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士仁
安优布·丁士仁,男,回族,博士,1966年10月5日出生于甘肃省临潭县,现任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外国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兰州大学宗教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伊斯兰文化研究所所长,《伊斯兰文化》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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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自16世纪中叶陕西渭城著名经师胡登洲有感于穆斯林“经文匮乏,学人寥落”的状况创立中国的经堂教育。我国穆斯林自元明以来本土化后出现的对伊斯兰教“理艺难传,旨义难悉”,进而“既传译之不明,复阐扬之无自”局面采取的应对措施,也是中国穆斯林文化自觉和文明创新的一个尝试。它在陕西渭城兴起后,在全国范围内普及,并逐步形成了以西安为中心的几个经堂教育中心,如山东的济南,江苏的南京,云南的大理、玉溪一带和甘肃的河州,为中国穆斯林培育出了数以万计的传承圣学的经师和学者。清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失败后,清政府开始清剿陕西回民,大批经师和学者随着难民的洪流大规模地撤退西迁,经堂教育的中心也随之西移,最后在甘肃河州尘埃落定,河州成了中国经堂教育的中心之一,其学术地位一直保持到现在。

  • 旗子和幌子是过去绿林帮派必备的两样东西,虽然一般是用布做的,但作用非同小可。想占山为王的豪杰,首先要有一面旗子,再拉一班人马,起个响亮的番号,找个像样的山头,就算一方霸主了。旗子的功能不可小觑,它是帮派的象征和标识,也是它的招牌。有些毛贼草寇为了给自己装威风,“扯虎皮拉大旗”也是江湖惯用的伎俩。有了旗子,就要招兵买马,拉人入伙。这时,幌子是不可缺少的,而且上面要写上十分正义的口号,如“替天行道”、“匡扶正义”、“维护真理”、“为民除害”等等,不胜枚举。有了旗子和幌子,占一块山头,组一班队伍,一个帮派即告成立。就算没有崇高的目标,能占山为王,霸主已经心满意足了。为了养活蟹兵虾将,帮主还要不时地领着喽啰们做些拦路抢劫和打家劫舍的营生,但还不能叫做“抢”。

  • 西北穆斯林有两件利器,异常凶猛。不幸中伤者,难逃身败名裂的厄运。这两样东西出自同一个渠道——“宛哈丙耶制造厂”。该厂的产品全都打着“瓦哈丙耶”的牌子和商标,在西北有广阔的市场。那里有大批的二道贩子和传销人员,还有一大批追捧者。该厂的产品丰富多样,但最为畅销的便是一顶帽子和一根棍子,二者都被挂上“宛哈丙耶”的标签。

  • 尺子有两个作用,一方面画直线用,另一方面量长度用。在现实生活中,除了有形的尺子外,还有许多无形的“尺子”,存在于人的脑海当中。每个领域都有自己的一把尺子,是该领域的规则和标准,如价值观的尺子、伦理观的尺子、行业的尺子、法律的尺子等等,但非常忌讳在同一领域使用两把尺子。人们用这些尺子来衡量自己的步子是否端正,度量自己的行为是否得当,与标准相差多远,或者离开标准多远了。实际上,但凡有思想、有志向、有德性的人,这些尺子是须臾不离的,只有那些盲目生存、玩世不恭、自暴自弃的人,生活中既没有方圆,也不讲规矩,当然就无所谓什么“尺子”了。

  • 圈子,最原初、最直观的意思是在地上画一个圆环。之后,其意义引伸为活动范围、类别区分、门派体系等等。生活中的圈子,由小到大,延伸无数:有家庭圈子、家族圈子、民族圈子、职业圈子、朋友圈子、兴趣圈子、派别圈子、文化圈子⋯⋯等等。这些圈子是客观的存在,因而是人类本能的意识,人人对它有天然的感情,无法根除,也无须根除。它本身没有错,甚至是保护人自身的一道道屏障。然而,当人们处处用“圈子意识”待人,用“圈子意识”做事,用“圈子意识”作衡量和评判一切的原则及标准时,“圈子意识”就演变成了“圈子主义”。此时,每一个圈子就变成一个禁锢人们思想和行动的牢笼,每一丝“圈子主义”念头就是一个绊子。所谓“绊子”,最初的意思是捆绑牲畜的腿、不让它走动的绳子。之后,延伸为一切妨碍人类行动

  • “赛莱菲耶” 是十八世纪在阿拉伯半岛兴起的一个旨在回归伊斯兰早期传统、净化伊斯兰信仰、阻止异端侵蚀的现代改良运动,但随着其思想倾向的理论化和改革行动的群众化,逐步变成了具有统一纲领和某种组织形式的教派。

  • 伊斯兰教自唐朝传入以来,在中国已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在这漫长的历程中,中国穆斯林藉着伊斯兰的精神,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在汲取华夏文明优秀成分的基础上创造了独特的中国伊斯兰文化。伊斯兰是一个原则性极强的宗教,无论传到哪里,都要保持自己的DL性和完整性,世界各地的伊斯兰文化虽然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呈现出五彩缤纷的景象,但贯穿于其中的价值观念和精神底蕴无一不是伊斯兰的原则。因此,各地的伊斯兰文化除了具有一定的特性以外,还有相当的共性,教派和门派的存在是伊斯兰文化中既有特性又有共性的一个问题。

  • 伊斯兰是拥有十六亿之多信徒的世界第二大宗教,穆斯林占据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除了散居各国的少数人外,大部分人居住在相对集中的国家或地区。这么庞大的群体集中在一起,还有自己的国家,他们究竟要做什么?他们的信仰要求他们成为怎样的一个人?这是让许多人不寒而栗的问题。实际上,穆斯林是普通的人,他们追求普通人向往的真善美,教义要求他们追逐今后两世的幸福,营造人类的和平。换言之,伊斯兰要求穆斯林今世致力于个人建设和社会建设,实现“伊斯兰”一词的最高价值——和平。

  • “回文”,是我国回族及其先民在历史发展中曾经使用过的文字,伴随着回回人语言和身份的转变,它的内涵也在发生着变化。“回文”从唐宋时期的阿拉伯文字到蒙元时期的波斯文,再经过一段时期的混合语到最后的“小经”,见证了回回从“蕃客”到臣民,再到本土少数民族的变迁。随着回族的本土化,“回文”也以“小经”的形式最终确定了它的形态。“小经”是我国回族在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字母的基础上创造出来拼写汉语的一种独立而完整的文字体系,它属于汉语的范畴,是我国回族结合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在语言和文字转化过程中文化创新的结晶。尽管它的使用范围不断萎缩,但它迄今仍是一个活的语言,而且还是对汉语音文化的丰富和发展。作为我国少数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应该得到保护和挖掘。

  • 宗教是一种巨大的社会能量。其社会功能之一,就是它对信教群众的个人和社会行为的进行规范的功能。即它用一系列的教法教规指导和限制信徒的行为,使其向着“善”的目标得以规范。正确利用宗教的这一社会功能,引导信教群众认识宗教的这一特性,对社会的健康发展,人文素质的提高,以及精神文明的建设,都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和意义。除了宗教,具有规范社会行为功能的,还有“社会公德”。它是全体公民在社会交往和公共生活中应遵循的行为准则。[1] 那么,社会公德与宗教之间有什么瓜葛呢?本文试图从伊斯兰的角度阐述宗教与社会公德的关系,以及宗教对规范社会行为(社会公德)的指导作用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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