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伊斯兰文明在中国的本土化,是从外来的伊斯兰文化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沟通、相融开始的,目的是把两种文化融会贯通,以使中国社会各阶层对伊斯兰文化的了解、理解和认同,从而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伊斯兰文化之间找准结合点,使两种文化相融,共同成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其中爱国主义思想随着伊斯兰文化在中国的发展、调适,被中国穆斯林所牢记并凝聚在民族精神的内核中,加以继承与发扬,并成为中国穆斯林从历史到现在的共识和实践原则。伊斯兰文明在中国的进程,有着鲜明的民族和地域特色,表现出它的多样性和与中国社会相适应的特点,进而也成为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
  • 早在1300多年以前,伊斯兰教就制定了一套系统的生态环境保护体系。伊斯兰教认为,人是真主设立在大地上的代治者,保护环境,热爱自然,维护社会的安宁是真主赋予人类神圣的职责。为了帮助人类完成代治大地这一神圣使命,真主安拉把有别于其它被造物的理智和智慧单独赐予人类,并降示给人类生活中天启的法则,以使人类能够按照宗教价值的原则维护大地上公正与安全,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
  • 中国共产党历来尊重伊斯兰教,重视对伊斯兰教历史与文化的研究。早在延安时期,就设立了“回回民族问题研究会”,开始对回回民族与伊斯兰教的研究,并协助当地穆斯林兴建了延安清真寺等多座宗教活动场所,毛泽东主席还曾亲自为延安清真寺题词。新中国成立后,对于伊斯兰教研究更加重视,上世纪60年代中叶为加强对包括伊斯兰教在内的世界三大宗教研究工作,毛泽东主席亲自提议成立了世界宗教研究所。改革开放后,党中央负责同志面对当时的国内外形势曾明确提出:“要重视对伊斯兰教的研究”。
  • 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是人类文明史上两颗璀璨的明珠,至今仍焕发着光辉。尽管有学者感言,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在历史源流、民族传统、宗教文化、社会结构、政治理念、生活方式上有着根本的不同,“从根本上来说这两者之间具有的共性可能还不及它们各自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共性多”, 但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之间的相遇与交往,却走出了一条同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碰撞的完全不同的路——一种“美美与共,和而不同”的和平交往交流交融之路。
  • 马注,是我国清初著名的穆斯林学者,代表作是《清真指南》,全书将伊斯兰教伦理与儒家伦理、社会道德融为一炉,形成中国特色的伊斯兰教伦理思想。马注在谙熟儒家经典后开始研习伊斯兰教经训,他在恪守和维护伊斯兰教基本信仰的前提下,充分吸收了儒家文化的养分,为推动伊斯兰教在中国的本土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 马坚的学术成就,实际上是继承了中国穆斯林,尤其是云南回族穆斯林的学术传统,他们既要研究教典,又要学习汉文化②。回族知识分子对自我具有清醒的认知,尤其对于回族知识青年应具备的修养及使命与责任具有深刻的认识。例如,刘山、马心泉、马元义等人一致认为“高尚的志趣、广博的知识、积极奋进的精神是伊斯兰新青年必须具备的基本修养”③。同时作为中国知识界的一员,回族知识分子不仅钻研本民族的文化,而且重视对中华传统经典的学习和解读。学习的目的除了适应社会发展外,还为了更好地进行自我表达。马坚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学者,也是当代伊斯兰文化中的一颗引人注目的巨星,一生硕果累累。“可以说,马坚是第一个以完整的身份登上主流文化舞台,并保持了完整的身份参与体制内学术建设的穆斯林知识分子”。
  • 伊斯兰教自唐朝传入中国,在中国的传承和解读都是“家传心授”的模式,这种模式较为保守。在元朝,穆斯林的社会地位较高,其中有许多人入仕从政,如“回回司天监”“回回国子监学”“广惠司”等。东来的穆斯林把当时伊斯兰世界的天文、历算、医药、建筑等传入中国,并得到进一步发展,为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但是没有把《古兰经》翻译成汉文,也没有用汉文阐扬伊斯兰教教义的著作,伊斯兰教的传承模式并未发生大的变化。
  • 通过广泛的国际交往,及时了解和学习世界各国特别是伊斯兰国家在宗教思想层面抵御、防范和化解极端主义的一些思想方法和理论,借鉴各国在“去极端化”领域的经验,显得必要而迫切。因为这些思想方法和经验对中国伊斯兰教界深入开展解经工作,有效弘扬伊斯兰教中道思想及中国穆斯林爱国爱教的优良传统,促进民族团结与宗教和顺均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和借鉴价值。显然,积极开展中国伊斯兰教界的国际交往与宗教交流,特别是加强与伊斯兰世界主流思想界的交流互动,将有助于正确阐释和广泛宣传伊斯兰教的和平精神,最大限度地释放伊斯兰教中正和平、宽容仁爱的正能量,有效抵御和防范宗教极端主义的渗透与传播,弘扬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和平宽容、中正和谐的文化精神。
  • 各有关单位:  根据《青海省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学科带头人选拔管理暂行办法》(青人才字[2011]12号),省科技厅会同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 孙中山先生说:“回族在中国历代所受压迫最甚,痛苦最多,而革命性亦最强。……回族向以勇敢而不怕牺牲著名于世,苟能唤起回民之觉悟,将使革命前途得一绝大之保障”[2]。的确,承受多重压迫的回族不论在旧式的农民革命,还是旧民主革命、新民主革命中,始终以“我以我血溅轩辕”的精神书写了一篇篇可歌可泣的爱国的诗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