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士谦（1902—1958），字益吾，河南孟县桑坡人，我国著名伊斯兰教学者、教育家、翻译家，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发起者之一。他毕生致力于伊斯兰文化教育、学术翻译与中外文化交流，在抗日战争期间在海外积极开展抗日爱国宣传。新中国成立后，他为培养阿拉伯语人才、推动中阿友好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的一生爱国爱教、求真务实，尽显士谦风范，是中国穆斯林知识分子将信仰追求与国家民族命运紧密相连的典范。
庞士谦
一、经汉兼修的求学岁月
庞士谦天性聪颖，求知欲旺盛，对当时经堂教育中偏重背诵、疏于理解的流弊渐生反思。他进入私塾跟从本村私塾世家姬绍公先生学习国文，不仅系统学习了“四书“等中华传统典籍，还旁听了《最新国文》《修身》等新教材，用两年的时间读完了当时四年的私塾课程。
在长达二十余年的求学过程中，庞士谦辗转于河南桑坡、洛阳、许昌、沁阳及山西晋城、甘肃张家川等地，师从丁长昇、王松岭、买广德、石万聚、马自成、虎延璋等多位知名阿訇，并逐步接触到当时的革新思想。这段艰苦而丰富的求学经历，奠定了他深厚的伊斯兰教经学功底。这段“经汉兼修”的独特经历，在他心中埋下了“教育须与时俱进”的种子。这种既深植于传统又渴望新知的矛盾与张力，贯穿了他早期的求学生涯，也塑造了他日后致力教育改革的内在动力。他敏锐地察觉到，单纯依靠传统宗教知识难以适应时代变迁。
二、新式教育的早期探索
1922年，庞士谦在沁阳穿衣挂帐成为阿訇，随后受聘郑州清平里清真寺任教长。教学实践中，他深刻体会到，宗教要在社会大变局中得到稳步传承，必须培养既通晓伊斯兰教经典、又具备现代文化知识的复合型人才。1924年，他回到家乡桑坡，创办“经汉小学校”，尝试将宗教教育与国文教育相结合。此后，他任教于马自成创办的晋城崇实学校，亲身参与教学实践。不久，他来到郑州，与刘志三、郑研真等志同道合之士共同创办研究社。这是一个兼具文化启蒙与社会教育功能的创新机构。研究社附设小学，开办妇女讲演会与成人教义研究班，尝试在宗教教育中融入现代知识与公民意识。
1930年，庞士谦的教学生涯迎来重要转折。他应马自成、马松亭之邀，北上执教于北平成达师范学校，并担任训育主任。成达师范是当时国内影响力最大的新式穆斯林学校之一，以“造就健全师资、启发回民知识、阐扬回教文化”为宗旨，按照中阿兼顾、宗教知识和科学知识兼顾的原则设置课程，造就既能服务宗教传承，又能服务社会建设的人才。在这里，庞士谦不仅获得了更广阔的平台，也对其教育理念进行了深入思考。他利用北平深厚的文化底蕴，在完成教学与管理工作之余，潜心学术，翻译写作，发表多篇文章。1937年发表在《禹贡》杂志的《中国回教寺院教育之沿革及课本》一文，系统梳理了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的历史脉络与教材体系，史料翔实，见解独到，至今仍是该领域研究的经典文献，也标志着庞士谦从教育实践者向教育研究者的重要跨越。
三、学术深造与
爱国实践的高度统一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原定赴埃及留学的计划虽受战争影响，但庞士谦认为，留学同样可以为抗日救国服务。在此背景下，他受成达师范重托，率领“中国法鲁克留埃学生团”一行十六人，于1938年初辗转抵达埃及开罗，进入爱资哈尔大学深造。在埃及的九年，是庞士谦学术深造、视野开阔与爱国实践高度统一的九年。他凭借扎实的学识与高尚的品德，很快赢得各方尊重，担任中国留埃学生部部长，还被埃及国王法鲁克聘为东方事务顾问。他与同学们积极开展民间外交，参与组建“中埃文化协会”。他还受聘在爱资哈尔大学开设“中国文化讲座”，系统地向伊斯兰世界介绍中国的悠久历史、灿烂文化以及中国穆斯林的真实生活，后将这些讲稿整理成阿拉伯文著作《中国与回教》，于1945年在开罗出版。该书内容丰富，涵盖中国历史、哲学、社会、教育、文化及各地穆斯林概况，是向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全面介绍中国和中国伊斯兰教的重要著作。
尼罗河畔的学术生活并未使庞士谦忘怀烽火连天的祖国。是时，日本帝国主义利用一切机会对外宣传，混淆视听，美化侵略行径。1939年初，他们操纵华北伪政权派遣所谓“中国回教朝觐团”前往麦加，企图欺骗国际舆论。庞士谦接到国内唐柯三、达浦生、马松亭等人急电，与马坚等留埃同学在三日内组建28人的朝觐团赶赴麦加，沿途散发《告世界回教同胞书》，发表演讲，揭露日寇暴行，有力打击了敌人的阴谋。在麦加，他们更有理有节地与伪政权派遣人员斗争，有效粉碎了敌人的政治宣传图谋。
在埃期间，他与马坚等同学节衣缩食，从微薄助学金中节省资金支持抗日宣传；他们曾亲赴报社交涉，使受日方指使的作者道歉并转而撰文支持中国抗战；他们在金字塔下高唱《义勇军进行曲》，以歌声传递民族不屈的信念。著名教育家陶行知1938年途经埃及时，深受感动，盛赞他们“在海外对日本帝国主义，作强烈的抵抗宣传”（陶行知：《海外的故事》）。庞士谦以学者之身，行战士之责，成为连接中阿人民、争取国际支持的和平使者。
四、归国奉献的满腔热忱
1946年底，庞士谦率团归国。面对历经战火、百废待兴而又充满希望的祖国，他满怀热忱投身于祖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建设中。1947年起，他在北平师范大学开设阿拉伯语课程，并与马松亭阿訇等共同创办“北平回教经学院”，复刊《月华》杂志，担任《月华周报》主编。他勤于笔耕，将留学所见所思整理成《埃及九年》一书，并翻译出版了《和平之使命》《回教认识上的派别》等作品。在《埃及九年》中，他讴歌“共产党的少数民族政策是很正确的”，“现在我们中国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站起来了……我们国内的少数民族也翻身了，并且也成为中国人民不可分割的一个伟大的力量”（庞士谦：《埃及九年》）。
1951年，北京土改参观团合影。
新中国成立后，庞士谦积极适应时代发展，贡献所学。1951年，他参加土改参观团，随后在《光明日报》发表《共产党领导回民翻了身》一文，阐述土地改革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促进了政策在穆斯林群众中的理解与落实。1952年，他作为新中国首批穆斯林朝觐团成员出访，虽最终未能抵达麦加，但在巴基斯坦积极开展民间外交，介绍新中国，扩大对外影响。
1952年，庞士谦与包尔汉、达浦生、马坚等知名人士共同发起倡议；1953年中国伊协成立，他当选常务委员。此后，他先后在北京回民学院、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任教，培养了大批阿拉伯语与宗教人才。他主张建立统一的教学体系与课程标准，培养既具有坚定信仰、又有现代知识与社会责任感的综合型人才，其教育思想颇具前瞻性。
五、泽被后世的思想遗产
庞士谦不仅是一位实践家，更是一位有深邃思考的思想者。他将治贫与治愚作为两个奋斗目标：一方面，他批评旧式教育“不合实用”，发展适应时代进步的新式教育，使教育真正服务于开启民智、提升素质。另一方面，他主张普及中学教育和职业教育，进而发展大学教育与留学生教育，从而服务社会经济发展。他认为可以根据“群众的职业特点举办一些职业学校，或是在普通学校里加一点职业课程，传授些新的技术”（宝光等：《怀念我们的父亲——庞士谦》），从而改善经济。
在宗教思想上，庞士谦精辟阐释伊斯兰教“两世兼顾”的精神，强调穆斯林应在虔诚信仰、绸缪后世的同时，积极投身现世建设，追求社会的进步、民族的发展与国家的富强。他批评盲目厌世、故步自封、脱离实际的做法，主张根据时代变化对经典作出既守正不偏又合乎情理的解释。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他提出“利用科学来发挥宗教，利用宗教来提倡科学”（庞士谦：《埃及九年》）的主张。他提倡宽容、易行的宗教践行原则，努力使伊斯兰教与近现代社会相适应。
庞士谦阿訇的一生，是从豫北乡村走向尼罗河畔，又从海外学成归来报效祖国的一生。他以教育为志业，以文化为桥梁，以爱国为天职，在信仰追求与民族命运之间找到了崇高的结合点，也在近现代中国伊斯兰教发展史和中阿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深刻印记。他爱国爱教的事迹与包容进取的精神，持续激励着后来者在新的历史征程中继续书写奋发有为的时代新篇。
（作者为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