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天时一个朋友说，马复初当年写的阿语语法著作《蒙泰西格》，我们到现在还无法超越，比起先贤，我们差远了。在赞叹这位朋友谦虚的同时，不免有一丝悲哀。

如果马复初等先贤，知道他们的后人只会因袭他们的文化遗产，而不敢越雷池一步，他们作为一代思想家、维新家，一定不会感到欣慰。
胡登洲在四百年前创立经堂语，后来的刘智、马复初等以儒诠经，都是破天荒的壮举。他们的行动，很可能就是当时以保守为己任者攻击的对象，一如今天的一些人攻击把现代阿拉伯语引入清真寺、把妇女教育引入穆斯林教育、用新的教材把原有的“一路经”取而代之，等等。

而且，那些先贤前无古人的尝试，很可能被扣上类似于今天一些人擅长的“瓦哈比”等帽子。何也？因为他们当时也是在冒天下之大不韪，违背了他们时代的传统和惯例。

大概二十年前，我的一位前辈，对一个住在极为贫瘠地方的亲戚说，你们何不搬到新疆伊犁，这里地大物博，给养丰富？那个亲戚说，我们要守住先人给我们留下的那几堵墙！那位前辈说，你们何不自己做一次“先人”，造福后人？那个亲戚无言以对。

记得在南京参加一个研讨会，针对现今一些穆斯林学者对刘智等先贤一浪高过一浪的研究和推崇，一位汉族学者说，善于超越先贤，而不是躺在他们已有的遗产上不作为，才是对先贤的真正缅怀、爱戴和继承。

是的，一位成功的企业家，绝不会希望自己的后人躺在自己已有的资本上，坐吃山空。先贤们何尝不是如此？

我很欣赏一位学者的见解，针对经堂语等我们的宝贵文化遗产，他提出“继承和发展”。光继承，不发展，不是真正的继承；光发展，不继承，是反传统主义者，未必能够发展。

其实，先知在百德尔战役采纳罕巴布转移营地的建议、城壕战役接受赛里曼挖壕沟的建议等等，艾布·拜克尔第一次把古兰经收集成册、欧麦尔第一次把征服的伊拉克国土收归国有等等，都是原则性与灵活性有机结合的最早例证。

曾几何时，一些人把穆斯林偏离伊斯兰后的衰落时期遗留的“传统”当做了伊斯兰本身，而把先贤原则性与灵活性合一的精神抛在脑后。那么，他们的落后与被动挨打，就顺理成章。

在新的时代，我们拿什么去缅怀先贤？是以“传承”的幌子躺在他们的功劳簿上一动不动，还是学习他们原则统帅下的开拓与进取？我想答案已经很明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