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星峡，并非峡谷，而是隘口。由河西走廊进入东疆的必经之处。素有新疆东大门“第一咽喉重镇”之称。雄踞于丝绸古道上的险关要隘，四面峰峦叠嶂，一条S形的山路蜿蜒其间，两旁危岩峭壁，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不仅是新疆和甘肃的分界线，同时也是两种不同文化风格的分水岭。对于新疆人而言星星峡就是一堵院墙，过了院墙就算是出疆了。反之亦然。



同治十二年（1873年）七月，白彦虎率部抵达哈密，与维吾尔族头目玉素皮联合，攻占哈密王城。八月，白彦虎掳哈密王之母至吐鲁番，投靠了占据新疆的外来侵略者阿古柏。

其间，白彦虎大约经历过这样几件事：

1．在由肃州（酒泉）进入新疆时，部下中就有人对他说：“您可要想好了，出了这里（星星峡），再回来就难了。”据说，白彦虎犹豫了很久，但他已经没有退路了。

2. 中亚东干人中流传着“白彦虎杀嫂”的故事。白彦虎部队进入新疆之后，由于生态条件恶劣，队伍中伤病员太多，军中人心不稳，情绪低落。当白彦虎部队走到吐鲁番与乌鲁木齐之间的一个驻地时，白彦虎的亲嫂（白彦虎之兄白彦龙的妻子）在灶房做饭时大发牢骚，埋怨白彦虎不知要将他们带向何处。她一边往灶里填柴，一边发牢骚。正好白彦虎身佩宝刀走到她身后，旁边一批人为她捏了一把汗。她一见白彦虎，声音更高了，白彦虎一怒之下杀了亲嫂。（胡振华主编《中亚东干学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

3. 入侵新疆的阿古柏派来自己的儿子，与白彦虎“谈判”，白彦虎接受了阿古柏的军事援助并与之建立了军事同盟，充当了阿古柏在北疆地区的“代理人”。



三件事都是为了生存下去，第一、第二件事不需要太多评论与赘述，第三件事比较“复杂”一些，但要说它复杂其实它也很简单。对此，中央民族大学丁宏在其论文《关于白彦虎之复议》有所涉及，称：为了寻求生路和可供利用的力量，他（白彦虎）选择了同样也打着反清旗号但却是入侵中国的阿古柏。他做了这样的选择，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双方都共同信仰伊斯兰教。

又说：回族是历史上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人在伊斯兰教纽带下凝聚的结果……具体到白彦虎，他也未能从时代的局限性中解脱出来，在他看来，“天下回回是一家”，他们有相似的风俗习惯和宗教活动，这是他们认同的重要准则。（回族研究2001年第1期）

“穆斯林彼此皆兄弟”、“天下穆斯林是一家”学说的创立者是伊斯兰先知、广大穆斯林认为安拉派遣人类的最后一位使者穆罕默德。他说，“信士与信士，如墙上之砖，互相维系”、“穆斯林应互相仁慈，互相友爱，犹如一个身体，当身体的某一部分生病时，其它部分都为他难过。”

对此，伊斯兰学者谢赫伊本·泰米耶说：“所有的善均在于公正和公平，所有的恶均在于压迫和不公，所以对每一个人而言，在每一件事情中公正是责无旁贷的义务，在每一件事情中不公正是教法禁止的行为，所以从根本上来说，不能欺负和压迫任何人，无论他是一个穆斯林、或者是非穆斯林、或者是欺负和迫害别人的人都一样。”

白彦虎是个虔诚的穆斯林，认为“天下回回是一家”，但在阿古柏那里他不过是一个被利用的工具。有一件事很能说明问题：正当左宗棠部署进攻新疆南八城之际，英国侵略者担心阿古柏有覆亡的危险便出面干涉，建议由阿古柏的儿子伯克·胡里向中国交出新疆南路东部4城（喀喇沙尔、库车、阿克苏和乌什），作为交换条件，乞求清廷允许他保留西部4城（叶尔羌、英吉沙尔、和阗和喀什噶尔），以喀什噶尔的名义作为一个“国家”继续存在。

清政府征询左宗棠的意见，左宗棠指出：英国人想立别国，为什么不在英国或别的地方去建立，偏偏要索取我国肥沃土地？他们显然是借建置别国之名，行蚕食中国之实。在两次鸦片战争中，英国人“恃其船炮，横行海上，犹谓只索埠头，不取土地，今则并索及疆土矣。彼因图为印度增一屏障，此何可许？”对此，左宗棠指示刘锦棠说，喀什噶尔是我国固有领土，清军的任务是蹑踪追剿，尽复疆土。如果英国人无理纠缠，或让他们到肃州大营来说话。左宗棠这一正确立场得到了清廷的支持，挫败了英国人的阴谋。

然而，在这之前，阿古柏及其子伯克·胡里并不是这么“交换”的，他们的想法是把投降了的白彦虎交出去，所谓“愿缚送白彦虎，缴回南八城，以赎死罪”。不但不信任白彦虎，反而想要以白彦虎换得他们非正常的、不正当的利益。也就是说，白彦虎因为都是穆斯林，把阿古柏及其子伯克·胡里当“一家人”，但在阿古柏及其子伯克·胡里的心中白彦虎不过是个“外人”。而这又让人作何感想呢？

据说，白彦虎逃入俄境，去世前难以瞑目，一再叮嘱后人：若有一天，你们回家乡，一定要到西安府的西城门，把城门使劲地叩响，让我听，那时，我就和你们一起回到了家乡！

叶落归根，爱国是信仰的一部分。有国才有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