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文”，是我国回族及其先民在历史发展中曾经使用过的文字，伴随着回回人语言和身份的转变，它的内涵也在发生着变化。“回文”从唐宋时期的阿拉伯文字到蒙元时期的波斯文，再经过一段时期的混合语到最后的“小经”，见证了回回从“蕃客”到臣民，再到本土少数民族的变迁。随着回族的本土化，“回文”也以“小经”的形式最终确定了它的形态。“小经”是我国回族在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字母的基础上创造出来拼写汉语的一种独立而完整的文字体系，它属于汉语的范畴，是我国回族结合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在语言和文字转化过程中文化创新的结晶。尽管它的使用范围不断萎缩，但它迄今仍是一个活的语言，而且还是对汉语音文化的丰富和发展。作为我国少数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应该得到保护和挖掘。

语言是表达思想的声音媒介，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民族的形成跟语言文字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它们是民族构成的一大要素。世界上有近6000多个民族，[1]几乎有同样多的语言。[2] 但是，有些民族的历史的发展中创造出了记录自己语言的符号――文字，有些尚未创造文字，因此，文字往往少于语言。然而，较大的语种基本都有自己的文字体系，而且再小的语种，只要有意创造自己的文字，都有可能实现。

中国的回族，是一个拥有近千万人口的大民族，相当于一个中小国家的全部人口。她的形成也遵循了自然的规律，即语言的因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唐宋时期，回回的先民――阿拉伯商人入华，操阿拉伯语在各地经商，那时尚属外国侨民，史称“蕃客”。蒙元时期，大批中亚穆斯林被蒙古统治者调遣入华，定居中国，成了元朝的公民，由于操波斯文，史称“回回”。在明朝，回回开始本土化，着汉服，讲汉语，一个地道的中国的族群――回族诞生了。中国的回回，从其先民讲阿拉伯语，再到波斯语，最后到汉语，是一个非常大的跳跃；其身份从“蕃客”到臣民的转变，再到本土民族的转换，发生了质的变化。然而，是伊斯兰信仰和阿拉伯语的情结，他们始终没有放弃母语文字的传统。在元朝的文献中，波斯语称为“回回字”或“回回文”[3]。以此类推，唐宋时期回回先民使用的阿拉伯语也可以称作那时的“回回文”、“回回字”，宋代陶宗仪的《书史要会》介绍的“回回字”就是阿拉伯语[4]。同样，明中期以后，伴随着新的民族的产生，出现的一种新文字――“小经”也成了“回回文”和“回回字”的延续和替身。

“小经”是我国回族在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字母的基础上创造出来拼写汉语的文字体系，它是伴随回族先民的语言和身份变化而自我保存的尝试，也是为保留民族传统而进行的文化创造。“小经”就是中国“回回文”和“回回字”（以下简称“回文”）的发展和演变，它与回回民族的语言和身份发生变化的进程是同步的。“回文”从阿拉伯语到波斯语，再到“小经”，正好对应了回族母语从阿拉伯语到汉语转换的历程。因此，“小经”就是中国继阿拉伯文和波斯文之后的“回文”，而且在阿拉伯语和波斯语作为母语消失以后，“小经”就是 “回文”存在的唯一形式，[5]“小经”就是“回文”的俗称。为了行文的方便，本文中将继续使用大家熟知的“小经”一名。

 “回文”的历史演进

伊斯兰于公元七世纪初兴起于阿拉伯半岛，很快就到了世界各地，不久也随来华穆斯林商人传到了中国。随着源源不断国外穆斯林的来华，伊斯兰传遍了中国。国外穆斯林来华的历史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唐宋时期和元明时期。

唐宋时期：唐与大食（阿拉伯国家）保持着密切的政治、商业交往。由于唐时中国正处于盛世，善于经商的阿拉伯人闻风来中国经商，中外文献中大量记载了阿拉伯人来中国的史料。宋代，阿拉伯商人的活动更加频繁，官方史料中记载的更多, 而且阿拉伯商人通过墓碑也留下了大量的历史记录。从早期留下的墓碑记录来看，至宋代入华的穆斯林主要来自阿拉伯国家，使用阿拉伯语。即他们用阿拉伯文书写和阅读，阿拉伯语就是回回先民的语言。

元明时期：元代，随着蒙古人的西征，波斯人和受波斯文化影响的中亚穆斯林大量定居中国，他们讲波斯语或通波斯语。由于回回对元朝的巨大贡献, 回回人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仅次于蒙古人而高于其他人，致使回回的语言和文字波斯语被列入了元朝的三大官方语言之一（汉语、蒙语、波斯语）[6]，“回回文”或“回回字”也成了正规的官方文字。明朝以来，回回人更趋于本土化，为适应新的形势，他们着汉服、起汉名、讲汉语，接受更多汉文化的元素。于是，一个新的民族――“回回”逐步形成了。更重要的是语言由原来的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变为汉语，只是在日常生活和国家对外交流中波斯语仍占重要地位，比如回回口语中包含大量波斯语和阿拉伯语词汇，甚至有些宗教用语要用波斯语背诵；朝廷设立回回馆，波斯语在对外交流中发挥重要作用。

当然，语言的转换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需要几代人做出努力和牺牲，中间要经历一个两种语言交替使用的过程，即混合语言的阶段。也就是母语（阿拉伯语或波斯语）和汉语混合使用的双语过程，这样才能过度到汉语单语阶段。据学者推断，回回的这一双语时期大约出现在元末至明中的这一阶段。[7] 双语阶段包括两种情况：1. 一部分人完全掌握了汉语，而另一部分人仍操母语。如走仕途、做墨客的人，精通汉语，用汉文著述，基层老百姓仍用阿拉伯语或波斯语；2. 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用语中母语和汉语混杂。这两种情况在元末明初都存在，现存文献中保留着这一时期回回人娴熟使用汉语的文字作品，也有用“小经”夹杂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记录日常事务或注释经典的资料。然而，除了少数文人墨客外，大多数人还是用“小经”字母拼写汉语。即便他们在“小经”中加入了母语的一些词汇，其语序仍然是汉语的。这种语言风格是继阿拉伯语和波斯语之后的一大转变，是通向汉语的一道桥梁，它可以说是现代“小经”的前身。现存这一时期的“小经”文献中仍然保留着具有这种特征词汇，是“混合语言”阶段回回语言的活化石。例如：“石头”一词在明初的混合语中写成“石色儿”。“石”字用阿拉伯字母，即“小经”字母拼音拼写出来，而“头”字却用波斯语的“色儿”，意思是“首”、“头”，合起来就是“石头”。[8]虽然用词不当，但能猜出大概意思。[9] 同样，“剃头”一词的混合用法也是如此，即“剃色儿”。“剃”字用“小经”字母拼写，“头”字正确使用了波斯语的“色儿”，合起来就是“剃头”[10]。清咸丰年间还有人用阿拉伯语的“乌龟”和“融化”，加上小经“城”，拼写出了“龟化城”，即“归化城”，保留了混合语时期的语言特点。[11] 明朝早期编写的《回回馆译语》虽然是政府让人用波斯语写的，但其波斯语已经不地道，有混合语的特征。例如，天方国使臣阿老丁进贡大明皇帝的“眼睛二十副”，译者是这样译的：先用“照看”（译者可能不知道如何翻译“眼镜”，只能用“照看”、“关照”一词代替），再用波斯语的“二十”，最后用“小经字母”拼写出了“副”字。[12] 又如，“迤西吐鲁番王”几个字，纯粹是按汉语的语序堆积起来的几种语言的杂汇：先用阿拉伯语“边”翻译了“迤”，后永波斯语“西”翻译了“西”，再用小经拼写了“吐鲁番”，最后，“王”字也用小经拼写，没有用阿拉伯语或波斯语的“王” 一词。[13]这种翻译很不成熟，但它为我们理解“混合语”提供了最好的例证。

笔者还见到了一本无名的回回药书，大约成书于清朝，虽然不是“混合语言”阶段的作品，却借用了那种风格，目的可能在于保证祖传秘方不外泄。现选几个有趣的翻译方法：

乳香：写成阿拉伯语的“入”和波斯语的“香气”，组成“入（乳）香”；

陈皮：用“小经”文字拼写出“陈”，再用波斯语的“皮肤、皮革”，组成“陈皮”；

冰片：写成波斯语的“士兵、军队”，再用“小经”文字拼写“片”，组成“兵（冰）片”；

圆梅粉：写成阿拉伯语的“圆圈”、波斯语的“名字”，“小经”拼出“粉”，组成“圆名（梅）粉”；

炉甘石：写成波斯语的“道路”、“小经”文字拼写出“甘”和波斯语的“石头”，组成“路（炉）甘石”；

天冬丸：写成波斯语的“天空”、阿拉伯语的“东方”，再用“小经”拼出“丸”，组成“天东（冬）丸”。

以上这些药名，完全采用了混合语时期的“小经”风格，这种用法正好反映了双语期人们在两种语言中穿梭的历史现实，而且表现为两门都不精通的情况，“白字连篇”就是例证。但这一过程为后来“小经”的出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明朝中期以后，随着回回本土化进一步加深，双语混合阶段逐步结束，回回的语言完全汉化。然而，明朝社会中接受教育的人普遍少，回回中读汉书识汉字的人更少，但回回为了满足宗教生活的需要，几乎全民在经堂接受过基础阿拉伯语或波斯语的教育，普遍精通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拼写方法。于是，他们就用自己熟知的文字拼写汉语，这样，一种新的回回文字――“小经”诞生了。

从回文发展的历史来看，“小经”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也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回文”从阿拉伯语到波斯语，再到混合语，最后到“小经”的演化结果。回文的变化是跟中国回回的文化和语言的演变是同步的。因此，我们说，“小经”是继唐宋时期的阿拉伯语和元明时期的波斯语之后，回文发展的必然结果。所以，我完全同意南京大学刘迎胜教授的观点：“‘小经’文字是回族的民族文字”[14]。

 “小经”是一种独立的文字体系

世界上文字分两大类：“原创性” 文字和“沿用性” 文字。[15] “原创性”文字，是独立发展起来的文字，如汉文、希腊文、阿拉伯文、梵文等[16]；“沿用性”文字是从“原创性”文字汲取营养而发展起来的文字，如在汉文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古代西夏文、女真文，在阿拉伯文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波斯文、乌尔都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等。但无论是“原创性”文字还是“沿用性”文字，都是独立的文字体系，不能因为脱胎于其它文字，或者采用母文字的大部分字母而将“沿用性”文字仍用母文字的名字称呼。

伊斯兰教传入波斯以前，波斯人使用帕拉维文字书写的古波斯语，随着波斯的伊斯兰化，他们开始采用阿拉伯语字母书写波斯语，并逐步代替了古波斯文。但是，波斯语的有些发音是阿拉伯语所没有的，他们不得不在阿拉伯语字母中加几个波斯语特有的字母，而增加的几个字母也是改造了阿拉伯语字母后形成的。所以，波斯语字母是由28个阿拉伯语字母和4个改造字母构成的，阿拉伯语字母仍然是主体，但被改造后的文字体系已经变成了波斯文字母，而不再是阿拉伯语字母。同样，乌尔都文也是在改造阿拉伯文或波斯文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文字体系，乌尔都语跟印地语同属印欧语系，是同一种语言，用梵文字母写出，就是印地语，用阿拉伯文字母写出，就是乌尔都语了。拼写乌尔都语的文字，不再叫阿拉伯字母或波斯语字母，而叫乌尔都语字母。中国的维吾尔文和哈萨克文的情形也是如此，维吾尔族在13世纪以前采用突厥文，之后，随着全民逐步伊斯兰化，开始采用从阿拉伯文字改造过来的察合台文。1937年通过直接改造阿拉伯文字而创立自己的文字体系――维吾尔文。维吾尔文字的主体仍然是阿拉伯字母，只是根据特有的发言改造了几个阿拉伯文字母。这样改造后的文字直接被称作“维吾尔文字”，而不称其为阿拉伯文字。类似的例证还有马来西亚的“佳威文”，它是用阿拉伯语字母体系拼写马来语，其中增加了几个特殊字母，一经拼写马来语，本字母体系就变成了“佳威文”。阿拉伯语影响了亚洲、欧洲和非洲许多国家的文字，衍生出了十几种独立的文字体系。[17] 

  “小经”有36个字母，包括阿拉伯语的28个字母、波斯语特有的4个字母，以及维吾尔文特有的2个字母[18]，另外，“小经”根据汉语的发音通过改造阿拉伯语字母自创了2个字母[19]，形成了自己独立的文字体系。所以，“小经”的36个字母只能称作“小经字母”或“回文字母”，而不能称作阿拉伯字母或波斯语字母。

“小经字母”笼统来讲有36个，但实际应该少于这个数字，因为几个发音相近的字母一般都用一个。可由于没有规范，使用方法比较混乱，相近的字母有人用这个而有人用那个，而且，“小经”中夹杂着大量的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词汇，结果36个字母都被采用了。从“小经”的性质来说，它应该与汉语拼音的辅音字母相等，[20]外加方言的几个特有发音字母。总之，若加以规范，“小经字母”的数量应少于36个。

“小经”从其本质而言，属于汉语的范畴，而从其形式而言，属阿拉伯文的“沿用性文字”，这非常符合中国回族的民族属性和文化传统。回族从语言上讲是已经汉化了的中国人，而从文化传统上仍然保留着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传统，使用“小经”再也合理不过了。

“小经”的广泛应用

中国学术界对“小经”的产生时间，有几种推断，有唐宋说，有元朝说，有明中说，也有清末说。[21]  笔者赞同冯增烈先生提出的“比较可信”的明中说，[22]因为到明朝中期回回才完全汉化，脱离混合语的时期，进入纯汉语的时期。据此，从明朝中期至今，“小经”在回回中间普遍流行。

小经在明清时期的流行是被大家公认的，有大量实物为证，而它在现当代的流行被大家忽略。南京大学刘迎胜教授对当代小经文献进行了初步调查，发现经堂教育的课本和必要的宗教读物在当代均被翻译成了“小经”，而且民国以来的许多学者还用小经著述，现有的“小经”文献比较丰富。[23]民间流传的小经读物，大致如下：

教义类：

《阿里・噶菲耶经》、《对广大穆斯林的忠告》、《< 古兰经> 读法规则》、《回教必遵》、《穆民教诲》、《杂散的劝话》、《天经之尊贵》、《脱离之路》、《教义学与教法学》、《小经东热那岁黑乃》、《小经开达尼》、《小经穆安比哈其》、《小经穆斯林指南》、《伊斯兰妇女月经教律问答》、《伊斯兰教条切实问答中、阿、小经对照》、《伊斯兰礼拜封斋问答》、《伊斯兰教信仰问答》、《杂学全本》、《足如分都而木》、《最新口语小经谈比海》、《塔勒克》、《迈孜拜图》、《大台里哈苏》、《大杂学》、《苏热夫夏尔代》、《穆赫默诗》、《清真教条切实问题》、《回语读本》。

教材类：

《阿语基础注解》、《岁日夫》、《满俩》、《拜亚尼》、《伟嘎业》、《嘎最》、《真境花园译》。

字典类：

为阅读“小经”文献,我国穆斯林学者编写了各种工具书,如《古兰经词典》、《胡赛尼大字典》、《< 米什卡提> 字典》、《委尕耶词典―中阿对照》、《者俩来尼字典》、《< 真境花园> 字典》、《中阿对照< 伯亚尼> 字典》、《中阿对照< 满俩> 字典》、《中阿双解字典》、《中文消经双解》、《中文消经双解< 噶兑> 新字典》、《中文消经双解< 伊哈雅仪> 字典》、《照赫勒》等。20世纪50年代，临夏马天民阿訇用小经大量著述，翻译或创作了许多至今在经堂中通用的课本。

另外，20世纪，《古兰经》三次被翻译成小经：第一部是兰州的两位阿訇马福禄和沙忠用小经翻译的《天方尊大真经中华明文注解》；1957年，东乡族阿訇马明才用汉语小经翻译了《古兰经》，叫《小经古兰经》；最近一个版本是甘肃临夏藉阿訇马福海于2003年完成的《晓经古兰经》。

从90年代到2010年，西北各地穆斯林聚居区随处可见各种“小经”文字的出版物,甘宁青新地区一些阿訇还在不断编写各种“小经”读物，或翻译经典。民间存在如此多而且重要的“小经”书籍，足以说明“小经”的生命力。

“小经”不仅用来翻译和著述宗教经典，也记录日常生活中世俗的事务。清朝陕西回民起义的部分见证者，用小经记录了起义过程中的见闻，留下了珍贵的资料[24]；解放以后, 西安刘宗云阿訇于1955年8月曾经应邀参加陕甘回民赴东北参观团, 从8月5日报到开始, 他就用小经写下了一个多月的参观日记, 成为记述新中国风貌的小作品作品。[25] 到现在为止，西北还有人还用小经记账、写信、写便条，一切需要文字的地方，他们都用“小经”。而且，西北的清真女校，采用的课本基本是“小经”的读物，因为经堂中的“大经”（即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经典）主要的被翻译成了小经，初步满足了学习宗教知识的要求。有位同行告诉我，她在农村搞田野调查，在访谈农村回族妇女时，见人人手头有几部小经读物，顺手一翻，流利地读下去。此时，她一个学者在这些被认为是“文盲”的妇女面前反而成了地道的文盲。她纳闷，这些妇女是文盲吗？她们不应该被看做是文盲，她们不是什么文字都不懂的文盲，她们虽然不懂汉文，却精通回族的文字，而这种文字目前就连许多回族人都不懂，她们应该被看做是特殊的文化人。正如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蒙古族和藏族中的民间文人一样，相对汉文化而言，他们因不精通汉文确实是文盲，而在他们的族人中，对自己的民族文化却是专家和学者；不懂汉文，不能跟文盲划等号，否则外国人全是文盲。

鉴于此，“小经”并不是一种死文字,而是一种使用至今的活文字,它数百年来一直是回回民族普遍使用的文字，它在回回民族中间发挥着一个成熟文字对任何一个民族要起的作用。

小经文字通行的主要原因和存在的问题

“小经”在回族中间流通，大致有如下几个原因：1. 中国穆斯林自古以来就有进清真寺学习宗教常识的传统，早期为了巩固母语，必须学习阿拉伯语或波斯语。自明朝失去母语以来，学习阿拉伯语就是为了诵读《古兰经》和宗教生活中的念词。尽管几乎全民学习阿拉伯语，可由于语言的汉化，他们中极少数人精通阿拉伯文或波斯，但是，凡学过阿拉伯语的人，至少学到了阿拉伯语的拼音方法。这样，在没有别的文字做语言的记录手段时，他们就轻车熟路地用阿拉伯文拼写他们新学到的语言，这就是“小经”。2. 众所周知，汉文是由象形文字发展而来文字，表意不表音，笔画繁多，且一字只有一形一音一意，是世界上最难掌握的文字之一。比起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这样的拼音文字，学汉语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更大的精力。明清时期的回回，尽管开始讲汉语，但在“大分散、小集中”的格局中，与外族的交流不十分频繁，普通群众用不着用汉文跟人书面交流，熟悉的“小经”能够满足内部交流的需要。3. 在中国，读书自古是官宦子弟和有钱人的权利，普通百姓的文盲率历来很高。在教育水平普遍底下的社会，不识字算不上一件丢人的事，即便回回人不识汉字，不不是耻辱，因汉族中同样存在着差不多比例一样高的文盲，而且对他们而言，懂“小经”就基本脱盲了，起码日常生活中的应酬用“小经”能够应付了。4. 从满清统治以来，回回就不断举行反压迫起义，一再被清政府镇压，导致了回回与清政府，特别是具有汉文化背景的统治者的敌对。清政府想用汉文化给回回洗脑，造成了回回的极大恐慌，进而对汉文化，包括汉字加以排斥和拒绝。甚至当时的阿訇们断言：学汉文是叛教（这一论断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去理解，无可厚非）。于是，回回中大规模掀起了反汉文化的浪涛，学汉字被视为叛教的入口。这一风气至今还能见到它的影响，尽管只是在偏远的地区尚存。在没有正式文字做交流的工具的情况下，小经自然就成了唯一可用的工具。5. “经文情结”。阿拉伯语是《古兰经》的语言，也是伊斯兰学术的语言。长期以来穆斯林无论生活在哪里，也不管操什么语言，对阿拉伯语怀有深厚的感情，甚至是虔诚。虽然经过数世纪的变迁，阿拉伯语不再是中国回回的母语，但那种对阿拉伯语的情结始终在他们的心灵深处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对广大普通的回回人来说，再好的汉语伊斯兰书籍都引不起他们的崇敬心理，只有阿拉伯语的经典才是他们心目中的“经”。“小经”尽管是已经是汉语了，但它保留着“经文”的外形，正好满足了回回民族对阿拉伯文的情结。目前西北女寺和女校中多采用小经读本，这一情结是其重要因素之一。

基于上述原因，“小经”在民间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并被无数人念念不忘，怀有深厚的感情，尽管“小”，也把它当“经”来看待。

然而，数世纪以来，“小经文字”没有得到大家的重视，没有人将它提高到“民族文字”或“回文”的地位去考量，因而没有认识它的重要性。回回内部向来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为学术语言和宗教语言，没有创立自己文字的意识。即便有人在日常生活中应用小经，也没有从民族文字的角度去看待，而且一般有学问的大阿訇对之不屑一顾，认为那是教授妇女儿童时用的语言工具，或者是初学阿拉伯语的人记录单词意思的途径，因而叫“小儿经”或“小经”，即相对于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而言的经典而言，因为这两种语言的经典叫“大经”。在教外，一般人不了解“小经”，将其视为如同阿拉伯语或波斯语的外文。略知者，看它不伦不类，说它是汉语却不用汉字，说它是外语却拼出的是汉语，因而没有将其纳入正规的语言体系。解放后，在确定民族语言文字时，没有把“小经”列入回族的民族文字，彻底抹平了它作为正规“回文”的基础。由于这些原因，“小经文字”没有得到重视，更没有加以规范和整理，显得不成熟。可是，“小经”作为拼音文字，只要稍加整理即可规范，世界上各种拼音文字就是例子，汉语拼音就是楷模。 

 首先，由于各地的方言不同，小经拼写出来的语音语气都不同，造成了不同方言群体中间沟通的困难。然而，如果大家统一用普通话拼写，这一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其次，小经使用的字母不规范，发音相近的几个字母被大家按喜好使用，没有得到统一。如果稍加约定，这一问题也很容易解决。再次，小经是拼音文字，不表意，同音的字无法区别意思。但是，如果联系前后的语境去理解，可以猜出大致的意思，而且如果在规范的过程中附加一些专用的符号，就会大大降低同音词混淆的几率。

总之，“小经文字”由于没有得到足够的认识，才没有被整理和规范，从而出现了使用混乱的现象。若将其视为回族的文字，进行统一规范的话，它将与世界任何拼音文字相媲美，能够成为富有特色的独立文字体系。

结束语：

语言和文字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同一种语言可以由不同的符号进行记录。我国回族是一个全民操汉语的是少数民族，但由于民族文化传统和信仰，自己发明了用“小经”记录汉语的方法，创造了自己的文字体系。“小经”作为继阿拉伯语和波斯语之后“回文”的延续，明清以来在回族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许多人出于对传统的一种情感，乐于使用“小经”，喜欢阅读“小经”读物。当代，尽管随着回族人普遍汉文化水平的提高，“小经”逐步被疏远，甚至变得极为陌生，其使用范围萎缩到了西北的边缘地带，但整体的民族记忆和文化积淀，使他们难以割舍“小经”的传统情结，许多人至今还把它用作学习传统文化和进行日常交流的工具，并且当做自己民族的文字来使用，而且，但凡学习过阿拉伯语基础拼读的人，基本都能拼写和阅读“小经”文字，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小经”虽然已经退出了大部分回族人的生活圈子，但它毕竟是回回民族文化创造的历史见证，是他们的文化遗产和传统的一部分。“小经”属于汉语的范畴，由于没有得到整理和规范而显得混乱粗糙，但一经规范，它可以跟世界任何拼音文字相媲美，成为一种成熟的拼音文字系统；对它的研究和挖掘，不仅会保护少数民族的文化遗产，更重要的是能丰富汉语言文化的内涵。在我国建设文化大国的今天，“小经”作为回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该得到保护、挖掘和整理。

注释：

[1] 温家宝总理．《尊重文明的多样性》

[2] 按斯大林民族构成的要素，共同的语言是一个民族形成的基础。所以，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

[3] 刘迎胜．社会底层的汉一伊斯兰文明对话．《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第77页。

[4] 见胡振华遍，回回文献《回回馆译语》，中央民族大学东干学研究所，第11页。

[5] 解放前在甘青宁流传的《回语读本》就是用“小经”写成的，并配有汉文翻译。

[6] 刘迎胜．小经文字产生的背景．《西北民族研究》，2003年第3期，第63页。

[7] 见刘迎胜．小经文字产生的背景．《西北民族研究》，2003年第3期，第63-65页。

[8] 见韩中义．小经拼写体系及其流派初探．《西北二民院学报》，2005第3期，第15页。

[9] “石色儿”能表达这样一个意思：用石头做的头。“石头”实际是一个词，波斯语有专门的术语。

[10]  见韩中义．小经拼写体系及其流派初探．《西北二民院学报》，2005第3期，第15页。

[11]  见冯增烈．小儿锦初探．第45页。

[12]  见胡振华遍，回回文献《回回馆译语》，中央民族大学东干学研究所，第111页。

[13] 见胡振华遍，回回文献《回回馆译语》，中央民族大学东干学研究所，第99页。

[14] 刘迎胜．小经文字产生的背景．《西北民族研究》，2003年第3期，第61页。

[15] 刘迎胜．小经文字产生的背景．《西北民族研究》，2003年第3期，第61页。

[16] 阿拉伯文尽管是从古代阿拉马语发展而来，但成了后来许多文字的基础，因而可以看做“原创性”文字。

[17] 袁义芬．阿拉伯字母符号的发展．《阿拉伯世界研究》1990年04期，第43页。

[18] 据学者认为，维文的两个字母还是从“小经”借用过去的。

见安继武．《汽达尼》与回族语言文字．《回族研究》，1995年第4期，第81页。

[19] 即ڞ 和ڠ 两个字母。前一个字母任何语言中都不存在，后一个字母在“佳威文”中出现了。

[20] 小经的基本元音像阿拉伯语一样用符合表示，两个软音和几个复合元音由字母表示，所以，小经的元音没有专有的字母。

[21] 刘迎胜．社会底层的汉一伊斯兰文明对话．《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第83页。又见韩中义，小经拼写体系及其流派初探，《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第13页。

[22] 冯增烈．小儿锦初探．《阿拉伯世界》, 1982第1期，第40页。

[23] 刘迎胜．关于我国部分穆斯林民族中通行的“小经”文字的几个问题．《回族研究》2001 年第4 期第22-25页。

[24] 见冯增烈．小儿锦初探．《阿拉伯世界》, 1982第1期，第43页。

[25] 见冯增烈．小儿锦初探．《阿拉伯世界》, 1982第1期，第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