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对中国伊斯兰文化的影响
中国和埃及都是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文明古国。继7世纪40年代伊斯兰教传入埃及后,约于7世纪中叶伊斯兰教传入中国。10世纪70年代,开罗的爱资哈尔清真寺建成,它日益显现出对伊斯兰世界的影响。13世纪中叶,阿拉伯的阿巴斯哈里发王朝(750—1258年)崩溃,埃及成为伊斯兰世界的文化、宗教中心。与埃及不同,伊斯兰教在中国流传的最初几个世纪的影响,仍极其有限,明末清初以后,随着穆斯林人口的不断增加,伊斯兰教在中国获得发展的同时,中国的伊斯兰学术文化也相应地有了发展。
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埃及对中国伊斯兰学术文化的影响,主要是近代以来的事。1841年,云南著名的穆斯林学者、经师和阿訇马复初(1794—1874年)完成了朝觐麦加的宗教功课,他来到埃及,在开罗、亚历山大,随后在伊斯坦布尔等地游学8年。在埃及留学期间,他广泛收集伊斯兰书籍,探讨伊斯兰教义和哲理,在宗教学识方面大获裨益。返回云南后,他广收弟子,讲学授课。当年,在中国的伊斯兰经堂教育中,除重视阿拉伯语的教学外,在学习宗教读本方面,形成主张“精而专”的陕西学派和主张“博而熟”的山东学派。由于马复初深通谙熟伊斯兰之学,强调学员在学习上兼顾“精而专”和“博而熟”,逐渐形成伊斯兰经堂教育的云南学派。在教学之余,他从事译著活动。他的重要译著有《大化总归》、《四典要会》、《汉译道行究竟》《祝天大赞》、《朝觐途记》等十余种,此外,他还整理编纂清初著名的穆斯林学者王岱舆(约1570—1660年)、马注(1640—1711年)和刘智(约1662—1730年)等人的著作。他往往以阿拉伯文从事学术创作,或是翻译波斯文为阿拉伯文,再由他的弟子把阿拉伯文译成汉文。显然,马复初的阿拉伯文具有很深的造诣,这与他在埃及游学是分不开的。
民国以来,中国穆斯林学者、阿訇王静斋(1879—1949年)是当时著名的“四大阿訇”之一。1922年,他就读于爱资哈尔大学,并任中国学生部部长。在归国途中,他又在土耳其、印度各地游学。归国后,他先后三次翻译《古兰经》,并于1932、1941、1946年出版《古兰经》的汉译本。此外,他的译著还有《中亚字典》、《中阿新字典》、《中波字汇》、《伟嗄业》、《真境花园》、《回耶辨真》等。其中,《真境花园》是中国伊斯兰经堂教育的基本教材之一。他的阿拉伯文造诣,在当时国内阿訇中,可以称得上是佼佼者。
中国伊斯兰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和阿訇马松亭(1895—1992年),与王静斋齐名,也是当时中国著名的“四大阿訇”之一。1925年,他创办成达师范学校。1931年,他选拔并陪同成达师范学校毕业生赴埃及留学。这批留埃学生归国后,对发展中国伊斯兰学术文化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1936年,他再次赴埃及,除了向埃及人民介绍中国的伊斯兰经堂教育外,积极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他先后出版了《月华》杂志和《月华周报》。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任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和中国伊斯兰经学院副院长。他的学术活动,对培养穆斯林学者起着积极的作用。
中国穆斯林学者和阿訇庞士谦(1902—958年)曾在埃及深造。1937年,他率“中国法鲁克留埃学生团”赴埃及爱资哈尔大学留学,主修教法学。以后,他任爱资哈尔大学中国留埃学生部部长和法鲁克国王的东方事务顾问。他的主要译著有《回教法学史》、《中国与埃及》、《埃及九年》、《中国回教寺院教育之沿革及课本》、《和平之使命》等。他的学术活动对后人了解伊斯兰教法的基本面貌、中国伊斯兰寺院教育和埃及的一般状况,具有重要的价值。
最为大家熟悉的马坚(1906—1978年)教授,在埃及学成归国后,毕生从事阿拉伯语教学和翻译工作。主要译著有《古兰经》、《阿拉伯通史》、《回教哲学》、《伊斯兰哲学史》、《教义学大纲》(《教典诠释》)、《回历纲要》等。其中,《教典诠释》长期以来是云南伊斯兰经堂教育的读本之一。马坚教授在伊斯兰学术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自1931年到1945年,中国前往埃及爱资哈尔大学或其他院校深造的穆斯林学生有50余人。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于1982年向埃及爱资哈尔大学派出留学生,埃及向中国派遣诵经团、向中国伊斯兰经学院派遣教师,这对中国伊斯兰教和伊斯兰学术文化的发展,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中国向埃及开罗大学派出大批留学生,他们在学成归国后,对发展学术和伊斯兰文化、促进中埃友好方面所做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
特别应该提出的是,埃及著名学者穆罕默德·舍赖弗丁·布绥里(1213—约1296年)的《盖绥迪 布尔德》,是一首颂诗。该诗已于1890年译成汉文,以《天方诗经》之名于四川成都问世,人民文学出版社又于1956年影印出版。据作者自称,他患有瘫痪症。某日梦中,他看到先知穆罕默德把斗蓬披在他的身上。次日醒后发现瘫痪已经痊愈,遂以此诗赞颂穆罕默德,纪念这一奇迹。根据马复初《天方诗经》初序,“此诗虽久传东土,因无注解遂非庸俗易知,致使卞璞韬光、丰锷匿采”。他在埃及游学期间,搜集到该诗的注释。回国后,他在“著经训徒之余”,让弟子马安礼“讲习其文”,以后马安礼又与“博通经籍”的马学海一起模仿诗经的体裁、韵律,“朝夕讲论、纂译成章”,合译而成《天方诗经》,并为颂诗做了注释。汉文译本将全诗分为笃慕、克己、大赞、先征、感应、宝命、登霄、道征、真悔和慈云等10篇,161章,每章4或6句,每句4或6字。布尔德的原意为斗蓬,译作又称《斗蓬颂》、《先知的斗蓬》和《衮衣颂》。
从上述埃及对中国伊斯兰学术文化的影响而言,首先值得提出的是,中国伊斯兰学术文化的发展,受到外部的多方面的影响。其中,在埃及留学的穆斯林学者,把在埃及期间掌握的阿拉伯语文、宗教、文化方面的知识,以及收集到的阿拉伯文著作介绍到国内,是中国伊斯兰学术文化受到埃及影响的重要的原因之一。
其次,就中国伊斯兰学术文化所受的外部影响的具体内容而言,神秘主义是一个重要的方面。马复初的《大化总归》、《四典要会》、《汉译道行究竟》等,这几本著作的基本内容都是讲解神秘哲理和精神修炼的,具有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即便是在《天方诗经》的注释中,也充满了神秘主义的内容。
第三,留学埃及的穆斯林学者所译的《真境花园》、《教典诠释》等著作,都是中国伊斯兰经堂教育的基本读本,尤其是对《古兰经》的汉文翻译,可以说它在中国穆斯林中的影响无论做何估计,都是不为过的。因为在中国很多讲授经文的阿訇本身只会诵读而不解经文含义。前述清初著名的穆斯林学者马注在《进经疏》中就多次提到这一实情。王静斋和马坚的《古兰经》汉文译本,是目前国内最为广泛流行的两个版本。这对清真寺的学员掌握经文和这些著作的真谛奥义具有明显的作用。同样的,它们的其他译本,对一般读者也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最后,他们所掌握的语言工具、他们的学术活动,无论是在加强中埃两国的宗教文化和世俗文化的学术交流方面,还是在加强中埃两国人民的友谊方面,不言而喻的,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显然,中国伊斯兰学术文化的发展,与埃及的影响是分不开的。为加强和发展中埃友谊,这是应该予以提及的。（金宜久）
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埃及对中国伊斯兰学术文化的影响,主要是近代以来的事。1841年,云南著名的穆斯林学者、经师和阿訇马复初(1794—1874年)完成了朝觐麦加的宗教功课,他来到埃及,在开罗、亚历山大,随后在伊斯坦布尔等地游学8年。在埃及留学期间,他广泛收集伊斯兰书籍,探讨伊斯兰教义和哲理,在宗教学识方面大获裨益。返回云南后,他广收弟子,讲学授课。当年,在中国的伊斯兰经堂教育中,除重视阿拉伯语的教学外,在学习宗教读本方面,形成主张“精而专”的陕西学派和主张“博而熟”的山东学派。由于马复初深通谙熟伊斯兰之学,强调学员在学习上兼顾“精而专”和“博而熟”,逐渐形成伊斯兰经堂教育的云南学派。在教学之余,他从事译著活动。他的重要译著有《大化总归》、《四典要会》、《汉译道行究竟》《祝天大赞》、《朝觐途记》等十余种,此外,他还整理编纂清初著名的穆斯林学者王岱舆(约1570—1660年)、马注(1640—1711年)和刘智(约1662—1730年)等人的著作。他往往以阿拉伯文从事学术创作,或是翻译波斯文为阿拉伯文,再由他的弟子把阿拉伯文译成汉文。显然,马复初的阿拉伯文具有很深的造诣,这与他在埃及游学是分不开的。
民国以来,中国穆斯林学者、阿訇王静斋(1879—1949年)是当时著名的“四大阿訇”之一。1922年,他就读于爱资哈尔大学,并任中国学生部部长。在归国途中,他又在土耳其、印度各地游学。归国后,他先后三次翻译《古兰经》,并于1932、1941、1946年出版《古兰经》的汉译本。此外,他的译著还有《中亚字典》、《中阿新字典》、《中波字汇》、《伟嗄业》、《真境花园》、《回耶辨真》等。其中,《真境花园》是中国伊斯兰经堂教育的基本教材之一。他的阿拉伯文造诣,在当时国内阿訇中,可以称得上是佼佼者。
中国伊斯兰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和阿訇马松亭(1895—1992年),与王静斋齐名,也是当时中国著名的“四大阿訇”之一。1925年,他创办成达师范学校。1931年,他选拔并陪同成达师范学校毕业生赴埃及留学。这批留埃学生归国后,对发展中国伊斯兰学术文化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1936年,他再次赴埃及,除了向埃及人民介绍中国的伊斯兰经堂教育外,积极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他先后出版了《月华》杂志和《月华周报》。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任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和中国伊斯兰经学院副院长。他的学术活动,对培养穆斯林学者起着积极的作用。
中国穆斯林学者和阿訇庞士谦(1902—958年)曾在埃及深造。1937年,他率“中国法鲁克留埃学生团”赴埃及爱资哈尔大学留学,主修教法学。以后,他任爱资哈尔大学中国留埃学生部部长和法鲁克国王的东方事务顾问。他的主要译著有《回教法学史》、《中国与埃及》、《埃及九年》、《中国回教寺院教育之沿革及课本》、《和平之使命》等。他的学术活动对后人了解伊斯兰教法的基本面貌、中国伊斯兰寺院教育和埃及的一般状况,具有重要的价值。
最为大家熟悉的马坚(1906—1978年)教授,在埃及学成归国后,毕生从事阿拉伯语教学和翻译工作。主要译著有《古兰经》、《阿拉伯通史》、《回教哲学》、《伊斯兰哲学史》、《教义学大纲》(《教典诠释》)、《回历纲要》等。其中,《教典诠释》长期以来是云南伊斯兰经堂教育的读本之一。马坚教授在伊斯兰学术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自1931年到1945年,中国前往埃及爱资哈尔大学或其他院校深造的穆斯林学生有50余人。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于1982年向埃及爱资哈尔大学派出留学生,埃及向中国派遣诵经团、向中国伊斯兰经学院派遣教师,这对中国伊斯兰教和伊斯兰学术文化的发展,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中国向埃及开罗大学派出大批留学生,他们在学成归国后,对发展学术和伊斯兰文化、促进中埃友好方面所做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
特别应该提出的是,埃及著名学者穆罕默德·舍赖弗丁·布绥里(1213—约1296年)的《盖绥迪 布尔德》,是一首颂诗。该诗已于1890年译成汉文,以《天方诗经》之名于四川成都问世,人民文学出版社又于1956年影印出版。据作者自称,他患有瘫痪症。某日梦中,他看到先知穆罕默德把斗蓬披在他的身上。次日醒后发现瘫痪已经痊愈,遂以此诗赞颂穆罕默德,纪念这一奇迹。根据马复初《天方诗经》初序,“此诗虽久传东土,因无注解遂非庸俗易知,致使卞璞韬光、丰锷匿采”。他在埃及游学期间,搜集到该诗的注释。回国后,他在“著经训徒之余”,让弟子马安礼“讲习其文”,以后马安礼又与“博通经籍”的马学海一起模仿诗经的体裁、韵律,“朝夕讲论、纂译成章”,合译而成《天方诗经》,并为颂诗做了注释。汉文译本将全诗分为笃慕、克己、大赞、先征、感应、宝命、登霄、道征、真悔和慈云等10篇,161章,每章4或6句,每句4或6字。布尔德的原意为斗蓬,译作又称《斗蓬颂》、《先知的斗蓬》和《衮衣颂》。
从上述埃及对中国伊斯兰学术文化的影响而言,首先值得提出的是,中国伊斯兰学术文化的发展,受到外部的多方面的影响。其中,在埃及留学的穆斯林学者,把在埃及期间掌握的阿拉伯语文、宗教、文化方面的知识,以及收集到的阿拉伯文著作介绍到国内,是中国伊斯兰学术文化受到埃及影响的重要的原因之一。
其次,就中国伊斯兰学术文化所受的外部影响的具体内容而言,神秘主义是一个重要的方面。马复初的《大化总归》、《四典要会》、《汉译道行究竟》等,这几本著作的基本内容都是讲解神秘哲理和精神修炼的,具有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即便是在《天方诗经》的注释中,也充满了神秘主义的内容。
第三,留学埃及的穆斯林学者所译的《真境花园》、《教典诠释》等著作,都是中国伊斯兰经堂教育的基本读本,尤其是对《古兰经》的汉文翻译,可以说它在中国穆斯林中的影响无论做何估计,都是不为过的。因为在中国很多讲授经文的阿訇本身只会诵读而不解经文含义。前述清初著名的穆斯林学者马注在《进经疏》中就多次提到这一实情。王静斋和马坚的《古兰经》汉文译本,是目前国内最为广泛流行的两个版本。这对清真寺的学员掌握经文和这些著作的真谛奥义具有明显的作用。同样的,它们的其他译本,对一般读者也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最后,他们所掌握的语言工具、他们的学术活动,无论是在加强中埃两国的宗教文化和世俗文化的学术交流方面,还是在加强中埃两国人民的友谊方面,不言而喻的,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显然,中国伊斯兰学术文化的发展,与埃及的影响是分不开的。为加强和发展中埃友谊,这是应该予以提及的。（金宜久）
责任编辑：伊人
上一篇：当代世界：透视影响叙利亚时局的宗教与民族矛盾
下一篇：巴勒斯坦之殇
相关新闻
- • ·埃及艳后凭卓越头脑征服人心(2013-07-28)
- •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2014-12-25)
- • ·埃及出土3千年前女尸:颅骨盘绕70股接发(2015-03-18)
- • ·《中国穆斯林》2011年第3期(2011-09-22)
- • ·《中国西部回族民间故事集》(宁夏卷)出版(2011-1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