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河南伊斯兰教经师与经学
“中国有许多阿訇，他们的生活非常简单，他们的精力主要使用在宗教学术上。可惜大多数的阿訇们不谙中文，又不能使用阿文写作，所以虽然有些学者们对于某种学问有所专长，而很少有行之于笔迹者。一旦他死去，他的学问也随之而亡了。”
清末民初，中华民族屡遭西方列强凌辱，国家与民族命途多舛。在此背景下，民族日益觉醒，尤其是新文化运动等一系列社会文化变革促进了人们的思想启蒙。在河南伊斯兰教的发展进程中，民国阶段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并开创了河南伊斯兰教文化的新繁荣。民国时期河南伊斯兰教出现的繁荣局面是在民族觉醒和新文化兴起的背景下实现的，也与当时中原地区经学兴盛和经师辈出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本文试从民国时期河南经师和经学两大主题入手，探讨较为重要的几个问题。需要说明的是文中所指河南伊斯兰教经师，既包括河南籍的经师，也包括非河南籍，但曾在河南求学、开学并产生深远影响的经师。由于本地区伊斯兰教历史记载的匮乏，本文除参考文献资料外，主要运用了口述史资料。
一、经师籍贯及经学重镇
所谓经师，即中国伊斯兰教经学大师。该称谓伴随着经堂教育的兴起而产生，一般指精通阿拉伯文、波斯文等，通晓伊斯兰教经典、教义学、教法学及教史知识，并教授经学学员的阿訇和毛拉。此外，经师也指在宣教传道及伊斯兰经堂教育中有重要贡献的学者和译著家。
河南省是回族穆斯林分布最为广泛的省份，超过百万的回族人口相对均匀地分布在全省绝大多数县（市），几乎所有的乡镇都有其身影。其中，南阳、周口、商丘、郑州、焦作、许昌等又是回族人口较多的地区。河南回族群众习惯用“出阿訇的地方”或“开大学的地方”来形容传统上宗教氛围浓厚，经学兴盛的寺坊。此处所指经学兴盛，包括两方面：一是指本地海里凡[1]众多，经师辈出；二是指该清真寺是重要的经堂大学基地。研究河南经师籍贯的分布既能反映当地经学的状况，亦能体现彼此间经学交流的频度。
这一点可以从庞士谦的《中原回回》中体现出来，此文除介绍了杨振龙[2]与张古东[3]外，还例举了白恒升（桑坡）、白应堂（桑坡）、白朝臣（桑坡）、周德[4]（开封）、张秉礼（桑坡）、白五（桑坡）、马长清[5]（济源）、齐大阿衡[6]（开封）、谢文光[7]（郏县）、白玉光[8]（桑坡）、洪宝泉[9]（开封）、白玉衍（桑坡）、赵永清[10]（开封）、姜阿衡（开封）、马凌霄（朱仙）、杨振桂[11]（午阳）、杨泰恒[12]（桑坡）、老钱阿衡[13]（朱仙）、杨泰贞[14]（桑坡）、马自成[15]（洛阳）、刘豫振[16]（荥阳）、王宝云[17]（安徽）、刘宗贤[18]（荥阳）、杨竹平[19]（广东）、马大名[20]（通许）、李振铎[21]（安徽）、刘兆亮[22]（开封）、杨良俊[23]、丁锡忍、虎廷璋[24]、马广庆[25]、尚希贤[26]、李振基[27]、李忠仁[28]、海清川[29]、马蓝田、刘兆明等经师[30]。庞阿訇的记述囊括了清末及民国时期河南的大多数知名经师，并标出其籍贯。王静斋也曾载：“河南的阿衡很多很多，在我知道的，不过是常听人提到的几位：老派方面有洪宝全（应为洪宝泉，笔者注）、马长清（现在郑州讲学，年已八十余）、赵云卿（现在桑坡讲学）（应为赵永清，笔者注）；新派方面有马广庆、尚希贤等位。这全是在河南久负盛名的大阿衡。”[31]从上可知当时活跃在河南的经师，绝大多数是本省籍，亦有来自周边省份。本省籍的主要来自河南北部和中部的桑坡、开封、朱仙镇、荥阳、洛阳、济源、郏县[32]、舞阳等地，豫东、豫南等地的经师无涉及，可能因地域因素，庞士谦对其不甚了解[33]。省外籍贯经师以安徽亳州、阜阳、陕西西安等毗邻地区以及四川成都等地为主。
经师在省际间的流动体现出彼此经学的交流与影响也是存在的。比如“早年，中原各寺多聘请山东阿衡，如何三阿衡、老宋阿衡、洪五阿衡等。”[34]从舍蕴善开始，因受山东学派影响，外省籍经师以山东籍为主，尤其是山东临清，众多经师来豫开学。此外，清末民国初的天津籍经师穆振铎，河北通县的张瀛仙等均曾在开封东大寺开学。清末以来，中原地区经学系统受到陕西学派影响，加之河南省内经学的兴盛以及经堂教育重镇开封善义堂清真寺等有搬请陕西学派著名经师开学的传统，吸引了许多外省籍海里凡前往河南求学。前文提及的王宝云、李振铎、李振基等均为安徽籍，早年求学于河南，虎延章为四川成都人，早年求学于善义堂清真寺。这一时期的经师籍贯相对集中，除上述外，还有长葛白寨、禹州山货、襄城南关、南阳黄池陂、博爱清化、周口槐店等地的经师。
许多学者对河南的经学重镇给予过关注和记述。王静斋曾云：“河南回教文化，早年在开封最盛。”又言“开封以外当以桑坡开学最盛。清化、怀及、郑州、许昌、驻马店、洛阳、周家口等处全有专门阿文学校。”[35]庞士谦曰：“其中（回民）聚居在千户以上者约有十处之多：开封、郑县、洛阳、桑坡（战前）、沁阳、博爱、堰城、驻马店、周口、淮（槐）店等。在过去，这十处皆开大学，招收各方学子。”[36]当代回族学者海振坤也认为：“名因寺成，寺因名显，大新庄、桑坡、白寨、山货、开封东大寺、郑州北大寺、博爱西关、水南关、木栾店、槐店等地开办经堂教育，为经学大家提供了‘替主扬法、替圣传道’基地，这些地方也因为有名师几十年孜孜以求、诲人不倦的弘扬伊斯兰文化，培养了一批批著名的阿訇，而成为河南伊斯兰文化的传播中心。”[37]
通过纵向比较可知，以上经学重镇的经堂教育历史悠久，并绵延至今。一些寺坊在改奉伊赫瓦尼派后，仍延续其经学传统。这些经学重镇往往搬请省内外著名经师任教，广招海里凡住学。经学重镇主要分布在河南中部和北部的原因在于：一方面这些地区的穆斯林分布较南部集中，经济实力较好，南部的穆斯林分布更为分散；另一方面这些地区的穆斯林信仰基础较南部好，其经学交流也比较频繁。
二、经学传承
经学知识和思想的继承是通过经师间的传承实现的，同时经学脉络的发展也通过师承展现出来，《经学系传谱》是记载明末清初著名经师师承关系的重要著作，该著作给我们研究经学传承问题提供了重要资料。有关河南伊斯兰教经师师承关系的研究较少，海振坤的《河南经堂教育的历史脉络及谢门学派初探》有所涉及，该文特点是简单介绍了民国以来在河南伊斯兰教格迪目中形成的“赵派”、“谢派”、“李派”[38]等经师传承系统，为我们深入研究提供了思路。近年来笔者对近代河南伊斯兰教经师的传承关系颇有兴趣，在查阅参考大量文献、文章以及做口述史调查之后，梳理出清末民国河南著名经师简单的传承脉络谱系图。由于资料缺乏，相关内容有待进一步挖掘，此文只为抛砖引玉，以期引起各界关注，丰富完善之。
据庞士谦的著名论断[39]，结合已有材料，可以将清末及民国时期经师的传承关系分为三个阶段：
（一）山东学派影响时期。河南多聘请山东籍阿訇，“如何三阿衡、老宋阿衡、洪五阿衡等。”[40]这一时期的阿訇传承脉络与山东学派有密切关系，如在河南开学的洪五阿訇的师承，便可以表示为：常杰—黑五筛海—洪五阿訇，而常杰是常志美的再传弟子。遗憾的是，在河南经学历史上有重要影响的舍蕴善，由于资料匮乏，除《经学系传谱》涉及之外，往后的传承谱系已无法考证，仅在郑州发现其弟子马君锡的碑刻。
（二）陕西学派影响时期。陕西学派对河南伊斯兰教经学产生过两次重要影响。第一次在清初，以冯、海二人来豫传播经学开始，后以貂谷（今郑州刁沟）为中心，众多经师在貂谷开学或住学，开创了早期河南经学的辉煌。第二次是在清末至民国阶段。其标志是二杨阿訇（杨振龙）、张古东等求学陕西学派周老爷门下，学成回豫设帐讲学。笔者根据已有材料，整理出该阶段三个重要的经学传承系统。
其一、庞士谦曾撰文：“自从二杨阿衡在陕西成名回豫之后，设帐讲学，于是讲学之风大兴，而中原教门也一变而成为陕西学派的系统了。当时豫籍学子在陕著名者，先有张古东、二杨；后有周德、白五、齐大等阿衡（按：张、杨、白为桑坡人，周、齐为开封人）。二杨阿衡大约是乾隆年间人[41]，与其同时的有郑州马阿衡，在其本坊开学，招海里法四五十名。此后的知名阿衡大都出于杨门。与杨同时的，或在他以前的名阿衡亦复不少。”[42]据笔者掌握资料，该系统可简单表述为两大分支：周老爷—杨振龙—杨泰恒—杨泰贞—丁锡忍、杨良俊、马松亭、庞士谦、哈德成、谢文光（谢派）等；周老爷—杨振龙—杨泰恒—王宝云—马自成、赵永清（赵派）、哈德成、刘郎轩、刘彬如、丁锡忍等。该传承系统是河南再次受陕西学派影响后首先形成的，知名经师辈出，再加上“赵派”、“谢派”开创者均为其传人，因此对河南的经学传承影响深远。此外，与二杨同窗的张古东，在博爱西关清真寺时，亦培养了诸多弟子，形成体系。如周老爷—张古东—刘宗贤—李振基、马自成等；周老爷—张古东—刘玉振—尚希贤、哈德成、刘兆亮、穆清廉、刘鸿儒、刘鸿钧、张国彦、海晴川、孙广明、刘恩沛、马大名、刘志三等。
其二、根据谢克亮《思念克选——缅怀先祖》[43]一文及其它资料记载，加上笔者的 调查，梳理出清末河南伊斯兰教经学又一发端于陕西学派的传承系统，其特点如下：窑里阿訇（马永成）、噶布阿訇、小马阿訇、云南黑阿訇—虎延章、谢文光（谢派）、洪宝泉、赵明堂、马松亭、兰秀斋、杨朝风、西宁常（常元举）—李彦彬（李派）、郭景福、杨勉斋等。
其三、近代河南伊斯兰教经学传承的第三个系统发端于荥阳东郭村的巴巴墓主人张圣瑞（1732-1797）。早期传承人大多为东郭籍，后期的传承人影响甚广，该传承系统早期与西北苏非派有关。据庞士谦记述，该地区历史上受苏非（华寺门宦）的影响[44]，东郭村的经学传承体系也能给予验证。从清中期甘肃张家川来东郭传教37年的张圣瑞开始，传承关系大致如下：张圣瑞—把成德[45]—把文兴—巴瑞清和张圣瑞—把元庆—把春兴—把玉清、马朝选、刘宗贤—李振基、马自成—马明道等。
（三）甘肃临夏、青海西宁伊赫瓦尼思想影响时期。民国初期河南伊斯兰教以伊赫瓦尼思想的传入为标志，开始出现教派分化。伊赫瓦尼在豫传播十分迅速，在阿文大学培养方面硕果累累。早期河南伊赫瓦尼派的著名经师中，除了虎延章、尚希贤、李振基、郭景福等出身于格迪目经学培养系统，后受马广庆影响改奉伊赫瓦尼外，从马广庆开始，开创了在省内接受初步经学培养，后赴临夏、西宁等地求学于伊赫瓦尼著名经师门下的新潮流。这一时期河南伊赫瓦尼派因诸多著名经师的改奉，经学教育很快取得显著成就。一大批海里凡从求学开始便受伊赫瓦尼思想的影响，又前往西北临夏、西宁等地继续深造，早期有马广庆、刘志三等，后期有买永新、郭清心、黄万钧、王乃文、何中立、潘家修、马世真等。后期弟子在民国末年已崭露头角，建国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初期成为伊赫瓦尼经学教育的中间力量，弟子遍布中原，为中原地区伊斯兰教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经学交流
经学泛指回族自经堂教育实施以来形成的伊斯兰文化传承体系，主要是指对伊斯兰知识的学习、解释、传播、流布等，包括：宗教经典和典籍的引入、讲授、译注；阿訇和满拉的教育制度（包括从师、游学、穿衣、聘任等）；汉语和“消经”宣教文本的创作；地方性知识的记录（碑刻、报纸、杂志、书籍、网络等）；以儒释伊的思想体系等。[46]一般认为，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自明末逐渐形成了陕西学派及延伸出的山东学派、金陵学派和云南学派。不同学派的差别主要是在经学的传授、讲经的特点、教材的使用等方面。即使同一学派内的经师，在经学专长方面也不尽相同。中国穆斯林社会中清真寺阿訇的聘任制和海里凡的游学传统构成经学交流的重要形式，也促进了经学间的互补。本文主要以历史脉络为主线着重阐述河南与其它省份的经学交流与互动，既有学派间的交流，又有同一学派内部的互动。
早期河南伊斯兰教中的经学交流主要体现在陕西学派对其的影响。开封、朱仙镇及貂谷成为该时期交流的重要地区，诸多著名经师在此学习和任教，开创了河南伊斯兰教经堂教育的第一次辉煌。山东学派的形成，尤其是舍蕴善来河南开学和定居，对河南经学交流方向的改变产生了重要影响，山东学派开始影响河南，河南与山东等地的经学交流成为本阶段的主流。山东学派诸多经师前往河南开学任教，一直延续到清朝中后期，直至周老爷中兴的陕西学派再次影响河南后。从二杨阿訇和张古东开始，诸多学子前往陕西求学，河南再次受陕西学派影响的局面形成。
民国时期河南与其它省份的经学交流，主要是指陕西学派不同地区间的交流。从二杨阿訇开始，河南籍经师在陕西求学归来后，就致力于开办经堂大学，培养经学人才，到清末已初见成效，河南本土经堂教育已颇具规模，吸引周边省份的学子前来求学。民国初期河南经堂教育中的马派（马长清）、赵派（赵永清）、谢派（谢文光）、李派（李彦斌）等相继形成，标志着当时经堂教育达到兴盛，哈德成、马松亭等全国知名经师也曾慕名前往。下面分别概述民国时期河南与周边省份的经学交流情况。
河南与山东：兴盛一时的山东学派，对河南产生过重要影响，但在清末走向衰落。历史上曾有诸多山东籍经师受聘于河南，到民国时期，以往频繁的经学交流已辉煌不再。但两省相邻地区穆斯林众多，彼此联系密切，尤其是民国时期伊赫瓦尼传入两省后，山东菏泽等地区与河南商丘、开封的伊赫瓦尼派经师互动亦十分频繁。如山东籍的马体环[47]、河南籍的刘志三、丁克才等均跨省际任教。直到今天，两省毗邻处的伊赫瓦尼派寺坊互动仍然频繁。
河南与安徽：河南与安徽的经学交流历来频繁，主要体现在安徽籍海里凡前往河南求学。如清代后期王宝云求学于杨泰恒门下，终有所成，成为一代经师，并在豫北和安徽、江苏、上海等地开学，培养了诸多知名弟子。其后有李振基早年跟随刘宗贤求学，后受马广庆影响改宗伊赫瓦尼，成为民国时期河南四大阿訇[48]之一。王世臣求学于马长清门下，后在开封东大寺开学，并与马广庆讲经[49]。何国安出身阿訇世家[50]，早年求学于王殿辅、李振基、马长清、赵永清帐下，后在河南任教，颇有影响。马广庆也曾经受聘前往安徽亳州、太和任教长，传播伊赫瓦尼思想。此外，对当代河南伊斯兰教影响颇大的王乃文[51]，早期赴河南商丘求学于马广庆帐下。除此之外，由于安徽亳州、阜阳等穆斯林较多的地区与河南周口、商丘毗邻，彼此交往频繁，许多安徽阿訇终身任教河南，河南阿訇终身任教安徽也很普遍。
河南与江苏：民国时期河南与江苏的经学交流主要体现在诸多中原地区著名经师受聘前往江苏尤其是镇江地区任教并开办经堂大学，如刘玉振、王宝云、李振基等，他们在当地培养诸多弟子，哈德成、刘彬如等均在镇江受教。
河南与上海：近代以来，上海在对外交往中处于前沿地带。民国时期上海的穆斯林人数不多，但因其地处对外交往的前沿，加上附近的南京等地穆斯林较多，使得上海成为当时伊斯兰教文化比较活跃的地区，涌现出一批关注族教前途命运的穆斯林学者、知识分子和实业家，伊斯兰文化十分繁荣。上海伊斯兰师范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在清真寺内，上海与河南的经学交流也十分频繁。上海与河南经学交流的特点是一大批河南籍经师前往上海开学、宣教以及参加宗教教育事业。较早的有周口人马殿安，知名的有任教小桃园、鸿寿坊清真寺的马广庆、刘志三以及创办中国回教经书局的买俊三等，还有著名汉族穆斯林望纯理[52]曾在此宣教。
河南与四川：河南与四川虽有秦岭、大巴山相隔，四川穆斯林人数又较少，这并没有影响两省的经学交流。其特点是四川海里凡前往河南求学，后又任教河南各地，最著名的有民国时的虎延章。虎延章是四川成都唐家寺人，早年跟随窑里阿訇（马永成）在河南善义堂清真寺求学，后受马广庆阿訇影响改奉伊赫瓦尼。虎延章终生开学任教于河南各地及周边省份（四川成都、陕西西安、山东曹县），在河南颇有名望，其弟子众多，至今许多老人提起虎延章仍充满尊敬之情。
河南与陕西：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河南籍海里凡赴陕西求学，二是豫、陕经师间的互动。民国时期河南的经堂教育已非常兴盛，虽然本土经学培养体系已形成，仍有海里凡前往陕西求学，如尚希贤曾经求学于西安大皮院清真寺。此外，河南南阳地区因地缘因素与陕西安康的经学交流十分密切。南阳的海里凡向来有前往安康求学的传统，民国时期仍然持续，如现代豫西南著名经师丁炳南早年求学安康，学成归来后对南阳经堂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李殿君也曾求学于安康岚皋。尤其是安康穆斯林改奉伊赫瓦尼时间较早，又间接影响到伊赫瓦尼在南阳的传播。陕西籍经师受聘河南开学的较多，尤其是善义堂清真寺等历来有搬请西北阿訇的传统，更促进了交流的频度。陕西籍经师邬振明也曾在开封文书清真寺、洛阳塔西清真寺等开学，影响颇大。此外，河南穆斯林定居在陕之后，往往建造清真寺，搬请河南籍阿訇任教长，这是河南籍阿訇前往陕西开学的主要原因。
河南与甘肃：豫、甘二省的经学交流应分格迪目与伊赫瓦尼两条路径。格迪目方面是河南与甘肃平凉地区的经学交流，主要是河南籍海里凡赴平凉求学。此外就是阿訇的搬请和互动，如民国时期甘肃平凉籍经师冯振章及其外甥马明真，在河南开封东大寺、朱仙镇清真寺、郑州北大寺等多处开学。河南桑坡穆斯林曾部分迁居平凉。他们建寺后往往搬请河南籍阿訇，如开学定居平凉的白心斋。伊赫瓦尼方面是河南与甘肃临夏的经学交流，主要是河南籍海里凡求学于临夏诸多伊赫瓦尼经师帐下，如早期的马广庆，后期的买永新、王乃文、潘家修、何中立、张少臣、马世真等。
此外，青海东关清真大寺也是河南海里凡的求学地区之一。河南籍经师张古东等人也常受聘山西晋城、长治地区，对当地的经学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河南与京、津、冀、内蒙古乃至东北也有经学上的互动，河南与北方诸省份的互动体现在经师的互相搬请。例如，北京的王浩然、天津的穆振铎、河北通县的张嬴仙等曾任教于河南。河南籍的丁锡忍、刘志三、赵殿庆[53]等曾在北京、东北等地任教讲学。
此外，河南与中南部诸多省份亦存在经学交流，一般是河南籍穆斯林定居当地后，多倾向搬请河南籍经师前往开学，如湖北武汉江岸路清真寺、河南寺、九江清真寺等，均以河南人据多，多搬请河南阿訇，马广庆就曾在武汉任教长。此外，广东省籍经师杨竹坪也曾在河南开封东大寺等处任教并著书立说，促进了两省的经学交流。 四、经师与教派、学派
（一）明清时期河南伊斯兰教的内部分歧
回顾中国伊斯兰教历史，历次宗教分歧乃至教派分化均由经师传入新思想所致。保存于开封东大清真寺刻于1586年的《古制连班永遵》碑表明当时河南伊斯兰教内部就存在宗教教义、教法以及宗教仪式等方面的分歧。现有资料表明，开封是历史上“独班”“连班”之争持续时间最久的地方，从明末一直持续到清乾隆年间[54]。一般研究认为，“独班”“连班”之争，与胡登洲的弟子来豫传播新的宗教主张有关。清乾隆年间开始，河南伊斯兰教又出现“新行”“古行”之争。《河南省志》中认为“新行”受舍蕴善影响，清末全省普及[55]。李兴华和胡云生则认为“新行”可能与陕西学派的再次传入有关[56]。开封与朱仙镇为“新行”“古行”之争的主要地区，除该地现存五块相关碑刻[57]外，临颍县繁城清真寺亦有阿拉伯文、汉文碑刻[58]各一块。根据笔者对比研究，与李兴华、胡云生二先生的观点不同，“古行”所坚持的内容与至今西安、平凉的格迪目传统几乎完全一致，而与舍蕴善的改革主张大都相反，因此，笔者初步认为河南的“新行”应与舍蕴善的学说有关。
无论是“独班”“连班”之争还是“新行”“古行”的说法均已难寻踪迹[59]，在河南北部格迪目中流传至今的是“新古”与“老古”之别。关于“新古”与“老古”的区别，知情者甚少，大多数人强调的是其地域分布，只有少数阿訇知道其部分差异[60]。一般认为，河南中东部的郑州、开封属于“老古”，荥阳、洛阳及博爱西关属于“新古”。这种说法恰与庞士谦的一段记述相印证：“中原回回原无什么派别，据说后来华寺巴巴朝觐回来，路经郑、洛传其华寺派，所以东起郑州，西迄洛阳皆为华寺派（新行），而豫北之清化（博爱）亦在其内。”[61]庞士谦的记载表明，“新古”可能与苏非派华寺门宦的传播有关。笔者发现在荥阳等历史上“新古”分布地区在清代中后期有西北经师来此任教，当地也存在巴巴墓、筛海坟。
然而，笔者对“新古”、“老古”的分歧反复比较发现，二者的分歧与舍蕴善的“十八条”基本一致。加之荥阳、洛阳等地是舍蕴善任教的地方，并且有众多当地弟子，而博爱西关清真寺向来有“十八反”[62]（亦称“十八不同”）的说法。据此，笔者认为，该地区曾经受舍蕴善的主张影响，后来花寺马来迟来此讲学，因其在细节方面与舍蕴善的主张大都相同，因此被当地所接受，并加深了其与其它地区格迪目的区别，因其在舍蕴善之后，故加深了当地人认为属于华寺派的观念。
（二）民国时期河南伊斯兰教的教派分化
一般认为，河南伊斯兰教真正出现教派分化的标志是1917年伊赫瓦尼思潮的传入[63]。1917年开封埽街人马广庆回到开封传播伊赫瓦尼思想，对河南伊斯兰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关于马广庆其人其事，笔者在《一代经师马广庆大阿訇传略》[64]和《一代经师马广庆大阿訇与河南伊赫瓦尼概述》[65]文中已详细介绍。
伊赫瓦尼的传入打破了河南伊斯兰教均为格迪目教派的局面。从1917年起，伊赫瓦尼思想在文书清真寺周围以卖鱼为生的贫苦穆斯林中不断传播[66]。然而传播者马广庆却因无法立足而受聘前往周口至元清真寺，直到1922年农历4月文书清真寺改奉伊赫瓦尼学说的坊民占据优势并搬请其任教长，标志着开封伊赫瓦尼与格迪目并立局面的形成。
民国时期，文书清真寺成为河南伊赫瓦尼派的中心，诸多著名经师在此开学任教，阿文大学十分兴盛。此外，马广庆受聘多处清真寺任教长并影响诸多格迪目经师改奉伊赫瓦尼，也促进了伊赫瓦尼思想的传播和发展。1927年，庞士谦、刘志三和郑研真等成立“郑州研究社”、“桑坡研究社”，研究教门中的问题，宣传伊赫瓦尼思想[67]。伊赫瓦尼在河南的传播中，在开封、郑州、洛阳、周口、许昌等地区多次与格迪目“讲经”[68]辩论，就分歧问题阐述各自主张。亦有清真寺受教长影响而改奉伊赫瓦尼，如民国时貂谷清真寺教长牧东方朝觐归来宣传伊赫瓦尼思想，貂谷随之改奉。在一些地区，因教派分歧而产生矛盾，如貂谷清真寺改奉伊赫瓦尼后，传统上的荥阳十八坊清真寺均与其断绝来往。
伊赫瓦尼在河南的传播，整体来说是成功的。庞士谦云：“自从民初马广庆阿衡（果园弟子）由河州回豫，在文殊寺传伊哈瓦尼派（俗称新新教）以来，三十年间，全省改为伊哈瓦尼的已有三分之二，备处礼拜之人大增，妇女戴盖头的亦无大惊小怪者，渐而成为习惯。街上所见长须美髯头戴小白帽者，那必定是老回回了。”[69]伊赫瓦尼在河南的发展中有个显著特点：在伊赫瓦尼传入较早的北部地区如开封、洛阳、郑州等，早期形成的教派分布格局延续至今，没有明显变化。然而，在豫东、豫南、豫西南地区，其传播十分迅速，周口、驻马店、南阳等地大多数清真寺已改奉伊赫瓦尼，甚至清一色均为伊赫瓦尼教派。大概因该地区回族宗教信仰基础薄弱，教派意识淡薄，便于新的宗教思想传播。
除伊赫瓦尼思潮外，该时期开封人吴宗周（吴荣轩）还创立了悟（吴）派，但因其逝世而昙花一现。偃师马屯的马仁甫、马光甫，受嘎德忍耶灵明堂影响，在家乡传播其思想，至今马屯仍有部分穆斯林遵奉。至于甘肃张家川人丁子正受聘临颍县繁城清真寺，传播赛莱菲耶思想，已是1952年的事了，超出了本文的研究时段。这一时期所形成的教派格局影响深远，基本确立了以后河南伊斯兰教的教派格局。
（三）民国时期的河南伊斯兰教学派
有赖于陕西学派和山东学派的数次影响，清末到民国初期成就了河南伊斯兰教经学的辉煌，经师辈出，自成学派。格迪目方面，形成了“赵派”、“谢派”、“李派”三个著名的经学传承系统。“赵派”的开创者是赵永清，“谢派”的开创者是谢文光，“李派”的开创者是李彦彬。“这里的派并非学理上的派别，而是授业习惯、学术风格以及选课主张的差异。格迪目的谢、赵、李三门派皆属陕西学派。‘谢派’以陕西学派风格的‘精而专’更为鲜明；‘赵派’则以‘博而熟’亦尤为突出；‘李派’则讲究‘细而准’，表现了典型的西北学风。”[70]所谓“派”强调的是出自同一传承系统。
除上述特点外，“赵派”的经学传承主要依托赵永清及其弟子和再传弟子，而“谢派”的经学传承则是依托谢文光祖孙三代完成的。“赵派”早期著名弟子李希章等，民国时期就广收门徒，弟子众多。赵派后期弟子何国安、孙万生在改革开放之后亦培养众多经学传人。“谢派“谢文光及其子谢锡立、谢锡三、孙谢克选均为著名经师，在不同阶段培养出大批弟子。“赵派”弟子主要任教在黄河以北的各清真寺，“谢派”弟子任教则主要集中在黄河以南各寺坊，“李派”弟子主要集中在荥阳等地。
民国时期河南格迪目“谢派”、“赵派”等经学传承体系的形成因素，除与当时经学的兴盛有关外，可能还有以下原因：其开创者赵永清、谢文光等经学水平一流；开创者任教之处经济基础相对较好，有能力招收并供养大量海里凡；诸多知名经师因年迈或去世，弟子多转投其门下；虎延章、尚希贤、李振基、郭景福等著名经师改奉伊赫瓦尼，河南格迪目经师数量的减少也促使海里凡集中于他们门下。
河南伊赫瓦尼虽然没有在民国产生诸如“赵派”等明显的经学系统，但其著名经师的经学特色也十分明显。以河南伊赫瓦尼派的四大阿訇来说，尚希贤、虎延章、李振基三人原为格迪目知名经师，均受马广庆影响改奉伊赫瓦尼。四人经学风格各异，各具特色，马广庆擅长讲“侯坤、买赛来”等教法问题；尚希贤的“尔林”好，经学水平高深[71]；虎延章承袭陕西学派学风，擅长“凯俩目”（认主学），“其讲‘卧尔兹’紧密联系穆民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潜心研究穆民在功修干办中遇到的困惑，予以解答，化难为易，使穆民轻轻松松地干教门。当时河南的穆民们传诵着一句赞语：虎延章阿訇讲经把骨头缝里的道理都讲清楚了”[72]；李振基经汉两通，他的经学思想和学说在洛阳塔西清真寺影响深远。除此之外，伊赫瓦尼派还有许多知名经师，如刘志三、郭景福等[73]，刘原本汉族，早年受过私塾教育，汉文化水平高，擅长用汉语诗歌形式阐述经学知识和思想。以上诸位曾纷纷兴办阿文大学，培养了许多优秀伊赫瓦尼经学传人，如马明道、盖兴运等。还有部分弟子又前往西北学习，回豫后均有作为，如黄万钧、郭清心、王乃文、潘家修、马世真、何中立等。
五、经师与经堂教育
河南伊斯兰教经堂教育产生较早，早在明末就有与胡登洲同时代的张林在沁阳招收弟子。胡登洲弟子胡巴巴与海巴巴来河南传播其主张，而后又有冯少川设馆开学在开封，张少山设帐开学在貂谷等。这一时期貂谷的经学最为兴盛，山东学派创始人常志美、李延龄就学习于此。舍蕴善来河南设帐并定居襄城县，曾在河南塔儿湾（今洛阳塔西清真寺）、荥阳东郭、貂谷、襄城县石羊街、太康、考城（今兰考）、陈州（今周口淮阳）等地开学，又一次促进了河南经堂教育的发展，影响深远。
河南的经堂教育在清末民国初期又一次兴盛，这一时期经师众多，经堂教育、阿文大学遍地开花。王宽受聘开封东大寺，设立10处经房并广收学员。王静斋记述：“河南回教文化，早年在开封最盛。东灵寺（应为东大寺，笔者注）向由外省聘请校长（兼教长）。大名的宋阿衡，临清的洪五阿衡，北平的王浩然、张瀛仙等位，均在该寺服过职务。在开封还有个善义堂，是陕西人特创的专门宣传文化的机关，阿衡多由陕西聘来，学员亦多西北人。”[74]
民国中后期出现新的变化。首先，教派分化后，格迪目派产生了“赵派”、“谢派”两大最主要的经堂教育传承系统。“赵派”创始人赵永清（1876—1945），封丘海庄人，自幼随开封杜云倬[75]、穆振铎、王宝云、普洱马等学经，其成名地是博爱大辛庄清真寺。出自其门下的阿訇众多，著名传人如：李希章、刘兆亮、丹鹏举、买庆堂、兰玉田、杜青和、何国安、孙万生等。“谢派”的开创者是郏县三郎庙阿訇谢文光（1870—1927）。谢文光自幼在家学经，结婚时被新娘的“侯昆”难住，负气赴西北访名师求学，此后与家人断绝音讯，12年后在西北成名，被洛阳清真寺请回开始设幛授徒。其先后在桑坡、禹州、鲁山、南阳任教，由于知识渊博，在民国时期就在河南培养出了知名度较大的阿訇，其中有：买明德、程明德、丁光有、芦占魁及其弟谢文贵、其子谢锡三等一大批人。1931年洛阳伊斯兰教务会上经众议选为“阿訇四大旗帜”之一。[76]当今河南的格迪目阿訇，大多出自赵、谢二门，为其再传弟子或三传弟子，深远影响可见一斑。
河南伊赫瓦尼提倡新式教育，中阿并重。经堂教育一般称作阿文大学。“民国十年以后，该处有座礼拜堂，人都称它‘文殊寺’。在民国十年前后本人到开封的时候，属这文殊寺里附设的阿文大学最昌盛。阿衡先是马广庆（字儆吾），后来又请到西北的马阿衡（别号‘锅干马’），学员为数很多。开封以外当以桑坡开学最盛。清化、怀及、郑州、许昌、驻马店、洛阳、周家口等处全有专门阿文学校。”[77]马广庆的授课方式是“破晓礼拜后，于殿内向东盘坐，诸生环聚于前，讲授诵读天经之法。”[78]开封文书清真寺、洛阳塔西清真寺、漯河南寺、驻马店南寺、襄城县南关清真寺等均为当时伊赫瓦尼开设阿文大学的重要基地。
民国晚期开封王家胡同清真寺年轻阿訇郭清心等发起创办的“河南阿文专修学校”，并聘请王静斋为名誉校长，刘志三为校长。“学校董事会由几十名政界、商界、教界等方面穆斯林社会贤达组成。”“教师主要有郭清魁、郭清心、郑国光、孙国才等人。”他们均为年轻有为的伊赫瓦尼青年阿訇。1946年开始招生，生源主要来自豫鲁各地，以豫东为主。郭成美统计共有116人。“从1946年6月开学到1948年9月，阿专在开封办了二年又三个月。”[79]后移居嘉兴，1949年12月河南阿专解散。
河南伊赫瓦尼的经堂教育硕果累累，影响深远，培养出许多优秀人才。知名者如庞士谦、黄万钧、王乃文、马明道、潘家修、郭清心、杜淑珍、范好古、孙恩普、谢克智、宛俊章、尚明德、尚明礼、李道全、郭清奎、吕金虎等。他们在改革开放后大力办学，时至今日，河南的伊赫瓦尼派阿訇，大多为其弟子或再传弟子。
六、经师与汉文经学著作
河南地处中原，汉文化传统深厚，许多经师早年接受私塾教育，汉文化知识较高。他们在认识和阐释宗教方面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在开学任教的同时往往用汉文创作宗教作品，供穆斯林大众学习理解。虽然内容、水平各异，但对研究民国河南伊斯兰教经师和经学思想仍有帮助。
根据现有资料，可确定的作品有庞士谦的《和平之使命》、《回教法学史》、《埃及九年》、《回教认识的派别——认主学家的派别》，马广庆的《答王殿辅阿衡书》，洪宝泉的《明真释疑》，盖兴运[80]的《教义捷径》、《信仰问答》，赵明堂译著《伟嘎耶教法经解》，张清林的《回教葬礼述要》，刘志三的《阿中叶韻合编》、《清真通俗诗歌》，杨竹坪[81]《赫忒音译》、《讨白音译》，马自成的《历源真本》，许友义的《（河南）回教辨真》，唐庆安的《杂学》，洪宝泉、海晴川等合著《教款集正》，望纯理的《清真通俗歌》、《清真劝教歌》、《回汉分别宣言略》、《警诫阿临宣言略》，刘金亮的《清真劝教宣言录》，谢锡三、谢锡立的《伊玛尼歌》等。笔者择其一二，略作介绍。
《答王殿辅阿衡书》油印于1942年10月左右，内容是对开封东大寺阿訇王殿辅撰写的“勤告书”的回复，讲述伊赫瓦尼教派对有关问题的观点和主张。全书大体可分四部分：第一部分为自述；第二部分为“殿辅阿訇伟鉴”，回应其倡言的“和合”；第三部分是正文，乃是对七条侯坤的逐一答复；第四部分主要讲为“避免纠纷计，安定教胞计有与殿辅阿訇商核”[82]的两点约定。
《明真释疑》原为洪宝泉的阿拉伯文著作，阿文书名音译《穆尼鲁·丁》（教门灯塔），全书阐述格迪目思想及其主张依据。开封东大寺刘保国、巴占明、杜云倬、曹心德四位掌教与伊玛目尚清选共同译述，魏步云（字子青）校梓，王象贤、许良辰校订，1921年10月印于开封东大寺，内容形式为阿拉伯语、汉语对译。书名中“明真”意为阐明伊斯兰教为“清真纯正之教”，“释疑”意为解释在教内引起的疑端。序中认为“我教之真传，既非囿于风俗，亦非从乎习惯”。并阐述著述背景乃洪宝泉阿訇“以阐明教道为己任，殚精竭力，汇集前贤百十卷之著作”[83]而成。序言后注明本书的著述者、译述者、校梓者、校订者以及书中经名、人名、地名等凡例和采辑经目。后有洪宝泉撰写的前言，全书内容共有28条注明并逐一剖析，最后附有勘误表。
盖兴运的《教义捷径》著于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郭成美曾经撰文介绍。该书在《序言》中强调了“伊玛尼”和“乃玛子”的关系及重要性。该书“共22篇，除‘以妈尼’、大小净及‘乃妈子’成坏、拜中六法等，还有‘赶拜’、‘拜中念法’、‘台拉威哈’、‘封斋成坏’、‘费土尔锁代盖’、‘出外的定限和短坐拜法’、‘主麻天命圣行’、‘大小节天命圣行’、‘者纳则站法’和‘游坟’等等。该书末页印有：‘至圣迁移麦底乃一千三百五十五年设阿八乃月头一个主麻再版。教义捷径全一册定价大洋二角。编辑者盖兴运。发行处开封文化街清真寺盖兴运。民国二十五年九月初二日再版。”上方的方框中是“版权所有不准翻印’。”[84]
《阿中叶韵合编》，刘志三著，“这本书像一本同音字典、非常适合初入清真寺的海里凡学习中、阿文编者按照中文折押韵的道理，将意思相对应的字排在一起，配注上阿文，再引出同音的汉语词并配注上阿文单词。”[85]《杂学》，民国末年唐庆安阿訇编写，祈祷性杂学书，书中多吉祥如意语，对研究济源地区回族风俗习惯有参考价值。
七、经师与经学的地位和影响
民国河南伊斯兰教经师与经学特色明显，成就斐然，涉及广泛。这一切都与当时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整个中国的社会改革以及经学交流范围的扩大有密切关系。但因篇幅所限，诸如清真女学、女阿訇的经学教育与传承、经师间的亲缘关系和社会网络、经学世家、经师与掌教制度的演变、经师与宗教对话等问题未能涉及，实属憾事。
民国时期河南伊斯兰教经师与经学在其发展进程中地位重要，影响深远。首先，充分吸纳陕西、山东学派的经学特长和风格并与河南的经学传统交融，终在民国时期自成一体，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经学传承和培养体系。其次，开创了民国河南伊斯兰教经学兴盛和伊斯兰文化繁荣的新局面，促进了中原地区穆斯林社会的发展。诸多经师在开学任教、传授知识的同时，开始关注社会问题，关注国家、民族、宗教的前途和命运，并为之实践和奋斗。伊赫瓦尼的传入对促进河南伊斯兰教的发展和穆斯林思想的解放有重要作用。再次，培养出一大批优秀的经学传人，继承了优良的经学传统。早期的弟子在民国时期即发挥重要作用，如全国知名阿訇哈德成、马松亭、庞士谦等；晚期弟子何国安、孙万生、谢克选、黄万钧、郭清心、买荣禧、潘家修、王乃文、丁炳南、吕金虎、张少臣等在改革开放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恢复后承担了新的历史使命，大力兴办经学教育，培养了大批经学人才，促进了河南穆斯林文化的恢复，繁荣了新时期河南伊斯兰经学。庞士谦、陈克礼等还成为有影响力的穆斯林学者和思想家，他们的著作在河南乃至全国穆斯林社会中都有重要影响。此外，民国河南伊斯兰教出现的繁荣局面，也反映出当时中国穆斯林社会对构建伊斯兰教在中国的话语境的重大尝试。
——庞士谦
清末民初，中华民族屡遭西方列强凌辱，国家与民族命途多舛。在此背景下，民族日益觉醒，尤其是新文化运动等一系列社会文化变革促进了人们的思想启蒙。在河南伊斯兰教的发展进程中，民国阶段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并开创了河南伊斯兰教文化的新繁荣。民国时期河南伊斯兰教出现的繁荣局面是在民族觉醒和新文化兴起的背景下实现的，也与当时中原地区经学兴盛和经师辈出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本文试从民国时期河南经师和经学两大主题入手，探讨较为重要的几个问题。需要说明的是文中所指河南伊斯兰教经师，既包括河南籍的经师，也包括非河南籍，但曾在河南求学、开学并产生深远影响的经师。由于本地区伊斯兰教历史记载的匮乏，本文除参考文献资料外，主要运用了口述史资料。
一、经师籍贯及经学重镇
所谓经师，即中国伊斯兰教经学大师。该称谓伴随着经堂教育的兴起而产生，一般指精通阿拉伯文、波斯文等，通晓伊斯兰教经典、教义学、教法学及教史知识，并教授经学学员的阿訇和毛拉。此外，经师也指在宣教传道及伊斯兰经堂教育中有重要贡献的学者和译著家。
河南省是回族穆斯林分布最为广泛的省份，超过百万的回族人口相对均匀地分布在全省绝大多数县（市），几乎所有的乡镇都有其身影。其中，南阳、周口、商丘、郑州、焦作、许昌等又是回族人口较多的地区。河南回族群众习惯用“出阿訇的地方”或“开大学的地方”来形容传统上宗教氛围浓厚，经学兴盛的寺坊。此处所指经学兴盛，包括两方面：一是指本地海里凡[1]众多，经师辈出；二是指该清真寺是重要的经堂大学基地。研究河南经师籍贯的分布既能反映当地经学的状况，亦能体现彼此间经学交流的频度。
这一点可以从庞士谦的《中原回回》中体现出来，此文除介绍了杨振龙[2]与张古东[3]外，还例举了白恒升（桑坡）、白应堂（桑坡）、白朝臣（桑坡）、周德[4]（开封）、张秉礼（桑坡）、白五（桑坡）、马长清[5]（济源）、齐大阿衡[6]（开封）、谢文光[7]（郏县）、白玉光[8]（桑坡）、洪宝泉[9]（开封）、白玉衍（桑坡）、赵永清[10]（开封）、姜阿衡（开封）、马凌霄（朱仙）、杨振桂[11]（午阳）、杨泰恒[12]（桑坡）、老钱阿衡[13]（朱仙）、杨泰贞[14]（桑坡）、马自成[15]（洛阳）、刘豫振[16]（荥阳）、王宝云[17]（安徽）、刘宗贤[18]（荥阳）、杨竹平[19]（广东）、马大名[20]（通许）、李振铎[21]（安徽）、刘兆亮[22]（开封）、杨良俊[23]、丁锡忍、虎廷璋[24]、马广庆[25]、尚希贤[26]、李振基[27]、李忠仁[28]、海清川[29]、马蓝田、刘兆明等经师[30]。庞阿訇的记述囊括了清末及民国时期河南的大多数知名经师，并标出其籍贯。王静斋也曾载：“河南的阿衡很多很多，在我知道的，不过是常听人提到的几位：老派方面有洪宝全（应为洪宝泉，笔者注）、马长清（现在郑州讲学，年已八十余）、赵云卿（现在桑坡讲学）（应为赵永清，笔者注）；新派方面有马广庆、尚希贤等位。这全是在河南久负盛名的大阿衡。”[31]从上可知当时活跃在河南的经师，绝大多数是本省籍，亦有来自周边省份。本省籍的主要来自河南北部和中部的桑坡、开封、朱仙镇、荥阳、洛阳、济源、郏县[32]、舞阳等地，豫东、豫南等地的经师无涉及，可能因地域因素，庞士谦对其不甚了解[33]。省外籍贯经师以安徽亳州、阜阳、陕西西安等毗邻地区以及四川成都等地为主。
经师在省际间的流动体现出彼此经学的交流与影响也是存在的。比如“早年，中原各寺多聘请山东阿衡，如何三阿衡、老宋阿衡、洪五阿衡等。”[34]从舍蕴善开始，因受山东学派影响，外省籍经师以山东籍为主，尤其是山东临清，众多经师来豫开学。此外，清末民国初的天津籍经师穆振铎，河北通县的张瀛仙等均曾在开封东大寺开学。清末以来，中原地区经学系统受到陕西学派影响，加之河南省内经学的兴盛以及经堂教育重镇开封善义堂清真寺等有搬请陕西学派著名经师开学的传统，吸引了许多外省籍海里凡前往河南求学。前文提及的王宝云、李振铎、李振基等均为安徽籍，早年求学于河南，虎延章为四川成都人，早年求学于善义堂清真寺。这一时期的经师籍贯相对集中，除上述外，还有长葛白寨、禹州山货、襄城南关、南阳黄池陂、博爱清化、周口槐店等地的经师。
许多学者对河南的经学重镇给予过关注和记述。王静斋曾云：“河南回教文化，早年在开封最盛。”又言“开封以外当以桑坡开学最盛。清化、怀及、郑州、许昌、驻马店、洛阳、周家口等处全有专门阿文学校。”[35]庞士谦曰：“其中（回民）聚居在千户以上者约有十处之多：开封、郑县、洛阳、桑坡（战前）、沁阳、博爱、堰城、驻马店、周口、淮（槐）店等。在过去，这十处皆开大学，招收各方学子。”[36]当代回族学者海振坤也认为：“名因寺成，寺因名显，大新庄、桑坡、白寨、山货、开封东大寺、郑州北大寺、博爱西关、水南关、木栾店、槐店等地开办经堂教育，为经学大家提供了‘替主扬法、替圣传道’基地，这些地方也因为有名师几十年孜孜以求、诲人不倦的弘扬伊斯兰文化，培养了一批批著名的阿訇，而成为河南伊斯兰文化的传播中心。”[37]
通过纵向比较可知，以上经学重镇的经堂教育历史悠久，并绵延至今。一些寺坊在改奉伊赫瓦尼派后，仍延续其经学传统。这些经学重镇往往搬请省内外著名经师任教，广招海里凡住学。经学重镇主要分布在河南中部和北部的原因在于：一方面这些地区的穆斯林分布较南部集中，经济实力较好，南部的穆斯林分布更为分散；另一方面这些地区的穆斯林信仰基础较南部好，其经学交流也比较频繁。
二、经学传承
经学知识和思想的继承是通过经师间的传承实现的，同时经学脉络的发展也通过师承展现出来，《经学系传谱》是记载明末清初著名经师师承关系的重要著作，该著作给我们研究经学传承问题提供了重要资料。有关河南伊斯兰教经师师承关系的研究较少，海振坤的《河南经堂教育的历史脉络及谢门学派初探》有所涉及，该文特点是简单介绍了民国以来在河南伊斯兰教格迪目中形成的“赵派”、“谢派”、“李派”[38]等经师传承系统，为我们深入研究提供了思路。近年来笔者对近代河南伊斯兰教经师的传承关系颇有兴趣，在查阅参考大量文献、文章以及做口述史调查之后，梳理出清末民国河南著名经师简单的传承脉络谱系图。由于资料缺乏，相关内容有待进一步挖掘，此文只为抛砖引玉，以期引起各界关注，丰富完善之。
据庞士谦的著名论断[39]，结合已有材料，可以将清末及民国时期经师的传承关系分为三个阶段：
（一）山东学派影响时期。河南多聘请山东籍阿訇，“如何三阿衡、老宋阿衡、洪五阿衡等。”[40]这一时期的阿訇传承脉络与山东学派有密切关系，如在河南开学的洪五阿訇的师承，便可以表示为：常杰—黑五筛海—洪五阿訇，而常杰是常志美的再传弟子。遗憾的是，在河南经学历史上有重要影响的舍蕴善，由于资料匮乏，除《经学系传谱》涉及之外，往后的传承谱系已无法考证，仅在郑州发现其弟子马君锡的碑刻。
（二）陕西学派影响时期。陕西学派对河南伊斯兰教经学产生过两次重要影响。第一次在清初，以冯、海二人来豫传播经学开始，后以貂谷（今郑州刁沟）为中心，众多经师在貂谷开学或住学，开创了早期河南经学的辉煌。第二次是在清末至民国阶段。其标志是二杨阿訇（杨振龙）、张古东等求学陕西学派周老爷门下，学成回豫设帐讲学。笔者根据已有材料，整理出该阶段三个重要的经学传承系统。
其一、庞士谦曾撰文：“自从二杨阿衡在陕西成名回豫之后，设帐讲学，于是讲学之风大兴，而中原教门也一变而成为陕西学派的系统了。当时豫籍学子在陕著名者，先有张古东、二杨；后有周德、白五、齐大等阿衡（按：张、杨、白为桑坡人，周、齐为开封人）。二杨阿衡大约是乾隆年间人[41]，与其同时的有郑州马阿衡，在其本坊开学，招海里法四五十名。此后的知名阿衡大都出于杨门。与杨同时的，或在他以前的名阿衡亦复不少。”[42]据笔者掌握资料，该系统可简单表述为两大分支：周老爷—杨振龙—杨泰恒—杨泰贞—丁锡忍、杨良俊、马松亭、庞士谦、哈德成、谢文光（谢派）等；周老爷—杨振龙—杨泰恒—王宝云—马自成、赵永清（赵派）、哈德成、刘郎轩、刘彬如、丁锡忍等。该传承系统是河南再次受陕西学派影响后首先形成的，知名经师辈出，再加上“赵派”、“谢派”开创者均为其传人，因此对河南的经学传承影响深远。此外，与二杨同窗的张古东，在博爱西关清真寺时，亦培养了诸多弟子，形成体系。如周老爷—张古东—刘宗贤—李振基、马自成等；周老爷—张古东—刘玉振—尚希贤、哈德成、刘兆亮、穆清廉、刘鸿儒、刘鸿钧、张国彦、海晴川、孙广明、刘恩沛、马大名、刘志三等。
其二、根据谢克亮《思念克选——缅怀先祖》[43]一文及其它资料记载，加上笔者的 调查，梳理出清末河南伊斯兰教经学又一发端于陕西学派的传承系统，其特点如下：窑里阿訇（马永成）、噶布阿訇、小马阿訇、云南黑阿訇—虎延章、谢文光（谢派）、洪宝泉、赵明堂、马松亭、兰秀斋、杨朝风、西宁常（常元举）—李彦彬（李派）、郭景福、杨勉斋等。
其三、近代河南伊斯兰教经学传承的第三个系统发端于荥阳东郭村的巴巴墓主人张圣瑞（1732-1797）。早期传承人大多为东郭籍，后期的传承人影响甚广，该传承系统早期与西北苏非派有关。据庞士谦记述，该地区历史上受苏非（华寺门宦）的影响[44]，东郭村的经学传承体系也能给予验证。从清中期甘肃张家川来东郭传教37年的张圣瑞开始，传承关系大致如下：张圣瑞—把成德[45]—把文兴—巴瑞清和张圣瑞—把元庆—把春兴—把玉清、马朝选、刘宗贤—李振基、马自成—马明道等。
（三）甘肃临夏、青海西宁伊赫瓦尼思想影响时期。民国初期河南伊斯兰教以伊赫瓦尼思想的传入为标志，开始出现教派分化。伊赫瓦尼在豫传播十分迅速，在阿文大学培养方面硕果累累。早期河南伊赫瓦尼派的著名经师中，除了虎延章、尚希贤、李振基、郭景福等出身于格迪目经学培养系统，后受马广庆影响改奉伊赫瓦尼外，从马广庆开始，开创了在省内接受初步经学培养，后赴临夏、西宁等地求学于伊赫瓦尼著名经师门下的新潮流。这一时期河南伊赫瓦尼派因诸多著名经师的改奉，经学教育很快取得显著成就。一大批海里凡从求学开始便受伊赫瓦尼思想的影响，又前往西北临夏、西宁等地继续深造，早期有马广庆、刘志三等，后期有买永新、郭清心、黄万钧、王乃文、何中立、潘家修、马世真等。后期弟子在民国末年已崭露头角，建国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初期成为伊赫瓦尼经学教育的中间力量，弟子遍布中原，为中原地区伊斯兰教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经学交流
经学泛指回族自经堂教育实施以来形成的伊斯兰文化传承体系，主要是指对伊斯兰知识的学习、解释、传播、流布等，包括：宗教经典和典籍的引入、讲授、译注；阿訇和满拉的教育制度（包括从师、游学、穿衣、聘任等）；汉语和“消经”宣教文本的创作；地方性知识的记录（碑刻、报纸、杂志、书籍、网络等）；以儒释伊的思想体系等。[46]一般认为，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自明末逐渐形成了陕西学派及延伸出的山东学派、金陵学派和云南学派。不同学派的差别主要是在经学的传授、讲经的特点、教材的使用等方面。即使同一学派内的经师，在经学专长方面也不尽相同。中国穆斯林社会中清真寺阿訇的聘任制和海里凡的游学传统构成经学交流的重要形式，也促进了经学间的互补。本文主要以历史脉络为主线着重阐述河南与其它省份的经学交流与互动，既有学派间的交流，又有同一学派内部的互动。
早期河南伊斯兰教中的经学交流主要体现在陕西学派对其的影响。开封、朱仙镇及貂谷成为该时期交流的重要地区，诸多著名经师在此学习和任教，开创了河南伊斯兰教经堂教育的第一次辉煌。山东学派的形成，尤其是舍蕴善来河南开学和定居，对河南经学交流方向的改变产生了重要影响，山东学派开始影响河南，河南与山东等地的经学交流成为本阶段的主流。山东学派诸多经师前往河南开学任教，一直延续到清朝中后期，直至周老爷中兴的陕西学派再次影响河南后。从二杨阿訇和张古东开始，诸多学子前往陕西求学，河南再次受陕西学派影响的局面形成。
民国时期河南与其它省份的经学交流，主要是指陕西学派不同地区间的交流。从二杨阿訇开始，河南籍经师在陕西求学归来后，就致力于开办经堂大学，培养经学人才，到清末已初见成效，河南本土经堂教育已颇具规模，吸引周边省份的学子前来求学。民国初期河南经堂教育中的马派（马长清）、赵派（赵永清）、谢派（谢文光）、李派（李彦斌）等相继形成，标志着当时经堂教育达到兴盛，哈德成、马松亭等全国知名经师也曾慕名前往。下面分别概述民国时期河南与周边省份的经学交流情况。
河南与山东：兴盛一时的山东学派，对河南产生过重要影响，但在清末走向衰落。历史上曾有诸多山东籍经师受聘于河南，到民国时期，以往频繁的经学交流已辉煌不再。但两省相邻地区穆斯林众多，彼此联系密切，尤其是民国时期伊赫瓦尼传入两省后，山东菏泽等地区与河南商丘、开封的伊赫瓦尼派经师互动亦十分频繁。如山东籍的马体环[47]、河南籍的刘志三、丁克才等均跨省际任教。直到今天，两省毗邻处的伊赫瓦尼派寺坊互动仍然频繁。
河南与安徽：河南与安徽的经学交流历来频繁，主要体现在安徽籍海里凡前往河南求学。如清代后期王宝云求学于杨泰恒门下，终有所成，成为一代经师，并在豫北和安徽、江苏、上海等地开学，培养了诸多知名弟子。其后有李振基早年跟随刘宗贤求学，后受马广庆影响改宗伊赫瓦尼，成为民国时期河南四大阿訇[48]之一。王世臣求学于马长清门下，后在开封东大寺开学，并与马广庆讲经[49]。何国安出身阿訇世家[50]，早年求学于王殿辅、李振基、马长清、赵永清帐下，后在河南任教，颇有影响。马广庆也曾经受聘前往安徽亳州、太和任教长，传播伊赫瓦尼思想。此外，对当代河南伊斯兰教影响颇大的王乃文[51]，早期赴河南商丘求学于马广庆帐下。除此之外，由于安徽亳州、阜阳等穆斯林较多的地区与河南周口、商丘毗邻，彼此交往频繁，许多安徽阿訇终身任教河南，河南阿訇终身任教安徽也很普遍。
河南与江苏：民国时期河南与江苏的经学交流主要体现在诸多中原地区著名经师受聘前往江苏尤其是镇江地区任教并开办经堂大学，如刘玉振、王宝云、李振基等，他们在当地培养诸多弟子，哈德成、刘彬如等均在镇江受教。
河南与上海：近代以来，上海在对外交往中处于前沿地带。民国时期上海的穆斯林人数不多，但因其地处对外交往的前沿，加上附近的南京等地穆斯林较多，使得上海成为当时伊斯兰教文化比较活跃的地区，涌现出一批关注族教前途命运的穆斯林学者、知识分子和实业家，伊斯兰文化十分繁荣。上海伊斯兰师范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在清真寺内，上海与河南的经学交流也十分频繁。上海与河南经学交流的特点是一大批河南籍经师前往上海开学、宣教以及参加宗教教育事业。较早的有周口人马殿安，知名的有任教小桃园、鸿寿坊清真寺的马广庆、刘志三以及创办中国回教经书局的买俊三等，还有著名汉族穆斯林望纯理[52]曾在此宣教。
河南与四川：河南与四川虽有秦岭、大巴山相隔，四川穆斯林人数又较少，这并没有影响两省的经学交流。其特点是四川海里凡前往河南求学，后又任教河南各地，最著名的有民国时的虎延章。虎延章是四川成都唐家寺人，早年跟随窑里阿訇（马永成）在河南善义堂清真寺求学，后受马广庆阿訇影响改奉伊赫瓦尼。虎延章终生开学任教于河南各地及周边省份（四川成都、陕西西安、山东曹县），在河南颇有名望，其弟子众多，至今许多老人提起虎延章仍充满尊敬之情。
河南与陕西：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河南籍海里凡赴陕西求学，二是豫、陕经师间的互动。民国时期河南的经堂教育已非常兴盛，虽然本土经学培养体系已形成，仍有海里凡前往陕西求学，如尚希贤曾经求学于西安大皮院清真寺。此外，河南南阳地区因地缘因素与陕西安康的经学交流十分密切。南阳的海里凡向来有前往安康求学的传统，民国时期仍然持续，如现代豫西南著名经师丁炳南早年求学安康，学成归来后对南阳经堂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李殿君也曾求学于安康岚皋。尤其是安康穆斯林改奉伊赫瓦尼时间较早，又间接影响到伊赫瓦尼在南阳的传播。陕西籍经师受聘河南开学的较多，尤其是善义堂清真寺等历来有搬请西北阿訇的传统，更促进了交流的频度。陕西籍经师邬振明也曾在开封文书清真寺、洛阳塔西清真寺等开学，影响颇大。此外，河南穆斯林定居在陕之后，往往建造清真寺，搬请河南籍阿訇任教长，这是河南籍阿訇前往陕西开学的主要原因。
河南与甘肃：豫、甘二省的经学交流应分格迪目与伊赫瓦尼两条路径。格迪目方面是河南与甘肃平凉地区的经学交流，主要是河南籍海里凡赴平凉求学。此外就是阿訇的搬请和互动，如民国时期甘肃平凉籍经师冯振章及其外甥马明真，在河南开封东大寺、朱仙镇清真寺、郑州北大寺等多处开学。河南桑坡穆斯林曾部分迁居平凉。他们建寺后往往搬请河南籍阿訇，如开学定居平凉的白心斋。伊赫瓦尼方面是河南与甘肃临夏的经学交流，主要是河南籍海里凡求学于临夏诸多伊赫瓦尼经师帐下，如早期的马广庆，后期的买永新、王乃文、潘家修、何中立、张少臣、马世真等。
此外，青海东关清真大寺也是河南海里凡的求学地区之一。河南籍经师张古东等人也常受聘山西晋城、长治地区，对当地的经学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河南与京、津、冀、内蒙古乃至东北也有经学上的互动，河南与北方诸省份的互动体现在经师的互相搬请。例如，北京的王浩然、天津的穆振铎、河北通县的张嬴仙等曾任教于河南。河南籍的丁锡忍、刘志三、赵殿庆[53]等曾在北京、东北等地任教讲学。
此外，河南与中南部诸多省份亦存在经学交流，一般是河南籍穆斯林定居当地后，多倾向搬请河南籍经师前往开学，如湖北武汉江岸路清真寺、河南寺、九江清真寺等，均以河南人据多，多搬请河南阿訇，马广庆就曾在武汉任教长。此外，广东省籍经师杨竹坪也曾在河南开封东大寺等处任教并著书立说，促进了两省的经学交流。 四、经师与教派、学派
（一）明清时期河南伊斯兰教的内部分歧
回顾中国伊斯兰教历史，历次宗教分歧乃至教派分化均由经师传入新思想所致。保存于开封东大清真寺刻于1586年的《古制连班永遵》碑表明当时河南伊斯兰教内部就存在宗教教义、教法以及宗教仪式等方面的分歧。现有资料表明，开封是历史上“独班”“连班”之争持续时间最久的地方，从明末一直持续到清乾隆年间[54]。一般研究认为，“独班”“连班”之争，与胡登洲的弟子来豫传播新的宗教主张有关。清乾隆年间开始，河南伊斯兰教又出现“新行”“古行”之争。《河南省志》中认为“新行”受舍蕴善影响，清末全省普及[55]。李兴华和胡云生则认为“新行”可能与陕西学派的再次传入有关[56]。开封与朱仙镇为“新行”“古行”之争的主要地区，除该地现存五块相关碑刻[57]外，临颍县繁城清真寺亦有阿拉伯文、汉文碑刻[58]各一块。根据笔者对比研究，与李兴华、胡云生二先生的观点不同，“古行”所坚持的内容与至今西安、平凉的格迪目传统几乎完全一致，而与舍蕴善的改革主张大都相反，因此，笔者初步认为河南的“新行”应与舍蕴善的学说有关。
无论是“独班”“连班”之争还是“新行”“古行”的说法均已难寻踪迹[59]，在河南北部格迪目中流传至今的是“新古”与“老古”之别。关于“新古”与“老古”的区别，知情者甚少，大多数人强调的是其地域分布，只有少数阿訇知道其部分差异[60]。一般认为，河南中东部的郑州、开封属于“老古”，荥阳、洛阳及博爱西关属于“新古”。这种说法恰与庞士谦的一段记述相印证：“中原回回原无什么派别，据说后来华寺巴巴朝觐回来，路经郑、洛传其华寺派，所以东起郑州，西迄洛阳皆为华寺派（新行），而豫北之清化（博爱）亦在其内。”[61]庞士谦的记载表明，“新古”可能与苏非派华寺门宦的传播有关。笔者发现在荥阳等历史上“新古”分布地区在清代中后期有西北经师来此任教，当地也存在巴巴墓、筛海坟。
然而，笔者对“新古”、“老古”的分歧反复比较发现，二者的分歧与舍蕴善的“十八条”基本一致。加之荥阳、洛阳等地是舍蕴善任教的地方，并且有众多当地弟子，而博爱西关清真寺向来有“十八反”[62]（亦称“十八不同”）的说法。据此，笔者认为，该地区曾经受舍蕴善的主张影响，后来花寺马来迟来此讲学，因其在细节方面与舍蕴善的主张大都相同，因此被当地所接受，并加深了其与其它地区格迪目的区别，因其在舍蕴善之后，故加深了当地人认为属于华寺派的观念。
（二）民国时期河南伊斯兰教的教派分化
一般认为，河南伊斯兰教真正出现教派分化的标志是1917年伊赫瓦尼思潮的传入[63]。1917年开封埽街人马广庆回到开封传播伊赫瓦尼思想，对河南伊斯兰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关于马广庆其人其事，笔者在《一代经师马广庆大阿訇传略》[64]和《一代经师马广庆大阿訇与河南伊赫瓦尼概述》[65]文中已详细介绍。
伊赫瓦尼的传入打破了河南伊斯兰教均为格迪目教派的局面。从1917年起，伊赫瓦尼思想在文书清真寺周围以卖鱼为生的贫苦穆斯林中不断传播[66]。然而传播者马广庆却因无法立足而受聘前往周口至元清真寺，直到1922年农历4月文书清真寺改奉伊赫瓦尼学说的坊民占据优势并搬请其任教长，标志着开封伊赫瓦尼与格迪目并立局面的形成。
民国时期，文书清真寺成为河南伊赫瓦尼派的中心，诸多著名经师在此开学任教，阿文大学十分兴盛。此外，马广庆受聘多处清真寺任教长并影响诸多格迪目经师改奉伊赫瓦尼，也促进了伊赫瓦尼思想的传播和发展。1927年，庞士谦、刘志三和郑研真等成立“郑州研究社”、“桑坡研究社”，研究教门中的问题，宣传伊赫瓦尼思想[67]。伊赫瓦尼在河南的传播中，在开封、郑州、洛阳、周口、许昌等地区多次与格迪目“讲经”[68]辩论，就分歧问题阐述各自主张。亦有清真寺受教长影响而改奉伊赫瓦尼，如民国时貂谷清真寺教长牧东方朝觐归来宣传伊赫瓦尼思想，貂谷随之改奉。在一些地区，因教派分歧而产生矛盾，如貂谷清真寺改奉伊赫瓦尼后，传统上的荥阳十八坊清真寺均与其断绝来往。
伊赫瓦尼在河南的传播，整体来说是成功的。庞士谦云：“自从民初马广庆阿衡（果园弟子）由河州回豫，在文殊寺传伊哈瓦尼派（俗称新新教）以来，三十年间，全省改为伊哈瓦尼的已有三分之二，备处礼拜之人大增，妇女戴盖头的亦无大惊小怪者，渐而成为习惯。街上所见长须美髯头戴小白帽者，那必定是老回回了。”[69]伊赫瓦尼在河南的发展中有个显著特点：在伊赫瓦尼传入较早的北部地区如开封、洛阳、郑州等，早期形成的教派分布格局延续至今，没有明显变化。然而，在豫东、豫南、豫西南地区，其传播十分迅速，周口、驻马店、南阳等地大多数清真寺已改奉伊赫瓦尼，甚至清一色均为伊赫瓦尼教派。大概因该地区回族宗教信仰基础薄弱，教派意识淡薄，便于新的宗教思想传播。
除伊赫瓦尼思潮外，该时期开封人吴宗周（吴荣轩）还创立了悟（吴）派，但因其逝世而昙花一现。偃师马屯的马仁甫、马光甫，受嘎德忍耶灵明堂影响，在家乡传播其思想，至今马屯仍有部分穆斯林遵奉。至于甘肃张家川人丁子正受聘临颍县繁城清真寺，传播赛莱菲耶思想，已是1952年的事了，超出了本文的研究时段。这一时期所形成的教派格局影响深远，基本确立了以后河南伊斯兰教的教派格局。
（三）民国时期的河南伊斯兰教学派
有赖于陕西学派和山东学派的数次影响，清末到民国初期成就了河南伊斯兰教经学的辉煌，经师辈出，自成学派。格迪目方面，形成了“赵派”、“谢派”、“李派”三个著名的经学传承系统。“赵派”的开创者是赵永清，“谢派”的开创者是谢文光，“李派”的开创者是李彦彬。“这里的派并非学理上的派别，而是授业习惯、学术风格以及选课主张的差异。格迪目的谢、赵、李三门派皆属陕西学派。‘谢派’以陕西学派风格的‘精而专’更为鲜明；‘赵派’则以‘博而熟’亦尤为突出；‘李派’则讲究‘细而准’，表现了典型的西北学风。”[70]所谓“派”强调的是出自同一传承系统。
除上述特点外，“赵派”的经学传承主要依托赵永清及其弟子和再传弟子，而“谢派”的经学传承则是依托谢文光祖孙三代完成的。“赵派”早期著名弟子李希章等，民国时期就广收门徒，弟子众多。赵派后期弟子何国安、孙万生在改革开放之后亦培养众多经学传人。“谢派“谢文光及其子谢锡立、谢锡三、孙谢克选均为著名经师，在不同阶段培养出大批弟子。“赵派”弟子主要任教在黄河以北的各清真寺，“谢派”弟子任教则主要集中在黄河以南各寺坊，“李派”弟子主要集中在荥阳等地。
民国时期河南格迪目“谢派”、“赵派”等经学传承体系的形成因素，除与当时经学的兴盛有关外，可能还有以下原因：其开创者赵永清、谢文光等经学水平一流；开创者任教之处经济基础相对较好，有能力招收并供养大量海里凡；诸多知名经师因年迈或去世，弟子多转投其门下；虎延章、尚希贤、李振基、郭景福等著名经师改奉伊赫瓦尼，河南格迪目经师数量的减少也促使海里凡集中于他们门下。
河南伊赫瓦尼虽然没有在民国产生诸如“赵派”等明显的经学系统，但其著名经师的经学特色也十分明显。以河南伊赫瓦尼派的四大阿訇来说，尚希贤、虎延章、李振基三人原为格迪目知名经师，均受马广庆影响改奉伊赫瓦尼。四人经学风格各异，各具特色，马广庆擅长讲“侯坤、买赛来”等教法问题；尚希贤的“尔林”好，经学水平高深[71]；虎延章承袭陕西学派学风，擅长“凯俩目”（认主学），“其讲‘卧尔兹’紧密联系穆民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潜心研究穆民在功修干办中遇到的困惑，予以解答，化难为易，使穆民轻轻松松地干教门。当时河南的穆民们传诵着一句赞语：虎延章阿訇讲经把骨头缝里的道理都讲清楚了”[72]；李振基经汉两通，他的经学思想和学说在洛阳塔西清真寺影响深远。除此之外，伊赫瓦尼派还有许多知名经师，如刘志三、郭景福等[73]，刘原本汉族，早年受过私塾教育，汉文化水平高，擅长用汉语诗歌形式阐述经学知识和思想。以上诸位曾纷纷兴办阿文大学，培养了许多优秀伊赫瓦尼经学传人，如马明道、盖兴运等。还有部分弟子又前往西北学习，回豫后均有作为，如黄万钧、郭清心、王乃文、潘家修、马世真、何中立等。
五、经师与经堂教育
河南伊斯兰教经堂教育产生较早，早在明末就有与胡登洲同时代的张林在沁阳招收弟子。胡登洲弟子胡巴巴与海巴巴来河南传播其主张，而后又有冯少川设馆开学在开封，张少山设帐开学在貂谷等。这一时期貂谷的经学最为兴盛，山东学派创始人常志美、李延龄就学习于此。舍蕴善来河南设帐并定居襄城县，曾在河南塔儿湾（今洛阳塔西清真寺）、荥阳东郭、貂谷、襄城县石羊街、太康、考城（今兰考）、陈州（今周口淮阳）等地开学，又一次促进了河南经堂教育的发展，影响深远。
河南的经堂教育在清末民国初期又一次兴盛，这一时期经师众多，经堂教育、阿文大学遍地开花。王宽受聘开封东大寺，设立10处经房并广收学员。王静斋记述：“河南回教文化，早年在开封最盛。东灵寺（应为东大寺，笔者注）向由外省聘请校长（兼教长）。大名的宋阿衡，临清的洪五阿衡，北平的王浩然、张瀛仙等位，均在该寺服过职务。在开封还有个善义堂，是陕西人特创的专门宣传文化的机关，阿衡多由陕西聘来，学员亦多西北人。”[74]
民国中后期出现新的变化。首先，教派分化后，格迪目派产生了“赵派”、“谢派”两大最主要的经堂教育传承系统。“赵派”创始人赵永清（1876—1945），封丘海庄人，自幼随开封杜云倬[75]、穆振铎、王宝云、普洱马等学经，其成名地是博爱大辛庄清真寺。出自其门下的阿訇众多，著名传人如：李希章、刘兆亮、丹鹏举、买庆堂、兰玉田、杜青和、何国安、孙万生等。“谢派”的开创者是郏县三郎庙阿訇谢文光（1870—1927）。谢文光自幼在家学经，结婚时被新娘的“侯昆”难住，负气赴西北访名师求学，此后与家人断绝音讯，12年后在西北成名，被洛阳清真寺请回开始设幛授徒。其先后在桑坡、禹州、鲁山、南阳任教，由于知识渊博，在民国时期就在河南培养出了知名度较大的阿訇，其中有：买明德、程明德、丁光有、芦占魁及其弟谢文贵、其子谢锡三等一大批人。1931年洛阳伊斯兰教务会上经众议选为“阿訇四大旗帜”之一。[76]当今河南的格迪目阿訇，大多出自赵、谢二门，为其再传弟子或三传弟子，深远影响可见一斑。
河南伊赫瓦尼提倡新式教育，中阿并重。经堂教育一般称作阿文大学。“民国十年以后，该处有座礼拜堂，人都称它‘文殊寺’。在民国十年前后本人到开封的时候，属这文殊寺里附设的阿文大学最昌盛。阿衡先是马广庆（字儆吾），后来又请到西北的马阿衡（别号‘锅干马’），学员为数很多。开封以外当以桑坡开学最盛。清化、怀及、郑州、许昌、驻马店、洛阳、周家口等处全有专门阿文学校。”[77]马广庆的授课方式是“破晓礼拜后，于殿内向东盘坐，诸生环聚于前，讲授诵读天经之法。”[78]开封文书清真寺、洛阳塔西清真寺、漯河南寺、驻马店南寺、襄城县南关清真寺等均为当时伊赫瓦尼开设阿文大学的重要基地。
民国晚期开封王家胡同清真寺年轻阿訇郭清心等发起创办的“河南阿文专修学校”，并聘请王静斋为名誉校长，刘志三为校长。“学校董事会由几十名政界、商界、教界等方面穆斯林社会贤达组成。”“教师主要有郭清魁、郭清心、郑国光、孙国才等人。”他们均为年轻有为的伊赫瓦尼青年阿訇。1946年开始招生，生源主要来自豫鲁各地，以豫东为主。郭成美统计共有116人。“从1946年6月开学到1948年9月，阿专在开封办了二年又三个月。”[79]后移居嘉兴，1949年12月河南阿专解散。
河南伊赫瓦尼的经堂教育硕果累累，影响深远，培养出许多优秀人才。知名者如庞士谦、黄万钧、王乃文、马明道、潘家修、郭清心、杜淑珍、范好古、孙恩普、谢克智、宛俊章、尚明德、尚明礼、李道全、郭清奎、吕金虎等。他们在改革开放后大力办学，时至今日，河南的伊赫瓦尼派阿訇，大多为其弟子或再传弟子。
六、经师与汉文经学著作
河南地处中原，汉文化传统深厚，许多经师早年接受私塾教育，汉文化知识较高。他们在认识和阐释宗教方面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在开学任教的同时往往用汉文创作宗教作品，供穆斯林大众学习理解。虽然内容、水平各异，但对研究民国河南伊斯兰教经师和经学思想仍有帮助。
根据现有资料，可确定的作品有庞士谦的《和平之使命》、《回教法学史》、《埃及九年》、《回教认识的派别——认主学家的派别》，马广庆的《答王殿辅阿衡书》，洪宝泉的《明真释疑》，盖兴运[80]的《教义捷径》、《信仰问答》，赵明堂译著《伟嘎耶教法经解》，张清林的《回教葬礼述要》，刘志三的《阿中叶韻合编》、《清真通俗诗歌》，杨竹坪[81]《赫忒音译》、《讨白音译》，马自成的《历源真本》，许友义的《（河南）回教辨真》，唐庆安的《杂学》，洪宝泉、海晴川等合著《教款集正》，望纯理的《清真通俗歌》、《清真劝教歌》、《回汉分别宣言略》、《警诫阿临宣言略》，刘金亮的《清真劝教宣言录》，谢锡三、谢锡立的《伊玛尼歌》等。笔者择其一二，略作介绍。
《答王殿辅阿衡书》油印于1942年10月左右，内容是对开封东大寺阿訇王殿辅撰写的“勤告书”的回复，讲述伊赫瓦尼教派对有关问题的观点和主张。全书大体可分四部分：第一部分为自述；第二部分为“殿辅阿訇伟鉴”，回应其倡言的“和合”；第三部分是正文，乃是对七条侯坤的逐一答复；第四部分主要讲为“避免纠纷计，安定教胞计有与殿辅阿訇商核”[82]的两点约定。
《明真释疑》原为洪宝泉的阿拉伯文著作，阿文书名音译《穆尼鲁·丁》（教门灯塔），全书阐述格迪目思想及其主张依据。开封东大寺刘保国、巴占明、杜云倬、曹心德四位掌教与伊玛目尚清选共同译述，魏步云（字子青）校梓，王象贤、许良辰校订，1921年10月印于开封东大寺，内容形式为阿拉伯语、汉语对译。书名中“明真”意为阐明伊斯兰教为“清真纯正之教”，“释疑”意为解释在教内引起的疑端。序中认为“我教之真传，既非囿于风俗，亦非从乎习惯”。并阐述著述背景乃洪宝泉阿訇“以阐明教道为己任，殚精竭力，汇集前贤百十卷之著作”[83]而成。序言后注明本书的著述者、译述者、校梓者、校订者以及书中经名、人名、地名等凡例和采辑经目。后有洪宝泉撰写的前言，全书内容共有28条注明并逐一剖析，最后附有勘误表。
盖兴运的《教义捷径》著于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郭成美曾经撰文介绍。该书在《序言》中强调了“伊玛尼”和“乃玛子”的关系及重要性。该书“共22篇，除‘以妈尼’、大小净及‘乃妈子’成坏、拜中六法等，还有‘赶拜’、‘拜中念法’、‘台拉威哈’、‘封斋成坏’、‘费土尔锁代盖’、‘出外的定限和短坐拜法’、‘主麻天命圣行’、‘大小节天命圣行’、‘者纳则站法’和‘游坟’等等。该书末页印有：‘至圣迁移麦底乃一千三百五十五年设阿八乃月头一个主麻再版。教义捷径全一册定价大洋二角。编辑者盖兴运。发行处开封文化街清真寺盖兴运。民国二十五年九月初二日再版。”上方的方框中是“版权所有不准翻印’。”[84]
《阿中叶韵合编》，刘志三著，“这本书像一本同音字典、非常适合初入清真寺的海里凡学习中、阿文编者按照中文折押韵的道理，将意思相对应的字排在一起，配注上阿文，再引出同音的汉语词并配注上阿文单词。”[85]《杂学》，民国末年唐庆安阿訇编写，祈祷性杂学书，书中多吉祥如意语，对研究济源地区回族风俗习惯有参考价值。
七、经师与经学的地位和影响
民国河南伊斯兰教经师与经学特色明显，成就斐然，涉及广泛。这一切都与当时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整个中国的社会改革以及经学交流范围的扩大有密切关系。但因篇幅所限，诸如清真女学、女阿訇的经学教育与传承、经师间的亲缘关系和社会网络、经学世家、经师与掌教制度的演变、经师与宗教对话等问题未能涉及，实属憾事。
民国时期河南伊斯兰教经师与经学在其发展进程中地位重要，影响深远。首先，充分吸纳陕西、山东学派的经学特长和风格并与河南的经学传统交融，终在民国时期自成一体，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经学传承和培养体系。其次，开创了民国河南伊斯兰教经学兴盛和伊斯兰文化繁荣的新局面，促进了中原地区穆斯林社会的发展。诸多经师在开学任教、传授知识的同时，开始关注社会问题，关注国家、民族、宗教的前途和命运，并为之实践和奋斗。伊赫瓦尼的传入对促进河南伊斯兰教的发展和穆斯林思想的解放有重要作用。再次，培养出一大批优秀的经学传人，继承了优良的经学传统。早期的弟子在民国时期即发挥重要作用，如全国知名阿訇哈德成、马松亭、庞士谦等；晚期弟子何国安、孙万生、谢克选、黄万钧、郭清心、买荣禧、潘家修、王乃文、丁炳南、吕金虎、张少臣等在改革开放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恢复后承担了新的历史使命，大力兴办经学教育，培养了大批经学人才，促进了河南穆斯林文化的恢复，繁荣了新时期河南伊斯兰经学。庞士谦、陈克礼等还成为有影响力的穆斯林学者和思想家，他们的著作在河南乃至全国穆斯林社会中都有重要影响。此外，民国河南伊斯兰教出现的繁荣局面，也反映出当时中国穆斯林社会对构建伊斯兰教在中国的话语境的重大尝试。
相关新闻
- • ·《西部非洲伊斯兰教历史研究》(2011-12-19)
- • ·别再说回教，应称伊斯兰教(2009-12-21)
- • ·当代越南占族与伊斯兰教(2009-12-21)
- • ·郑和下西洋与伊斯兰教在东南亚的传播(2009-12-21)
- • ·四大正统哈里发时代（632～661年）——伊斯兰教的巩固(2009-12-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