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河湟谷地自古便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历史也证明，河湟社会最为繁荣的几个历史时期，也是少数民族社会生活最为活跃、最为强盛的年代。

　　青海河湟文化的源头是汉代以前的古羌和西羌文化。古羌文化是中原龙文化向西的延伸，蔚为壮观的马家窑文化在河湟出土了令世人惊叹的彩陶艺术珍品；西羌文化则是与虞、夏、西周剪不断关系的西王母国、西王母，神话和以后演变成系统庞大的昆仑神话为其代表。

　　羌人是我国民族大家庭中一个历史悠久、分布广泛而又影响深远的古老民族。在中国古代的传说资料中便有不少关于羌人的史迹，而古羌人的主要发祥地之一就在今青海省的湟水和甘肃省的渭水之间。

　　大约在商朝起，就有许多羌族部落陆续东下，来到了农耕区生活。周时，姬姜联盟，建立周朝，许多姜姓之国就是羌人，后来他们共同汇入了华夏民族，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脉搏。春秋以后，秦国强大，隔绝羌人东下的道路。战国时，秦人继续向西开拓，部分羌人远徙析支河首并到达藏北羌塘草原，发展为“发(音博)羌”，另有羌人越岷江南迁或顺大渡河南迁，成为今天南方诸少数民族的源泉。

　　河湟的文明社会史是从西汉武帝时代开始的，是在“汉开河西”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河西之战”霍去病率军占领了匈奴右部所居之河西走廊，揭开了汉开河西的序幕。此后，将军李息、郎中令徐自为将兵十万“征西羌，平之”，“羌乃去湟中，依西海盐池左右。汉遂因山为塞，河西地空，稍徙人以实之。”从此汉族开始了对河西走廊和湟中地区的开发建设，大批汉族军民也随之成批陆续进入河湟地区。此后400余年中，汉族与留居的羌人和小月支人共同开发河湟，汉羌文化在这里碰撞、交汇、相互吸收，对河湟以后的历史文化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十六国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民族大迁徙的时期，对于青海河湟地区来说更是一场波澜壮阔的民族大融合的历史画卷。从西晋“永嘉之乱”至隋文帝杨坚统一南北，在这约280年间，鲜卑族雄踞黄河上下，大展风采。从乞伏鲜卑建立的西秦(385―431)、秃发鲜卑建立的南凉(396―414)以及慕容鲜卑建立的吐谷浑(312―663)，氐、胡、羌、汉各民族文化在河湟历史舞台上交汇闪烁，互争雄长。少数民族由历史后台走到前台，仿效中原政制，建国称王，加速了少数民族封建化和向汉族靠拢的过程，最终走上了民族大融合的道路。

　　隋唐初期，西北的形势与秦汉初期极其相似。东西道路上南有鲜卑吐谷浑，北有突厥“分领羌胡之国，为其擁遏，故朝贡不通。”而历代为保持丝绸之路的畅通，皆以屯田为要务，“请要路之所，加其防守。但使镇戍连接，烽候相望，民虽散居，必谓无虑。”为重新控制东西交通，巩固和加强边防建设，从隋初到唐天宝末年170多年中，汉族军民又一次成批进入河湟，移民、屯田，繁衍发展。众多鲜卑人接受汉化，唐浑互市，唐番联姻，河湟盛开着民族友好之花。历史发展到755年，由于“安史之乱”，河陇驻军悉数东调，新兴的吐蕃王朝乘势占领河陇，长达百年，留存于河湟的几十万唐人、鲜卑人汇合于藏族之中，充实了这一新兴族群的肌体。

　　公元9世纪中叶吐蕃政权崩溃，口温末人(吐蕃豪室从征奴隶和河陇陷没唐人及吐谷浑人)蜂起，聚众自保，河湟地区再次进入地方势力割据状态。公元11世纪初，吐蕃赞普后裔斯南陵温在河湟建立角厮罗政权，以青唐城为都，延续近百年，并与北宋王朝、西夏王朝发展着密切联系。从民族文化史上看，上述几个世纪中河湟地区主要是汉藏两大文化圈在这里的交汇融合；鲜卑吐谷浑文化分别被藏、汉文化及以后的土族文化所吸纳；而西夏党项族文化和女真文化以及丝路往来的西域文化，也在河湟峡谷间的绿色道路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作者：文华)蒙元时代是青海河湟多元民族格局确立的重要时期。1277年蒙古族势力进入青海河湟，与此同时，大量穆斯林来到了青海河湟，与往昔来此贸易的中亚商旅一起构成了青海回族的基础。从中亚撒马尔罕千里辗转东迁到青海循化的撒鲁尔人，在吸收藏、回民族成分的基础上发展成撒拉族。而生活在湟水南北的西宁州土人，也在民族融合的时代浪涛中发展成土族。至此，青海河湟多民族大分散、小聚居的分布格局基本确立，多元性、开放性、互溶性的民族文化格局也基本确立。从明初开始，汉族军民再一次更大规模地向青海河湟迁移，很快占据民族的多数，到明中叶逐步成为绝对多数，而农耕文化的种子也在河湟大地扎根开花，枝繁叶茂，西陲古地成为了汉文化圈西延的稳固地区。及至清代，汉族儒道文化；藏传佛教文化；蒙古族、土族萨满教文化；撒拉族、回族伊斯兰教文化都在河湟这块文化生态的绿洲上群星闪耀，异彩纷呈。


来源：青海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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