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不要忘记那些仰望星空的人
一
伊曼努尔·康德的墓碑上刻着这样一句话：“有两种东西,我们越是经常、越是执著地思考它们,心中越是充满永远新鲜、有增无减的赞叹和敬畏--我们头上的灿烂星空,我们心中的道德法则.”借用康德的话，只是为了使我的文字能够因为相同的举意而变得真诚。是的，我深知我的文字过于稚嫩，可我还是没有办法停下笔来——书写仰望星空的人，书写清洁和高贵的品性。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这个时代如此复杂，它生动而死板、美丽又丑陋、深刻却浅薄、好似在我们身边下一刻偏偏让人生出无限的距离。在今天这个时代，民众的思维早已形成了绝缘一切高贵词汇的惯性。愈是伟大的命题，愈沦为茶余饭后聊以虚谈的的边角材料。除了教科书生硬的注解和一篇篇学院豢养的学者论文繁复的套路之外，所有人类文化当中最值得敬畏的命题都显得那么的不合时宜——如同用模糊的铅笔在书本上写黑体字，手指和环境充满了错误和责备。
我今天要写的这两个命题，与错误和责备无关，也与任何的偏向和舆论无关。我要写的，是关于我对生命的理解。
北岛曾经为一个人写过两首诗，这个人就是遇罗克。
他因为思考而获罪。
一九七零年三月五日，遇罗克因《血统论》文稿被执行枪决。这一年，他27岁；这一天，是学习雷锋的纪念日。40年过去了，雷锋依然是干好事只写日记不留名的榜样，而知道遇罗克的人却越来越少。
谁都知道，那是一个用血统和出身来评判一个人的时代。而遇罗克用自己的笔尖锐地质疑：“‘出身压死人’这句话一点也不假！像这样发展下去，与美国的黑人、印度的首陀罗、日本的贱民等种姓制度有什么区别呢？”围绕出身问题，遇罗克撰写了一系列文章，他提出“任何通过个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利，我们一概不承认”。
《出身论》一经发表便轰动全国。在当时触动了全社会最敏感的神经，为当时许多出身不好的青年人提供了思想武器和精神解放的理论依据，在社会上引发了轰动。青年诗人北岛目睹了北京工人体育场里万人欢呼下的最后审判，用诗记录下了自己的感受：“我并不是英雄，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北岛也曾说过: “诗人应该通过作品建立自己的世界, 这是一个真诚独特的世界, 正直的世界, 正义和人性的世界。”
上世纪八十年代，遇罗克一案得到平反。而遇罗克并未获得烈士称号，归还给遇罗克父母的，是他被关押两年多期间学徒工的工资。
对于知识分子而言，一种人提出复杂、精深，甚至高度抽象、晦涩的理论，另一种人则在是非颠倒、指鹿为马的蒙昧和谎言时代道出常识般的真理。
遇罗克是后者的代表，捍卫的是常识，付出的是生命。
请让我们郑重举意，每当我们在报纸上教科书上赞美雷锋同志的时候，不要忘记望一望天边的星空，其中肯定闪烁着最年轻的一颗。
二
毋庸置疑，遇罗克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卓然挺拔的精神，他用生命去捍卫这种久远的传统和尊严。他本来就是“士”——相比于“知识分子”而言，单说“士”这个字，总有一种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味道。然而读书人都这样聪明，面对现实的诱惑和威胁，总能时不时调整一下价值取向，并且立言赋诗，一边试图教化世人，一边自我洗脑强化。由先秦至今，一代代累计下来，就堆成了一部中国读书人对于人生价值取舍的历史。
相比于称呼专制的魁首为太阳钢铁甚至亲爸爸的所谓知识分子，我更倾心于坚守心中道德标尺的士人。在“写诗用典，无非援古刺今；作文论史，必定影古射今；记游叙景，当然比物犯上；研字原训，可能背逆谤君。寻章摘句，吹毛求疵；穿凿比附，诛意攻心；探头探脑，告密成风；疑神疑鬼，保官为上；过犹不及，文网日密，宁严勿弛，株连日众。”的专制社会，一代代士人慨然已天下为己任，突破专制的罗网，在钳制和限制中处士横议，激扬名教，阐发正义，刚烈如东林党人，更是“一党师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他们的举意和担当，是我们整个民族文化的脊梁。
余英时先生在《士与中国文化》一书中，借着阐述“士”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指出了在中国有着一个延绵不绝的知识分子传统：“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于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的私利之上的”近乎“一种宗教承担精神”的知识分子传统。从孔子的“士志于道”，“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到汉儒的“以天下风教是非为己任”，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到东林党人的“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乃至为此“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这些都证明中国的知识分子“自从孔子以来便形成了一个延续不断的传统”，这使得中国的“士”能够类似于西方近代的知识分子，在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和历史进程中作为“社会的良心”，作为“人类基本价值（如理性、自由、公平等）的维护者。”他们一方面根据这些基本价值来批判社会上一切不合理的现象，另一方面则努力推动这些价值的充分实现。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之中，中国知识分子（士）的这种作用是大体上保持和延续了下来的。
从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文化和思想的传承与创新自始至终都是士的中心任务。中国的知识分子，数千年来一直是以此为心志，以此作为自己的认定的。
应该被书写的还有陈寅恪先生。
新中国建立之后，1953年，中共中央决定设立历史研究委员会，同年10月，历史研究委员会决定创办刊物《历史研究》，并在中国科学院设立三个历史研究所，拟由郭沫若、陈寅恪、范文澜分别出任一所（上古史研究所）、二所（中古史研究所）及三所（近代史研究所）所长。11月中旬，陈的学生、时为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的汪篯南下广州请陈寅恪北上。陈与汪对话的最终结果，便是由汪记录的这篇《对科学院的答复》 ——
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王国维死后，学生刘节等请我撰文纪念。当时正值国民党统一时，立碑时间有年月可查。在当时，清华校长是罗家伦，是二陈（ＣＣ）派去的，众所周知。我当时是清华研究院导师，认为王国维是近世学术界最主要的人物，故撰文来昭示天下后世研究学问的人。特别是研究史学的人。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所以我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俗谛”在当时即指三民主义而言。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挥，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学说有无错误，这是可以商量的，我对于王国维即是如此。王国维的学说中，也有错的，如关于蒙古史的一些问题，我认为就可以商量。我的学说也有错误，也可以商量，个人之间的争吵，不必芥蒂。我、你都应该如此。我写王国维诗，中间骂了梁任公，给梁任公看，梁任公只笑了笑，不以为芥蒂。我对胡适也骂过。但对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说“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我认为王国维之死，不关与罗振玉之恩怨，不关满清之灭亡，其一死乃以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正如词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贤所同殉之精义，其岂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唯此是大事。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并未改易。
我决不反对现在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所有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将来我要带徒弟也是如此。
因此，我提出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也不要学政治。不止我一个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我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决无连涉，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怎样调查也只是这样。
因此我又提出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少奇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的看法，应从我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
至如实际情形，则一动不如一静，我提出的条件，科学院接受也不好，不接受也不好。两难。我在广州很安静，做我的研究工作，无此两难。去北京则有此两难。动也有困难。我自己身体不好，患高血压，太太又病，心脏扩大，昨天还吐血。
你要把我的意见不多也不少地带到科学院。碑文你带去给郭沫若看。郭沫若在日本曾看到我的王国维诗。碑是否还在，我不知道。如果做得不好，可以打掉，请郭沫若做，也许更好。郭沫若是甲骨文专家，是“四堂”之一，也许更懂得王国维的学说。那么我就做韩愈，郭沫若就做段文昌，如果有人再做诗，他就做李商隐也很好。我的碑文已流传出去，不会湮没。
如果说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标举是陈寅恪先生治学真谛标的的话，这封信无疑就是其挺拔人格的最好注脚。确实，对于研究学问而言，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高于一切。但在同时我们也该认识到，所谓“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仅高于政治，也高于学术，它远不仅仅是指在学术上不与当时的政治权威妥协，更重要的是指不带着任何一套意识形态或价值观念的先入之见去从事学术研究、看待世间万物。前者已殊为不易，后者更是难上加难。
时至今日，陈寅恪先生都是中国学术史上不可撼动的泰山北斗。由他所标举的独立精神令后来者景仰，也让以揣摩上意，密察风向，猜度政治生活上的式样和流行色，再蹩脚地堆砌材料本身，涂抹事实，编织丑陋的话语的二道贩子汗颜。
三
一个知识分子的使命就是在吞噬一切的时光虎口当中抢夺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如果研究学术，不是研究学术本身，不是首先从矛盾的陈述当中清理历史事实，而是首先揣摩上意，密察风向，猜度政治生活上的式样和流行色，再蹩脚地堆砌材料本身，涂抹事实，编织丑陋的话语。
这难道不是21世纪的蒙昧主义么？
巴勒斯坦人失去了最后的天空，面对举着屠刀的刽子手伪善的示好，有血性的巴勒斯坦诗人懂得拒绝。无知的好事者却用不懂得包容来谴责，如同钻在殖民主义的裤裆里的某些所谓学者肆意批判阿拉伯人民因为阿拉法特的去世而躁动不安 ——无视民众的情感和悲愤——一样的浅陋而可悲。
在2015年中国青年领袖的颁奖典礼上，当看到大家对娱乐，对明星那种发自内心的追求，对世界完全没有个体精神和审美。沉迷在肤浅的大众狂欢时，许知远用“今天这个时代所有媒体都在堕落”来砸场，我们是否也应该谴责他不懂得紧密团结顾全大局呢？
是的 ，刚烈死了，情感死了，正义死了。时代已变，机缘已去，贵比千金的血性死了。然而我们还是不该也不能我们不该忘记那些仰望灿烂星空的人。如果没有他们，世界将一片漆黑。如果没有他们，正义将会和黑夜一起潜行沉沦。
让我们郑重举意，不要忘记那些仰望星空的人 。
2015年11月末大雪，草于长春
伊曼努尔·康德的墓碑上刻着这样一句话：“有两种东西,我们越是经常、越是执著地思考它们,心中越是充满永远新鲜、有增无减的赞叹和敬畏--我们头上的灿烂星空,我们心中的道德法则.”借用康德的话，只是为了使我的文字能够因为相同的举意而变得真诚。是的，我深知我的文字过于稚嫩，可我还是没有办法停下笔来——书写仰望星空的人，书写清洁和高贵的品性。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这个时代如此复杂，它生动而死板、美丽又丑陋、深刻却浅薄、好似在我们身边下一刻偏偏让人生出无限的距离。在今天这个时代，民众的思维早已形成了绝缘一切高贵词汇的惯性。愈是伟大的命题，愈沦为茶余饭后聊以虚谈的的边角材料。除了教科书生硬的注解和一篇篇学院豢养的学者论文繁复的套路之外，所有人类文化当中最值得敬畏的命题都显得那么的不合时宜——如同用模糊的铅笔在书本上写黑体字，手指和环境充满了错误和责备。
我今天要写的这两个命题，与错误和责备无关，也与任何的偏向和舆论无关。我要写的，是关于我对生命的理解。
北岛曾经为一个人写过两首诗，这个人就是遇罗克。
他因为思考而获罪。
一九七零年三月五日，遇罗克因《血统论》文稿被执行枪决。这一年，他27岁；这一天，是学习雷锋的纪念日。40年过去了，雷锋依然是干好事只写日记不留名的榜样，而知道遇罗克的人却越来越少。
谁都知道，那是一个用血统和出身来评判一个人的时代。而遇罗克用自己的笔尖锐地质疑：“‘出身压死人’这句话一点也不假！像这样发展下去，与美国的黑人、印度的首陀罗、日本的贱民等种姓制度有什么区别呢？”围绕出身问题，遇罗克撰写了一系列文章，他提出“任何通过个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利，我们一概不承认”。
《出身论》一经发表便轰动全国。在当时触动了全社会最敏感的神经，为当时许多出身不好的青年人提供了思想武器和精神解放的理论依据，在社会上引发了轰动。青年诗人北岛目睹了北京工人体育场里万人欢呼下的最后审判，用诗记录下了自己的感受：“我并不是英雄，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北岛也曾说过: “诗人应该通过作品建立自己的世界, 这是一个真诚独特的世界, 正直的世界, 正义和人性的世界。”
上世纪八十年代，遇罗克一案得到平反。而遇罗克并未获得烈士称号，归还给遇罗克父母的，是他被关押两年多期间学徒工的工资。
对于知识分子而言，一种人提出复杂、精深，甚至高度抽象、晦涩的理论，另一种人则在是非颠倒、指鹿为马的蒙昧和谎言时代道出常识般的真理。
遇罗克是后者的代表，捍卫的是常识，付出的是生命。
请让我们郑重举意，每当我们在报纸上教科书上赞美雷锋同志的时候，不要忘记望一望天边的星空，其中肯定闪烁着最年轻的一颗。
二
毋庸置疑，遇罗克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卓然挺拔的精神，他用生命去捍卫这种久远的传统和尊严。他本来就是“士”——相比于“知识分子”而言，单说“士”这个字，总有一种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味道。然而读书人都这样聪明，面对现实的诱惑和威胁，总能时不时调整一下价值取向，并且立言赋诗，一边试图教化世人，一边自我洗脑强化。由先秦至今，一代代累计下来，就堆成了一部中国读书人对于人生价值取舍的历史。
相比于称呼专制的魁首为太阳钢铁甚至亲爸爸的所谓知识分子，我更倾心于坚守心中道德标尺的士人。在“写诗用典，无非援古刺今；作文论史，必定影古射今；记游叙景，当然比物犯上；研字原训，可能背逆谤君。寻章摘句，吹毛求疵；穿凿比附，诛意攻心；探头探脑，告密成风；疑神疑鬼，保官为上；过犹不及，文网日密，宁严勿弛，株连日众。”的专制社会，一代代士人慨然已天下为己任，突破专制的罗网，在钳制和限制中处士横议，激扬名教，阐发正义，刚烈如东林党人，更是“一党师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他们的举意和担当，是我们整个民族文化的脊梁。
余英时先生在《士与中国文化》一书中，借着阐述“士”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指出了在中国有着一个延绵不绝的知识分子传统：“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于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的私利之上的”近乎“一种宗教承担精神”的知识分子传统。从孔子的“士志于道”，“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到汉儒的“以天下风教是非为己任”，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到东林党人的“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乃至为此“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这些都证明中国的知识分子“自从孔子以来便形成了一个延续不断的传统”，这使得中国的“士”能够类似于西方近代的知识分子，在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和历史进程中作为“社会的良心”，作为“人类基本价值（如理性、自由、公平等）的维护者。”他们一方面根据这些基本价值来批判社会上一切不合理的现象，另一方面则努力推动这些价值的充分实现。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之中，中国知识分子（士）的这种作用是大体上保持和延续了下来的。
从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文化和思想的传承与创新自始至终都是士的中心任务。中国的知识分子，数千年来一直是以此为心志，以此作为自己的认定的。
应该被书写的还有陈寅恪先生。
新中国建立之后，1953年，中共中央决定设立历史研究委员会，同年10月，历史研究委员会决定创办刊物《历史研究》，并在中国科学院设立三个历史研究所，拟由郭沫若、陈寅恪、范文澜分别出任一所（上古史研究所）、二所（中古史研究所）及三所（近代史研究所）所长。11月中旬，陈的学生、时为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的汪篯南下广州请陈寅恪北上。陈与汪对话的最终结果，便是由汪记录的这篇《对科学院的答复》 ——
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王国维死后，学生刘节等请我撰文纪念。当时正值国民党统一时，立碑时间有年月可查。在当时，清华校长是罗家伦，是二陈（ＣＣ）派去的，众所周知。我当时是清华研究院导师，认为王国维是近世学术界最主要的人物，故撰文来昭示天下后世研究学问的人。特别是研究史学的人。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所以我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俗谛”在当时即指三民主义而言。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挥，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学说有无错误，这是可以商量的，我对于王国维即是如此。王国维的学说中，也有错的，如关于蒙古史的一些问题，我认为就可以商量。我的学说也有错误，也可以商量，个人之间的争吵，不必芥蒂。我、你都应该如此。我写王国维诗，中间骂了梁任公，给梁任公看，梁任公只笑了笑，不以为芥蒂。我对胡适也骂过。但对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说“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我认为王国维之死，不关与罗振玉之恩怨，不关满清之灭亡，其一死乃以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正如词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贤所同殉之精义，其岂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唯此是大事。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并未改易。
我决不反对现在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所有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将来我要带徒弟也是如此。
因此，我提出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也不要学政治。不止我一个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我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决无连涉，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怎样调查也只是这样。
因此我又提出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少奇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的看法，应从我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
至如实际情形，则一动不如一静，我提出的条件，科学院接受也不好，不接受也不好。两难。我在广州很安静，做我的研究工作，无此两难。去北京则有此两难。动也有困难。我自己身体不好，患高血压，太太又病，心脏扩大，昨天还吐血。
你要把我的意见不多也不少地带到科学院。碑文你带去给郭沫若看。郭沫若在日本曾看到我的王国维诗。碑是否还在，我不知道。如果做得不好，可以打掉，请郭沫若做，也许更好。郭沫若是甲骨文专家，是“四堂”之一，也许更懂得王国维的学说。那么我就做韩愈，郭沫若就做段文昌，如果有人再做诗，他就做李商隐也很好。我的碑文已流传出去，不会湮没。
如果说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标举是陈寅恪先生治学真谛标的的话，这封信无疑就是其挺拔人格的最好注脚。确实，对于研究学问而言，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高于一切。但在同时我们也该认识到，所谓“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仅高于政治，也高于学术，它远不仅仅是指在学术上不与当时的政治权威妥协，更重要的是指不带着任何一套意识形态或价值观念的先入之见去从事学术研究、看待世间万物。前者已殊为不易，后者更是难上加难。
时至今日，陈寅恪先生都是中国学术史上不可撼动的泰山北斗。由他所标举的独立精神令后来者景仰，也让以揣摩上意，密察风向，猜度政治生活上的式样和流行色，再蹩脚地堆砌材料本身，涂抹事实，编织丑陋的话语的二道贩子汗颜。
三
一个知识分子的使命就是在吞噬一切的时光虎口当中抢夺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如果研究学术，不是研究学术本身，不是首先从矛盾的陈述当中清理历史事实，而是首先揣摩上意，密察风向，猜度政治生活上的式样和流行色，再蹩脚地堆砌材料本身，涂抹事实，编织丑陋的话语。
这难道不是21世纪的蒙昧主义么？
巴勒斯坦人失去了最后的天空，面对举着屠刀的刽子手伪善的示好，有血性的巴勒斯坦诗人懂得拒绝。无知的好事者却用不懂得包容来谴责，如同钻在殖民主义的裤裆里的某些所谓学者肆意批判阿拉伯人民因为阿拉法特的去世而躁动不安 ——无视民众的情感和悲愤——一样的浅陋而可悲。
在2015年中国青年领袖的颁奖典礼上，当看到大家对娱乐，对明星那种发自内心的追求，对世界完全没有个体精神和审美。沉迷在肤浅的大众狂欢时，许知远用“今天这个时代所有媒体都在堕落”来砸场，我们是否也应该谴责他不懂得紧密团结顾全大局呢？
是的 ，刚烈死了，情感死了，正义死了。时代已变，机缘已去，贵比千金的血性死了。然而我们还是不该也不能我们不该忘记那些仰望灿烂星空的人。如果没有他们，世界将一片漆黑。如果没有他们，正义将会和黑夜一起潜行沉沦。
让我们郑重举意，不要忘记那些仰望星空的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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