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都剌《严陵钓台图》

描绘了富春江严陵钓鱼台，巉矶杂乱，巨松偃仰，屋宇次列于石后，樯影互出于傍岸，危岩耸立，盘道直上，钓台在望。

诗词是中国文学史上的明珠。唐、宋时期，伊斯兰教逐渐传入中国。中国古代穆斯林也深受影响，出现了很多诗人、词人，创作了很多诗词作品流传于世，成为中国诗词艺术宝库中的组成部分。

从这些诗文中，可以感受到当时中国穆斯林诗人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和熏陶。他们在作品中反映了当时儒家文化所倡导的价值观。

晚唐五代时期前蜀的李珣（约855-930），这位较早有诗词作品传世的穆斯林词人，是晚唐“花间派”的著名词人，著有《琼瑶集》（王国维说这部词集“当为词人专集之始”），他最具特色的词，都是寄情山水。他的《渔父》（其一）：“楚山青，湘水渌，春风澹荡看不足。草芊芊，花簇簇，渔艇棹歌相续。信浮沉，无管束，钓回乘月归弯曲。”形式上是赞美隐逸生活，实际上是表达自己“不仕后蜀”的志向。

宋末元初著名的穆斯林诗人蒲寿宬也是如此。陈垣在《元西域人华化考》中认为，“西域中国诗人，元以前唯蒲氏一家耳”，称蒲寿宬“足开有元一代西域人华化之先声”。他祖籍阿拉伯，以能诗而为时贤所重。在南宋度宗咸淳七年（1271）曾任广东梅州知州，为官清廉，“一毫无取于民，居处饮食俭约”（光绪《嘉应州志·宦绩》）。南宋灭亡后，蒲寿宬拒不仕元，因此隐居深山。蒲寿宬的诗文主要受到东晋陶渊明诗风的影响，在风格上通常都用平易浅近的语言摹物抒情。他的诗文通常以泉、水、月为主题，以此作为自己自洁性格的写照。像《心泉·山泉不知源》诗：“山泉不知源，流出石磊坎。坎止心维亨，蒙养行必果。久视空无尘，静趣自忘我。明月知此心，时印夜光颗。”诗人笔下的泉水，纯净高洁，可以洗涤心灵尘垢，因此赋诗咏泉，以明心志。再如他的《菊泉》诗：“疏泉得古髓，种菊蒙秋潭。愿与村中人，一瓢共清甘。”这些作品明为咏菊、泉，其实是表现重气节、“不臣二姓”的志向。这些赞美隐逸生活美的诗文，体现的是崇尚气节的品质，而这正是中国传统士人最重视的品质。

在文学艺术上，无论是诗歌的题材、意象，还是用典、比喻，都与当时的中国传统诗人无异：大多以状物写景、描山摹水为主要题材，或是吊古伤今、或是抒发壮志，由此反映他们忧国忧民的思想。其主旨、意趣都和中国传统文化并无二致，反映了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养分的汲取。

比如，蒲寿宬自号“心泉”，以此表达冰清玉洁、心如清泉。而“泉”“月”“菊”等，也正是中国传统诗词中最常见的表现高洁心志的文学意象。中国古代穆斯林诗人中的佼佼者萨都剌，在元代以至中国文学史都有一定地位。清嘉庆年间刊刻的萨都剌的《雁门集》中，收录诗词达807首之多。萨都剌的诗歌创作在中国诗歌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纠正了宋诗的“委靡之弊”，为元代诗坛带来了新的气息，同时也开启了明初的诗歌创作。其诗作融合北方清峻质朴和南方绮丽妩媚的色彩，形成一种“刚柔相济”的艺术风格。他的古体诗被认为有雄浑之气，近体诗中的律诗趋向沉郁，绝句偏于清丽，在捕捉形象的思力和熔铸诗歌语言的才力方面，又有深细新巧和色泽浓烈的特点。比如，《上京即事》（其三）诗：“牛羊散漫落日下，野草生香乳酪甜。卷地朔风沙似雪，家家行帐下毡帘。”诗歌描绘的塞外风光，在雄浑中融入温馨，正是萨都剌诗歌的特色。《初夏淮安道中》诗：“鱼虾泼泼初出网，梅杏青青已著枝。满树嫩晴春雨歇，行人四月过淮时。” 同样是描绘景物，这一首则细腻隽永，让江南风物的气韵尽入诗中。

中国古代穆斯林的诗词还有很多，都是在中华传统文化的氛围和土壤中发展起来的。考察中国古代穆斯林诗人的生平就可以发现，这些用汉文创作的诗人都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素养，也和文化素养很高的知识分子交往密切、诗文联系。正是因为彼此包容、相互理解的文化氛围，为中国古代穆斯林诗人们提供了创作环境。

蒲寿宬隐居时，主要与岭南名士交往，结“白云诗社”，以诗歌相酬唱；元代著名的穆斯林画家和诗人高克恭，与佛教、道教人士都有交往，并且有诗文唱和。他有《赠英上人》诗：“为爱吟诗懒坐禅，五湖归头钓鱼船。他时如觅云踪迹，不是梅边即水边。”就是与佛教法师交往的唱和之作。实际上，由于古代奉行科举制度，当时的穆斯林文人要入仕，必然要掌握儒家思想文化。这些诗人大多在朝为官，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中国古代穆斯林的诗词作品，为中国古典诗歌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也记载了伊斯兰教中国化的一段历史。

（作者何艳梅 单位为河北民族师范学院，本文刊《中国宗教》2018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