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罕默德·拉基布·巴尤米/著
瀚歌/译
这本书多年被作为教材，多次出版，因此流传很广，远近皆知。这首先是读者的幸运，其次才是作者的幸运。本书所包含的政治、历史、宗教诸方面的观点论述流畅，表述有力，使之成为改革家评传之前首先成为教育书籍，为读者描绘模范人物、改革方法。作者在简短的前言中划定了本书的目标。他说：
“我希望通过对改革家们生平、改革方式的描写，鼓励青年人，激发他们的远大志向，从而仿效那些改革家，沿着他们走过的道路，去复兴自己的民族。愿真主使他们成功。”[ 艾哈迈德·爱敏：《近代改革家》，第2页。]
为了强调这一目标，必须指出：这些改革家所面临的“疾病”至今未得到有效的治疗；穆斯林群体依然饱受这些疾病的困扰，坐卧不宁。渴求重返辉煌的青年们，仍然对这些疾病有着切肤之痛，却束手无策。读到这些改革家克服重重困难，提供医病良方，付出艰辛努力，驱除屈辱和衰败，青年们就会以他们为榜样，汲取他们的指导性理论，致力完成他们未竟的改革事业。本书明快的叙事风格，真诚的改革情感，吸引着读者去享受它的文字，犹如在读每个改革家的故事而不是传记。如果作者成功吸引读者、特别是青年学生去读他的这部作品，那么作者的目标已经实现。
前言之后作者精辟总结了伊斯兰世界的兴衰史，解明了初期兴盛的原因以及目前衰败的因素。作者通过对过去辉煌的描写，仿佛对那些心灰意冷的人说：穆斯林的复兴并非遥不可及，他们的祖先以他们的宗教而得以复兴，以至领跑世界，而后人远远落后于祖先的步伐，终于导致衰败。只有重整旗鼓，恪守先贤的风格，坚持伊斯兰的原则，才有希望拯救自己。当我们走上这条道路，我们就找到了正确的方向。但这条道路布满靳棘，根深蒂固的腐败不可能轻易去除，除非坚定不移、持之以恒的斗争。改革家们经历了无数的艰难困苦，遭遇嫉妒者的百般刁难、反对者的种种阴谋，才取得一定的成功。
艾哈迈德·爱敏博士说到这些英雄们的斗争事迹时说：“他们中每个人都遇到了严峻的考验，经历了常人无法承受的痛苦。他们中有人被驱逐，有人被处决，有人被扣上‘叛国’的帽子。他们中有人呼吁公民一律平等，而不管民族、宗教的区别，被指责为‘与穆斯林为敌’；有人呼吁按照现代模式组织军队，被指责为‘崇洋媚外’‘反对传统’；有人呼吁建立协商委员会，被指责为‘反对政府’‘煽动叛乱’；有人呼吁信仰上正本清源，被指责为‘不信宗教’，等等。尽管如此，他们义无反顾，继续奋斗，珍爱自己的原则甚于珍爱自己的生命，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他们根本不计较受到的迫害。他们的观点在他们生前死后一直在发挥作用，直到改革取得成效，东方世界取得可喜的进步。”[ 艾哈迈德·爱敏：《近代改革家》，第9页。]
爱敏先生论述改革家时，没有涉及对读者毫无意义的一些细节，他虽然详细阅读与改革家有关的一切资料，但只选取能以凸显改革家轮廓和画面的部分，然后把重点放在改革使命的论述上，偶尔涉及其他一些问题，也是为了补充改革的话题。他没有去写每个改革家的独立传记，因此话题没有涉及他们的所有生平；他的目标是改革活动的各个方面，这是他写本书的首要目的。
本书读者每当读完一节内容，就渴望继续去追踪传主的其他事迹，这在启迪人心方面功不可没。同时，本书中的改革领域因传主的不同而五彩缤纷，使读者对多种多样的腐败现象有了多层面的认识，这些腐败不可能通过一种方式驱除，而要采用多种方式，因此就有了各有千秋的改革家。
作者按照时间顺序对这些改革家逐一做了论述，首先论述较早的改革家，其次论述之后的改革家。这种次序有助于追踪不断延续的改革环节，有利于在之前的改革家与之后的改革家之间进行比较，了解之前的改革家对之后的改革家的影响。也许两个改革家同处一个时代，那么先去世的改革家的次序先于另一个改革家。之后的改革家无疑完善着之前的改革家留下的事业。这部著作虽然历史积淀丰厚，教育意义深邃，却更像是系列故事集，最后一集可以是后来新的作家撰写的新的故事的开始，因为改革的篇章场面宏大，角色各异。
作者论述的第一位改革家是谢赫穆罕默德·本·阿卜杜·瓦哈卜，他的改革方面重点论述他倡导回归纯洁的认主独一，抨击信仰中的偏离行为，号召开启法律中的演绎之门。改革中遇到重重阻力，但他不为所动，继续奋斗。
艾哈迈德·爱敏先生在研究中一贯富于批评精神。他指出谢赫伊本·阿卜杜·瓦哈卜尽管贡献卓著，但他的活动限于纠正信仰，却没有注意到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借鉴近代科学文化，正是这一科学文化使欧洲得以复兴，把东方甩在了后面。但我认为，改革家如果把精力集中在一个方面，就容易成功；相反，如果战线过长，就会分散精力。因此，许多情况下，一位改革家都在自己特定的领域发挥作用。
之后论述土耳其著名改革家米德赫提·巴沙，作者对他的论述十分全面，获得阿拉伯读者的赞赏。在这以前阿拉伯读者对这位改革家一无所知，一般改革家传记作者也不会关注他。因为凯末尔发起的运动对哈里发制度被推翻之前的所有改革家予以曲解，凡是反对哈里发制度的人都不会留意米德赫提的贡献。政坛的每个新秀都声称自己是从零开始拯救了自己的民族，自己之前这个民族什么也不是！政客的尾随者都对政客的心思心领神会，总是按照政客的喜好去写历史。
对艾哈迈德·爱敏先生提出的批评是，他谈到阿卜杜·哈米德时采用了阿卜杜·哈米德被罢黜后他的敌人所写的资料，而这些人没有恪守历史必须实事求是的立场。我们不是说素丹阿卜杜·哈米德十全十美，但遗憾的是有人故意夸大他的缺点，甚至杜撰部分缺点，对他的优点只字不提。阿卜杜·哈米德对犹太人的态度，拒绝犹太人定居巴勒斯坦等历史事实，这些人装聋作哑，置若罔闻。殊不知这是阿卜杜·哈米德被罢黜的原因之一，犹太复国主义及其居心叵测的宣传一致把箭头指向阿卜杜·哈米德，最后得其所愿。
艾哈迈德·爱敏在总结米德赫提的观点和改革步骤时说：“米德赫提把毕生献给社会改革，选取现代文明中最先进的治理方法，采用符合伊斯兰教诲的协商制度，用新式方法传播知识、实施经济方略，关注国民的认识水平和理解能力，对所遭到的迫害毫不在乎。他把改革与自己的宗教信仰联系起来，因此泰然自若，乐观向上，即使被流放期间也是如此。”[ 艾哈迈德·爱敏：《近代改革家》，第57页。]
米德赫提之后论述哲马鲁丁·阿富汗尼，对他的论述广泛而丰富。由于读者对哲马鲁丁的事迹知道的很多，艾哈迈德·爱敏对他的改革目标做了高度的概括。他说：
“哲马鲁丁呼吁从宗教、社会、政治各方面对穆斯林进行改革。鉴于伊斯兰的信仰与社会制度、政治制度不可分割，因此哲马鲁丁的活动涉及这三个方面。穆斯林的最佳榜样是正统哈里发时代的信仰、品格和政治，当时的穆斯林是真正的认一论者，他们以自己的宗教而自豪，以兄弟情义维系自己，不被派别所分裂，他们为自己的信仰和尊严赴汤蹈火，在所不惜。他们竭力传播知识，命人行善，止人作恶。”
“后来腐败从五个方面渗入他们：一是把前定误解为宿命论，使人们不再努力去工作；二是伊历三、四世纪伪信者把一些谬论带入穆斯林的信仰，使他们各自为政，党同伐异；三是一些外来思想、特别是一些人所杜撰的诡辩思想削弱了穆斯林的信仰；四是一些人伪造圣训，扼杀勤奋、决绝精神，勾抹穆斯林的觉悟，阻碍穆斯林回归自己的宗教源泉，影响穆斯林之间知识的普及。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因素，最重要的莫过于瓦解穆斯林的阵营，使他们放弃改革、奋斗思想。”[ 艾哈迈德·爱敏：《近代改革家》，第83页。]
和米德赫提一样，除了突尼斯人，海鲁丁·突尼西对阿拉伯人来说也很陌生。他有过政治、宗教、社会诸方面的改革活动，并著有一部珍贵的著作，其中阐明了他的改革计划和行动方案，在近代复兴家中理应占有一席之地。因此，艾哈迈德·爱敏专门撰文对他进行研究。
海鲁丁原是塞加西亚人，小时候由于家人疏忽被人拐走，后作为奴隶被出售。第二次被出售后，他有机会接触到王室。国王发现他有很多过人之处，就对他予以教育和培养。他没有辜负国王的期望，很快展现出自己的才华，让老师们刮目相看。他不满足于宗教教育，又去参军，之后不断晋升，乃至成为骑兵统帅，国王越加信任他了，甚至把他作为自己的全权大使。
他访问巴黎，看到了现代文明的进步，心中勾画了美好的生活蓝图。回国后，海鲁丁成为国防部长，开始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改革，其中最重要的是建立选举产生的协商委员会，因此遭到许多人的反对。因为他们与这一议会制度素未谋面，认为它违反沙里亚，它的部分法律在沙里亚中无据可循。
海鲁丁自小学习沙里亚，和一般宗教学者一样熟知宗教知识，因此他与反对者进行辩论，捍卫自己的观点，赢得一些支持者。法国殖民者开始干预委员会的事务，试图让委员会服从自己的支配。海鲁丁予以坚决反对，于是法国迫使海鲁丁辞职。这使他有机会静下心来，反省自己，思考怎样使国家进步。他把自己的政治、社会阅历和感悟写成一部著作，书名是《认识国情的最佳途径》。他受伊本·赫尔东的影响，在前言中谈及目前的形势，文化的状况，解释了导致穆斯林落伍的根本原因。艾哈迈德·爱敏从海鲁丁的前言中总结出他的思想精华。他说：
“我们感兴趣的是他的前言。他在前言中阐述了穆斯林的现状，他们对改革的渴求。他看到穆斯林盲目敌视西方文化，拒绝采用现代方法进行改革，认为凡是西方的一切都是非法（哈拉姆）。他们之所以这样，理由很多，如他们认为西方文化违反沙里亚；认为西方文化适合西方各个民族，却不适合东方各个民族，而每个民族有自己的历史背景，有自己的文化；认为西方文化进度缓慢，司法途径尤其如此；认为西方制度需要扩充政府机构，扩大工作类型，这就势必增加员工，而我们没有足够的资金这样做。这一切需要规定新的税务，而我们国家很穷，承受不了过多的税务。”[ 艾哈迈德·爱敏：《近代改革家》，第159页。]
这些借口被海鲁丁一一予以驳斥，艾哈迈德·爱敏对此做了完整的总结。后来海鲁丁有了执政的机会，进行了一系列突尼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改革。此举引发嫉妒者的阴谋诡计和联合围攻，但海鲁丁已经夯实了改革的基础，实现了许多改革计划。艾哈迈德·爱敏说：“海鲁丁的一些美德构成了他的基本人格，那就是对真理直言不讳，对工作义无反顾，对信念锲而不舍，思想自由，勇于担当。”[ 同上，第183页。]
对于阿里·穆巴拉克的改革，艾哈迈德·爱敏先生给予多方面的阐述。作者似乎对阿里情有独钟，因为阿里的经历与自己非常接近。阿里是德高望重的学者，喜欢研究，孜孜不倦，他有许多著作，部分已是埃及历史的基本参考资料。这一切使作者喜欢他，与他的学术倾向保持一致。
阿里·穆巴拉克远离政治，不从事政治活动，除非迫不得已，艾哈迈德·爱敏也是这样；阿里·穆巴拉克把自己的学术经历、工作经历写进部分著作，艾哈迈德·爱敏也莫不如是。因此，我觉得艾哈迈德·爱敏字里行间对阿里·穆巴拉克的理解和同情并非偶然。对阿里不参与阿拉比革命，艾哈迈德·爱敏给予理解，认为与他远离斗争的性格有关。可谓一语中的。
尽管艾哈迈德·爱敏喜欢阿里·穆巴拉克，却也没有过分肯定他的贡献。艾哈迈德·爱敏真诚地说：
“阿里·穆巴拉克的教育方案并非理想模式，也不是没有缺点。但它却是吉庆的一步，随着时间的推移可以不断改进，实施过程中不断改正它的缺点。”[ 同上，第199页。]与阿里·穆巴拉克一样，每个改革家的改革计划不可能十全十美，没有缺点。无论怎样，阿里·穆巴拉克对劳工部和国防部的改革贡献很大。
阿里·穆巴拉克的教育改革在当时取得的成功始料未及。他建了许多学校、私塾，创立了达鲁·乌鲁米（知识之宫）[ 达鲁·乌鲁米（知识之宫），初创于1872年，后来不断发展，于1946年并入开罗大学，取名文学院。——译者注]，首次建立讲堂、出版社，创办关于人文科学、文学作品方面的文学期刊，是名副其实的改革先驱。
艾哈迈德·爱敏对凯瓦科比、穆罕默德·阿卜杜的论述中，读者会感受到一种对他们的喜爱，甚至我觉得这位了不起的作家把凯瓦科比、穆罕默德·阿卜杜作为理想的楷模，效法的榜样。谈到阿卜杜·拉赫曼·凯瓦科比时，作者似乎在谈自己——认识他的人笔下的自己。他说：
“凯瓦科比是人中俊杰，谈吐文雅，字斟句酌。即便是有人给他说赛兰，也会考虑一下再回赛兰；如果有人打断他的话，他就缄默、等待，直到对方把话说完，之后再说自己未了的话题，借此教导对方。他洁身自好，不为贪婪所惑，不计名利和地位，言行无畏，不惜为此遭受财产损失、囚禁和流放。他不畏强暴，却对穷人非常谦虚，总是站在弱者一边。同坐者无不感受到他思想沉稳，热爱真理，坚持原则，无私奉献。”
我在一个场合引述了这段话，我对此评论说：艾哈迈德·爱敏博士如此重视这位精神楷模，似乎要把他作为读者的榜样。在这个时代，有谁比得上这位具有高风亮节的人呢？这是之前说过的话，现在我要说：艾哈迈德·爱敏的许多富有改革意义的文章倡导的品格，正是他对凯瓦科比的论述。比如他谈到言谈自律、文明对话，批评一些人辩论中咄咄逼人、自以为是。而他自己无论是公开场所还是私下聊天，都十分讲究语言的分寸，哪怕有人打断他的话，他也会暂时保持沉默，等到对方把话说完，然后在继续之前的话题，以这种方式来提示对方犯了错误。
我记得艾哈迈德·爱敏说过一个故事，没有提自己的名字，而他的朋友们说到这个故事时明确指出故事的主人就是他自己。艾哈迈德·爱敏原是大学领导班子的成员，而阿里·马希尔是政府总理。一次行政会议上，马希尔就某个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与艾哈迈德·爱敏的观点截然相反。艾哈迈德·爱敏迫不得已，对他予以反驳，但阿希尔怒气冲冲地打断他的话，并傲慢地说：你不要打断我的话，你等一等！艾哈迈德·爱敏就保持了沉默，直到马希尔把话说完，然后反驳马希尔，马希尔又一次打断他的话，艾哈迈德·爱敏就仿照他刚才的口气说：你不要打断我的话，你等一等！于是马希尔不得不停止说话，仔细聆听。
许多学者和作家需要培养说话的礼节；人们的错误在于辩论时咄咄逼人、过于激烈。
后来有人故意加害于艾哈迈德·爱敏，因为他在公共场合反驳总理，让公众接受自己的观点，这让总理很没有面子，而且简直就是罪过，理应受到惩罚。
艾哈迈德·爱敏对凯瓦科比的著作《专制的本质》《麦加》作了充分的论述，可以看出这两本著作对他产生的震撼。凯瓦科比的观点当时来说非常新颖，只有屈指可数的人才会领会，如哲马鲁丁·阿富汗尼、穆罕默德·阿卜杜等，而习惯了俯首帖耳、不闻不问的大众对此觉得不可理喻。大众误解了古兰经“你们顺从真主、服从使者，以及你们中的主事人”（4：59），以为是盲目服从主事人，其实如果他们继续读下去，就会明白古兰经的如下话语：“如果你们对一件事产生了分歧，就把它归给真主和使者，如果你们信奉真主和后世，那对你们是最好的，结局最完美的。”（4：59）
凯瓦科比写《专制的本质》，意在向人们说明：伊斯兰反对专制，因为伊斯兰的根本原则是自由和民主，对普世利益给予全面的关注。这是一种精英民主，精英即一个民族的决策者。古兰经中抨击独裁、倡导公正、执行民主制度的内容比比皆是，如“他们的事务是由协商决定的。”（42：38）甚至貌似故事的内容也不乏民主因素：“你们不在时，我从不决断任何一件事。”（27：32）
与此同时，伊斯兰中没有出现过教权，伊斯兰也不承认这一体制；伊斯兰不认可什么赎罪券，当然不可能出售它；伊斯兰不承认宗教人士享有特殊的地位。然而，就像每个宗教中发生的情况一样，伊斯兰中也渗入了一些人为的腐败成分，使穆斯林四分五裂。[ 穆罕默德·拉基布·巴尤米：《近代伊斯兰学者评传》，笔社书局，卷1，第34页。]
《近代改革家》最后论及穆罕默德·阿卜杜。艾哈迈德·爱敏的大部分作品中，关于穆罕默德·阿卜杜的话题持续不断，原因是这位大作家喜爱改革，亲历伊玛目穆罕默德·阿卜杜抨击过的许多腐败现象，因此他非常敬佩伊玛目，常常引述他的语言和事迹。
对伊玛目穆罕默德·阿卜杜来说，幸运的是拥有一批像艾哈迈德·爱敏一样的学生，如穆罕默德·拉希德·里达、穆斯塔法·阿卜杜·拉扎格、穆罕默德·穆斯塔法·穆拉基、阿卜杜·阿齐兹·加维西、阿卜杜·瓦哈卜·纳加勒等。他们中每个人都是穆罕默德·阿卜杜门下产生的一代学者。
艾哈迈德·爱敏以卓越的才华概括了伊玛目一生的奋斗，页码虽然不超过56页，却浓缩了谢赫穆罕默德·拉希德·里达3卷本《穆罕默德·阿卜杜传》中的精华。在艾哈迈德·爱敏看来，穆罕默德·阿卜杜首先是品格、修养大师，其次才是伊玛目、改革家。他目标远大，思想自由，视野广阔，不会屈服于不公的现状；如果可以消除不义、实现公正，他毫不犹豫地挑战那些权威、名流。
我读过一些人写的文章，试图贬低伊玛目，说什么“他的著作与同时代一些人相比很少”。这的确是一件奇事。这位伟人的生平事迹本身就是活生生的著作，而无需那些鸿篇巨制。关键不是数量，而是质量。也许一本书会对一个民族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而或许100本书对读者不会产生任何反响。《认一论大纲》（里萨莱图·陶西德）的早期问世是一件新鲜事物，开了一代先河，后来出现的许多优秀著作都在步它的后尘。一些自以为是的人拿它与后来的一些著作比较，试图贬低它。殊不知，《认一论大纲》是后来许多高楼大厦的基石，要不是它那根深蒂固、深入大地的基础，后来的那些建筑都不可能屹立。
我把埃米尔·阿里放到后面论述，而作者把他的论述提前于其他许多人，没有遵循时间顺序。作者论述了与他同一国度的赛义德·艾哈迈德汗后，接着论述他，以便在他们之间作比较。因为赛义德·艾哈迈德汗认为教育是实现印度改革的重要途径，而不是沉湎于政治事务；而埃米尔·阿里认为要驱逐殖民主义，参与政治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埃米尔·阿里与赛义德·艾哈迈德汗不同的是，他精通英语，通晓西方文化，可以与一流的英语作家媲美，他的英文读者甚至觉得他就是英语语言艺术大师。他广泛研究英国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的观点，为自己的证据提供支持；他采用确凿、科学的逻辑理论来反对英国对印度的侵占，写伊斯兰历史的时候把伊斯兰的改革影响与先知之前的改革家们进行比较。他的著作《穆罕默德与他的教导》《伊斯兰的精神》《阿拉伯简史》在每个使用英语的国家得到广泛传播，部分著作被译为法语、德语，对消除别有用心的人对伊斯兰的质疑起了一定的作用。
埃米尔·阿里在英国留学结束，回到印度后担任最高法官，写了一本关于伊斯兰法的书，叫做《伊斯兰法律》，并领导了印度的穆斯林政治运动，为此遭到殖民主义和印度教徒的非难。印度教徒反对伊斯兰改革，认为穆斯林是少数群体，不能享有专门的法律。奥斯曼帝国与欧洲一些国家发生战争时，埃米尔·阿里站在奥斯曼帝国一边；奥斯曼帝国在一战中战败后，埃米尔·阿里和毛拉纳·穆罕默德·阿里、毛拉纳·邵凯提·阿里以及一些著名改革家、领袖人物一样，呼吁重振奥斯曼帝国，并建立许多慈善机构，安置贫民、病人和孤儿；主持召开许多改革会议，制定会议章程，记录会议决议。
艾哈迈德·爱敏对这位伟大的改革家给予应有的论述，向后人介绍他的部分贡献。但是，印度有些作家对艾哈迈德·爱敏提出异议，认为不应该介绍埃米尔·阿里的生平，也不应该把他列入改革家的行列！如穆罕默德·伊斯玛仪·纳达维在《艾资哈尔》杂志发表一篇文章，题为《印度的穆斯林领袖》，其中说：
“艾哈迈德·爱敏把埃米尔·阿里列入印度穆斯林的领袖，在他的著作中专门设置一章介绍他，却没有提到穆罕默德·谢布里·努尔马尼[ 穆罕默德·谢布里·努尔马尼（1857—1914），印度著名学者、历史学家、文学家。学识渊博，思想温和。在信仰学、法学、先知生平、伊斯兰历史诸方面都有著述。在印度穆斯林大学——阿里加大学任教期间，深得改革家、思想家赛义德·艾哈迈德汗（1817—1898）的赏识。他的观点是吸收西方科学、西方文化的精华，却不同意赛义德·艾哈迈德汗过于西化的主张；恪守经训、伊斯兰的传统文化，却不同意传统乌来玛的封闭保守，抱残守缺。是印度著名的“纳达维思想学派”的主要创立者。他的思想对苏来曼·纳达维、艾布·哈桑·纳达维等著名学者产生了重要影响。谢赫尤素夫·格尔达威（1926— ）对“纳达维思想学派”的评价是“他们把新旧文化融为一体” “不论新旧，只论有益”。——译者注]。其实后者才是印度近代复兴的先驱之一，而艾哈迈德·爱敏所写的埃米尔·阿里，一般人都没有把他当作宗教或政治领袖，他只是一位作家，写过许多英文著作，最著名的是《伊斯兰的精神》和《伊斯兰法律》。他从没有在穆斯林中以伊斯兰思想领袖或先驱著称，而且至今许多穆斯林不认识他。原因是他的文化结构是英语文化，而没有乌尔都语的思想作品。”[ 《艾资哈尔》杂志，伊历1381年2月刊。]
这段话显示了这位作家对本世纪初[ 指20世纪初。——译者注]印度政治运动的无知。这个运动在伊斯兰世界知识分子中人人皆知，埃米尔·阿里是这一运动的著名领袖和先驱，在《印度穆斯林的领袖》题目之下写文章的人竟然对这个运动一无所知，岂不是咄咄怪事！幸亏这位作家还是纳达维学派的成员，接受过纳达维的高级教育，聆听过纳达维的谢赫、老师们的课。不错，许多学者用乌尔都语著书立说，为乌尔都语的读者做过奉献，但埃米尔·阿里用英语写作，为西方发达国家的知识分子提供读物，这难道是埃米尔·阿里的缺点吗？
也许穆罕默德·伊斯玛仪·纳达维先生需要去学习一下埃及著名史学家穆罕默德·阿卜杜拉·阿南先生所写的文章。阿南的这篇文章发表于《政治报》，埃米尔·阿里去世后由《光塔月刊》转载。阿南先生说：
“这个时代，用精彩表达、辉煌证据、敏锐评论和分析去传播伊斯兰的科学、社会理念方面，也许任何一位穆斯林思想家都不及埃米尔·阿里。埃米尔·阿里用西方人自己的语言与西方人对话，用西方人熟悉的科学方式阐述伊斯兰的精神原则、法律原则和社会原则。他以饱满的信仰激情、真诚无欺的表达方式，向西方人展示这些原则的真相。他新颖、科学的叙事风格，既让西方人心悦诚服，也让穆斯林乐于接受。这方面他是当之无愧的先驱。他第一次向西方人展示了伊斯兰社会、伊斯兰文明、伊斯兰思想最美丽、最细腻的蓝图。”[ 《光塔月刊》，第29卷，第352页。]
这是《近代改革家》一书的精华内容。这本书值得不断推广，因为它以真诚、细致的笔调，勾画了20世纪的改革复兴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