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教中国化的文学表达 —— 以中国古代穆斯林的诗词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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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4-21 03:56:17 【来源:微言宗教】 点击:



萨都剌《严陵钓台图》

描绘了富春江严陵钓鱼台,巉矶杂乱,巨松偃仰,屋宇次列于石后,樯影互出于傍岸,危岩耸立,盘道直上,钓台在望。

诗词是中国文学史上的明珠。唐、宋时期,伊斯兰教逐渐传入中国。中国古代穆斯林也深受影响,出现了很多诗人、词人,创作了很多诗词作品流传于世,成为中国诗词艺术宝库中的组成部分。

从这些诗文中,可以感受到当时中国穆斯林诗人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和熏陶。他们在作品中反映了当时儒家文化所倡导的价值观。

晚唐五代时期前蜀的李珣(约855-930),这位较早有诗词作品传世的穆斯林词人,是晚唐“花间派”的著名词人,著有《琼瑶集》(王国维说这部词集“当为词人专集之始”),他最具特色的词,都是寄情山水。他的《渔父》(其一):“楚山青,湘水渌,春风澹荡看不足。草芊芊,花簇簇,渔艇棹歌相续。信浮沉,无管束,钓回乘月归弯曲。”形式上是赞美隐逸生活,实际上是表达自己“不仕后蜀”的志向。

宋末元初著名的穆斯林诗人蒲寿宬也是如此。陈垣在《元西域人华化考》中认为,“西域中国诗人,元以前唯蒲氏一家耳”,称蒲寿宬“足开有元一代西域人华化之先声”。他祖籍阿拉伯,以能诗而为时贤所重。在南宋度宗咸淳七年(1271)曾任广东梅州知州,为官清廉,“一毫无取于民,居处饮食俭约”(光绪《嘉应州志·宦绩》)。南宋灭亡后,蒲寿宬拒不仕元,因此隐居深山。蒲寿宬的诗文主要受到东晋陶渊明诗风的影响,在风格上通常都用平易浅近的语言摹物抒情。他的诗文通常以泉、水、月为主题,以此作为自己自洁性格的写照。像《心泉·山泉不知源》诗:“山泉不知源,流出石磊坎。坎止心维亨,蒙养行必果。久视空无尘,静趣自忘我。明月知此心,时印夜光颗。”诗人笔下的泉水,纯净高洁,可以洗涤心灵尘垢,因此赋诗咏泉,以明心志。再如他的《菊泉》诗:“疏泉得古髓,种菊蒙秋潭。愿与村中人,一瓢共清甘。”这些作品明为咏菊、泉,其实是表现重气节、“不臣二姓”的志向。这些赞美隐逸生活美的诗文,体现的是崇尚气节的品质,而这正是中国传统士人最重视的品质。

在文学艺术上,无论是诗歌的题材、意象,还是用典、比喻,都与当时的中国传统诗人无异:大多以状物写景、描山摹水为主要题材,或是吊古伤今、或是抒发壮志,由此反映他们忧国忧民的思想。其主旨、意趣都和中国传统文化并无二致,反映了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养分的汲取。

比如,蒲寿宬自号“心泉”,以此表达冰清玉洁、心如清泉。而“泉”“月”“菊”等,也正是中国传统诗词中最常见的表现高洁心志的文学意象。中国古代穆斯林诗人中的佼佼者萨都剌,在元代以至中国文学史都有一定地位。清嘉庆年间刊刻的萨都剌的《雁门集》中,收录诗词达807首之多。萨都剌的诗歌创作在中国诗歌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纠正了宋诗的“委靡之弊”,为元代诗坛带来了新的气息,同时也开启了明初的诗歌创作。其诗作融合北方清峻质朴和南方绮丽妩媚的色彩,形成一种“刚柔相济”的艺术风格。他的古体诗被认为有雄浑之气,近体诗中的律诗趋向沉郁,绝句偏于清丽,在捕捉形象的思力和熔铸诗歌语言的才力方面,又有深细新巧和色泽浓烈的特点。比如,《上京即事》(其三)诗:“牛羊散漫落日下,野草生香乳酪甜。卷地朔风沙似雪,家家行帐下毡帘。”诗歌描绘的塞外风光,在雄浑中融入温馨,正是萨都剌诗歌的特色。《初夏淮安道中》诗:“鱼虾泼泼初出网,梅杏青青已著枝。满树嫩晴春雨歇,行人四月过淮时。” 同样是描绘景物,这一首则细腻隽永,让江南风物的气韵尽入诗中。

中国古代穆斯林的诗词还有很多,都是在中华传统文化的氛围和土壤中发展起来的。考察中国古代穆斯林诗人的生平就可以发现,这些用汉文创作的诗人都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素养,也和文化素养很高的知识分子交往密切、诗文联系。正是因为彼此包容、相互理解的文化氛围,为中国古代穆斯林诗人们提供了创作环境。

蒲寿宬隐居时,主要与岭南名士交往,结“白云诗社”,以诗歌相酬唱;元代著名的穆斯林画家和诗人高克恭,与佛教、道教人士都有交往,并且有诗文唱和。他有《赠英上人》诗:“为爱吟诗懒坐禅,五湖归头钓鱼船。他时如觅云踪迹,不是梅边即水边。”就是与佛教法师交往的唱和之作。实际上,由于古代奉行科举制度,当时的穆斯林文人要入仕,必然要掌握儒家思想文化。这些诗人大多在朝为官,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中国古代穆斯林的诗词作品,为中国古典诗歌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也记载了伊斯兰教中国化的一段历史。

(作者何艳梅
 单位为河北民族师范学院,本文刊《中国宗教》2018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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