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德珍阿訇

文/马斌

萧德珍阿訇

【摘要】我国伊斯兰教伊赫瓦尼教派著名阿訇萧德珍受阿拉伯瓦哈比思想的影响，结合中国伊斯兰教实际情况著书立说，大力倡导改革，积极宣传伊赫瓦尼思想。本文简析了他的思想及其与瓦哈比思想之异同以及该派在西安地区得以传播的社会因素。
 

图为洒金桥清真西寺

      清末民初，受阿拉伯伊斯兰瓦哈比运动的影响，我国回族穆斯林兴起了文化运动，在发展穆斯林文化教育，推动穆斯林社会全面发展的大前提下，西安地区的回族伊斯兰教中也兴起了改革的浪潮。著名经师刘遇真朝觐归来，在"凭经立教、尊经革俗"的口号下，拉开了改革的序幕。在这一活动中，刘遇真的弟子萧德珍阿訇译著的《醒迷要录》，提出“人心不死、大道复生”的口号，将这一改良行动推向高潮，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新兴的瓦哈比思潮与传统的思想发生了撞击，曾一度引发了“闹教”，从此，西安地区伊斯兰教中出现了一个新的支派，即“伊赫瓦尼派”。

图为洒金桥清真西寺
 

一、萧德珍与《醒迷要录》的传播

      《醒迷要录》于民国五年（1916年）八月、九月两次印刷刊出，在西安地区，乃至全国产生了较广泛的影响。它是研究我国伊斯兰教，特别是伊赫瓦尼教派的重要资料。

      《醒迷要录》的译著者萧德珍（1884年—1947年），字毓清，天津人，是一个"经汉两家学问"的阿訇，是西安伊赫瓦尼创始人刘遇真的得意门生，也是刘遇真的女婿，成家后落户西安。他还是我国著名阿訇王静斋的姨表兄弟，与著名阿訇达浦生、哈德成、马松亭关系甚密，达浦生等人每次到西安来都要与萧德珍聚会，或者就住在萧德珍任职的洒金桥清真西寺内。
 

图为萧德珍阿訇与女儿

      萧德珍于1904年拜师求学于刘遇真阿訇门下，深受其伊赫瓦尼思想的影响。刘遇真曾两次前往麦加朝觐，第二次朝觐之后又在麦加留学一年，对沙特阿拉伯历史、文化以及社会状况，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理解。回国后，他感到当时西安的教门礼仪及传统习俗诸多方面同沙特阿拉伯的状况存在很大的差距，认为伊斯兰教在中国漫长的传播与发展中受到佛、道教及儒学思想的侵染。因此，他主张必须对一些旧的传统习俗进行改革，强调应严遵伊斯兰教律，即“凭经立教、遵经革俗”以排除外来影响。于是，他开始遂向弟子们讲授他从沙特带回的经典，介绍沙特阿拉伯伊斯兰教情况，宣传瓦哈比思想。刘遇真的言传身教对萧德珍的思想产生深刻的影响。
 

图为萧德珍阿訇姑表兄王静斋大阿訇

      1914年，萧德珍的师傅刘遇真在西安洒金桥清真寺首次推出“有益于生者，忠诚于死者”①的12条有关教律的改革方案后，在西安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得到了部分坊民的支持，同时，也遭到了部分坊民的反对，遇到了很大的阻力。面对伊赫瓦尼思想在坊民中宣传受挫的局面，萧德珍意识到了宣传方式方法和坊民感情的重要性。穆斯林认为教义和教法相同是真主意志的体现，伊玛尼（信仰）是区别穆斯林与否的标志，教法是穆斯林行为的判定标准，自己的一切工作是否正确、是否合法，均要通过教法来衡量，以期得到对自己功修、工作的“确信”和“无疑”认定。

       基于这一点，萧德珍从与穆斯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坊民依赖性极强的教法入手，使有关教法律例直接实践到坊民的宗教生活之中，使伊赫瓦尼思想直接渗透到坊民中。他针对当时争议较突出的问题，参考《沙迷》(al-shami)、《希达叶》、《奥目代突勒嘎里》( umudat al-qariy)、《托热盖突穆罕默迪叶》《依热沙德》(Majalis lr-shadi-yyah)等24部教义、教法典籍翻译编著出《醒迷要录》一书。他所参考的24部典籍中绝大多数仍是格迪目派接受、沿用的经典。这个册子实际是有关信仰、教法问题的大纲，他引经据典，阐发伊赫瓦尼思想，为改良活动提供了理论依据。

图为《醒迷要录》萧德珍译著，民国五年（1916）刊刻本。

      萧德珍在《醒迷要录》序中，对“外来宗教的影响渗入伊斯兰教，深受新柏拉图主义、摩尼教和印度教的唯心主义学派影响的苏菲神秘主义广泛传播，崇拜圣徒，朝拜坟墓等现象盛行，假圣徒，假救世主（马赫迪）不断出现，教派林立，互相攻讦，乃至穆圣和圣门弟子时代的伊斯兰教的真髓几乎丧失殆尽”②的阿拉伯世界的宗教情况，即瓦哈比运动产生前的社会背景进行了客观的描述，“主道之干城，不图至圣迁都四百载后，教生大蠹，背圣叛行，新生异端，假传圣谕，惑迷一世。而一时无识之学徒，陷溺谶术，弄假成真，是非莫辩，鱼目混珠。”③这是国内最早介绍瓦哈比运动产生前社会背景的文字。

      由于政治、地理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中国穆斯林与伊斯兰文化源头长期缺乏交流和沟通，加之中国回族穆斯林大分散于全国各地，地域分布广、环境差异大，致使宗教与世俗生活中一些问题和需求，很长时间没有得到及时的修正和满足。同时，在中国大文化背景下，在儒、佛、道思想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中，中国穆斯林既要尽量抵御异文化的侵蚀，维系承传自己传统文化，又要适应社会的变革，以求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在这两难的环境与无形的压力下，回族穆斯林在文化心理上产生了恐惧感，使得他们自己更加顽强地固守先祖的传统宗教礼仪，下意识地形成了自我约束、自我封闭的文化结构。萧德珍分析这一现象时指出：由于交通不便，“当时中土守教之士，限于经卷，识见孤陋，得遇此经，认为至宝，千百一是，莫辩其非，幸今日海运宏开，天方道通，经策往返，络绎不绝”，才发现“中土守道之士，教条乖错，嫌疑互见。”④他认为既然天方道通，有了交流，得到了大量的经典，就应该严格遵行经典并及时修正以往的习惯做法。他批评借以“新经”而不尊行者“贪心富贵，恋慕爵位，知经条而昧言新经不宜遵行，更可以愧。”⑤
 

 

      他自认为“为己不言为涵养，害众不言为姑息。”⑥“为圣守道，邪正当辩，知而不言，恐生而为天地间之糊涂汉，死为主圣之反叛。”⑦这也是他的编写著述的动机。他还在《萧德珍敬告西安市伊斯兰教胞书》中列举《古兰经》、圣训表明他的态度：“‘你们的每一个人是放牧者，你们的每一个人由他的放牧上是受责备的’，在社会上服务的人，要负起应有的责任，绝不可敷衍了事。尤其是在回教中当教长的，站在领导地位，其言行击（关）乎教义的明晦，负着宣扬教义的责任，岂能忽略。”“每遇坊民研究教义，无不依据经典，详为解释，不敢含糊其词，以假乱真。《古兰经》第二章第四二节云：‘尔等不可以假乱真，并不可明知而匿真理’。如果研究问题为德珍所不明了，亦必一面许以限期答复，一面向学识渊博者领教，不敢妄自杜撰，欺蒙教胞。着庶教义可明，坊民得获遵行中正之道。此为德珍研究经典时诚恳的态度。”⑧

二、萧德珍思想形成及其溯源

      萧德珍宣传伊赫瓦尼思想的著述很多，除《醒迷要录》以外，还有《萧德珍敬告西安市伊斯兰教胞书》民国34年（1945年）元旦日铅印本、《西安洒金桥清真西寺教长萧毓清宣言》（第二号）民国24年，（1935年）6月26日铅印本、《天津三义庄清真寺教长萧德珍宣言》（第五号）民国24年，（1935年）11月25日铅印本等。其中主要是《醒迷要录》，该书共约14000字，它分别于民国五年（1916年）八月、九月两次石印出版。版本为竖排线装本，有序、目次和正文，文内有关阿拉伯文的宗教术语采用意译和音译，意译附有汉字切音，音译附有释义，文中个别处还夹有阿文原文词汇。九月版为蝇头小楷石印写版，扉页有“人心不死、大道复生”八个隶体大字，内文上方附有批注，文后增加跋一篇。

      这些著述基本上反映出了萧德珍改革思想的轮廓。我们从中可以看到阿拉伯瓦哈比思想对他的深刻影响，以及萧德珍对“回归经训”的理解阐释和他在具体实践中提出的理论。


萧德珍《中国是爱好和平的国家 回教是主张和平的宗教》载《西北回民正论》第四期 ，民国廿八年（1939）7月1日。

       18世纪以后，在阿拉伯瓦哈比运动影响下，在整个伊斯兰世界兴起了一场复兴运动，随之瓦哈比派也成了伊斯兰复兴运动的中心。其出发点是净化宗教和振兴社会，复归早期的伊斯兰教纯洁的教义和伊斯兰真精神。重申真主独一的信仰，主张改革现状，或“托古改制”，拒绝盲目服从中世纪以后的宗教传统，排除其它非正统的哲学观点，包括教法著作中综合阐述的一些行为规范中所包含的非伊斯兰教的因素，强调必须根据《古兰经》、圣训及早期穆斯林社会奉行的惯例，反对一切脱离《古兰经》和圣训的宗教礼仪。在萧德珍的著述中非常明显地体现了瓦哈比运动这一宗旨，只是有些方面是根据瓦哈比运动精神确定改革内容的，有些方面则没有完全接受瓦哈比的学说，而是根据中国，特别是西安伊斯兰教的特点和具体情况提出了自己见解。

（一）萧德珍的思想与瓦哈比思想相同和相近之处

      萧德珍在《醒迷要录》一书中共列出15个问题加以论述，前3条强调的是信仰、遵行经典及遵守圣行，后12条主要论述的是教法问题。他在“第一条注明以玛尼（信仰）三品”中强调“以玛尼即信认真主贵圣也，万行之根：

（1）“诚实之以玛尼”（即“台海耳革格”），诚信者对“真主独一无偶”、“至圣封印钦差”坚信无疑，即使世间的人们都不相信，也绝不动摇。这种信仰属上品人的信仰。

（2）“求据之以玛尼”（即“以思提得俩里”），诚信者凭借天地万物，求证造化万物之真主的存在，并相信至圣“受命天经，教化愚民”、“是封印钦差”，相信“教中并未无据之行”。这种信仰虽不及头品，仍属于信仰坚定的中品人的信仰。

（3）“父传子受之以玛尼”（即“台格里德”），“随先祖遗行”，听从“无据之传”及非理性信仰。这种信仰属于“羸弱之极”的下品人的信仰。
     
      以上萧德珍对信仰所下的定义是：“明德之品分三级、诚实求据并随俗、头二级均可靠、随俗一品不受倚”。⑨首先强调的是“讨嘿代”（认主独一），是一神论的目的。依照《古兰经》，本着证据，而不是因袭传统，从而坚信“真主独一”并论证真主独一，这是瓦哈比运动的重要标志，也是近现代伊斯兰复兴运动的旗帜。

      瓦哈比派将正确的伊斯兰思想仅划定在圣门弟子、再传弟子、三传弟子这三代先贤范围之中。而萧德珍在《醒迷要录》第二条注明经典该遵条件中，强调遵行经典要考察作者，提出了“前后学者”的界线，“前学乃得遇三位以玛目者”，⑩即艾布哈尼法及其两位门徒。其后的为“后学”，主张后学所纂经卷与前学观点相同，可遵行，否则，当弃之。可以看出这与瓦哈比派划定在前三代先贤范围之中的观点有雷同之处，只不过他根据西安的具体情况在改良的力度上有些弱化，把界限放宽了一些，可以遵行超出三代先贤的后辈学者所纂经卷，但条件是其观点必须符合先贤的思想精神。
 

抗战时期，萧德珍撰文《中国是爱好和平的国家 回教是主张和平的宗教》载《西北回民正论》第四期 ，民国廿八年（1939）7月1日。

       然而，他还是依据教法著作《而木代》序的观点，就教法经典著作的可信度问题，将普遍应用于中国伊斯兰教的传统教法经典著作的作者进行了排列，将自艾布哈尼法的学生起至《委噶也》《沙糜》的编著者划分为五品，指出超出五品经学者的有关著作，不足为判定教法律例处理有关教法问题的依据。

      所谓瓦哈比派的复古主义，实际上就是“托古改制”的复兴思想，这一点在萧德珍的思想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他在《醒迷要录》“第三条注明守圣行远异端”中引用《古兰经》“至圣自专，不发语言”（他未随私欲而言）（53：4）。并将经文释义为“至圣受命真经，统立教道，概不自专，所为皆按真经所谕”，进而强调“保守圣行是至要之件，背反者即为异端”。（11）进一步强调要遵守圣行“凭经立教”，否则，被视为“异端”。而且他将此行动定为回归“古教”的“古行”，即“至圣所行的才是古行，风俗不能代表古教。古教古行的唯一标准，是天经、圣谕、可靠的法学经。此外的就是新行异端。”（12）他将异端解释为“贵圣及诸大贤归真后教中新生之事”。而且引用以下几段圣训来说明遵循圣行的重要性以及追随“异端”的严重性。“在我的教生败坏的时候，凡跟随我的损乃提（圣行）的人，在他上有一百个舍习代（烈士）的功价”。“如人在教中新生事情彼不属于之教生”。“真主不允干异端人之功课，如礼、斋、课、朝。”（ 13）
 

萧德珍阿訇题词赠国立陇东师范学校毕业班

      在宗教功修方面，萧德珍主张必须严格恪守“念、礼、斋、课、朝”的五功。“我们大家都知道万物之中人为贵……因为人是世界上最灵的，在先天妙世中纯是良好的，临近主的高品。后来到尘世上，真主造化形体，这个形体具了身心性命。还有一个与人最亲切的物，就是财帛……人各有嗜好的染污……所以才发生种种背离教法的行为，甚至把人都能引到迷途上去，还能望个返本归原吗？大能的真主才给人科派念、礼、斋、课、朝的五功。有了这五功，就可以摒除身心性命和近主的障碍物，就是那些嗜欲所好，嗜欲所好一退，这个身心性命才顺着五功的大路走，就能达到临近主的高品级。”（14）他在强调“斋拜”时，指出把斋之贵及不礼拜之罪，“履行斋功是遵守主命，跟随圣行，把斋可以清压浊，罚赎罪恶，清洁卫生，知恩感谢，得主亲赏，降服自性，作后世火狱的挡牌。”（15）而对不礼拜者列出十大罪行：“违抗主命、反背圣行、毁坏教门、忤逆父母、伤及亲友、与魔为伍、不如禽兽、不谢主恩、罪罚无限、不得圣救。因而不礼拜的人如同进了炼狱。”（16）



      萧德珍在强调严格履行五功的同时，反对崇尚一些“副功拜”，主张对早期不曾有但当时非常倡行的一些附加宗教礼仪进行检讨，做出新的解释。这一思想与瓦哈比派“回归经训”反对一切脱离《古兰经》和圣训的宗教礼仪的思想完全一致。如：他在《醒迷要录》第六条对副功拜中圣行异端分解中指出：“《敦赖经》云：‘此拜在至圣迁都四百八十年间,由拜图里木干代思（耶路撒冷）城发起流传各处各国’。因贵圣及众大贤皆未做过此拜，前学者不知此拜，后学者褒贬此拜，明断异端，撇弃当然。”（17）

（二）萧德珍的思想与瓦哈比思想的不同之处

      他在一些哲学和法学的观点上，并没有完全接受瓦哈比的学说，而是根据中国（特别是西安）伊斯兰教的特点和具体情况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如在论第二个品级之信仰中，要求求证造化万物之真主的存在，就带有将伊斯兰教教义与理性相调和及崇尚理性思维的思想特征。其哲学观点认为人类完全可以借助理性来认识真主，通过发挥理性，了解事物的因果关系，认识真主创造的大千世界，进而认识真主，证实真主的存在。而瓦哈比运动认为“这样做的结果，反而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真主是如何创造世界的，根据就是《古兰经》的经文，真主说：有，于是就有了。这样理解就行了”。没有必要用理性推理加以论证，“至于如何‘说有就有’了，那是只有真主才能知道的秘密，人是不可能知道的。因此，他们反对对《古兰经》经文进行演绎和推理的解释，认为这只会导致产生神秘主义和异端邪说。”（18）
 

      同样，在教法方面萧德珍在《醒迷要录》第二条注明经典该遵条件中，强调凡学者"按大以玛目所纂经卷、剖取教规"均要严格遵守，反映了伊赫瓦尼在改革行动中仍然坚持盛行中国的艾布哈尼法学派的观点，仍沿用哈奈斐法学体系的理论，预示着只遵守一个学派的观点，这也是结合中国，特别是西安伊斯兰教的特点和具体情况。而瓦哈比派依据的伊斯兰教立法原则有三个：《古兰经》、“圣训”和伊历3世纪末以前的“公议”。认为一个宗教法官对于逊尼派的四大法学派，不应固守其中某个派别，而应在具体问题上，看哪个教派的主张最接近《古兰经》，就采用哪个教派的主张，在法学上采取十分灵活的态度，不抱"门户之见"。

（三）萧德珍积极倡导改革的同时也有他谨慎保守的一面

      民国前期，西安遭受两次灾难，一是民国十五年四月，刘镇华纠集一支10万军队，包围了西安城，围困西安企图迫使全城军民屈膝投降。围城一直持续了8个月。给城内人民造成了极大的生活困难。城内断绝了所有的粮食来源，小麦、小米每斗价暴涨到二十余元，而且很难买到。6个月后，城内粮食告罄，居民以油渣、草根、树皮、牛皮、皮鞋底充饥，贫苦市民大量锇死，“当时对死者遗骨的不完全统计，即达5万具。”（20）二是民国十七至十八年，陕西大旱，五谷不收。“9月25日于右任在南京对记者谈：‘陕西人民锇死者达50余万，’11月23日据省救灾委员会统计：‘全省因灾死亡人数达250万，全省人口从940余万锐减到650万’”。（21）

《醒迷要录》萧德珍译著，民国丙辰年（1917年）石印本。

      这两次灾难对阿訇们提出了一个无法回避的教法问题，即能否根据伊斯兰教在非常时期、特定条件下可以放宽教法限制的规定，以利于西安城内回族度过难关的问题。西安乌振明阿訇提出西安可以套用“答日哈日必”（交战国）和对立的“答日依斯俩目”（伊斯兰国）的教法概念，即伊斯兰国是执行伊斯兰教法的国家。交战国是穆斯林生命财产得不到保障的非伊斯兰国家，属于交战国为保障生命可以不受教法限制，可放宽一些世俗的教法禁律，如马肉可以食用，对“非回教人放利息使得（可行），”（22）宗教庆典活动中可以使用“军乐队”等，乌振明还列举了其它一些例证。而萧德珍在《萧德珍敬告西安市伊斯兰教胞书》中指出中国介于两者概念之间，“交战国的条例不能实行于中国”，他认为一旦以交战国的概念套用西安，穆斯林没有教法禁戒律例的约束，“不分什么哈喇目不哈喇目，这是多么危险哪”。他还列举《古兰经》和圣训予以反驳，并针对乌振明的例证说：“无论什么经超不过《古兰经》，无论什么老人家高不过圣人”，指出“法学家注解，合乎主谕，可以遵行”，“违背主谕不可以遵行”。


      面对西安个别阿訇放宽一些世俗的教法禁律的主张，特别是对“非回教人放利息使得（可行）”等一些问题，萧德珍则以“事关教义”，“若真相不明，难免有以讹传讹，混假为真”（23）的态度，尽力去“看守教门”，他反复强调作为教长“行教门要谨慎，不敢稍为松懈，稍一松懈，乡老们有所借口，就可以大开解放之门”，“故当教长的解释教义或教条是要更加审慎的”。由此反映出萧德珍在思想上既有勇于革新的积极性，同时在他“为圣守道”，“看守教门”的使命中也存在谨慎保守的另一面。

（四）萧德珍的著述对中国伊斯兰教界的影响

       西安是西北通往内地的必经之地，也是东西部穆斯林进行各种信息交流的孔道。长期以来，中国回族穆斯林之间的交流，是以清真寺为中心的，各地清真寺如同一个庞大的网络，构成了回族穆斯林的特殊的交流方式。在这个巨大的网络中，西安的清真寺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萧德珍的《醒迷要录》、《萧德珍敬告西安市伊斯兰教胞书》、《萧德珍阿衡宣言》、《西安洒金桥清真寺教长萧毓清宣言》等一系列著作一问世很快就传遍了全国各地。其中不乏有“来函照登”、“原件保存”等内容。各地信函中有询问探讨的、有赞同支持的，甚至还有在报纸上商榷批评的。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萧德珍的表兄著名阿訇王静斋离津赴“北平宣外教子胡同任教长，原天津三义庄寺职务，由萧德珍阿衡承乏。”（24）“萧德珍在西北已是传播伊赫瓦尼的骨干阿訇”，到天津后仍然积极推行伊赫瓦尼思想。

      是年6月27日，天津西寺教长海宏望父子在区管所所长徐俊生支持下，率众至三义庄清真寺与萧德珍辩论，并占据该寺，王静斋遂“呈天津检察处，控告海氏父子纠众作乱，侵占寺权罪。结果，判海某两个月徒刑。至民国二十四年，三义庄寺开始得以完全收复。”不仅如此，他还针对当地情况发布了《萧德珍阿衡宣言》指出：


      一、古教发源地（是）满开（麦加）不是天津。

      二、古教真精神流布在满开、埋的奈（麦地那）两个尊贵的地面，是舍雷而台（教法）通行的；不是凭着库夫勒（不信者）、必打而台（异端）受装修的地方。

      三、至圣所行的才是古行，把至圣未干过的事加入教门之中的才是新行啦。我们的爸爸（巴巴）所行的合乎损乃台（圣行）的就是古行，不合乎的不是古行，应该去掉它。

      四、风俗不能代表古教。圣人云：经上教我们归信主与天仙、与经典、与钦差、与前定、与后世的复活，没叫我们归信风俗。

      五、古教古行的唯一标准，是天经、圣谕、可靠的法学经，此外的就是新行异端。”（25）

      萧德珍在天津的几年间，还刊印了《天津三义庄清真寺教长萧德珍宣言》（第五号）等宣传材料，在当地和华北回族穆斯林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三、西安伊赫瓦尼教派得以传播的社会因素                

      萧德珍的这种伊赫瓦尼宗教改革思想之所以在西安回坊能够引起人们的重视，他所宣传的伊赫瓦尼思想在赢得人们的理解和支持后形成了一个新的派别－－伊赫瓦尼派，有它存在的合理性，当然，不排除来自社会政治、文化、经济等各方面的综合因素对西安伊赫瓦尼思想形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一）从文化方面看，辛亥革命前后，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新思潮影响下，政治、文化乃至整个社会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之回族社会的新文化运动也蓬勃兴起。面对社会的变革与发展及回族文化与社会发展难以相适应的现实问题，回族中的有识之士清醒认识到要振兴回回民族，就要解决相对封闭的回族社区文化落后的难题，文化教育是前提。而当时回族社区教育内容主要是宗教文化教育，伊斯兰教文化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整个回族社区都融合了宗教的精神和宗教信仰的观念，宗教教义与宗教感情推动了回坊这一回族社区生活中宗教的传播。所以一些有识之士特别是宗教上层人士率先在清真寺改革传统教育的形式及内容，建立新式回民教育，以传播科学文化知识，使得回族文化发生了一次大的飞跃。著名经师王宽在北京牛街清真寺创办“回文师范学堂”就是一个成功的范例，各地纷纷效仿，继而影响到全国。
 

       回族穆斯林主要聚居在大西北，西安是大西北的门户，又是西北的文化中心，萧德珍利用这一地理环境的优势，适应社会形势，在推广宣传改革思想的同时大力普及文化教育，不仅积极支持在清真寺内开办小学，还在洒金桥清真西寺创办了女子小学，这在当时环境中是相当不容易的。这一举措产生了明显效应，不仅有利于推动西安回坊文化的发展，有利于伊斯兰教进一步适应当时社会状况，也有利于改革方案的实施和推广，而且增加了人们对其思想和行动的同情与理解，进而赢得了人们的支持。特别是回坊一些知识分子和绅商的鼎力支持，慷慨解囊，为伊赫瓦尼思想在西安的传播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二）从宗教方面看，随着社会的变革发展，新生事物层出不穷，中国穆斯林在宗教方面，无论是信仰的理论还是日常生活的教法律例，同样也出现了许多从来没有遇到的新问题，这些问题既有普遍的也有特殊的，需要解决和作出全新的解释。一些古老而传统教法经典中的律例无法适应解决这些新问题,以这些老的教法经典来类比演绎出的律例会因人而异,很难一致，同一问题解释不同，使得虔诚的穆斯林无所适从。刘遇真朝觐带回的大量圣训及新的教法经典比较适应当时的社会情况，对解决新的问题提供了经、训和新的教法依据。萧德珍正是充分利用了这些经典“凭经立教”，增加了说服力，消除了人们的宗教顾虑，满足了人们的一些要求，因而人们便容易接受。



     （三）从社会经济角度看，民国初年，西安回坊穆斯林，除少数几个殷实家外，“以力役及小本营生为最大多数，次为经商。而商业中又以食品商，牛羊肉商及饭店商为多，其资本率数百元，千元以上者居少数，数千元者又少数。而大部分穆斯林群众以小商小贩为业，肩挑手提，沿街叫卖，靠小本微利维持生计。”（26）加之一些饮食小贩受季节性限制很大，如饮食业的“金九银十”（9、10月）一年只有一两个“旺月”，旺月一过就放下提蓝，另谋出路。从西安回族民谣“鸡刨食，水上飘。斤斤炭，两两面，刮风下雨连本烂，”中不难想象普通穆斯林群众的经济状况。而“一般回民，虽终日劳苦或小本营生，而因生活上要求简单，心理上颇安天命。”但无法应付“财发门市”，当时如遇丧事，丧主要“散白布，作油香，到了第二天就举行安葬”。“亡者的子孙就散许多财帛给与穷人；到了七天，亡者的家中作油香，预备筵席，请阿洪戚友及帮忙的人到家诵经、聚餐；又从埋葬日起，每日晨礼毕，请阿訇到亡者的坟前诵古兰经，如此整整四十日。”“到了四十日满和百日满的时候，都必需请阿訇到家诵经、聚餐。”（27）而西安且有女丧的娘家、男丧的外家左右丧事的传统习惯，要按娘家外家的意见操办丧事，即使家庭再穷，借钱累债，也要满足娘家外家的条件和要求。
 

萧德珍阿訇书阿文扇面（伊玛尼大纲内容）

      这些与宗教信仰、民族文化有关的风俗习惯已约定俗成，根深蒂固，但与当时群众的经济条件很不相称。应付这些传统习俗的支出，远远超出了一般群众的承受能力，而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又无法回避这一现实问题。尽管群众知道伊斯兰教义主张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但群众对宗教理论没有专业性的研究，无法区别什么是教法律例，什么是非宗教的习俗，这就对他们的精神和经济生活构成一定的压力。在群众中解决现实问题，缓解这一压力的要求越来越强，这就为刘、萧“尊经革俗”的改革行动的推广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伊赫瓦尼的“遵经革俗”主张，减少了婚丧仪俗上的不必要的、繁重的经济负担，并且得到了许多贫困回民的拥护。

结束语

      虽然伊赫瓦尼教派已经确立，但它同传统的格迪目并没有原则的分歧。甚至在国外穆斯林眼里，他们无法区别中国传统的格迪目与伊赫瓦尼间有什么不同。严格的意义上讲，伊赫瓦尼与传统的格迪目同属正统的哈奈菲学派，大原则是相同的，诚如王曾善《长安回城巡礼记》中所说：“新、旧二派在信仰上毫无分别，基本规律亦复相同；所不同者。只不过日常习惯及礼拜形式上稍有歧异。”（28）

      伊赫瓦尼只不过是通过改革形式，回归伊斯兰，排除一些异俗影响，缩小与“时代”的差距，这也是中国伊斯兰教内部不断更新不断发展，达到自我调整，自我完善，以适应社会，满足穆斯林大众需求的表现。随着社会飞速发展，回族穆斯林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中外文化交流进一步扩大，人们的派别观念也在逐渐淡化，一些差异正在逐渐缩小。

抗战档案：萧德珍信函

      间档案收藏家刘平藏有马祥臣大阿訇的私札一份，虽只有一百余字，但也反映了西北穆斯林各民族参与抗日救国的一个侧面，现将原件点注如下：

       敬启者，敝人此次奉命西来，宣传救国工作，辱承教胞欢迎，且蒙殷勤招待，至工作顺利进行，与公与私两两感激。由此，可见教胞等爱国之热忱，超乎寻常，最后之胜利良可信也。至敝人于闰七月初四由青启程，于十六日安抵京市。沿途均甚顺利，请勿远念。关于今后工作，正在计划中，兹以无他奉报，故将擘牒作谢，籍表寸衷。

此致

马祥臣先生台鉴：愚萧毓清谨启

刘遇真碑

皇清

      盖闻太上立德、次立功，如敝坊洒金桥寺内主讲善初阿衡兼而有之，系长安县高庙人，姓刘氏，善初其字也。悟彻性成，是生专为教授后学而生也。前我坊延聘三次、主讲十余年，但见学不拒来，远方得亲道范；贫不受贽，寒士幸附门墙。是以受教闻化，不惟亲炙者感被春风，即私淑者莫不均沾化雨，所以道光之季、咸丰之□、光绪之初至于再、至于三。循循善诱，成就生徒，非先生之功德最著、品学兼优，何至时愈久而情愈不厌也。不意于光绪十五年九月十三日归真，其子四亲洗安埋，其徒数十心丧三年。迄至于今，已十八载矣！况有其子遇真自备资斧回朝天方，现沙塘川化坪厅寺内主讲，足证家学渊源、父子继美，是一门之荣幸，实教门之砥柱也。自先生归真，欲蝉联而不能再四。呜呼哀哉，先生之典型虽远，群弟子之追慕难忘。故嘱余拟跋数语，勒诸贞石。虽不足以尽生前，聊表万一于后世云。

世教晚

惠天福、马尚德、马□勋、马彦材、马乘坤、安步云、白万林、白云林、贾世英
杨元庆、铁□名、杨元太、杨□林、石峰秀、马福金、马贵春、杨□林、郝□明
周玉林、马乘杰、贾正合、刘彦林、马恩明、杨云和、杨全禄、杨元杰、周寿林
马见令、吉庆合、安且吉、李富贞、马得仁、杨□名、陈九凡、周玉明、李大魁
仝泣勒石
 

例赠修职郎邑儒学廪生世教晚蓝选青沐手拜撰并书
光绪三十二年三月吉日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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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拙文《伊斯兰教伊赫瓦尼教派在西安地区传播经过》载《西北民族研究》1998年158、159页，第1期。
（2、3、4、5、7 、10、11、13、17 ）《醒迷要录》民国5年8月石印版。
⑨《萧德珍书扇形中堂》（阿、汉文）民国14年（1925年）5月15日，西安洒金桥清真西寺存。
（6、8、19、22、23 ）《萧德珍敬告西安市伊斯兰教胞书》民国３４年（1945年）元旦铅印本。
（16）《西安洒金桥清真西寺教长萧毓清（德珍）宣言》（第二号）民国２４年（1935年）6月26日，铅印本。
（12、25）《萧德珍阿衡宣言》，天津士宝斋1934年石印本。
（14）《天津三义庄清真寺教长萧德珍宣言》（第五号）民国２４年（1935年）11月25日，铅印本，第1页。
（15）同上2、3页。
（18）李振中《瓦哈卜一神教派运动》载《阿拉伯世界》1991年第三期，16 页。
（20）武伯纶编著《西安历史述略》329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二版。
（21）《西安古今大事记》西安出版社1993年第一版，第215页。
（24）王静斋《五十年求学自述》载《禹贡》半月刊1936年第七卷第四期
（27）刘大成《陕西回民风俗概括》载《中国伊斯兰教史参考资料》下册1735－1736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第一版。
（28）《中国伊斯兰教史参考资料》下册，1381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第一版。
收录《果园哈志与伊赫瓦尼研究论集》海默汇编，485千字，16开、471页，2015年7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蓝天出版社。
 

载《西北民族研究》 2001年第一期 ，第83-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