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王晓明著《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震撼于作者对鲁迅的深度剖析。

      书中的一段文字，似乎描述了历史上所有思想者面临的困境。说的是随着袁世凯当皇帝的欲望不断膨胀，对“革命党”的清查也日趋紧张。这时候许多鲁迅在教育部的同僚选择了一种独特的方式来明哲保身，“或嫖或赌，或古玩或书画，公开表现自己沉湎于某一种嗜好，来逃避袁党的猜疑的目光。”甚至提到，“连那位蔡锷将军，也是躲在名妓小凤仙的房中，才保下一条命。”
 

      鲁迅是有思想有抱负的人，自然首当其冲，“除了学大家的样，没有别的路可走。”生活简朴、没有嫖赌爱好的他，“只好选择一种较为省钱的事情——从石刻拓本抄古碑，作为自己的‘嗜好’。”这一抄，“竟抄了五六年。”从中我们不难想见鲁迅为了保全自己，冒充堕落而又不能的尴尬。

      实际上，那岂止是鲁迅独有的境遇？历史上，凡是独裁者，哪个不是纵容堕落，消灭思想？

远的不说，“文革”中，纵容万马齐喑、捧红如郭沫若一样拍马屁的所谓“文学家”，从精神和肉体上消灭顾准、陈克礼那样的思想家，不是血淋淋的历史吗？埃及现代思想家赛义德·库特卜（1903——1966）指出，“暴虐总是怂恿堕落、腐败，好使自己高枕无忧。”历史上许多威权政府喜欢歌舞升平、不喜欢甚至消灭批评，原因就在这里了。你想，如果人人玩物丧志，哪有什么思想会威胁到统治者呢？

      不过，这种仅靠堕落支撑、没有了批评、没有了思想的威权，毕竟不会久安。希特勒、斯大林、穆巴拉克，以及“文革”始作俑者的历史，不断向我们展示着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