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世界”概念的形成

　　（日）羽田正

　　这本书的日文版出版于2005年。它的写作背景，是2001年9月11日在美国发生的多起由伊斯兰教徒制造的恐怖事件，以及此后日本和世界传媒铺天盖地的反伊斯兰教、反穆斯林的报道。但我对穆斯林善恶的判断，以及平常的价值观，并未因此而发生改变。在我看来，这些穆斯林都是非常普通的人。但是，为什么伊斯兰教要背负所有的责任，穆斯林要被传媒们描绘成异端？毋庸置疑，“伊斯兰世界”是客观存在的，而对伊斯兰历史进行研究的我，在这种情况下也开始抱着重重的疑问，重新审视自己的研究。

　　问题的根源是我注意到“伊斯兰世界”是一个包含着与其他世界有所区分、甚至与其他世界有着二元对立意味的概念。这样的概念是在何时何处形成的？为了解明这个问题，我尽我所能地去利用阿拉伯和波斯语的历史资料，并参考了西文文献。另外，我作为一个日本的研究者，自然会对这个概念是经由怎样的过程进入日语中的，研究者们问题意识何在，以及这一概念对一般人的世界观有什么样的影响等问题格外关注。我试图对日语的“伊斯兰世界”的历史进行溯源。在日语的语境里，“伊斯兰世界”是一个很暧昧的用语，容易招致人们各种各样的误解。因此，我认为，既然要使用这一概念，就必须对其进行明确的界定。

　　当然，出版这样一本包含着对自己及同行们至今为止的研究成果有所否定的书是需要勇气的。但是，我必须要这样做。这不但是对自己所从事的研究的意义进行再思考的过程，而且有助于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幸运的是，这本书在日本国内获得了好评，许多新闻和杂志针对此书发表了书评，并获得了“亚洲太平洋奖特别奖”这一荣誉。而且这本书在2010年的时候还获得了伊朗的“Al-fārābī国际奖”，这是我事先没有想到的。遗憾的是，尽管此书已经出版，日本传媒对“伊斯兰世界”这一概念的使用方式几乎没有改变。但日本有些细心的研究者接受了我的建议，不再像之前那样随意地使用“伊斯兰世界”这个概念，而是对这一概念进行明确的界定后再加以使用。

　　其后，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的葛兆光院长向我提议将这本书翻译成中文并在中国出版，对此我进行了认真的考虑。因为之前我曾打算把这本书翻译成英文出版。但考虑到，这本书最初写作时是以日本读者为受众的，因此在行文上选择了适合日本读者接受的形式。如果用英语出版的话，随着读者群的改变，行文本身也必须进行大量的修改。而我因为工作繁忙没有时间做这项工作，所以最终还是放弃了用英语出版的计划。

　　当然，在把原著翻译成中文的时候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如果我不能用中文去很好地解释“伊斯兰世界”这一用语的意思和用法，那么以中文为母语的读者是不会对我的论述感兴趣的。但是非常遗憾，我对于中文语境里的“伊斯兰世界”所知甚少。但是再三考虑之后，我还是接受了葛先生的建议，原因主要有以下两条：

　　第一，虽然我不熟悉中国对“伊斯兰世界”认识的状况，也不懂中文，但是在这本书的读者中，说不定有人会对中文语境中的“伊斯兰世界”概念的形成和用法产生兴趣。“伊斯兰世界”这一概念对于有着大批穆斯林居住的中国的重要性，肯定远远超过日本。“伊斯兰世界”这一用语是怎样在中国诞生的，在现代中国是如果被理解和使用的，只要中国学者针对这些问题去探究的话，一定会产生意义深远的研究成果。

　　第二，作为从2010年开始的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与我所在的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之间紧密的学术合作的成果之一，这本书的出版有着重要的意义。自从缔结学术交流协议后已经过去了两年的时间，这期间两所研究机构之间已经实现了多次的人员互访，通过这种方式，两所机构的研究人员将各自的研究成果介绍给对方。2011年，在东京大学举办了主题为《世界史文脉中的区域史》的学术研讨会，除了两所研究机构之外，普林斯顿大学也参与进来。由葛先生倡导的两所研究机构的合作，对于东洋文化研究所来说具有重大的意义。对拙著的翻译出版也是两所研究机构的合作研究得以进展的具体表现之一。在过去三年的时间里，我曾与葛先生进行过多次的讨论，也拜读了先生的论著。尽管两人的想法和意见不尽相同，但通过这种亲密的交流，我的确获得了许多宝贵的知识和视角。因此，对于葛先生将拙著翻译出版一事，我不胜感激。虽然将葛先生说成与我“志同道合”有些失礼，但是请允许我在这里这样讲。今后，我也希望和葛先生并肩一起去探寻世界人文学的新的可能性。

　　（作者为东京大学教授，本文是作者为《“伊斯兰世界”概念的形成》中文版所作序言，本书近日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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