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达师范与回族新文化运动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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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0-13 10:23:55 【来源:伊斯兰之光】 点击:

【编者按:近代回族知识分子鉴于本民族的积贫积弱和国家的板荡舛运,为振兴民族和国家在回族群体中掀起了一场以兴教育、求进步为主要内容的文化运动,顾颉刚先生称之为“近代回教徒第一次自觉发动的文化运动”。 如果说近代中国的启蒙运动以北京大学为核心,以《新青年》杂志为阵地,那么相应地——近代回族新文化运动就是以成达师范为中心,以《月华》杂志为理论宣传阵地的回族启蒙运动。本篇图文为作者平日留心积累梳理所得,其目的在于简述成达简史及与回族新文化运动之关联 ,文章虽少创见亦言之有据。惟愿回望历史、普及当下,以资镜鉴。】

如何看待一所处于急剧变革时代的学校在群体性文化运动中的作用?大视野下成达师范的存续与回族新文化运动有着怎样的关系?成达师范之于民族、国家而言,又有着怎样的意义?1936年,作为成达师范的创始人之一的马松亭阿訇给予了成达师范这样的评价:“成达师范的工作,确是当前回民的重要的大问题,实际也就是中华民族当前的一个大问题。”点出了成达师范的时代意义。以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王宽创办回教师范学堂为起点,近代回族知识分子鉴于本民族的积贫积弱和国家的板荡舛运,为振兴民族和国家在回族群体中掀起了一场以兴教育、求进步为主要内容的文化运动,顾颉刚先生称之为“近代回教徒第一次自觉发动的文化运动”。康德将启蒙定义为“人类脱离自己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从这一维度来看,回族新文化运动无疑具有启蒙的文化品格。无论是1908年留东清真教育会出版《醒回篇》时“醒”的历史暗喻,抑或是回族新文化运动进程中青年学生的文化自觉,均可视之为回族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的明显特征。在这一运动过程中,成达师范无疑是一座具有重要意义的里程碑。

一、济南时期:成达师范的草创阶段

成达师范的创立,既是回族新文化运动的逻辑延伸,亦与社会变革所提供的时代契机息息相关。光绪三十二年(1906),北京牛街清真寺王浩然阿訇在赴麦加朝觐之际,先后到土耳其各国考察,次年回国之后,与王友三、达浦生等诸阿訇在北平牛街清真寺创办回教师范学堂,“于经课之外,加入各项学科,是为中国回教有新式学校之权舆。”之后王浩然又与马邻翼、孙芝山、马少衡、冯余轩、古亮臣、马瑞川等先生创办京师公立清真第一两等小学堂,开近代回民新式教育之先河。“自是厥后,各地回民莫不闻风兴起......全国各地凡有回民之地,莫不有回教小学之设......”而后民国肇兴,五族共和,1912年孙中山在北平针对中国伊斯兰教界的讲话鼓舞了穆斯林大众参与民族国家复兴的积极性,马松亭在《中国回教与成达师范学校》一文中便引用孙中山讲话内容:“三民主义首在解放国内之民族一律平等。回族在中国历代所受压迫最甚,痛苦最多,而革命性亦最强。故今后宜从事于回民之唤起,使加入民族解放之革命运动。回族向以勇敢而不怕牺牲著名于世,苟能唤起回民之觉悟,将使革命前途得一绝大之保障。”激励大家“基于这种教训,我们知道促进回、汉团结,培植回民的国家意识,提高回民文化,发挥回族固有的精神,使恢复以前在国家的地位......”正是在文化自觉意识的引导推动与社会变革所提供的时代契机的双重影响之下,成达师范于民国十四年(1925)4月24日在山东济南创立,时在济南西关杆石桥穆家车门清真寺任教长的马松亭阿訇,与任济南道道尹的唐柯三商议创立新式伊斯兰师范学校,在当地乡老法镜轩、穆华亭、马绂生等人的支持下,创办成达师范学校,取“成德达材”之意。

成达师范的校名由校长唐柯三命名,取自《孟子·尽心》篇:“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德者,又达材者,有问答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成达师范校训为“笃诚敏健”,唐柯三曾经手书并释意“笃,厚也,实也。《论语》曰: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追溯吾教东来之初,如入异国,一经宣传,道化大行。是果何道以致之哉?知必有《论语》所言之化及蛮貊者,则笃之感人深矣。诚乃不欺之谓,举凡拜主事上,律身治家,以及进德修业,待世接物,相当以诚为主,苟稍涉不诚,将以欺人,实先自欺,不惟自欺,亦即欺主。此存诚之功,为吾人所万不可忽者也。儒家言盛道敏字。如敏于事,敏于行,敏有功,务时敏之类,皆示人努力猛进之意。诚能善体此旨,则敬畏天命,五时决不敢少时,奋勉前修,寸阴亦不容虚度。习之既久,自能有恒矣。健之为义至广,言德业须力求刚健,言学术须养成健全,内而保身宜强健而戒委糜;外而作事,宜稳健而戒轻浮。国民健则国日强,穆民健则日兴。健之为用大矣哉!曰笃曰诚,吾教之美德,曰敏曰健,吾人之宝箴。同学共勉之。”

唐柯三是东鲁邹县人,出身回儒世家。从成达校名校训的取则我们不难看出,相比于回族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初力图改革传统经堂教育弊端的单一目标,成达所具有的视野和气魄无疑变得更为宽广深厚——用斯土斯地传诵千年的世界观与自身所具有的文化基因相结合来引导一个群体的标的和前景,这样的思考和践行使得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有了一片更为丰饶的精神领土。

回族新文化运动经过二三十年代的发展,显然应具有与时代发展相符的理论基础,这一点从成达师范的办学宗旨和办学目标便不难看出。成达师范以“施行师范教育,以造就健全师资,启发回民智识,阐扬回教文化为宗旨”,按照“教育兴教,宗教救国”的理念,成达师范以所谓“三长制”或“三长教育”为其办学目标——“所以造成的人才,至少可以担任下列三种职务:1.宗教方面能担任教长或教师。所谓教长,就是上述的阿訇;教师是普通领导人才,希望能以教长的地位,领导全部的回民。2.教育方面,能担任普通小学或社会教育行政行政或教授的职务 ,利用教育的力量,作基本的启迪工作。3.社会方面,能担任民众组织与社会之团体领导或助成的工作,利用团体的力量,来领导回民的种种社会活动。”如果说新文化运动之初的目的在于革除经堂教育的弊端,那么此时成达师范的宗旨和目标更具有了振兴文化和改良社会的意味,其最终的旨归则是“增强回民对于国家的效能”,自此新文化运动不再是单纯地改良回民自身的文化运动,在动荡变革的年代,成达师范把目标提高到了对于复兴整个中华民族、贡献国家的层面上,使得成达师范在建立之初便拥有了恢宏的格局和深远的见识。

成达师范建立之初,筚路蓝缕,尽管处于草创阶段,在现实中面临有着如校址狭隘、经费拮据、师资缺乏、学生缺乏、课程难定、职员缺乏等诸多困难,但明确的办学宗旨使得成达师范在济南时期就已进行诸多有创见性的社会活动,如成达师范创办人和董事会会员,经常到有关院校做学术报告,并接受人家的访问,扩大学校影响力,宣传回回民族的风俗文化。此外,成达师范在第二次直奉战争时期为救济苦难同胞,于1925年12月26日成立“回教妇孺救济院”,对于受助者,“纯取救济主义,不限宗教,故外教入院者,亦复不少”。足见其宽广胸怀与深远见识。上述可见,成达师范自创立之初便已具备宏观的视野和明确的实践目标,因而在以人才培养为主要目标的同时,积极广泛参与社会活动——打破民族隔阂、促进回汉交流、开展学术对话,承担社会责任,这些活动特征在济南时期均已具备,此后无论在北平时期、桂林时期,还是重庆时期,也都保持这一传统,使得成达师范的意义绝不仅仅局限于学校的方寸之地。回族新文化运动的旨归是对社会的改良,脱胎于新文化运动的成达师范承袭了这一品格。1928年5月“五卅惨案”发生,社会动荡,学校收到冲击被迫停课。后在马福祥将军支持下,1929年成达师范迁往曾经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平,校址位于北平东四牌楼清真寺,开始了新的发展阶段。

二、北平时期:成达师范的黄金阶段

自1929年秋成达师范迁到北平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被迫南迁这八年时间,是成达师范发展的黄金时期,亦是成达师范全方位助力于新文化运动的巅峰时期。这一时期,成达师范在不仅在组织机构、课程设置、师资水平、办学影响等方面不断完善自身,获得了长足发展,而且先后派遣留埃学生、建立福德图书馆、出版以《月华》为代表的期刊及其他报刊书籍等,这些回族新文化运动史具有重大文化意义的事件均留下了成达师范浓墨重彩的印记,使得新文化运动真正具有了“新文化”的品格和重要的社会意义,对后世影响之大,至今不可忽略。

从成达师范课程的变迁及组织不难看出,自创立之初到迁平之后稳定发展,成达师范的课程设置体现出紧随时代发展因时制宜、不断改革的特征,整体表现出由侧重宗教教育向民族教育过渡的趋势。

成达师范的学制“系采四二制,前四年系初级师范,后二年为高级师范,初级师范偏重回教师范课程。高级师范偏重回教文化之探讨。”从1925年成达课程表来看,课程设置包括阿文、公民、儒经、国文、历史、地理、数学、理化、习字等科目,共分六个学年,其中阿文课程在全部六个学年均在课程总数半数以上,可见比起以往虽在课程设置方面已较为全面丰富,但在倡导改良宗教教育的社会大背景之下,教学重点还是以阿文课程为主,其他科目为辅;至1929年迁平之后,课程设置进一步细化、各课程设置比重基本持平、逐步趋于合理科学,如历史课程细分为中国近代史、西洋近代史、日本近代史;国文课程细分为选文、作文、文学史、国故概要、公牍文、作文;教育课程细分为教育原理、教育行政、管理法、教学法、教学实习、伦理学、心理学等。此后成师课程不断在摸索中调整,以求适应于社会发展,整体表现出“伊斯兰教课程时数减少,师范及文化课大量增加,并新增回民、法律课,明显地展示出培养目标已由培养阿訇的重点,转向培养懂得伊斯兰教义的回民教员、校长或机关工作人员为重点”的趋势。

成达师范由侧重改良经堂教育的流弊起步,逐步走向兴办“回民师范教育”,其课程设置的完善与师资力量的不断加强亦有着密切的关系。如在1926年该校聘请了北大的毕业生刘柏石(1896-1982)为教务主任,使得课程设置逐渐完善;1928年马松亭聘请原中华书局编辑、晨报编辑孙幼铭担任《月华》主编,创制宏规,擘画纲领,《月华》因之盛极一时;1929年赵振武受马松亭之邀任成师回文和回教史教师;1930年聘请曾在山西创办“回文大学”的河南马自成阿訇任回文课程主任;1930年请张子文阿訇主持教务工作并兼阿文教授;1931年聘请马淳夷任教义课老师、1934年聘请艾宜栽为教务主任等。上述可见,成达师范在迁平之后,师资力量不断增强,可以说集合了当时全国回族回族知识界的精英人才,使得成达师范具有更多的“精英教育”色彩。随着成师课程设置的不断完善、师资力量和水平的不断提升,社会影响力随之上升,报考人数日益增多,招生规模不断扩大,到民国二十四年(1935)生源地已扩大到河北、河南、山东、哈尔滨、陕西、云南、江苏等十二个省区。几乎遍及当时全国各个地区,生源的扩大,使得回族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在空间上更具有了全国意义。

成师迁平之后的八年,是其力图发展,锐意进取的黄金时期。为了把成师办成“中国回教最高学府”,学校自1936年起还一度邀请各界学者名流来校讲学,如顾颉刚先生讲《发扬回教文化精神》、徐炳昶先生讲《宗教与科学》、韩儒林先生讲《福德图书馆之于回教文化及中国文化》、陶希圣先生讲《中国儒释道三教关系变迁的概略》、姚从吾先生讲《历史上看回教文明对中西文化的关系》、梅贻宝先生讲《西北四省概况与回教问题》、冯友兰先生讲《青年的修养》、张星烺先生讲《中国历史上两位回教名人的事迹》等。成师的办学思路日益灵活,发展视野日益广阔,与主流学界的交流互动亦日渐增强。民国十八年(1929)成达师范在原有学校管理机构基础上进行重组完善,由时任国民政府蒙藏事务委员会的马福祥将军任董事长,并聘请回族教育家马邻翼、社会名流候德山任副董事长,由唐柯三任校长。此外,学校还聘请全国各地社会各界知名人士60余人为董事会成员,为学校的发展营造了有利的社会环境,同时更加扩大了学校的社会影响力。此外,学校将原有职教员会议改为校务会议,下设学务部(注册科、训育科、教学科)、总务部(出版科、斋务科、会计科、庶务科)、教务部(编译科、宣传科、训育科)及特种委员会(编译委员会),或是鉴于分工过于繁琐,1934年又改设出版部、事务部、训育部、教育部及特种委员会(回文课程设计委员会、毕业生服务指导委员会)。从上可知,学校的组织管理机构一直处于不断调整之中,以便更好地服务于学校教务,更好地适应社会需求。譬如出版科的设置,反映了在新文化影响之下,回族社会日益迫切的文化需求,诚如马松亭阿訇所言:“成达的出版事业,不仅是学生的成绩的披露,更走着沟通中西回教文化的途径;而且是在特殊的教育环境下,尤必自附出版事业,以供应特殊的用书。”可谓一言中的。作为清末民初“舆论界之娇子”的梁启超曾这样阐述期刊报纸的社会功用:“今夫万国并立,犹比邻也,齐州以内,犹同室也。比邻之事,而吾不知,甚乃同室所为,不相闻问,则有耳目而无耳目;上有所措置,不能喻之民,下有所苦患,不能告之君,则有喉舌。其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馆之为也。”

在社会急剧变动振荡的年代,思想自由多元,民众对社会信息的渴求亦随之日增,在新文化运动推动下, “中国穆斯林从1906年丁国珍创办《正宗爱国报》开始,到1949年庞士谦主编《回民大众》为止,近半个世纪中,北自东三省,南到两广,东起江浙沿海,西至新疆,穆斯林报刊分布之广,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确属空前。创办者既有穆斯林团体、学校、清真寺,也有有志于文化传播的个人。刊物类别分综合性学术类、纯教义类、学术类、政论类等 ,品种繁多,在中国穆斯林新闻传播史上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局面。”

由成达师范主办的《月华》无疑是其中的中流砥柱,孙幼铭、赵振武、白寿彝、金殿贵、马金鹏、庞士谦等先后出任主编,其报刊宗旨是:发挥回教适合现代潮流之精义;介绍世界各地回民之消息;增进中国回民之知识与地位;解释回民新旧教派之误会;发达中国回民之国家观念;提倡中国回民之教育及生计。《月华》在动荡的年代坚持办刊长达20年(1929—1948年),足迹遍及中国乃至东南亚、欧洲、中东许多国家,它屡经劫难,社址一度随成达师范播迁而流动,始终自强不息,坚持办刊宗旨,开展社会调查,关注社会发展,在新文化运动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该刊也是北方回族知识分子创办最早,影响最大的回族伊斯兰报刊,也是国内回族伊斯兰教报刊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报刊之一。它的创办不仅引领了当时回族伊斯兰报刊的形式和内容,而且还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回族学者,为后来回族学的发展铺垫了坚实的基础。

《月华》杂志的刊行,将以成达师范师生为核心的先进回族知识分子的思想成果,转化为启发民智、启蒙民众的思想武器,为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提供了一块思想舆论阵地,极大增强了新文化运动的社会影响力。如果说近代中国的启蒙运动以北京大学为核心,以《新青年》杂志为阵地,那么相应地——近代回族新文化运动就是以成达师范为中心,以《月华》杂志为理论宣传阵地的回族启蒙运动。

除了《月华》之外,成师还自1930年起出版《成达学生会月刊》,1934年改为《成师月刊》,专门刊登师生的论著文章;此外还有五日刊《成师校刊》,偏重报告校务和学生作品,这几种刊物定期的刊行,为成师的师生提供了独立思考的平台,广大师生将自己所思所想发布出来,极大地活跃了成师的学术氛围,客观上也促进了校务管理的透明度和公开度,使得成师得以在现代科学管理的基础上稳步向前发展。

成达师范的出版工作,除了相关刊物的印行刊发之外,还有对于各类图书著作的出版发行。据相关统计,至民国二十五年(1936),成师出版部每月出版书籍已累计不下百余种,据笔者翻阅《月华》、《成师校刊》、《成师月刊》等相关刊物的出版信息,出版著作有《伊斯兰名胜》、《成达文荟》、《斋月演词》、《西行日记》、《穆民教训》《中国回教史研究》等各类著作或译作,不仅在当时产生了广泛影响,且对后世亦有深远意义。如金吉堂先生所著《中国回教史研究》一书,被白寿彝先生评价为“著者以一人之力,于授课之余,完成此编,实已难能。中国士林与治中国文化史、中国宗教史者,均可为一读者也。”至今仍旧是研究中国伊斯兰教史不可或缺的重要著作。

报刊和书籍的发行出版,是一个群体现代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回族新文化运动的出发点是改良宗教教育、启发回民智识,因而以期刊和书籍的发行和出版为表现形式的社会知识的传播和流动便成为其发展过程中重要的文化特征。成达师范以一校之力,集合整个群体的精英人才,发行对全国有重大影响的期刊和重要的译作著作,这与其立校之初的宗旨和理念一脉相承。从迁平到南迁的这八年时间,是成师发展的关键时期,其中尤其值得书写、对整个新文化运动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便是福德图书馆的建立和留埃学生的派遣。

1932年马松亭阿訇第一次赴埃,见到了埃及国王福德一世和爱大校长佐瓦希理,陈述了在中国奇缺阿文经书的情况,福德国王慨然应允由埃及政府和爱资哈尔大学捐赠阿文图书441部,并答应以后源源不断地寄书给成达师范。此举为成达师范福德图书馆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以此为契机,1934年成师发表倡议书,呼吁大家兴建图书馆。同年4月埃及国王福德一世逝世,为纪念福德一世对中国穆斯林文化事业的支持,遂将图书馆命名为“福德图书馆”。同时商议组建福德图书馆委员会,并邀请中国文化界名流加入。邀请信息发出后得到徐炳昶、顾颉刚两位学者的支持,由他们转请全国学术界知名人士组成北平成达师范福德图书馆筹备委员会。1936年9月22日在新建馆址(清真寺南侧)成立了筹备委员会,委员有蔡元培、陈垣、翁文灏、朱家骅、李书华、李麟玉、白鹏飞、黎锦熙、梅贻宝、冯友兰、姚从吾、张星烺、陶希圣、徐炳昶、顾颉刚和回族各界人士马邻翼、唐柯三、马松亭、刘尊五、赵璞华、孙幼铭、白寿彝、陈树人、常松椿、艾宜栽、赵振武、王梦扬等共27人,公推顾颉刚、唐柯三、白寿彝三位为常务委员。会议发出了《征书启》,倡议“我们仅代表成达师范学校,向各界人士、公私机关,介绍该校的立场及述明其重要性,希望各界惠于捐助各种书籍或购书专款。我们希望在短时期内,因各界的帮助,能把这个图书馆充分地充实起来,同时并希望由此进向大规模的回教图书馆之设。这是为中国回民教育——边疆教育增加力量,也就是为中国学术开辟一条新路,为中华民族制造活气。我们谨以十分的热忱,渴望各界的厚赐。”福德图书馆征书启发出后产生了积极的效果,捐书方面的单位和个人如下:国立北平研究院、禹贡学会、燕大史地周刊社、燕京大学图书馆、蒙藏委员会、行政院行政效率研究会、海军部、实报社、东方书社、阎百川先生、中央政治学校地政学院等。另外白鹏飞先生、冯友兰先生、张履贤先生等也捐赠大量书籍。这次捐赠图书共计1240种,3157册。1936年10月,马松亭阿訇为吊唁前国王福德一世去世和祝贺新王法鲁克就任,开始第二次赴埃及考察,临行前将《征书启》译为阿文,到埃及后印发,得到了埃及国内的响应。不久埃及法鲁克一世捐赠300埃及镑,由爱资哈尔大列出书目购书,新任校长穆拉威捐赠价值100埃镑的图书,国务总理那哈斯巴沙捐赠《古兰经》500部,并令所属机关将出版物一律赠送全份,摄政委员会官员、埃及大学及埃及学者多人都有捐赠。

福德图书馆之所以在整个回族新文化运动史乃至整个中国回族史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文化意义,除了图书馆本身所承载的普及文化、发扬文化的信息之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筹建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特殊的文化意义——福德图书馆的建立,既是国内回汉两族学者同行并伍、和衷共济的产物,也是近代中阿文化友好交流的结晶。成师福德图书馆的建立,使得回教新文化运动获得了更为广阔深厚的视野,也使得新文化运动具有了促进国内团结互信、沟通国际文化交流的重要价值。

当一个群体的视野向外扩展的时候,他所关注的东西往往是自身缺失的东西。自1931年云南明德中学首开留埃先河之后,先后共有33名回族学生远渡重洋赴埃及求学,其中成达师范学生有21人,占留学总人数的一半以上。 1932年成达所选第一批留埃学生(也即中国的第二批留埃学生)韩宏魁、王世明、金殿贵、马金鹏、张秉铎五人赴埃及留学;1937年,由成达师范委派庞士谦阿訇为团长的法鲁克留埃学生团一行16人,他们是庞士谦、马继高、马宏毅、马维芝、刘麟瑞、范好古、杨有漪、丁在钦、王世清、金茂荃、张文达、李宏清、张怀德、熊振宗、高福尔、杜寿芝,这是近现代中国历史上派出的第六届留埃回族学生,既是历届中国留埃学生中人数最多的一届,也是成行的最后一届留埃回族学生。留埃学生之于新文化运动、之于回族群体、之于国家的重大意义,时人曾这样评价:“所以这次为伊斯兰前途危险而去留埃的学生……及愿牺牲自己的身体,去做大家的开创者、引路者、冒险者、侦探者,如像哥伦布的乘风破浪,艰难困苦中在黑暗的道路上,茫茫的大洋里寻求美洲一样。”

留埃学生的派出,使得成达师范具有了国际视野,也使得回族新文化运动拥有了更为广阔的参照物。诚如马博忠老师所言:“他们以所学,结合中国伊斯兰教发展实际,用他们的译著、新视角、新形象,成为民国时期回族新文化运动的骨干力量,为近代回族新文化运动和当代中国阿拉伯语教学活动提供了新鲜血液,注入了新的文化元素。这种力量和影响,远远超越了派遣留学活动的初衷。”直至今日,建国以来藉由留埃学生支撑起来的中国高校阿拉语教育、翻译等各个领域,依旧是成达师范与回族新文化运动的价值延伸。

三、南迁时期:“兴教建国”与改为国立

在日本侵略者步步紧逼的境况下,成达师范坚持“宗教教育救国”理念,在“七·七”事变之前提出“爱国爱教”的口号,使得新文化运动的使命具有了更为崇高的爱国主义内涵。1936年成达师范校长唐柯三在《目前回民应有的几项工作》中主张将训练回教青年、培养阿訇人才与抗战建国的时代主题结合,回族知识分子将自身群体的发展与整个中华民族和国家的复兴命运联系起来。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成达师范全体师生“服从教义,保全人格,不甘在敌人威胁利诱下苟安屈服,保存回民教育的一线曙光,树立回民抗敌的风声”,于是同全国同胞一道,将自身命运与国家的兴亡联系起来,保留文化火种,开始南迁。自此,成达师范开始进入另一发展阶段,“抗战救国”成为这一时期成达师范与回族新文化运动鲜明的时代主题。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北平沦陷,成师师生分批南下,在回族将领白崇禧的支持下, 于1938年2月迁到其家乡桂林,在桂林西门外清真古寺复课。成师南迁桂林之后创办《成师壁报》,复刊《月华》 和《成师校刊》,在《月华》 复刊词即明确说明:“全面战争,必须全民动员,全国五千万回胞们,大家赶快起来,逐出敌人于我国境之外。”成达师生除记录各地回民动态及成师活动外,还重点关注全国抗战动态,刊登了大量有关抗战的文章, 内容涉及战时回民教育、 战时妇女工作、 民族团结和阐释抗战圣训等,如《抗战时期之回民教育》、《抗战与孤寡贫民之救济》、《献给伊斯兰妇女》、《战火下的同胞起来吧》、《古兰中抗战的教训》、《抗战中回民应有的工作》等文章,当时的《月华》与《成师校刊》 俨然成为回族民众发表抗日言论、 从事抗战宣传活动的主要阵地。成达师生通过阐释抗战圣训,以求在宗教上论证抗日战争的正当性与正义性,鼓励全国回民投入到抗战建国的潮流中去;通过发展战时回民教育开启民智,聚集抗战力量; 通过介绍圣训中有关战时妇女活动的记载,鼓励回族妇女克服困难,参与抗战。白寿彝先生时在《回教文化运动与抗战建国》一文中如此慷慨陈词:“救亡!救亡!救亡!现在,这样一个艰巨的时代已经排在我们的前面,笼罩着我们的周围,而且它与日俱增地,方将增加其艰巨。我们有什么理由要放下我们的担子,我们有什么理由作偷闲的休息!难道我们的主张,在这个时候已经不适用了吗?——不!绝不!正相反,我们的主张在这个时候将日益增加其需要。”成师提出的“兴教建国” 理念,在促使回族文化自觉的同时,使得爱国与爱教的思想深入人心。蒋介石在《告战区回教同胞书》中说:“卢沟桥事变发生以后,全国回教同胞一致兴起,或执干戈以卫国家,或尽力捐助以裕军需,或主持正义以正舆论,或教育子弟以待复兴,在此民族国家断续之教,无不思完成其历史之重大任务。凡所表现,不特博得国人之敬爱,国际方面之同情,足使我国回教同胞,引以自慰者也”。无疑是对回族“兴教建国”理念的历史认可和时代表彰。

此外,成师在桂林期间开展的诸如调查回民户口、 编译回民小学课本、创办成达附属小学,实施新式回民教育,促进回民成人教育、妇女教育;、关注战时民众教育, 实施“岩洞教育”等社会活动,也推动桂林回族社会的发展,增强了桂林回族社会与社会各界的互动, 成师的教育理念及五所成师附小的创办,推动了新式回民教育在桂林的发展,成师对回族妇女教育的关注与实践,促使桂林回族妇女走出家庭、关心时政,成师与军政、文化、教育等社会各界的联系与互动,增进了社会各界对伊斯兰文化及桂林回族社会的了解,加强了伊斯兰文化与现代文明的交流与对话, 为战后桂林回族社会的发展提供了较为宽松的社会环境。

1941年,在唐柯三、马松亭等努力,并孙绳武、王曾善等共同努力下,教育部正式行文批准成达师范改为国立,改名国立成达师范学校,实质上完成了成达师范由宗教教育向民族教育的转变。前人从意识形态出发,对于成达师范改为国立多有愤懑不平之意,但从历史资料来看,成达师范的国立,使得回族教育正式纳入国家教育体系,成为国家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成达师范的国立,使得回族教育的发展步入正规教育的轨道,具有了国民教育的资格;成达师范的国立,使得回族教育的发展有了稳定的物质支持和制度保障;成达师范和陇东师范等回族民办教育的国立化,恰恰是国家对回族新文化运动价值的认可和肯定。唐柯三在《成达师范改为国立后之感想》一文中写道:“今承教育部改本校为国立,是不吝认本校之教育设施,为中华民国教育之一种,本校之同人,窃自庆幸十六年来之试验,庶几不误,此柯三所引为欣慰者一也......抗战以还,我回教同胞,或在前方浴血杀敌,或在敌后守正不屈,回教之精神及其组织之力量,于是乃大白于世,今教育部改本校为国立,乃我政府对回教的新认识具体表现,此不仅为本校之荣,实我回教全体同胞之光。抑且昭示我未来的新中国之一种新精神,此柯三所引为欣慰者又一也......”可谓对成达师范改为国立的精辟阐述,成达师范改为国立,不仅是国家对成达师范十六年奋斗历程的承认,亦是政府对回族新文化精神引导下回族大众对国家贡献的表彰。成达师范改为国立,实质上代表了国家对回族新文化运动在民族与宗教二重领域的认可和肯定。

1944 年日寇攻陷桂林,成师被迫迁往重庆,设于十八梯清真寺,自1945年8月16日起校长由薛文波担任。1946年9月26日成达师范复址北平,先设和平门内中华中学旧址,继而迁万寿路,1948年秋抢先进入摄政王府,11月20日薛文波离校。次年三月,成达师范被奉命接管,1949年8月,创办24年之久的成达师范学校与西北中学,燕山中学合并为“国立回民学院”。至此成达师范完成了她在近代回族史上的历史使命。

四、结语

作为我国回族教育史上的一座丰碑,成达师范本身就是回族新文化运动孕育的产物。成达师范前后24年数次迁址,在文化自觉、人才培养、思想启蒙、社会改良等方面为回族新文化运动提供了支持;从改良宗教教育到发展回族教育,成达师范不断顺应时代发展,扩展了新文化运动的视野和格局;为回族群体的现代化、中华民族乃至整个国家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在这场基于群体自觉和民族自救意义上的运动进程当中,成达师范无疑是一座高高矗立着的精神高峰。这样的殊荣与赞誉不只是因为她在一片荒原当中筚路蓝缕、敢为人先的开拓之功,更重要的是——藉由大时代塑造的回族文化精英对于母族群体的关切和对国家人民的热爱高度统一凝结成的高洁情怀,以及在动荡的时代肩负使命、奋斗高昂的伟大精神,这些无疑已融入回族的血脉和基因当中,成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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