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与现实：多元文化背景下的英国穆斯林移民融合问题
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世界的纷争由来已久，两大宗教的冲突也是中世纪东西方文明交往史中的一条主线。大不列颠岛虽远离穆斯林核心地带，但作为基督教大世界的组成部分，英国基督徒自中世纪起就充斥着反穆斯林的集体记忆。十字军东征期间，英国人积极参战，“狮心王”理查（Richard the Lionheart，1189—1199年在位）还担任过十字军领袖，与穆斯林的传奇领袖萨拉丁（Saladin, 1137－1193）进行过长期战争。
近代以后，英国在对外殖民扩张中，与北非、西亚和南亚的穆斯林都有过直接的军事冲突。
近代以后，英国在对外殖民扩张中，与北非、西亚和南亚的穆斯林都有过直接的军事冲突。
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的领袖英王狮心王理查肖像（19世纪画作）。
穆斯林传奇英雄萨拉丁铜像（大马士革）。
然而随着大英帝国的不断扩张，许多穆斯林地区成为帝国的组成部分，受到英国的直接或间接统治，殖民地与英国本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往来日益频繁，越来越多的穆斯林移居或留学英国。二战后，大规模的穆斯林劳工进入英国，成为穆斯林移民的主体。他们与英国人共同作为大英帝国子民或英联邦的公民，相互之间存在一定的认同感。因而，英国穆斯林的融合问题尽管与其他欧洲国家存在许多共性，但也有其独特之处。
伊斯兰化？变化中的人口结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由于人口在战争中的巨大消耗以及战后持续的低增长率，欧洲一度出现劳动力危机，英国也是如此。基于此，英国自1950年代起鼓励英联邦穆斯林移居英国，填补劳动力的缺失。穆斯林移民的到来为战后英国经济持续多年的高速增长做出了突出贡献。但是，移民的源源到来及其高生育率也引发了新的恐慌，即穆斯林人口占英国人口中的比例迅速增长。一些预测显示，欧洲穆斯林人口可能会在21世纪中叶超过非穆斯林，这对于本土欧洲人而言是很难接受的，英国人也不例外。2011年英国官方宗教人口普查结果显示，英格兰与威尔士的常住穆斯林人口已达270万，占英国常住人口总数（5600万）的4.8%，而在上一次的人口普查中（2001年），这一比例仅为2.7%。十年间，穆斯林人口增长2.1个百分点，几乎翻了一翻。并且，由于穆斯林人口结构上的年轻化和英国白人的老龄化现象，穆斯林人口比例呈现持续加速上升的趋势。
除了穆斯林移民的迅速增长，英国还出现了大批“新穆斯林”。统计显示，至2001年，约有3万名英国白人改宗伊斯兰教，成为“新穆斯林”；2010年，“新穆斯林”人数已达10万。这些“新穆斯林”中的绝大多数是年轻白人，平均年龄仅27岁，且高学历的年轻女性占比最高。与之相对的，则是英国基督教信徒比例持续大规模的下降。
另外，穆斯林典型的聚居模式还使得部分地区的穆斯林人口比例远超全国平均比例。由于早期穆斯林移民多流向首都伦敦和各工业城市，造就了今日穆斯林的基本分布状况。据统计，在全国一半以上的地方行政区内，穆斯林的人口比例低于1%，但在某些特定地区，穆斯林人口比例很高，甚至超过本地基督教徒人口。大伦敦地区的穆斯林人口比例在全国最高，达到12.4%。其中，塔桥自治市的比例高达34.5%，超过当地基督徒人口所占的比例；纽罕姆区次之，为32%；红桥和沃尔瑟姆福雷斯特两个自治市也都超过20%；英格兰西北兰开夏的布莱克本-达尔文联合区为27%；约克郡的布拉德福德为24.7%；东部的卢顿为24.6%；此外，亨伯、斯劳及伯明翰的比例也都超过20%。这种少数族裔集中的现象在其他几个少数教派也同样存在，如印度教徒在伦敦的自治市哈罗和布伦特的比例达到25.3%和17.8%，莱斯特、红桥区和豪恩斯洛等地也都超过10%；犹太教徒在巴尼特和赫茨米尔以及锡克教徒在斯劳的比例也都超过10%。
伊斯兰化？变化中的人口结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由于人口在战争中的巨大消耗以及战后持续的低增长率，欧洲一度出现劳动力危机，英国也是如此。基于此，英国自1950年代起鼓励英联邦穆斯林移居英国，填补劳动力的缺失。穆斯林移民的到来为战后英国经济持续多年的高速增长做出了突出贡献。但是，移民的源源到来及其高生育率也引发了新的恐慌，即穆斯林人口占英国人口中的比例迅速增长。一些预测显示，欧洲穆斯林人口可能会在21世纪中叶超过非穆斯林，这对于本土欧洲人而言是很难接受的，英国人也不例外。2011年英国官方宗教人口普查结果显示，英格兰与威尔士的常住穆斯林人口已达270万，占英国常住人口总数（5600万）的4.8%，而在上一次的人口普查中（2001年），这一比例仅为2.7%。十年间，穆斯林人口增长2.1个百分点，几乎翻了一翻。并且，由于穆斯林人口结构上的年轻化和英国白人的老龄化现象，穆斯林人口比例呈现持续加速上升的趋势。
除了穆斯林移民的迅速增长，英国还出现了大批“新穆斯林”。统计显示，至2001年，约有3万名英国白人改宗伊斯兰教，成为“新穆斯林”；2010年，“新穆斯林”人数已达10万。这些“新穆斯林”中的绝大多数是年轻白人，平均年龄仅27岁，且高学历的年轻女性占比最高。与之相对的，则是英国基督教信徒比例持续大规模的下降。
另外，穆斯林典型的聚居模式还使得部分地区的穆斯林人口比例远超全国平均比例。由于早期穆斯林移民多流向首都伦敦和各工业城市，造就了今日穆斯林的基本分布状况。据统计，在全国一半以上的地方行政区内，穆斯林的人口比例低于1%，但在某些特定地区，穆斯林人口比例很高，甚至超过本地基督教徒人口。大伦敦地区的穆斯林人口比例在全国最高，达到12.4%。其中，塔桥自治市的比例高达34.5%，超过当地基督徒人口所占的比例；纽罕姆区次之，为32%；红桥和沃尔瑟姆福雷斯特两个自治市也都超过20%；英格兰西北兰开夏的布莱克本-达尔文联合区为27%；约克郡的布拉德福德为24.7%；东部的卢顿为24.6%；此外，亨伯、斯劳及伯明翰的比例也都超过20%。这种少数族裔集中的现象在其他几个少数教派也同样存在，如印度教徒在伦敦的自治市哈罗和布伦特的比例达到25.3%和17.8%，莱斯特、红桥区和豪恩斯洛等地也都超过10%；犹太教徒在巴尼特和赫茨米尔以及锡克教徒在斯劳的比例也都超过10%。
英国穆斯林歌手萨米·优素福（Sami Yusuf）。
虽然穆斯林占英国总人口的比例仍处于较低位，但移民的急剧增加以及穆斯林对信仰的坚定程度都要远高于本土基督徒。2011年的统计数据显示，英国基督徒人数为3320万，占人口总数的59.3%，但高于人口总数二分之一的数量并不能保证基督教在英国长久的主导地位。仅2001至2011年的十年间，基督徒的比例就下降了12.4%，并仍呈加速下降趋势。这一事实与穆斯林人口比例的加速上升呈现出鲜明的对比。而穆斯林的聚居模式也加强了宗教在聚居所在地方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力，例如萨迪克·汗在2016年当选伦敦市长，无疑与伦敦穆斯林人口众多且比例高有直接关系。
综上，英国穆斯林人口因生育率高、人口结构年轻化、外来移民持续增加等方面的原因正不断冲击着英国传统的人口结构。同时，由于穆斯林在信仰上更加坚定且穆斯林人口聚居模式等原因，伊斯兰教文化也正加速冲击着传统上由本土白人基督徒主导的宗教社会。特别是近些年，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等地爆发难民危机，大批穆斯林涌向欧洲，加重了英国本土白人基督徒的担忧。他们在思想上更趋于保守，并对英国传统的多元文化政策也开始产生质疑。基督徒与穆斯林两大族群之间的融合问题也面临新的挑战。
自由的乐土：英国多元文化政策
英国在对待移民的问题上长期奉行“多元文化主义”，不仅给予移民广泛的平等公民权利，而且鼓励他们保留自己的民族和宗教传统。客观地讲，英国穆斯林所享受的宗教自由确实要好于多数西方国家。
这种宗教和文化上的自由风气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曾经辉煌一时的大英帝国本身就是一个多民族、多种族和多信仰的混和体，英国对信仰、民族和种族多元以及相伴而生的文化多元有着基于“帝国情结”的宽容和理解。1965年，英国通过第一个《种族关系法》，禁止在公共场所出现基于种族和民族的歧视现象。随之成立的英国种族关系委员会成为处理有关种族关系事务的专门机构。此后，1968年、1976年和2000年，英国先后三次修订《种族关系法》，不断扩大禁止种族歧视的范围，充分表明了英国对种族关系和谐发展的坚定决心，也成为穆斯林为代表的少数族裔维护自身利益与宗教传统的法律保障。
在多元文化政策的保护下，大多数穆斯林在移民英国后仍坚守着原有的生活方式。特别是在穿着上，男子往往头裹白巾，女子则戴着面纱，穿着长衫。在信仰上，多数穆斯林严守伊斯兰教节日规范，每周五到清真寺做礼拜，许多人仍以前往麦加朝圣作为人生大事。这种社会生活上的宗教色彩具有继承性，许多穆斯林移民的后裔从小接受父辈严格的宗教教育，并没有因为从小在英国长大而改变这种宗教传统和生活方式。
英国保护多元文化的政策确实带来一定的积极影响。由于信仰和生活方式得到尊重，英国穆斯林与主流社会之间基本能够和谐共处，相较于法国等欧洲大陆国家，双方的直接冲突相应较少。这种相对和谐的关系推动了英国主流社会与穆斯林的文化融合，也成为英国“新穆斯林”日益增多的一大动因。英国“新穆斯林”是一个有自身特色的群体，年轻的白人女性在其中占比很大，她们皈依伊斯兰教往往是受到身边穆斯林朋友、同学和丈夫在精神层面的影响。当然，“新穆斯林”必然会因其特殊性而面临穆斯林群体和主流白人社会的双重质疑，只是多元文化的自由背景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这一问题。需要强调的是，这些转皈伊斯兰教的白人并非完全被动地接受穆斯林的信仰和传统，他们原有的文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仍会持续发挥着影响。事实上，他们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为两种信仰和两种价值观共同决定，因而成为穆斯林群体中一股新生力量，不仅是穆斯林群体与主流社会融合的产物，也是二者之间的纽带。
理想与现实：多元文化主义的困境
多元文化政策在减少穆斯林与主流社会摩擦的同时，也带来了显而易见的弊端。最突出的一点是，由于穆斯林在信仰活动和生活传统上的自由，使得他们接受英国主流文化价值观的积极性大打折扣，从而造成穆斯林与主流社会存在长期的隔阂。这种隔阂不仅表现在社会生活上，还表现在法律上。例如，许多穆斯林在婚姻和财产问题上的做法依据的是伊斯兰教的传统律法和穆斯林古老的习俗，常常与英国的世俗立法或普通法存在冲突。但在多元文化政策作为主流价值观的背景下，“政治正确”要求法官不得无视穆斯林的宗教文化传统。这种状况可能引发这样一种结果：少数族裔的宗教传统和习俗可能成为僭越法律的冠冕堂皇的理由，造成同为英国公民的各族群在法律上的并不平等的现实。
综上，英国穆斯林人口因生育率高、人口结构年轻化、外来移民持续增加等方面的原因正不断冲击着英国传统的人口结构。同时，由于穆斯林在信仰上更加坚定且穆斯林人口聚居模式等原因，伊斯兰教文化也正加速冲击着传统上由本土白人基督徒主导的宗教社会。特别是近些年，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等地爆发难民危机，大批穆斯林涌向欧洲，加重了英国本土白人基督徒的担忧。他们在思想上更趋于保守，并对英国传统的多元文化政策也开始产生质疑。基督徒与穆斯林两大族群之间的融合问题也面临新的挑战。
自由的乐土：英国多元文化政策
英国在对待移民的问题上长期奉行“多元文化主义”，不仅给予移民广泛的平等公民权利，而且鼓励他们保留自己的民族和宗教传统。客观地讲，英国穆斯林所享受的宗教自由确实要好于多数西方国家。
这种宗教和文化上的自由风气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曾经辉煌一时的大英帝国本身就是一个多民族、多种族和多信仰的混和体，英国对信仰、民族和种族多元以及相伴而生的文化多元有着基于“帝国情结”的宽容和理解。1965年，英国通过第一个《种族关系法》，禁止在公共场所出现基于种族和民族的歧视现象。随之成立的英国种族关系委员会成为处理有关种族关系事务的专门机构。此后，1968年、1976年和2000年，英国先后三次修订《种族关系法》，不断扩大禁止种族歧视的范围，充分表明了英国对种族关系和谐发展的坚定决心，也成为穆斯林为代表的少数族裔维护自身利益与宗教传统的法律保障。
在多元文化政策的保护下，大多数穆斯林在移民英国后仍坚守着原有的生活方式。特别是在穿着上，男子往往头裹白巾，女子则戴着面纱，穿着长衫。在信仰上，多数穆斯林严守伊斯兰教节日规范，每周五到清真寺做礼拜，许多人仍以前往麦加朝圣作为人生大事。这种社会生活上的宗教色彩具有继承性，许多穆斯林移民的后裔从小接受父辈严格的宗教教育，并没有因为从小在英国长大而改变这种宗教传统和生活方式。
英国保护多元文化的政策确实带来一定的积极影响。由于信仰和生活方式得到尊重，英国穆斯林与主流社会之间基本能够和谐共处，相较于法国等欧洲大陆国家，双方的直接冲突相应较少。这种相对和谐的关系推动了英国主流社会与穆斯林的文化融合，也成为英国“新穆斯林”日益增多的一大动因。英国“新穆斯林”是一个有自身特色的群体，年轻的白人女性在其中占比很大，她们皈依伊斯兰教往往是受到身边穆斯林朋友、同学和丈夫在精神层面的影响。当然，“新穆斯林”必然会因其特殊性而面临穆斯林群体和主流白人社会的双重质疑，只是多元文化的自由背景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这一问题。需要强调的是，这些转皈伊斯兰教的白人并非完全被动地接受穆斯林的信仰和传统，他们原有的文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仍会持续发挥着影响。事实上，他们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为两种信仰和两种价值观共同决定，因而成为穆斯林群体中一股新生力量，不仅是穆斯林群体与主流社会融合的产物，也是二者之间的纽带。
理想与现实：多元文化主义的困境
多元文化政策在减少穆斯林与主流社会摩擦的同时，也带来了显而易见的弊端。最突出的一点是，由于穆斯林在信仰活动和生活传统上的自由，使得他们接受英国主流文化价值观的积极性大打折扣，从而造成穆斯林与主流社会存在长期的隔阂。这种隔阂不仅表现在社会生活上，还表现在法律上。例如，许多穆斯林在婚姻和财产问题上的做法依据的是伊斯兰教的传统律法和穆斯林古老的习俗，常常与英国的世俗立法或普通法存在冲突。但在多元文化政策作为主流价值观的背景下，“政治正确”要求法官不得无视穆斯林的宗教文化传统。这种状况可能引发这样一种结果：少数族裔的宗教传统和习俗可能成为僭越法律的冠冕堂皇的理由，造成同为英国公民的各族群在法律上的并不平等的现实。
英国白人激进分子反对修建更多清真寺的游行。
更严重的问题在于，穆斯林与主流社会的隔阂还引发了一种身份认同上的冲突，在特定问题上，宗教认同（伊斯兰教徒）与国家认同（英国公民）之间的抉择不可避免。有学者指出，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穆斯林劳工移民群体中，伊斯兰教徒的身份一直扮演着一种“超越种族、语言和国别的凝聚作用”，并在这一共同的精神纽带下，形成了“忽视信仰和其他一切差别的相互认同”。与穆斯林移民群体的宗教认同相对的是英国主流社会的“民族－国家”认同。后者表现为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文化传统、一千多年的民族历史记忆、基督教新教信仰、以自由和法治为核心的价值观等。两个族群唯一的契合之处仅仅是国家层面的“英国公民”这一共同身份。“国家至上原则”作为近代以来国际交往中的核心原则要求任何一个多民族国家都必然将国民身份的认同置于首要位置，而英国的国家认同在穆斯林问题上遭遇了困境，因为多数英国穆斯林并未能从宗教身份中超脱出来，而是将信仰置于国民身份之上。
伦敦东区穆斯林激进分子反对饭店和商店售酒的抗议活动。
21世纪以来，西方社会民粹主义抬头，社会风气趋于保守。英国一些右翼组织借机壮大，冲击着传统的多元文化政策，例如极右翼的不列颠民族党（British National Party）的兴起正是这种保守倾向的反映。该党成立于1982年，以极端民族主义为旗帜，进入21世纪后迅速壮大，一度在地方选举中拥有50名地方议员，在议会中拥有两个席位，在欧洲议会中也有两个席位。近年，该组织受到法国国民阵线的影响，逐渐淡化生物学上的种族主义（biological racism），而是强调文化上的种族主义。同时，英国移民政策也进一步趋于保守。2002年，英国颁布的《国籍、移民及庇护法案》（Nationality, Immigration and Asylum Act），不仅对移民规定更严格的限制条件，而且要求申请移民者参加英语和有关社会生活等方面的测试。近年，英国几乎每年都会出台有关移民的修正法案，旨在持续收紧移民规模，促进移民融入英国主流社会文化生活。
总的来说，尽管近些年英国社会风气有向保守主义转化的趋势，但作为自由主义和宗教宽容传统的发展，多元文化主义已经成为现代英国社会主流的价值观念，不可能在短期内受到根本性的动摇。这种包容精神正是现代英国最值得称道的文明成就。2016年，穆斯林移民二代、贫民出身的萨迪克·汗当选伦敦市长一事充分说明了多元文化背景在英国的巨大影响力和英国人寻求多民族、多信仰和谐共融的美好愿景。萨迪克·汗在竞选成功后不无动情地说：“伦敦选择了希望而不是恐惧，选择了联合而不是分裂”。当然，多元文化主义对于各族群在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融合上，以及在国家的统一和稳定上，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负面影响。因此，对于英国政府和人民来说，如何在保证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促进穆斯林与主流社会的互信与互融，仍然是摆在面前的时代任务。
总的来说，尽管近些年英国社会风气有向保守主义转化的趋势，但作为自由主义和宗教宽容传统的发展，多元文化主义已经成为现代英国社会主流的价值观念，不可能在短期内受到根本性的动摇。这种包容精神正是现代英国最值得称道的文明成就。2016年，穆斯林移民二代、贫民出身的萨迪克·汗当选伦敦市长一事充分说明了多元文化背景在英国的巨大影响力和英国人寻求多民族、多信仰和谐共融的美好愿景。萨迪克·汗在竞选成功后不无动情地说：“伦敦选择了希望而不是恐惧，选择了联合而不是分裂”。当然，多元文化主义对于各族群在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融合上，以及在国家的统一和稳定上，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负面影响。因此，对于英国政府和人民来说，如何在保证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促进穆斯林与主流社会的互信与互融，仍然是摆在面前的时代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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