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而言,回族是伊斯兰教中国本土化的产物。其先民滥觞于唐、宋、元时期循着水陆丝绸之路来华的大食、波斯及中亚各族穆斯林商人、贡使、军士、工匠、学者、教士等。回回民族的历史和民族化进程,恰如当代著名回族诗人姚欣则先生的这首诗的描述:

大唐的太阳，
天天从东向西，
亲切地迎着波斯商旅。

色目先辈用汗水，
浇灌过的骆驼刺，
依然在默默回忆，
古丝绸路上的故事。

如船新月，
满载圣洁的白云，
擦试着茫茫人世，
照亮了高原之夜，
照亮了华夏大地。

从此,古老的东方,
便有了戴白帽的民族。①

此诗作于1944年5月4日的甘肃平凉,诗人当时为一名年仅17岁的陇东师范学校学生,透过对本民族历史的感悟,他用诗的语言形象地追叙了中国回族先民主要成分之一的唐代波斯穆斯林商旅,手牵骆驼,沿着漫漫丝路,披星戴月,越过浩瀚的戈壁大漠,来到中国,把波斯文化和伊斯兰文明撒播到了华夏大地,最终与古老的华夏文明氤氲交融,孕育出头戴白帽的回回民族的悠悠历程。

迄今为止的中外历史学家、人类学家业已证明:中国回族穆斯林身体里流淌着波斯人的血液,文化里蕴涵着古老的波斯文明,地处中国西南丝绸之路通衢要冲的云南省,今天生活着60余万回族穆斯林。云南回族穆斯林先民不仅与波斯穆斯林有着血缘上的直接联系,而且从语言、习俗及宗教诸多方面至今仍保留着浓郁的波斯文化痕迹。本文拟据有关史料、文化遗存(Cultural Survivals)及笔者的人类学田野调查资料,就此论题作一扼要介绍,力图为我们深入探讨中国与波斯的文化交流史,提供一份区域性的个案报道。

云南与西亚的古代交通

以研究世界各民族文化发生、发展规律及相互影响为职志的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认为,任何民族之间文化(或文明)的互动,均依赖于彼此之间是否存在相互沟通的孔道。先秦、汉、唐以来,希腊、罗马、阿拉伯、波斯和印度几大文化与中国文化的交流,都得益于水陆丝绸之路的存在。丝绸之路作为古代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曾是联接欧亚大陆的交通动脉。在这条大动脉上,大流士、亚历山大、汉武帝、唐太宗、萨珊朝诸王、阿拉伯帝国哈里发、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帖木耳等,曾相继在此叱咤风云。丝绸之路实际上成为世界古代历史发生、发展的一条主轴。围绕丝绸之路的学术研究,曾诞生过许多杰出的东方学家、汉学家、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然而,大家以往关注更多的是众所周知的北方丝绸之路和海上香料之路,却忽略了另一条更古老的南方丝绸古道——“蜀·身毒道”。这条通道又被学界称为“西南丝绸古道”(The Silk Road via South-west China),始于巴蜀,达于南亚“身毒”(印度)、西亚波斯及阿拉伯半岛。事实上,这条开通于公元前四世纪的“蜀·身毒道”,构成了中国西南云、贵、川、藏、桂、渝数省区与域外的古代交通动脉,而云南又处于这条古道的中枢要冲,因此,云南古代各族与东南亚、南亚、西亚的经济文化交流,主要透过这条古道而发生。



“蜀·身毒道”的发现者是中国西汉武帝时出使西域的大探险家张骞,他于公元前138年奉汉武帝刘彻(BC140- 81)之命出使西域大月氏,曾抵达大夏(今阿富汗北部),于市肆之中惊奇地发现有来自中国西南的“蜀布”和“邛杖”,从当地商人口中得知从四川经云南出缅甸至印度之间,存在着一条古老的交通通道。公元前126年归国后,张骞向汉武帝作了专门报告,将此古道称之为“蜀·身毒道”。翌年,武帝复遣张骞由蜀郡重开西南夷,因昆明游牧部落的阻遏而未果②。此后,“蜀·身毒道”曾先后被太史公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汉书》、晋人常璩《华阳国志》、唐代地理学家贾耽《皇华四达记》、樊绰《蛮书》(又称《云南志》)、汪大渊《岛夷志略》、《元史·地理志》、倪辂《南诏野史》等历代史籍所载录。云南与古代印度、波斯、阿拉伯的交往,正是通过这条古道进行的。目前,学术界对这条古道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据有关学者的系统考证③,云南通往东南亚、南亚和西亚的这条古老丝路,主要由如下六条干线组成:(一)大理经缅甸北部至印度道;(二)大理入缅甸沿伊洛瓦底江出海道;(三)丽江经拉萨至印度道(此道又称“茶马古道”);(四)昆明经蒙自入越南北部(古交)出海道;(五)昆明经南宁入越南北部出海道;(六)西双版纳景洪(又名车里)至缅甸、泰国和老挝道。由这些干道组成的交通网络,自古以来一直是云南与东南亚、南亚和西亚各国人民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国际交通动脉。1975年,云南江川李家山出土的春秋晚期墓葬群第24号墓中,出土了一颗蚀花肉红石髓珠,这种石珠产自印度河流域和西亚一带。同期在滇池东岸出土的晋宁石寨山第7号墓中,还发现了一件盾牌形有翼虎错金镶嵌银带扣④。据专家考证,这种“有翼兽来自波斯”,主要“流行在波斯和北印度”一带⑤。“蜀·身毒道”的存在和这些考古材料的出土,证明了云南与古代波斯、印度的经济文化联系由来已久。及至唐宋时代,云南地区先后由彝族和白族先民建立了南诏(公元649- 936年)和大理国(公元937- 1253年)两大独立的地方政权,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都在今滇西重镇大理古城。在此6个多世纪里,大理曾跻身当时的全球14大城市之列,成为沟通东南亚、南亚和西亚各国的交通枢纽和国际贸易市场⑥。这时的“蜀·身毒道”,又成为了印度释僧和伊斯兰文化载体的波斯、大食及中亚各族穆斯林络绎入滇经商、征战等活动的通途⑦。元、明之后,随着云南穆斯林人口的增长,这条古道除了通商和文化交流外,又成为云南穆斯林远赴天方伊斯兰圣地麦加(Mecca)朝觐的通道,并且被一直使用到今天⑧。

伊斯兰教入滇与波斯的关系

“蜀·身毒道”的存在与伊斯兰教的入滇,同样发生了重要的联系。其中较为重要和直接的有如下数端历史事件、文物遗址及重要人物。



其一,中国正史中最早记载的有关回族先民入滇的路线即是“茶马古道”。据宋代欧阳修、宋祁等人修纂的《新唐书·南诏传》记载:唐德宗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南诏与唐趁吐蕃(今西藏)将主力放到西面同大食(阿拉伯阿拔斯王朝)争夺西域无暇东顾之际,结盟以犄角之势威胁吐蕃,吐蕃因兵源短缺,遂以大酋统率从西域掳入的康(今中亚撒马尔罕Samarkand)和黑衣大食(Abbāsids)穆斯林降兵东来州(今四川西昌)御敌,被南诏与唐的联军所破,两万穆斯林降兵“被掳入滇”⑨。这批穆斯林战俘的东征路线即是丽江至拉萨的茶马道。许多史家认为这是入滇的第一批伊斯兰信徒⑩。据史籍记载,吐蕃与大食贞元时争夺西域的战争,即发生在大食帝国的东部呼罗珊省(Khorasan)与今中亚一带,这一带的居民便是波斯化了的突厥等各族穆斯林。



其二,建于南诏、大理国时代的大理腹地剑川石宝山石窟第九号窟中,镌刻着一尊题名为“波斯国人”的摩崖雕像。这尊石刻雕像自20世纪80年代被报道以来,曾引起了云南史学界和考古学界的广泛关注。一种倾向性的观点认为,这是南诏、大理国时期西亚波斯穆斯林人士途经西南丝绸古道抵达当时的云南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大理地区的有力证据,因为《滇史记》、《南诏野史》中都有波斯人入贡大理国的记载 11。尽管有人对此持有异议,认为是古代的“南海波斯人”,但从雕像的服饰来看,显然“与波斯萨珊王朝(Sassanides)当时衣冠形状有相符之处” 12;从体征而言,则与同时期创作的《张胜温画卷》所刻绘的“天竺十六国王”及邻近石窟中的印度释僧极为相似,都是典型的“高鼻深目、卷发虬髯”的西亚人士,而非“南海”民族;并且“波斯国人”雕像手中所拄手杖,即是古代阿拉伯、波斯伊斯兰教士及今日云南回族穆斯林社区清真寺里阿洪宣讲“卧尔兹”时依照先知圣行使用的“尔撒棍”(权杖) 13。剑川石窟已作为云南省省级文物单位得到了较好的保护。目前,随着云南省为迎接国家西部开发而实施的“民族文化大省建设”构想的启动,云南大学历史系与北京大学历史系有关专家正联合对该石窟及剑川海门口文化遗址进行着系统的研究,相信不久的将来,新的研究成果将会陆续公诸于世。

其三,回族先民大量入滇始自蒙元时代,且多来自波斯化了的西亚、中亚一带,具有鲜明的波斯文化特质。其中又有两次高潮:一次是宋末元初的宪宗三年(公元1253年),元世祖忽必烈与蒙古大将兀良合台统领十万蒙回联军从甘肃临洮出发,经康藏交界之地的茶马古道,“跨革囊”强渡金沙江,奔袭大理国都太和城(今大理市),消灭了大理国段氏集团 14。这批回回军士是忽必烈、兀良合台此前从巴格达(Baghdad)、花剌子模(Khorazm)和中亚布哈拉(Bukhara)一带征发来的波斯、阿拉伯穆斯林。他们中有许多人随着兀良合台对云南边疆各部族的后续证讨而留戍大理、鄯阐(今昆明)、乌蒙(今昭通)等地,成为元初进入云南最早的回族穆斯林 15。



云南回族穆斯林的主要来源,是与元至元十一年(公元1274年)出任云南行省首任平章政事的中亚布哈拉籍回回政治家赛典赤·赡思丁(Sayyid Ajall Omer Shamsal- Din,约1210- 1279年)及其家族的落籍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是元初穆斯林入滇的又一次高潮。据《元史·赛典赤赡思丁传》及云南回族民间保存的大量族谱碑铭记载,赛氏为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第三十一世圣裔,他的五子二十三孙大多落藉云南各地,后来演变成为今天云南回族穆斯林中的赛、纳、马、速、忽、沙、哈、合、撒、金、李、穆、王、杨等十余个望姓大族,构成了云南60万回族人口的一支主力,以致于云南回族普遍将赛典赤·赡思丁认同为自己的始祖 16。因此,任何对云南回族伊斯兰历史文化的研究,都无法离开赛氏家族的影响。在过去的近一个世纪中,史学界在这方面已有诸多著作出版或发表,近年来学术界对其文治武功的现实影响及后裔现状的研究著作,正呈现方兴未艾之势 17。在此,笔者只想根据《元史》本传、《赛典赤家谱》(又名《马氏家乘》)、波斯史学家志费尼(Juvaini,1226- 1283)《世界征服者史》、波斯史家拉施特(Rashid al- Din Fadl Allah,1247- 1318)《史集》(Jāmi`al- Tawārilzh)及有关学者的研究,介绍一下赛典赤家族的圣裔世系及波斯血统。

《元史》本传称:“赛典赤赡思丁,一名乌马儿,回回人,别庵伯尔之裔。其国言`赛典赤',犹华言`贵族'也。”白寿彝先生考证说:“`赛典赤',是Sayyid al- Ajall的音译,是对穆罕默德及其后裔的尊称,有`荣誉的贵族'之义。乌马儿是本名,赡思丁是号,意为`宗教的太阳'。” 18本传中的“别庵伯罕”(Bajghambar)为波斯语,意为“先知”、“圣人”,专指先知穆罕默德 19。“赛典赤”亦音译为“赛夷”,即“赛义德”(Sayyid)的对音,在波斯史学家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的中文本《译名对照》表中,将之解释为“一种尊贵称号,指阿里经忽辛传下来的后人” 20。“忽辛”今译“侯赛因”,为伊斯兰史上第四任哈里发阿里的次子。阿里为先知穆罕默德女儿法蒂玛的丈夫,他的后裔都被尊称为“赛义德”。哈里发阿里有两个儿子,长子为哈桑,其嗣裔尊称为“谢里夫”,次子为侯赛因,又译为忽辛,《赛典赤家谱》记为“侯腮你”,其嗣裔则被尊称为“赛义德”,以区别于阿里长子系的“谢里夫”家族。

根据上述史料和谱牒记载,再核诸先知穆罕默德之后的伊斯兰世系史,我们可以确定赛典赤家族确实是穆圣女婿第四任哈里发阿里次子侯赛因支系的嫡传后代。



赛典赤·赡思丁家族的名字及治理云南的事迹,曾被同时代的波斯史家伊利汗国宰相拉施特记入其波斯文史学名著《史集》之中。《史集》第二卷《成吉思汗之子拖雷汗之子忽必烈合罕纪》第二部分中,曾辟有两个专节介绍赛典赤家族。第一节称:“不花剌(即Bukhara)赛典赤的孙子是在牙剌洼赤以后的至尊忽必烈合罕的宰相,合罕把哈剌章(蒙古语,指云南行省)地区赐予(即委他出任平章政事)了他。… …及至轮到忽必烈合罕作皇帝时,也赏赐了他,并赐他以丞相之职,其子纳昔剌丁(即纳速剌丁Nasiral- Din)则被派去继承他担任哈剌章地区的长官(即平章政事)。他任丞相之职长达二十五年。… …他去世时,被号称为阿札勒(即Ajall,意为极荣耀者)。[其子]纳昔丁(当为纳速剌丁)则照旧为哈剌章的长官,… …还在此之前,纳昔剌丁的一个儿子,名阿不-别克儿,现称为伯颜平章者,就已被派去当了刺桐城(今泉州)的长官。”21另一节说:“已故的赛典赤的孙子之中,有[一个]名叫阿不-别克儿,被合罕赐予伯颜平章之号。… …在忽必烈合罕时代,也当了两年宰相。… …合罕喜欢他所流露出的对臣民的同情,… …赏赐了他很多东西,给他穿上了饰有宝石的衣服,并且把一切重要的事都托付给他办。… …并以其祖父的崇高的名字赛典赤来称呼他。” 22



昆明南城外忠爱坊，元代老昆明人所建，为的是纪念咸阳王赛典赤·赡思丁“忠于君而爱于民”的功德，故称“忠爱坊”

拉施特《史集》中上述这两节对赛典赤·赡思丁本人、其长子纳速剌丁及长孙伯颜的记载和称颂,与《元史》本传是完全吻合的。这也是迄今为止我们所知的古代波斯文献里对赛氏家族唯一的珍贵记载。据纳速剌丁的后代纳为信先生比照元代正史和《赛典赤家谱》谱牒世系研究之后认为,赛氏第二十六世祖纳只闷的所非尔为国王的“阿思补花剌”王国,曾是公元前3世纪时阿萨息斯创建于中亚的一个波斯王朝故地,公元3世纪初时被波斯萨珊王朝所取代。直到公元8世纪末时,辗转于此的哈里发阿里系后裔才得以复兴,灭了河中的波斯萨曼王朝,建立了一个以布哈拉为中心,包括了撒马儿罕、喀什噶尔和伊朗高原呼罗珊省部分地区的阿思补花喇王国。该王国于公元1088年时,才最终被塞尔柱王朝征服 23。对于赛典赤·赡思丁的这位二十六世祖纳只闷的所非尔,当代法籍伊朗学者阿里·玛扎海里(AlyMazahéri,1914- 1991)在其巨著《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第一编第2章《中国人的各种宗教》中,曾据波斯史料特别提到。他说:“事实上,土兰(Touran,波斯古里草原)伊斯兰教在中国所取得的全部成就都应归功于布哈拉的赛义德·祖拜尔(Sayyid Zubayr),即所非尔,他率一批穆斯林教徒于公元1070年到达中国,他们中的部分人均为河中地的商人。他的后裔赡思丁·乌马儿(1210- 1297年)则更以其尊号`大赛夷'(赛典赤)而著名,他成了忽必烈的平章政事,后又成为其将军,因为他征服了云南的古老独立王国并使之皈依了伊斯兰教。” 24阿里·玛扎海里的上述说法中,除赡思丁的卒年与《元史》本传1279年不符(疑为中译本出版时的校对错误),以及说他使云南全省皈依了伊斯兰教过分夸大其辞外,其它情况都与中文史料吻合。赛氏家族的中亚祖地布哈拉在公元819至999年间曾为波斯萨曼王朝的首都,是当时伊斯兰世界最著名的学术中心之一。从上述史料的引证介绍中,我们不难看出,作为云南回族主要族源的穆圣后裔阿里次子侯赛因子嗣的赛典赤·赡思丁家族,其先世在辗转落居中亚布哈拉的数世纪里,已经深受波斯文化影响,打上了不可磨灭的波斯文化烙印。

云南回族民间的波斯文化遗存

从上面两大部分的介绍中我们不难看出,云南回族穆斯林的先民(族源)主要来自于波斯及波斯化了的中亚,其血统中带有鲜明的波斯文化特质。从今天云南回族穆斯林社会的实际生活中,我们仍可以找到许多波斯文化遗存的实证材料。



首先,云南回族民间的伊斯兰经堂的波斯语教学研究具有优良传统。中国回族的经堂教育肇始于明末万历年间的陕西渭南,创始人为回族教育家胡登洲。云南回族的经堂教育发端亦早,在胡登洲的再传弟子中就有两位高材生——“黑云南”(佚名)和马复初(约1794-1874年),“黑云南”学成后即客居陕西讲学未归,马复初得了陕学真传后则回到了云南,并在前人的基础上开创了中国伊斯兰经堂教育的“云南学派”。从经堂教育诞生伊始,波斯语的学习和使用,在云南回族经堂中便取得了与阿拉伯语并驾齐驱的重要地位。马复初本人即精通波斯语,他在教学研究生涯中留下了至少37部阿拉伯文、波斯文和汉文著述。其中的波斯语译著有《道行究竟》(Maqsud),这是一本阐明伊斯兰教苏非派哲理的波斯文著作,马复初于清朝同治初先从波斯文译为阿拉伯文,后又译为汉文,并于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在昆明木刻刊印成书。马复初的高足马联元完善了云南学派的经堂教育体制,他曾据前人讲授波斯语的经验,编写成波斯语语法教材《古文仙法》(音译“基米牙乙”Kimiya')一书,清末刊印后曾流通全国,今天云南回族聚居区的许多经堂学校里少数精通波斯文的老教长还在教学中使用。

由于云南回族民间波斯语教学研究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传统,清代中后期在昆明等地曾木刻刊印了许多云南回族学者的波斯文著作。据笔者调查,今昆明伊斯兰教协会收藏的清代木刻波斯文典籍雕板,经清理完整无缺的至少有十种以上 25。这可能是目前中国国内保存最丰富的一笔珍贵的波斯文化遗产。其中就包括了山东学派代表人物常志美的波斯文文法著作《学习门径》,以及上述马复初、马联元师徒的波斯文著作。此外,笔者手中也收藏有家传及近年搜集到的清末木刻波斯文典籍三种:《满退梗》(逻辑学Mantiq)、马联元著《清真玉柱》(光绪丁酉年1897年昆明南城清真寺刊本)、云南天方书局创始人昆明南城寺原教长沙竹轩(公元1879-1956年)编印的《图表黑窝依》(石印本)。

云南回族寺院里的波斯语教学活动时间实际上要比马复初时代早得多,可能始于元代,因为波斯语、蒙古语和汉语是当时的三种官方语言。据云南回族著名教育家白亮诚先生早年的考证,“(云南)寺院教育,在复初先正以前,多授波斯文之教义” 26。民国10年冬创办于昆明南城清真寺的“云南回教俱进会振学社高等中阿学校”首届学生毕业考试时,曾有一道要求学生把波斯文圣训《福格罗经》译为中文的翻译试题。新中国建立50年来,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云南回族民间的波斯语教学几乎停滞下来,除少数年近耄耋的阿洪精通波斯语外,中青年阿洪及经堂学生中精通波斯语者已不多见。但有一个语言学习现象仍值得我们注意:今天云南回族经堂教学用语中普遍保留着类似北方“小儿锦”的用波斯语发音去学念阿拉伯语字母的方法,云南回族民间称之为“搁字”。毫无疑问,这是波斯语在云南回族经堂教育中的一种特殊传承方式。


除了经堂教育中广泛学习使用波斯语外,云南回族民间的日常生活中也保留着许多古波斯语语汇 27。如云南回族穆斯林日常的宗教生活中“五番拜功”的称谓全是波斯语汇:邦多(Bamdad,晨礼)、撇申(Pashin,晌礼)、底格勒(Digur,晡礼)、沙姆(Shām,昏礼)、霍虎坦(Khuftan,宵礼)。称拜功为乃麻孜(Nāmaz),称经堂学校毕业具有代理教长资格的人为阿洪(Akhung,意即阿拉伯语的教师“吾师它台”),称资助经堂学校学生哈里发的人士为海旺德(Khowand),穆斯林之间互称朵斯提(Duwst意朋友、兄弟),做小净叫阿布德思(Abudast),做礼拜时的召唤词叫发“邦格”(Bang);日常生活中吃饭叫胡鲁丹(Khuludan),生病叫别么(Bimar),称某人叫克思(Kās),请求别人谅解自己叫讨“忽时努”(Khushnudi),诅咒人下地狱称下“多热海”(Duzakh);称主麻日(星期五)前的星期四为旁闪(Pansham),称仇人为都什蛮(Dushman),称对本民族有过重大贡献的先贤、长者为“巴巴”(Papa),如大家尊称赛典赤·赡思丁为咸阳王巴巴(咸阳王为忽必烈赐赛氏封号),称云南回族穆斯林历史上的几位经学大师为马注巴巴、马复初巴巴、马联元巴巴、蔡老巴巴、保老巴巴等。此外,善于经商贸易的云南回族穆斯林,在交易过程中还保留了一套民族内部成员间讨价还价的据说来源于波斯语的数词(提出于此,就教方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分别叫做“奇、假、元、吊、拐、闹、柴、盘、坎、祥”,若要表示相应数量单位,只须在这些数词后加上相应的百、千、万等量词即可流畅表达。

以上这些日常生活、宗教和经济活动中的古波斯语常用语汇,在云南回族民间一代代口耳传承下来,已经成为云南回族成员之间互相认同穆斯林身份的特殊用语,自古迄今,可谓妇孺尽知,家喻户晓,在云南回族社会中通行无阻。

波斯文化在云南回族穆斯林民间的遗存,除了上述的大量古波斯语语汇外,还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突出表现:每年除了过传统的古尔邦节、开斋节、圣纪节、亡人节(为云南回族所独有的纪念清末回民反清起义中罹难先人的忌日活动)外,还专门过一个纪念伊斯兰教第四任哈里发阿里之妻、先知穆罕默德女儿法蒂玛(Fātima)的姑太节。做姑太节的历史由来已久,在云南各地许多清真寺的功德碑中都有记载。在殡礼“者那则”仪式过程中要举行传递“伊斯科特”(阿语al- Isqāt,意为罚赎);男女青年婚礼中念“尼卡哈”(阿语Nikāh,念证婚词)之后,阿洪要抓一把糖果、硬币撒向新郎新娘,寓有祝新人婚姻甜蜜美满、生活富裕之意。据许多阿洪和乡老介绍,这些习俗均来自波斯及中亚地区。在节日及各种待客宴席中,主人都要将席上煮熟切片(块)的牛羊肉或鸡鹅鸭肉等主菜,按人头平均分发请客人带回去与家人分享。据在中东地区从事新闻工作多年的《中国建设》杂志阿文版主编程德淦先生访问赛典赤后裔村庄通海县纳家营后认为,云南回族穆斯林这一待客饮食习俗,源于蒙元时代帖木耳统治下的波斯中亚地区穆斯林待客的古老习俗 28。最后,笔者还要补充一个最新的实例:今年4月4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德黑兰大学著名波斯语专家苏图德教授(Dr.GH.R.Sotoudeh)访问云南大学,在学术座谈中从我的一名同事杨经德博士处偶然见到一张云南大理回族乡村经堂学校哈里发毕业仪式照片,经过仔细观察辨认后,苏教授认为毕业的哈里发身著绿绒尼大衣,头戴圆形尖顶帽,帽沿四围以白色或金黄色绸布缠头的服饰装束,是一千年前波斯流行的一种男子装束。看着照片,苏教授和我们都显得异常兴奋,都深信云南回族先民与波斯穆斯林之间,无论从血缘上或文化传统上,彼此一定存在着某种悠久而亲密的关系。

结语

透过上述各部分的引证分析,我们不难看出:被称为西南丝绸之路的“蜀·身毒道”的存在,使得地处中国西南边陲一隅的云南,与相去万里之遥的西亚波斯(今伊朗)及波斯化了的中亚之间,从春秋晚期开始便经由印度等地而发生了经济文化交流。从公元10世纪至13世纪的唐、宋时期,作为统治云南地区的两大地方政权南诏、大理国首府的大理城,曾跻身当时的世界14大都市之一,吸引着天竺、波斯商贾络绎前来互市交易。蒙元以降,蒙回联军灭大理国,忽必烈委派具有波斯血统的穆圣后裔布哈拉回回政治家赛典赤·赡思丁出任云南首任平章政事,其子孙相继为官而落籍云南,遂成为今日云南回族中的十余个大姓望族之元祖。赛氏家族鲜明的波斯血统,使得云南回族较诸其它省区回族同胞,从对波斯语言的习用到日常的宗教、经济、饮食、礼俗乃至民族传统服饰各方面,都打上了深深的波斯文化烙印。

笔者认为,云南回族社会中今天俯拾即是的波斯文化遗存,从一个侧面展示了云南回族与波斯的文化渊源,为我们重温昔日水陆丝绸之路上中波文化交流的辉煌,重构面向21世纪的中伊文化交流的灿烂蓝图,提供了一份区域性的有益参照。

注释：
①姚欣则:《徒步集·高原的太阳和月亮》,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0。
②《史记·西南夷列传》。
③参见徐冶等《南方丝绸之路》,云南民族出版社,1987;郭来喜:《连接中原与南亚的西南古道》,文载台湾《大地地理杂志》1990年10月号;方铁:《云南地区至邻国交通史略》,文收《中国边疆研究通报》,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
④ ⑤云南省博物馆编:《云南江川李家山古墓群发掘报告》,转引自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68— 6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⑥《春城晚报》(昆明)2000年5月5日头版报导:王明达《世界城市发展史研究成果表明———千年前大理曾跻身全球大城市之列》。
⑦姚继德:《西南丝绸古道与伊斯兰教入滇考》,刊台湾《思与言》杂志第32卷第1期(1994年3月)。
⑧姚继德:《云南穆斯林朝觐小史》,刊《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3)。
⑨夏光南:《元代云南史地丛考·滇事蠡测》,199— 200页,中华书局。
⑩参见张日铭《唐代中国之伊斯兰教徒》(Les Musulman Sous La Chine des Tang:618- 905)119页,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0;李兴华等:《中国伊斯兰教史》,4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以及⑨。
11  12  13参见王胞生《剑川石宝山波斯国人刻像刍议》,刊《云南回族社会历史调查》(二),云南民族出版社,1985;马兴东:《元代以前有关云南回族族源问题的进一步探讨》,刊《云南社会科学》,1990(2);《唐宋文献缺乏有关波斯大食人入滇的原因》,刊《思想战线》,1992(2);叶桐:《剑川石窟“波斯国人”雕像辩析》,刊《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8(1)。
14《元世祖平云南碑》,大理市文物保护管理所1990年注释本。

来源：《回族研究》200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