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是中韩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 ,也是回回民族形成的重要时期 。随着蒙古贵族的西征和东征 , 13世纪欧亚大陆的人群流动空前活跃 。东 、西方不同的文化价值观被迁徙的人群带入了新的地区,与当地的民族文化相互碰撞, 相互融合, 进而形成了新的民族文化 。回回民族就是在元代中外民族文化交流 、交融中形成并发展起来的新族群 ,而且 ,其文化影响当时已波及域外 。元代的高丽史籍对此就有记载 。

现在，人们从许多描写长征的文字资料中可以得知，当年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于哈达铺镇休整时，通过镇邮局里的国民党报纸，知道了陕北还有一块地方有共产党的组织和红军队伍，于是，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开会研究，做出中央红军到陕北落脚安家的决定。然而，事实上,在看到报纸之前，毛泽东曾与当地的回族阿訇谈经论道，对红军北上落脚陕北心中已经有了底。

1956年12月22日，是北京的一个阳光明媚的冬日，在中南海的草坪上，毛主席和中央领导亲切接见了全国各族穆斯林代表并合影留念，这一激动人心的瞬间，随着相机的快门响动被记录了下来。在毛泽东同志诞辰125周年，深切缅怀他的丰功伟绩之际，我们不能忘记无论是民主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都和回族人民有着深厚的情谊。

红军西征在中国革命上占有重要的一页，红军战士浴血奋战，披坚执锐，是壮丽的画卷。西征红军期间认真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受到回汉各族人民的拥护和支持。红军西征的胜利，保障了三大主力胜利会师，促进了西安事变的爆发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以及民族区域自治的伟大成功实践。

伊斯兰教传入到中国已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中国的穆斯林人口已有两千多万。在多民族的中国，信仰伊斯兰教的有十个兄弟民族。他们同中国各族人民一起，共同劳动、生活、斗争和建设，对祖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对发展我国同阿拉伯和伊斯兰教国家人民及穆斯林的友好关系做出了自己的努力。

新民主主义革命历经第一次国内革命、第二次国内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四大阶段。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彻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使命。中国穆斯林中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和广大穆斯林贫农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动力和中国共产党天然的同盟军。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诞生了一批早期回族共产党人；第二次国内革命使中国共产党和穆斯林群众建立了牢固的阶级友谊；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少数民族问题有了系统化、理论化的研究；解放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依托逐渐成熟的宗教政策、民族政策和有力的统战工作，获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抗日战争时期，黄埔军校校务委员、回族将领白崇禧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军训部长、桂林行营主任，权倾半个中国，在他的“兴教建国”口号下，指示设在桂林李家村的“陆军军官学校(黄埔桂林第六分校)从1937年即第15期起，在全国各地主要是山东、河北、河南、云南等敌占区招收高中毕业以上文化程度的回族青年到广西桂林黄埔六分校入伍深造，组成回教大队。同时，白崇禧又以中国回教救国会理事长的名义，指示各省的分会、支会积极协助、组织回教青年踊跃报考。第15期本想招收300人，结果有1000多人报考。

早在1910年滇越铁路通车和1935年滇缅公路开通以前，云南境内并没有大的交通干线。所有货物运输全靠人背马驮，行进在一条开辟于原始森林、高山峭壁、险滩河岸靠人踩马踏的险峻之路，这条路被学者命名为茶马古道，它的开拓者是马帮。一直在上面走的还是马帮。何谓马帮？它就是民间自发组织起来的赶马人汇集在一起运输货物的队伍。茶马古道曾经在西南地区如网状四通八达并辐射于南亚和东南亚，浸透着马帮的无比艱辛和劳苦。这条历经悠悠岁月的商贸之路，带着久远的古风，覆叠着数不清的赶马汉子的身影，成为人类交通史上的奇迹和创举。

他们都是菏泽的穆斯林平民，在抗日战争的枪声中走过。当年，面对日军的侵略和残暴，他们从未退缩。他们为抗战做出贡献，成就一生的传奇。他们都已经很老了，他们都还健在。

安庆回族古宅探花第和南关清真寺坐落在长江岸边盛唐山麓，它们俯瞰长江，雄伟壮观。过去，沿江民房低矮，江中行船，远远便能见着这组飞檐翹角的徽式古建筑。古宅和清真寺始建于明成化5年（公元1469），当时不叫探花第和南关清真寺，称作“清真敦悦堂”和“清真礼拜堂”，是北宋初年由西域来华的天文学家回族先人马伊泽第二十代孙马义奉旨修建。今年掐指一算，正好550周岁诞辰，因此，便想着为它们写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