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们怎么解释现实中一些人为主观的因素，甚至好像是起到了决定性因素，比如意外事故中有人得到了及时的抢救而活了下来，相反，没人救他的话他则必死无疑。再比如，有人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表面上看也好像是自己决定了自己的寿命长度，还有一些懂得延年益寿的人懂得如何保养自己的身体，结果就比其他人活的长，等等。

艾尤冰兄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阿訇和学者，所以能够一边看经典，一边看社会，举意短期内从阿伊德·哥尔尼的巨著《不要忧伤》中选译出这个本子，以这种特殊的方式尽一份爱心，去抚平灾区人民的伤痛。在几位同仁的协助下，这个译本如期发行。艾尤冰相信我，让我为本书写个前言，对大地震很有感触的我，自然有了一吐为快的机会，何乐而不为呢？

艾布·哈尼法堪称是穆斯林历史上被误解最多的人。如果误解来自他的敌人也就罢了，但误解恰恰来自他的所谓“跟随者”和“支持者”。艾布·哈尼法倡导民主教学方式，把问题提出来，让学生们讨论，然后再做总结，就是让学生充分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绝不采取填鸭式的方式去折磨学生，拿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教学互动；后来的“跟随者”采取的则是一种不变的讲经模式，学生对所讲的内容不敢越雷池一步。

由于历史的积淀，西北地区虽然由清真寺担当了阿语教学的重任，但一般都采用的是明清语言特色的经堂语，系严格的直译模式，主要流行于“口头讲经”。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发展，要掌握如马坚先生所说的“丰富而成熟的”阿拉伯语，并做到适合时代的中阿互译，进而促进中阿文化交流，经堂语（反映原貌的直译）已无法与发展着的文化形势接轨了。

比如一个人一段时间关注的是中东局势，一段时间又转向关注南海局势，但其兴奋点就是国际局势，国际时事，这一点没有变。一个人一段时间强调戴缠巾、穿巴服的意义，过段时间又强调缩短裤脚的价值，但其兴奋点没变，那就是注重外在的形式。

情感和理性，是人性中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好比一个人需要一份用以糊口的工作，也需要一个让身心得到休息的家庭。理想的工作，温馨的家庭，缺一不可。即便是工作，何尝不需要情感。哪个同事会喜欢总是一本正经、毫无人情味的人？即便是家庭，又何尝不需要理性的介入。关键问题的处理，大是大非的判断，总不能用绵绵缠意去解决吧？情感与理性，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人类社会。

陈克礼先生（愿主慈之）的《从穆罕默德看伊斯兰教》关于并礼的一些文字，部分自认为恪守大伊玛目学派的朋友很不高兴，而且发动攻击。网络是学习和交流的平台，利用好了会让每个人受益匪浅。我多么希望这些朋友像他们引以自豪的大伊玛目一样，用文明、谦虚、高雅的方式对待与自己观点不同的人。因为针对不同意见，大伊玛目说：“我认为我是对的，但有可能错；我认为其他人是错的，但有可能对。”“如果我的话与正确的圣训有了冲突，你们就把我的话扔到墙上！”

生活中有一类人，外表似乎虔诚有加，戴缠巾，穿长袍，手拿念珠，说话离不开“求主饶恕”，但遇到经济问题，就让人大跌眼镜；判断人和事物时喜欢偏激，不喜欢公允；对教门的形式谨小慎微，但大是大非面前唯唯诺诺，没有立场。也有另一类人，看似没有教门，穿着随意，言谈不拘小节，但经济问题上很干脆，从不含糊；对人对事持论公允，不走极端；大是大非面前非常清醒，敢作敢为。

有人说，封斋、开斋时，用心举意是可以的，但用嘴举意更好。我说，用嘴举意，针对无法用心举意、容易心不在焉的人，而用心举意，才是举意的原有模式。除了朝觐，先知和圣门弟子从未用嘴举意过任何功课。用嘴举意“更好”，意味者先知和圣门弟子的做法不属于“更好”，对吗？什么时候，后人的做法和演绎，比先知和圣门弟子“更好”了？

作为恩师的弟子，跟随恩师多年，从未听他说过这种主张，问其他许多同学，都说没听说过，个别人说似乎说过，但不确切。恩师自己没有留下这方面的任何文字资料，哪怕是只言片语。考证学家认为，文字是一个人观点的确凿依据，而所说的话，要看说话时的背景，针对的问题，及确切的语气，不能一概而论。如果没有当时的录音，就不能说是确凿证据。何况有无可靠的证人等都是悬而未决的问题。因此，这个问题需要进一步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