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届新月文学奖入围作品
作者：刘梓琳（广东·汉族）
南海沿岸的珠三角，素来以商贸繁荣、文化多元而闻名于世。在长达千年的发展脉络中，来自中国不同地区、甚至世界不同角落的人，以不一样的身份定居于此，构成多姿多彩的岭南文化。
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主力军之一，来自中东与南亚的侨商“蕃客”，也在这个地方留下自己的痕迹，例如兼作宣礼与照明海路两个作用的怀圣寺光塔、皮肤黝黑却身着唐装的“番鬼望波罗”，还有以光塔街为核心的“蕃坊”。
由唐至明，这些籍贯多元的穆斯林后裔继承并发展着广东古老的伊斯兰教社区——“蕃坊”，使得在岭南地区得以形成一批籍贯多元、同时一定程度上已经本土化的回民社群，他们展示出来的多元文化，成为岭南的一颗明亮的玛瑙。
万历十四年（约1586~1587年），在岭南的香山（包括今中山、珠海与澳门）境内，已经有关于回民的活动记载：“回回附舶香山濠镜澳贸易”（见蔡汝贤的《东夷图说》）。
不过，相比起广州光塔街、肇庆高要等岭南回民聚居区，当时的香山本身是一个平凡的渔港，而隶属于其范围内的“濠镜澳”——即今天的澳门，刚刚入驻第一批葡萄牙冒险者。因此，早期澳门有关穆斯林的记载，自此之后便是来自东非的“摩罗兵团”（The Soldiers of Morous）和南亚穆斯林客商（初期古吉拉特人居多，后期巴基斯坦人占多数），作为中国文化背景的本土化穆斯林族群——回民，在澳门的记载相对其他穆斯林群体而言很少。关于他们的记载，自蔡汝贤的文书以后，便进入默默无闻的状态——一直到抗日战争时期。
基于对岭南回民课题的研究，以及在澳门大学就读硕士课程的两年，我多次到访澳门回教坟场与清真寺（两者是相连的），里面的墓碑大致是如此分布——“华洋各半”，但华人穆斯林墓碑的时间跨度从1939年至1962年为多，尤其是1939~1945年之间。从这些斑驳的碑刻中，无声地叙述出一段血泪史——抗日战争时期岭南回民的落难经历。
1960年代以来，澳门社会治安短暂地出现不稳的情况，以及大海彼岸香港的快速发展，和许多不愿意卷入冲突的澳门华人一样，绝大多数这些穆斯林墓碑主人的后裔不得不离开承载着自己几十年人生起落记忆的澳门。现在在澳门清真寺礼拜的穆斯林，难寻华人面孔，仅有的少数华人穆斯林，也已经是上了年纪的老人，而且这些老人与抗日战争时期的经历大多数没有直接联系。
所幸的是，时至今日，关于这些事情的资料，还是有所保存，使得我得以根据这些线索予以查询，这对于亲历者和幸存者而言，均是非常大的安慰。一方面随着对课题的深入探讨，例如进一步阅读相关书籍，采访澳门街坊，到清真寺及墓地实地考察，通过这些方式，许多关于澳门回民的碎片化记忆被一步步发掘出来；另一方面在走访香港的过程中，我有幸找到一部分当年旅居澳门的回民与一些已故者的后裔，他们大多数不仅仅记得自己先辈在澳门的经历，自己本身也或多或少亲历这些事情。
在一系列的线索整理下，这一段沉默的历史也逐步整理出来。我也以自己的绵薄之力，对已收集到的资料作简单叙事，希望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能多陪耄耋之年的长辈聊天，了解并铭记这一段历史——毕竟家国情怀与血脉相连，并不是一系列空洞的口号。
这是几代人的情感联结，以及刻骨铭心的历史记忆。
出海的船只：沦陷前夜的流亡者
“你要问我对于广州有没有什么印象，老实说真没有，因为我出生没多久就是抗日战争，那个时候日军进攻广州，为了保护我们一家老小，父亲就抱着我，和阿爷太太（广东回民习惯于称呼奶奶为‘太太’）妈妈一起逃到澳门避难。我本身是出生在广州，但我对于广州的印象几乎为零。”
对于父亲早期的人生经历，尤其是在广州的记录，受访时已经82岁的保慧贤哈芝太（2018年3月采访，“哈芝太”指代去过麦加朝觐的穆斯林女性，多用于香港）表示这一段经历对她而言其实是比较空白的。在保宗器医生众多孩子中，保慧贤哈芝太最为年长。
不过，基于一系列可寻的资料，保宗器医生在迁居澳门之前的一些早期记录，其实还是可以大致还原的：
1913年保宗器医生出生于广州，经名艾哈迈德（这个讯息在香港柴湾回教坟场可以予以佐证），是乡老保其亨（字“定孙”，1884~1976）的独生子、保熊振（1849~1925）的长孙。他们出身自广州本地回民望族“庆善堂”保氏家族，这个家族在近代历史最宝贵，也是最为街坊熟知的记载，莫过于“牙医世家”的美誉。自八代长孙女保石珍医生1910年代执业以来，“宗”（八代孙）“延”（九代孙）两辈都培养出优秀的牙医，其中“宗”字辈最为典型。与众多堂兄弟一样，保宗器医生年轻的时候就已经掌握娴熟的牙医治疗技术，不仅仅在广州把自家牙医诊所做得有声有色，而且还得以迎娶名门望族的穆斯林女士杨全卿夫人（1918~2000），当时家族内部为此写了一首藏头诗祝贺他们的新婚：
“宗荣子贵喜华庭，器大欣成伟业兴。全心眷属齐天乐，卿貌生辉笑语盈”（即为“宗器；全卿”，此藏头诗存于广州，幸得保宗器医生之堂侄保延忠先生提供）
在1936年，杨全卿夫人诞下保慧贤哈芝太，当时对于家族而言无疑是一件喜事，因此爷爷保其亨请阿訇为这位新生孙女取了一个伊斯兰教经名——哈瓦（Hawa），即西方语境中的“夏娃”，寓意着家族的新生。可以想象，当时家族正处于繁荣的上升期，例如几位牙医在1937年的大合影，或多或少就可看出家族在事业上的兴盛：
1937年保氏兄弟合影，《广州保庆善堂族谱》第92页，保宗器医生在上方右边
但也在1937年，伴随着卢沟桥事变的爆发，日军进一步加强对中国的大面积入侵，广东的省府广州也遭遇日军的空袭。面对敌人浩浩荡荡的入侵，不愿意在沦陷区接受敌人辱没的广州居民有两个选择：北上迁居韶州（数年后更名韶关），南下移居港澳。为了保护家人，保宗器医生选择带着父母、妹妹以及襁褓中的女儿，随同嫁到金家的姑妈一起迁居澳门。具体的流亡过程已无人可还原，从之后他们留在澳门可考的痕迹看，是悲痛的开始。
因为，年迈的金保氏，离开广州的时候已经是67岁高龄，其子孙大多也惨遭战火波及，或年纪轻轻就不幸罹难，或带着身心伤痕越过大海。面对这样的打击，金保氏老太太在暂居澳门不久之后便得了重病，在1941年与世长辞，归真时71岁。
而在老太太归真之前，也有一位上年纪的阿訇在此与世长辞并同样落葬回教坟场，这位阿訇便是近代广州著名的伊斯兰教经师，大伊玛目杨瑞生阿訇（1863~1939）。
杨瑞生阿訇的生平事迹，大多见载于广东回族-伊斯兰教的文史资料，以及相关的一些报刊。而文史资料最近一次对杨阿訇进行系统整理，是在1980年代中后期，当时杨阿訇的家人已经回到广州与香港，其最年轻的两个儿子当时也已经是“耄耋之年”，对于先父已有的资料可能无法有效还原。因此这位在教门内知名度很高的教长，反而难以还原其人生绝大多数的经历，也难以考察广州经堂教育的发展史。
但根据众多资料的汇集显示，杨瑞生阿訇不仅仅是教众心目中德高望重的大伊玛目，而且有最基本的家国情怀——家国情怀并不体现着口号上，而是发自内心对于故土的感情和坚守风骨的气节。当时日本占领华北与珠三角以后，重新建立一系列所谓的“自治机构”，逼迫滞留当地的士绅为他们服务，以这些方式用于伪政府的管理，进一步压迫各阶层的中国人民。
在这种背景下，占据广州之前，日军与汉奸计划在华南地区建立各宗教的“自治机构”，安插各类特务势力，来协助伪政府在民众精神生活的管理。作为扎根光塔社区、立足广州核心区域逾千年的穆斯林，也难逃他们的魔爪。广州曾经出现过“左久间闹剧”，甚至一度影响教务的正常运作——一位姓左久间的日本特务冒称是回族左姓贤达的儿子，在广州回民社区开展亲日宣传——今日我们可以看出破绽所在，左久间（其实应该写为“佐久间”）是日本一个比较常用的姓氏，但在通讯不发达的1930年代，没有人知道“左久间”是日本姓氏，而这位特务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和穆斯林的文化信仰都有较多的了解，因此迷惑了一部分不知情的群众，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教务的正常运作。基于这个背景，有汉奸通过这位“左公子”的影响力，试图说服杨瑞生阿訇与日本人合作。
当时杨瑞生阿訇已经是风烛残年，身体状况不乐观，且亲身经历日军对同胞的迫害，他深知日军对于华南的企图。为了保住自己的晚节，同时也不希望光塔寺的名望毁于一旦，因此与众子孙启程前往澳门，在弥留之际依然主持澳门清真寺的教务，直到1939年归真。
而杨瑞生阿訇门下的海里凡（学生），明白教长的良苦用心，在抗日战争期间没有参与伪政府的“自治会”，反而以各种方式支持民众缓解或反抗敌军的迫害，以此遏制了闹剧的落实，确保了光塔寺的名节得以保存。
杨瑞生阿訇之墓，笔者摄于澳门回教坟场，2019年7月
除了杨瑞生阿訇之外，一些经学学者和回民贤达也在战乱爆发伊始、故土尚未被敌寇完全占领的时候，带着家眷离开广州，选择香港和澳门作为暂居的避难所，并且在这两个还没有回归祖国的地区，协助一些难民营的建立，以方便接应越来越多的流亡同胞。
只是，之后历史的发展动态，更进一步使得逃难者的处境进一步恶化。因为另外一个粤胞南下越海的避难点——香港，也在风雨飘渺中沦落敌手。占领香港的英国在二战中期，在这块被自己占领的土地上，于1942年投降进一步扩张的日军。
斑驳的经字：青苔下的血泪
上文有叙述，在抗日战争期间落葬于澳门回教坟场的华人穆斯林墓碑，现今依旧留存的有不少。在这些墓碑上，斑驳的经字“泰斯米”（穆斯林墓碑上用阿拉伯文经文以示祷告，意思是“以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无声诉说着一段段凄惨的往事。
保宗器医生长子保延真之墓，澳门回教坟场，顶上有不清晰的“经字”，摄于2017年11月
“看着弟弟妹妹相继断气，我回想起来依然非常伤心，直到我三妹出生之前很长一段时间（1946年），家里面就我一个孩子。”
保慧贤哈芝太回忆起两个夭折的弟弟妹妹，心里面非常难受。在1940年代的头五年，刚到而立之年的保宗器医生迎来两个孩子的诞生，但这两个孩子都在非常年幼的时候，因为物资的极度匮乏、医疗条件严重的滞后，相继夭折，其中一个孩子夭折的时候“尚在襁褓之中”。
两个孩子小小的墓地，便坐落于姑婆墓碑的旁边，除了姓名与泰斯米，连出生年月都没有准确记载。现今对两个不幸夭折孩子还留有真实记忆的，只剩下他们年过八旬的姐姐。
与此同时，保慧贤哈芝太的表亲，来自她母亲“敬修堂”杨氏家族的一家人，也从原本避难的香港处落难而来。当年名扬岭南、在近代中国外交史上有一笔重墨的敬修堂杨氏外交三兄弟，他们的传奇终结于濠镜海滨的回教坟场。
“敬修堂”杨氏家族与“庆善堂”保氏家族一样，都是籍贯东北的回族武官世家出身，因此长期相互联姻。至杨靖（字安民，1803~1854）这一代时，由于杨靖与其次子杨朝生（1824~1854）均在咸丰四年七月初二战死于太平天国起义，杨朝生的遗孤杨枢（1847~1917）在叔父杨朝赓的帮助下继承了祖辈的荣誉。后来在1900年代初期，杨枢成为清政府最后一批驻日公使，在他的带动下，他自己的女婿马廷亮（约1865~1925），以及杨靖另外两个孙子杨晟（杨朝赓之子，早年被过继给长年无子的叔父杨朝汉，1863~1927？，杨晟于1927年被政敌绑架失踪）与杨佑（杨朝汉次子，实际为独子，1882~1944）均为清末民初的外交官。
杨佑是杨靖最小的孙子，与同一祖父的堂哥杨枢相差近40岁（杨靖的孙子中，杨佑排行第六，杨枢排行第二），在堂哥的教导下，杨佑习得日语与朝鲜语，并在民国时期驻扎在日本福冈和朝鲜元山。1937年，其长女杨殿玥（1913~2006）在香港诞下长孙女，结束外交工作而回到广州的杨佑亲自为孙女取名为“香君”，意即香港的君子，经名佳美娜（Jaminah）。
然而战乱的波及，使得敌军开始计划拉拢这位兼通日语与朝鲜语的前外交官，杨佑不愿意在暮年之际失去名节，便与妻子哈氏带着两个未成年的儿子前往香港投靠女儿女婿，结果好景不长，到了1942年，香港沦陷，担任日语翻译的杨殿玥夫人不愿事敌——“母亲亲眼目睹日本人是怎么样虐待、殴打我们中国同胞，不忍心替他们做事”，因此决定辞职。日本人此前已经知道杨佑不合作的态度，在占领香港后，加紧对杨佑的迫害，无奈之下当时已身患重病的杨佑只能拖着病弱的身体，一家十余口坐着牛车，前往码头，以期离开香港前往澳门。
在流亡的路上，死亡充斥着香港的大街小巷，年幼的王香君哈芝太看到被割肉的儿童遗体，自此对战争有着发自内心的痛恨——“这个小孩，是被恶人拿去做人肉叉烧包，战争的残酷可想而知！”
尽管受访时已经年过八旬，距离惨剧也已经70余年，对于沿路的难胞遗体，以及之后外公在澳门的重病直至归真，这些事情都给王香君哈芝太留下非常深刻的心理阴影——到达澳门之后，刚刚满60岁的杨佑迅速病倒，仅仅过了两年，年仅62岁的杨佑——师承堂兄，在清末民初以精通日语和朝鲜语誉满外交界的穆斯林外交官，带着对故乡的眷念，以及对未来的不安不幸离世。
杨佑的墓碑，笔者摄于2017年11月，澳门回教坟场
杨佑的墓碑至今依然树立在澳门回教坟场的内侧，青苔随着近80年的风雨已然布满墓碑，但泰斯米以及下面的中文铭文依旧清晰可见：
“先考杨公讳佑字季民之墓，大中华民国派驻日本福冈、朝鲜元山领事，前清光绪九年（1882）元月十四日生，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十月十一日殁”
战后杨佑的子孙基本上都回到香港，所幸的是，其中相当大一部分后裔依然心系教门内事务和连接粤港澳之间的联系，例如王香君哈芝太，因此我也有机会与老人家交谈，了解到一位外交官最后的岁月剪影。老人家至今还记得，在澳门避难期间，她们明白了什么是“家国情怀”——这是外祖父用生命和血泪书写的“遗书”。历经70余年，经字早已斑驳，但字字珠玑。
赈济与讲经：避难时期的生活记录拾遗
“在澳门，抗日战争期间，整个海边都是受苦受难的难胞。”
保慧贤哈芝太回想起童年时代，除了因弟弟妹妹的夭折而感到的伤感，也有对于抗日战争后三年澳门混乱秩序的无奈。例如有一次家里的保姆抱着保慧贤哈芝太去幼儿园，她刚刚拿出家里定额的绿豆饼早餐，一下子就被路边的难童一抢而空，“基本上每个早上都要饿肚子”。
即使是当时在澳门有一定积蓄的保宗器医生（牙医是高收入行业），由于自己把大半的粮食都拿出去赈济难民，除了继续雇佣保姆以照顾年幼的女儿之外，事实上的积蓄都所剩无几，为此无论老幼，家人饿肚子是常有的事情。
不过由于保宗器医生在这个时期一直积极支持难民的赈济，加上自己高明的医术，所以在战后很长一段时间都得到街坊的支持——这一点得到一部分老街坊的确认。“他不拜关公（街坊没有意识到保宗器医生是因为信仰伊斯兰教而没有参拜关二爷），但却学关帝之义。”
而杨佑的遗孀哈氏也参与了赈济。除了日常的捐物资以外，王香君哈芝太在回忆中了解到外婆收养了两个非穆斯林孩子，一方面对她们细心照料，另一方面也不勉强她们追随自己的宗教信仰，所以这个举动，使得王香君哈芝太有了两位不同信仰的小姨——血缘以外的亲情。
与此同时，在杨瑞生阿訇归真的第三年（1942年），39岁的年轻阿訇马志超来到澳门。这位年轻的经师非常珍视老“吾师台”（导师）当年在澳门留下的学脉记忆，因此在澳门接过中断三年的掌教经学，在讲经过程中为港澳穆斯林群众留下非常重要的文本——《伊斯兰三字经》，用简明扼要的词汇，结合中国文化的传统用辞，归纳总结教门的思想。在此期间，马志超阿訇也积极协助难民营的完善，在一些报刊里有提及他与南亚穆斯林贤达的合作。
马志超阿訇在1948年香港萨氏家族聚会中的照片，第二年以46岁英年归真
结语：斑驳中的光芒
自1931年在东北燃起的战火，到1945年中国各地的光复，持续多年的抗日战争在漫长的二十世纪，客观上是短暂的。然而这“短暂”的时间，对于大多数中国人而言却是一场永远不能忘却的浩劫——这是濒临国破的灾难。对于绝大多数手无寸铁的老百姓而言，能在战火中留下火种，以自己力所能及的方式支持国家，已经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基于萨拉查政府在二战期间自始至终的中立立场，处于葡萄牙统治下的澳门成为全中国唯一一个既没有被日军占领，也没有遭到日军正式宣战的区域（尽管日军的战火亦没有烧到中国的西北与青藏高原，但名义上这些地区已经属于战区），在这种情况下，大批来自珠三角的老百姓流散港澳——尤其是1942年香港沦陷以后，澳门成为南海之滨唯一一个无硝烟的土壤。
但葡国政府对于落难的中国人，采取的是消极且不作为态度，使得国人之间不得不尽力自救，在澳门街的每个角落，涉及到难胞的话题，总是死亡和新生、饥饿和生存、悲痛与希望交织在一起。
作为中国人一部分的回民，他们与其他受苦受难的同胞一样，在短暂的数年里经历着巨大的考验，有的目睹孩儿夭折，有的相互扶持以求生存。墓碑上斑驳的经字，寓意着他们面对亲人的最后一刻，表达信仰的最终关怀；而他们在一次次“者那则”（Jenazzah，穆斯林的葬礼仪式）之后，不得不重新振作，以期继续支持还活着的同胞——无论是教门内部的信众，还是来自不同地区的汉族难胞。
行医中的保宗器医生（中间），摄于1950年代中后期，图片来源于保慧贤哈芝太
在避难期间，他们深知，澳门的同胞如果想真正获得尊严，必然是回归祖国之后才能得到的。“我爸爸一直告诫我们，我们是中国人！”无论是在葡据澳门还是英据香港，保宗器医生始终告诫孩子必须铭记自己是中国人。子孙们遗憾的是，老医生虽然得以亲历香港回归，却没能等到1999年12月——这一年的5月24日，在子孙及外曾孙的陪伴下，保宗器医生走完86年的人生。
相比起汗牛充栋的文献，历史叙事是碎片化的，甚至大多数是基于个体的主观记忆，可能对于治史而言，如果想确保尽可能多的准确性，的确有一定的难度。但已有的痕迹，似乎在帮助治史者还原战火中的历史——斑驳的经字，代表着的不仅仅是对亡者的悼念，也代表着，生者以自身留存的光芒，为难胞照亮前进的道路——在这个道路上，弥漫着因国难而形成的巨大死亡阴影。
如今，当年的幸存者绝大多数已经归为黄土，而他们之中最为年幼的一批亲历者，全部也已步入耄耋之年，他们/她们的记忆伴随着时间流逝和自身的老迈而日趋淡化——没有人愿意真的去完完整整记住最惨痛的时刻，也没有人能够与客观的时间抗衡，做到永恒的青春与健康。但，只要治史者有一颗人文情怀，对于每一个材料——无论是否完全切合实际情况（事实上只能做到尽可能趋近实际情况，而无法百分百还原），都应该抱以最基本的“温情与敬意”，至少这段历史不会被忘却，这段传承也终究会保持着。
毕竟，这份属于人性的记叙，在斑驳的遗迹中，由当年救亡图存的泪珠凝结着，闪烁出灾难之外的光芒，鼓励着每一个身处战乱的人坚强活下去。（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