难道仅仅是巧合？——这就是：我们称之为“中世纪”的那段历史时期，刚好开始于、也结束于欧洲仅有的两次鼠疫大流行。前一场鼠疫通常被称作“查士丁尼鼠疫”，532年在君士坦丁堡爆发，然后向西传播，到达意大利，很快就席卷了欧洲各地。后一场鼠疫被称作“黑死病”，在14世纪初从东方传入，前后三次大规模向西推进，横扫了整个欧洲，读过薄伽丘《十日谈》的人，对这场大瘟疫想必有着比较生动的印象。这两场鼠疫都消灭了很大比例的欧洲人口，深刻地改变了欧洲的社会秩序、人口结构、政治格局和人文环境。历史上还有像麻风病和性病这样的传染病，也曾在欧洲引起比较普遍的恐慌，但后果之惨烈、影响之深远，都远不及这两场鼠疫。

张静：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曾说，与结核病有关的隐喻是文雅、敏感、浪漫……，与癌症有关的是压抑、忧伤、焦虑……。伍迪·艾伦说，“我不生气，我用生肿瘤代替生气”。桑塔格认为被赋予这些隐喻是具有惩罚性的。为什么会这样？被赋予“隐喻”的疾病还有哪些？请举例说明。

秦传安：赋予疾病以其原本并不具备的宗教、道德、美学和政治的寓意，从而使疾病本身被其隐喻所遮蔽，这种做法自古以来就有，也是研究疾病与文化的一个非常有趣的维度，可惜西格里斯特在这方面着墨不多。

首先，疾病的宗教隐喻是不言自明的。在几乎所有原始种族中，疾病都被看作是神的惩罚，巫医的一项很重要的职责就是安抚被冒犯的神祗，这一点，在今天中国的民间迷信中依然存在。还有，性病的道德隐喻也是显而易见的。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梅毒在意大利被称作“高卢病”，在法国被称作“日耳曼病”，在佛罗伦萨被称作“那不勒斯病”，在日本被称作“支那病”，这种“栽赃”的做法显然跟性病的道德隐喻有莫大的关系。（顺便说一句，预防性病的安全套在英国被称作“法国字”，而法国人则反唇相讥，称之为“英国套”。）随着文明的发展，疾病的隐喻越来越微妙和复杂。苏珊·桑塔格通过对疾病意象及其隐喻的剖析，深刻批判了疾病隐喻作为政治修辞、文化压迫和道德审判的悖谬，剥离疾病的隐喻，使其恢复本来面目，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
张静：近日，有一则这样的新闻，北京一男子杀死妻儿后自首，自称有精神疾病。被确诊的精神病犯往往能因此逃脱法律的惩罚。疾病与法律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与故事？
秦传安：人是一种社会的存在，用西格里斯特的话说：“没有人能孤身一人生活在这世界上”。在任何一个法治国家，法律都是调整社会关系的主要手段。把疾病纳入法律调整的范畴也是古已有之。最突出的是传染病，考虑到它对整个社群的危险，对传染病的防治进行专门立法也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还有医药立法和公共卫生立法，都可以说是跟疾病有关的法律。你说的这个新闻，还有最近的英国毒贩阿克毛在中国被处决所引发的争论，都涉及到特殊病人的法律责任，以及对特殊病人的科学认定，对精神病人的司法鉴定已经发展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司法精神病学。这些在西格里斯特的书中都有详细论述。从过去的“以牙还牙”、“杀人偿命”，到特殊病人承担有限责任或免予刑事责任，也体现了文明的进步。现代法治体现的是责任伦理，而不是像《汉谟拉比法典》和《摩西律法》中所体现的那种报复伦理。

张静：书中提到，在古代，音乐一直被用于治疗疾病。音乐是如何治愈疾病的？对于现代人来说，音乐是我们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KTV的火爆，“超女”的盛况由此可见一斑。在你看来，现代的音乐对疾病有治愈作用吗？

秦传安：现代医学已经越来越认识到，很多疾病是心因性的，或者至少跟心理因素有着极大的关系。音乐作为一种直接诉诸人的心灵和情绪、从而引发强烈心理感受的艺术，其治疗疾病的效果，不仅被古人所认识（多半是瞎蒙的），也为现代医学所认可。音乐疗法（Music Therapy）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医学分支，这就足以说明问题了。当然，这个问题过于专业，我这样的门外汉还是藏拙为妙。

张静：14世纪，黑死病蹂躏了整个欧洲、促使教会内部异端教派的兴起，标志着欧洲封建时代的结束。性病使俄国沙皇伊凡四世患上了可怕的精神病，并使其成为暴虐的沙皇制度的始作俑者。真是疾病改变了历史。疾病对历史的影响还有哪些？它们之间有着怎样的故事？

秦传安：鼠疫（黑死病）对欧洲历史的深远影响前面已经讲到。说到疾病改变历史，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这就是斑疹伤寒，著名细菌学家和免疫学家汉斯·津瑟教授专门为这种疾病写过一本畅销书《耗子、虱子与历史》，在他看来，斑疹伤寒是军队最危险的敌人之一，对于政治军事史的影响，它的作用至关重要，相比之下，将领们的军事才能和士兵们的英勇顽强反倒显得无关紧要了。迟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斑疹伤寒依然是欧洲战场上决定胜负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仅有300万人口的塞尔维亚，1915年半年的患病人数就高达150万，死亡人数据说高达50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军队中爆发过两次斑疹伤寒，发病率高达26%。一度，这种疾病对军队的杀伤力，比一支作战顽强的敌军要凶猛得多。

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是拿破仑的感冒。很多历史学家声称，1812年9月7日的博罗季诺战役，法国之所以没有打赢，就是因为拿破仑正患感冒。倘若他不感冒的话，他在这场战役期间的部署肯定会更加灵活，俄国就会被消灭掉了。对此，托尔斯泰冷嘲热讽地说，那位在9月5日忘了给拿破仑一双防水靴的男仆才是俄国的大救星。

张静：据说，牛顿也曾遭受精神病的困扰，备受疾病困扰的世界名人还有哪些？疾病带给他们怎样的影响？

秦传安：说到文化名人跟疾病的关系，那就不能不说肺结核了。在过去，这种疾病被赋予了太多的美学隐喻，鲁迅嘲弄的“秋天薄暮，吐半口血，两个侍儿扶着，恹恹地到阶前看秋海棠，”大约说的就是肺结核吧。这种疾病似乎特别青睐于作家和诗人，西格里斯特列举了雪莱、济慈、惠特曼、莫里哀、梅里美、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他没有提到的还有：席勒、诺瓦利斯、亨利·大卫·梭罗、卡夫卡、尤金·奥尼尔和鲁迅。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肺结核和麻风病曾经都是病程漫长、无可救药的慢性疾病，然而，在麻风病人遭到社会遗弃和放逐的同时，而肺结核却被赋予一种病态的美，这无疑跟疾病的外在症状有关。余凤高说：“到19世纪，时代性的动荡不安的生活，造成西方人的厌倦情绪和忧郁感；也许还有人类祖先本能中残留下来的孤独感，和对基督教禁欲主义的无可奈何的情绪，使一些人出于自恋心理，在潜意识深层把与病态的孤独、厌倦、犹豫相联系事物看成为是美的。”（《飘零的秋叶》）这或许就是人们赋予肺结核以美学隐喻的原因吧。

精神病对天才人物的影响甚至更直接，很难想象，心智健全的梵高会画出什么样的作品。牛顿一生都未摆脱过躁狂抑郁症的影响。数学家纳什最终陷入了彻底的疯狂。叔本华说：“天才与疯癫直接临近的事实，可以由天才人物如卢梭、拜伦、阿尔菲耶里等人的传记得到证明。”约翰·德莱顿说：“天才都和疯狂结下了不解之缘，两者之间很难划出一条清楚的分界线。”诸如此类的说法甚多，可见二者关系的密切。

张静：亨利·欧内斯特·西格里斯特曾说，“流感非常有规律地侵袭世界，一代人一次。另一次毁灭性的流感随时都会出现”。历史上，流感对人们造成了哪些重大的影响？请举例说明。

秦传安：说到流感对社会生活和人类历史的重大影响，就不能不说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大爆发了。有趣的是，这似乎又是一个“栽赃”的实例，因为这场流感爆发并非源于西班牙，它最早出现在美国堪萨斯州的芬斯顿军营。据粗略估计，这场流感夺去了2500～4000万人的生命，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死亡人数。至于感染疾病的人数，恐怕粗略的估计都不可能，就连西班牙国王阿方索三世和英国国王乔治五世都不能幸免，其惨酷的程度可见一斑。这场流感也蔓延到了中国，1918年3月始自广州，然后迅速蔓延至全国，据说北平警察患病过半，哈尔滨40%人被感染，学校停课，商店歇业。

张静：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医学的发展，我们抵御疾病的能力越来越强。但是新的疾病也在不断出现。为什么会这样？

秦传安：文明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毋庸置疑，人对自身的认识还相当肤浅，战胜疾病的道路还相当漫长。更有甚者，现代工业的发展所带来的环境问题越来越严峻地摆在人类的面前，这个问题对疾病的影响怎么估计都不过分。

张静：作家虹影曾说，爱情如疾病，谁能不沉沦。据说在19世纪，医生为结核病人开出的药方之一是恋爱。在你看来，爱情是疾病吗

秦传安：这只不过是一种文学的说法。给结核病人开出“恋爱”这剂药，多半跟这一疾病的美学隐喻有关。恋爱诉诸心灵，如果硬要跟疾病扯在一起，大概可以纳入精神疾患的范畴吧。

张静：在我们的生活中，有一种疾病代表了“沉默的文化”。那就是性病。当其他的疾病可以博得人们的同情与照顾的时候，性病却总是令人羞于启齿。在历史上，人们也曾并不将性病作为一种耻辱。当时的情况是怎样的？

秦传安：在15世纪欧洲爆发梅毒大流行之前，人们似乎并没有把这种特殊的疾病跟性行为联系在一起，因此它的道德隐喻是后来才有的事。这次大爆发正好是哥伦布远航回到欧洲之后，因此欧洲人一直认为性病是哥伦布的水手从美洲带来的，这大概又是“栽赃”的一个实例，因为威廉·W．桑格坚持认为，是哥伦布的水手把梅毒从欧洲带到了美洲（参见桑格：《卖淫的历史》）。这之后，人们对待性病患者的态度就像对待麻风病人一样。1497年，巴黎的议会通过了一部法律，根据这部法律，任何患有“大水痘”（梅毒）的人必须在24小时之内离开巴黎，呆在城外，直到治愈。也是在同一年，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四世下令，把所有染上性病的人赶出爱丁堡城。大多数欧洲国家都采取了类似的严厉措施。当时的流行的观点是：任何性病都是上帝对人类罪孽的惩罚。这样一种态度，再加上对传染的恐惧，导致了对患者的放逐，没有任何同情可言。
张静：疾病与我们如影相随。欧美国家的婚礼誓词上说，“无论疾病或者健康，无论贫穷还是富有……”。疾病被放在首要的位置。对于疾病这个人类恒久的伙伴，我们能否给它一个描述，疾病是什么？社会对病人的态度发生着怎样的变化？
秦传安：这个问题太大。西格里斯特对疾病的定义是：疾病是“生物体（或它的某些部分）对异常刺激所作出的异常反应的总和。”这样说来，疾病之于人类，就是一种如影随形的存在，“因为一直以来就存在超出任何生物体的适应能力的刺激。”这一点就像宿命一样不可改变。可以改变、应该改变、而且一直在改变的，是人们看待疾病和病人的态度。总的来说，随着文明的发展，以及人对自身认识的加深，社会看待某些特定疾病和病人的态度，也越来越理性，越来越科学，越来越有“平常心”。最近中国政府相关部门废除对乙肝病毒携带者的一些歧视性规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但立法是一回事，人的思维惯性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习惯总是根深蒂固，人类的集体记忆由来已久，要想改变，也绝非三朝两日便可立竿见影，在这方面，我们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张静：最后一个问题，亨利·欧内斯特·西格里斯特将导致疾病的原因归结为贫穷与无知。现在依然是这样吗？在你看来，面对疾病，我们应该如何自处？
秦传安：贫穷与无知，固然是疾病滋生的温床之一，但这远不是事情的全部。所谓“富贵病”的日益泛滥，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仅仅从疾病本身（生物过程）来考虑疾病问题是远远不够的，忽视个体差异而死认“普遍真理”也是一种偏颇，“科学拜物教”尤须警惕。在我看来，就健康问题而言，没有比积极、乐观的心态更重要的了。负面情绪为疾病的入侵提供了大好时机，这已是举世公认的事实。不妨改一句孔子的话：“病人常戚戚，健者坦荡荡。”古人说“心宽体胖”，因为在饱受营养不良之苦的古人看来，“体胖”大约便是健康的标志了，那么，我们把它改为“心宽体健”，不是很合适的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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