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教强势崛起的秘密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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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5-05 23:42:45 【来源：】点击：

全球史观下的人类文明系列之八十六

伊斯兰教成功的秘密在于，她采取群众性运动的方式更广泛地争取到了民心的支持，又以国家主义强权为工具推广伊斯兰教的影响。如果把三大宗教放到一起进行对比，就可以看出伊斯兰教在传播上的优势。处于金属时代早期的犹太教以民族生存为使命，是一种正向回应历史发展大势的主动性作为；处于金属时代中期的基督教以弱势的平民化普世信仰为目标，是一种反向回应历史发展大势的被动性作为；而伊斯兰教将国家主义强权与弱势的平民化普世信仰结合起来，实现了正向与反向回应历史发展大势的双向结合。

在中世纪人类文明史上，最为重大的历史事件莫过于伊斯兰教文明的强势崛起了，从此之后，亚欧大陆上形成了东方儒教文明、印度教文明、佛教文明，中东伊斯兰教文明和西方基督教文明的鼎立之势。伊斯兰教文明的崛起让人们领略到一个普世化主流文明有机体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形成过程——伊斯兰教文明为何能够强势崛起？伊斯兰教文明的强势崛起对于人类文明究竟意味着什么？人们一直在思考着这些问题。在我看来，若要理解伊斯兰教文明的强势崛起，必须首先认识到伊斯兰教文明与犹太教、基督教文明是属于同一河系的文明——正是因为她们属于同一河系，因而存在着历史的传承关系；正是由于她们之间存在着历史的传承关系，因而具有历史发展阶段性的特征。后来的文明一般来说，总是吸收了以前文明的优秀元素，并从中加以取舍。从历史发展的阶段性来看，伊斯兰教文明后来居上的成熟度来自于她对于犹太教、基督教文明的革命性，其教义以及维护伊斯兰教作为一种文明的强势存在的方式似乎更符合绝大多数人类族群的意志。

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文明同属于先知类宗教，即神人之间的关系通过先知作为“中介”来建立意义与逻辑的联结，进而建立一体化的文明社会。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最重要的先知分别是摩西、耶稣、穆罕默德——虽然耶稣是道成肉身的上帝之子，但他在基督教中最为重要的符号功能无疑是他作为神人之间唯一“中保”的特殊地位。摩西、耶稣、穆罕默德在神面前代表人，在人面前则代表神。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文明作为有神论的文明与中国、印度发展出来的文明模式最本质的不同之处在于，她们没有发展出一整套抽象化的符号体现神人之间关系的逻辑意义，譬如中国的道、阴阳、仁、义、礼和印度的梵、佛陀等。这样，神人之间的关系就会因为先知的不同解读方式而发生变化，就像中印文明中不同的符号即代表不同的解读天人关系的方式一样。

虽然神是相同的，然而，由于摩西、耶稣、穆罕默德是不同的人，所以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就不会是相同的宗教。也就是说，由于先知或“中保”的不同，所以产生了不同的宗教；由于对于先知或“中保”的不同解读方式，所以产生了不同的宗教派别。伊斯兰教更是因为先知继承人问题的争议而发生了影响深远的内部分化。

从犹太教、基督教到伊斯兰教，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一种文明有机体，其核心的要素是人。文明的核心功能就是让包括个体、族群乃至不同的社会阶层都能够“居家过日子”。特定地理空间内的人们创建了特定的文明模式，而特定的文明模式不仅决定了特定人群的宗教信仰，而且维持了她在特定地理空间的主流存在状态。

文明以其特有的方式展示出特定时空人类的精神面貌，因而文明也是人类梦想的舞台。不同时代的人们的不同活动方式必然使人类文明呈现出不同的发展状态。每个时代的人们都会因为追求梦想而革故鼎新，不同时代的人类精神面貌因而也是不一样的。

由于先知或“中保”的不同——亦即人的不同，决定性地改变了宗教的特质。当人们认识到了摩西、耶稣、穆罕默德作为人本身的不同之处，弄清他们所代表的各自时代和阶级意志，就可以从中解读出同一河系的三大宗教何以发生巨大差异的根本原因。
宗教文明以信仰的形式反映出人类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发展面貌，特别是体现出生产技术与军事技术等方面的革新所带来的变化状况。摩西、耶稣、穆罕默德分别展示了他们作为人类个体在金属时代早期、中期和中晚期的历史定位，也就是说，人类在金属时代早期、中期和中晚期的不同生存状态通过他们对于信仰形式的变革而得到确认。

在金属时代早期，少数族群率先使用金属投入生产与战争，先入为主地统治了大片地区的人类族群，从而造成了人类族群在结构上的社会分层，最为典型的如雅利安人入侵印度之后所带来的巨大变化。也就是说，只要有人拿起了刀枪，就必然有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分。《旧约》所反映的正是人类进入金属时代早期族群竞争加剧的社会现实，旧的部落式的社会秩序被破坏了，亚欧大陆的广大地区进入了空前黑暗的混乱时期。以色列人与上帝立约，在求得上帝保护的同时，也改造了自身的存在状态。摩西受上帝之命，率领被奴役的以色列人逃离古埃及，并颁布了神对以色列人的告诫，史称“摩西十诫”。从此，以色列—犹太人过上了有信仰且受到律法约束的生活。摩西因而不仅被认为是以色列—犹太人的民族领袖，而且也是犹太教的创始者。《旧约》揭示了从宇宙的创造、人的起源乃至一个家族发展为一个民族，特别是金属时代来临后人类族群间的阶级分化与人间秩序的重建这一漫长的历史过程。作为一部圣史，它是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所共有的。

当亚欧大陆普遍进入了金属时代，人类族群在广泛的冲突中建立了基于统治与被统治的社会关系，强势社会阶层利用其在主导族群关系话语权上的特殊权力逐步形成了制度性的逻辑范式。然而，这些制度性的逻辑范式存在着不尽合理之处，特别是不符合广大被压迫社会阶层的意志，阶级间的斗争于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中国墨家学说、印度以佛教为代表的沙门思潮等都是这种被统治阶级意志在社会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当以色列—犹太人在族群竞争中一再失利，整个民族沦为被统治者之后，一种基于被统治阶级又承继既往一神信仰形式的新的宗教——基督教因而于公元前后应运而生。《新约》演绎的是一个如何将基于生存意志的民族性信仰扩展为普世化的全民性信仰、将信仰的自发或半自觉状态演变为一场群众性的社会化运动、将基于律法的宗教习俗上升为系统性伦理化社会制度的故事。代表平民化立场的基督信仰以耶稣受难的方式不仅替整个人类赎了原罪，更是替人类进入金属时代以来所犯下的累累罪行赎了罪。

到了公元7世纪，人类可以说是进入了金属时代的中晚期，亚欧大陆上主要文明的空间布局似乎接近于完成时。基督教成为国教之后，形成了神权一统天下之势，罗马帝国的王权成为基督信仰传播的工具。然而，在罗马帝国影响力相对薄弱的阿拉伯半岛，基督信仰并没有真正地深入人心，人们持有不同的宗教信仰，即使持有相同信仰的人们中间也往往因为教派的不同而陷入信仰问题的争论之中。先知穆罕默德吸收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合理内容，将其与阿拉伯人原始宗教中的一些教义结合起来，创立了伊斯兰教——在这里我们必须指出的是，按照伊斯兰教的说法，伊斯兰教并非是诞生于公元7世纪的一种新宗教，而是“复兴”神通过在穆罕默德之前的众多使者们向每个民族已经颁布过的那些启示的宗教。穆罕默德在麦加时期传布的启示主要包括：安拉是仁慈的和全能的；芸芸众生将在世界末日依照其生前的所作所为接受安拉的审判；世人应当通过履行拜功的方式表达对安拉的感谢；人们应当施舍财富和救济穷人；穆罕默德是安拉差谴到阿拉伯人中间的使者，先知穆罕默德负有教化全人类的使命。
作为成熟的宗教形式，伊斯兰教继承了《新约》中平民化的立场，却又以《旧约》中征服者的姿态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历史证明，这种结合是极其成功的。632年，穆罕默德逝世后，伊斯兰教进入“四大哈里发时期”，随着阿拉伯国家的对外征服，伊斯兰教向半岛以外地区广泛传播。661年起，伊斯兰教进入阿拉伯帝国时期，历经伍麦叶王朝和阿拔斯等王朝，进而建立了地跨亚、非、欧三大洲的帝国。从7世纪初到17世纪，一系列强大的帝国以伊斯兰的名义建立起来，对世界历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直到今天，伊斯兰教更是成为世界上1/5人口所信奉的宗教。

伊斯兰教成功的秘密在于，她采取群众性运动的方式更广泛地争取到了民心的支持，又以国家主义强权为工具推广伊斯兰教的影响。如果把三大宗教放到一起进行对比，就可以看出伊斯兰教在传播上的优势。处于金属时代早期的犹太教以民族生存为使命，是一种正向回应历史发展大势的主动性作为；处于金属时代中期的基督教以弱势的平民化普世信仰为目标，是一种反向回应历史发展大势的被动性作为；而伊斯兰教将国家主义强权与弱势的平民化普世信仰结合起来，实现了正向与反向回应历史发展大势的双向结合。

在麦加，伊斯兰教还仅仅是一种宗教；到了麦地那，伊斯兰教不仅仅是一种宗教，而且是一种政权；到了阿巴斯时代的巴格达和伊斯兰帝国的其他地方，伊斯兰教已变成了宗教、政权和文明的统一体了。这也许就是当时大批人皈依伊斯兰教的一个原因。那时人们不论走到哪里，不论是在家里，还是在街上；不论是在法院，还是在贸易市场；也不论是在捐税、教育或生活的其他方面，人们呼吸的都是伊斯兰的空气。（《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第二册〈近午时期（一）〉》， [埃及]艾哈迈德·爱敏著，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348页）

参考书目
《中东史》[美]小阿瑟·戈尔德施密特劳伦斯·戴维森著，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9月版
《〈古兰经〉与伊斯兰文化》，王新生著，宁夏人民出版社，2009年8月版
《世界宗教寻踪》[德]汉思·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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