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了扩大国际宣传、揭露日寇在近东和南洋各国中颠倒是非、歪曲侵华真相的欺骗行径,配合国内抗战,“中国回民救国协会”还组织了“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中国回教南洋访问团”和“中国回教朝觐团”、“西北回胞朝觐团”,利用出访、朝觐之际,揭露日本侵华事实与罪行。1938年2月,在沙特阿拉伯麦加召开的世界伊斯兰大会上,我国近代著名的回族伊斯兰教“四大阿訇” 之一的达浦生教长用阿拉伯文撰写《告全世界回教同胞书》,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行径,并在大会上与3名所谓的日本穆斯林展开舌战,使其丑态毕露,大长了中国的声威。西北回胞朝觐团还在麦加将日本侵略中国的暴行公之于世,并揭露其利用宗教分裂中国的阴谋,他们与留埃学生朝觐团等相配合,“强烈地表示中国全体回教徒决心抗战到底”。
  • 国人同仇敌忾,共赴国难之际,回族人民以高度的责任感和极大的爱国热情,发扬富于反抗、勇于斗争的精神,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的指引下,融入各民族共同抗战的队伍中,积极投身于抗击日本侵略的斗争,广泛开展各种形式的民族救亡运动。在前线,在后方,谱写了一篇篇可歌可泣的壮丽诗篇,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正如中共中央在《回回民族问题》中所指出的:“在中华民族抗日民族自卫战争的进行中,回族更有它一定的重要地位,……它是一个伟大的力量。简单地说,回回地位的重要,就在于没有回族参加抗战建国事业,没有回族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那末,抗战建国的最后胜利,是没有保证的。”
  • 鸦片战争以来,我国边疆危机四伏,西方列强不断地从我国攫取领土、权益,破坏我国的统一。因此,抗击侵略,捍卫祖国的主权,维护国家的统一就成为当务之急,也是每个中华儿女义不容辞的使命。一批优秀的回族志士在国家内忧外患之际,恪尽职守,为维护祖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 19世纪初,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在经过了“康乾盛世”的昙花一现后很快跌入了周期性的衰败。更为严重的是这个闭关锁国的封建王朝竟然对此时的世界,尤其经过工业革命洗礼之后的欧洲浑然不知,世界已经步入到了万国时代,但清王朝仍然沉浸在天朝大国的梦幻之中。而欧洲列强早已对这个古老的东方文明大国垂涎欲滴,殖民与掠夺的欲望驱使他们不再满足零星的常规的贸易交往,到19世纪40年代列强终于用坚船利炮和肮脏的鸦片撬开了这个王朝紧闭的大门,持续了2千年的自给自足小农经济、周期性的改朝换代、一姓家天下的超稳定的政治结构终于破裂了,历史的轨迹被强行改变,龙钟老态的封建王朝被强行纳入到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也被绑架般地推进了近代化的门槛。
  • 坚持伊斯兰教中国化方向,既是我国伊斯兰教自身传承发展的基本需求,又是伊斯兰教界服务国家大局、发挥积极作用的关键所在。
  • 明末清初,在中国伊斯兰教史上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时期。这个时期中,在我国北方,回族穆斯林开始建立了经堂教育制度,传习经典,培养宗教职业者;在江南,以南京、苏州为中心的汉文译著活动大为活跃。这就打破了明末以前中国伊斯兰教在宗教宣传方面的那种保守局面。
  • 宗教经济是实实在在的有形之物,它是宗教信仰、宗教意识的外在物化形式。在中国穆斯林民族地区,因着宗教经济的产生伴生着宗教慈善事业的发端。与其他宗教相比,中国伊斯兰教的宗教慈善事业也具有相当历史、相当规模,它包括了扶贫、帮困、救灾、兴办经堂教育等诸多方面。任何一个宗教,离开宗教经济的支撑无法维持。任何一个宗教,只依赖空泛的说教,无法赢得人心。宗教信仰固然需要信仰者自身的作用,然而宗教信仰的确离不开物化的作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宗教经济的重要性在于对信教人群产生的维系作用。
  • 我国10个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在宗教信仰方面具有共性,他们都坚持伊斯兰教基本信仰,恪守伊斯兰教宗教功修,绝大多数遵守逊尼派哈乃斐教法学派的主张,这种共性在社会公共领域中的动员能力以及它所提供的社会资本,不可低估。这种共性既是各族穆斯林进行社会动员的强大感情基础和增强凝聚力的主要手段,也是把2200万穆斯林凝结为一个超民族、跨地域的信仰群体的思想基础。但是,我国10个少数民族的伊斯兰信仰又具有地方性、民族性、历史性特征,这就有利于我们创建多元文化、营造有序稳定的社会环境。
  • 20世纪中前期,亚非伊斯兰地区建立了几十个独立的民族国家,他们学习西方民主国家的市场经济和议会制度,也在一定程度上接受马克思主义计划经济和阶级政党学说,为实现其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然而历史经验并不是简单照搬就可以的,在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这些国家普遍出现了社会经济的两极分化和思想文化体系的紊乱,各种形式的宗教激进主义纷纷涌现。
  • 伊斯兰教自唐初传入中国,迄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在这漫长的历史时期中,中国伊斯兰教先后产生了一些宗教组织制度。这些制度不仅具有伊斯兰教本身的特色,保留了伊斯兰教的信仰、制度、传统习俗;而且由于不断地适应中国历史社会条件的发展,从而带有许多中国的特色。这些组织制度,是中国伊斯兰教区别于其他国家伊斯兰教的一个突出特点。他们对中国回回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也曾起过一定的作用。研究这些制度,是研究中国伊斯兰教的重要内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