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德新八年壮游中东

一、马德新和他的《朝觐途记》

       近代或许也有其他中国人访问过中东，但却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载。而国内最早留下访问中东文字记录的，是来自清代云南的回族学者马德新。马德新，字复初，云南太和（今大理）人，自幼便开始学习阿拉伯文、波斯文和伊斯兰典籍，于1841年（清道光二十一年）前往麦加朝觐，之后又在阿拉伯半岛、埃及、土耳其、新加坡等地游历和居住，在外一共度过了近8年时间，直到1849年才回到云南。马德新在其著作《朝觐途记》中真实、详细地记录了从云南到麦加以及到奥斯曼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的交通情况（包括路线、交通工具，所需时间甚至费用），沿途各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以及风土人情，史料价值甚高，是后人了解当时中国－中东交通以及中东各国情况的珍贵文献。然而，多年来，这一珍贵的史料却未得到学界的足够重视和深入研究。

       朝觐是伊斯兰教的“五功”之一，每个有能力的穆斯林一生之中都有前往阿拉伯半岛麦加朝拜一次的义务。但因远隔千山万水，加上海陆交通不畅，绝大多数中国穆斯林都难以履行这一宗教义务。然而，仍有一些中国穆斯林努力克服艰难险阻，设法前往伊斯兰教圣地麦加（中国史书中称之为天堂或者天方）朝觐。元明以来，在传统陆海通道断绝的情况下，他们另辟蹊径，从云南通道前往麦加朝觐。中国元代著名旅行家汪大渊（他并不是穆斯林）曾从海路到过伊斯兰教圣地麦加，还在这里遇到了来自中国的穆斯林，并了解到他们是从云南来的。所以，汪大渊在其著作《岛夷志略》的“天堂”一条中记载道：“云南有路可通，一年之上可至其地”。明初的著名航海家郑和也是出生在云南的回族穆斯林。据在云南昆阳发现的关于郑和家世的《马哈只碑》记载，郑和的祖父和父亲也都是去过麦加朝觐的“哈只”（الحاج Haji，只有到麦加朝觐过穆斯林才能获得“哈只”称号）。他们也应该是从云南通道前往的。①“中东”这一地理名词在20世纪才出现，其范围涵盖西亚和北非地区。马德新19世纪所到之地，也正是这一地区，为了方便起见，本文也使用“中东”一词。

     《朝觐途记》原书为马德新用阿拉伯文写成，由其弟子马安礼译为中文，最初于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在昆明印行木刻本，木版现仍收藏于昆明南城清真寺。马德新之所以用阿拉伯语写作该书，一是因为他的阿文水平很高，完全能运用自如，二是当时在中东各地游历，行走记录起来比较方便。①其实，他的弟子马安礼也是一位饱学之士，中阿文俱佳，这从《朝觐途记》中译本便可以看出。该书于1980年首先由云南大学西南亚研究所校核，编入云南大学历史系云南地方史研究室编印的《云南史料丛刊》第22辑；后又编入由方国瑜先生主编、云南大学出版社公开出版的12卷本《云南史料丛刊》。而现在学术界使用较多的则是1988年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单行本《朝觐途记》。②

       在昆明木刻版本中，一些地名、人名和特殊名词都用阿拉伯语标注，并附有一张绘制的麦加天房图样。前面有时任云南巡抚、云贵总督徐之铭为该书写的一篇序言，称赞《朝觐途记》“东面而视，不见水端，望洋向若以叹，如历其土地、民人、政事，然涉惊涛骇浪，乘桴浮海，岂以壮游观哉”。书后有马安礼写的“跋”，简要介绍了马德新的生平事迹以及成书经过。在宁夏人民出版社的现代版本中，又加上了著名历史学家方国瑜先生写的“《朝觐途记》概说”，认为：“德新至麦加朝觐，游历西方各国，深造教义，精研究阿拉伯、波斯诸国文字，购诸奇经以归，传播清真教典，对于国内伊斯兰教有极大影响。”这个1988年的现代版本中还包括了昆明伊斯兰经学院教师纳国昌先生写的一篇介绍《朝觐途记》的文章，以及对原文所做的一些注释。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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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据著名回族学者纳忠先生说，马德新的阿拉伯语水平很高，他在麦加看到官府布告中的句子有语法错误，即向当地阿拉伯人指出，深受人们钦佩。见纳忠：“清代云南穆斯林对伊斯兰学问的教学与研究”，载宁夏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清代中国伊斯兰教论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24-133页。

②分别见马德新著：《朝觐途记》，载方国瑜主编，徐文德、木芹、郑志惠纂录校订：《云南史料丛刊》（卷12），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23-237页；马德新著，马安礼译，纳国昌注释：《朝觐途记》，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

③同上。

二、马德新往返中东之路线

       据《朝觐途记》记载，马德新前往麦加所走的路线是：清道光二十一年十一月（1841年12月），跟随马帮从云南大理启程，经景东、普洱、思茅，从西双版纳的打洛出境至缅甸，经过景栋、腊戌到达缅甸古都曼德勒（阿瓦城），这段陆路用了大约三个月时间。休息了18天后，又从曼德勒乘运铜船沿伊洛瓦底江南下，17天后到达仰光（漾贡城）出海口，在此等候开往印度半岛的海船。由于当时印度洋上风浪大，船只都不敢出海，所以一直在仰光等了近五个月，才乘上了前往印度的海船。横渡孟拉加湾时，因风向不顺，本来只需半个多月的航程，走了40天才抵达印度加尔各答（克来克特）。为了等候前往阿拉伯半岛的船，马德新在加尔各答又停留了四个多月。①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正月，马德新搭上了一艘阿拉伯人的大船，继续从加尔各答前往阿拉伯半岛的吉达港（淳德）。大船沿印度海岸南下先后经过了斯里兰卡（سيلان 赛依喇，即锡兰）、马累（ماليه 买来波，即马尔代夫的马累）；穿越阿拉伯海，经停阿拉伯半岛的亚丁（عدن 尔当城）、摩哈（ المخا 母呵）、荷台达（الحديدة 哈代德）等地，然后再沿红海北上到达吉港。此段海路在船上共航行了三个多月。从吉达登岸后，再乘骆驼或马匹数日，最终到达伊斯兰圣地麦加（مكية 满克）。马德新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十一月从大理启程，旱路水路，水路旱路，既有徒步，也有车、船、驼、马，走走停停，历尽艰辛，直到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五月才抵达麦加，整整用了一年半时间。

       马德新的返程路线与去程又有所不同。在麦加完成朝觐义务后，他先后去到了开罗（ مصر  谜思尔）、亚历山大（  إسكندرية 以斯康德令叶）、伊斯坦布尔（ إسطنبول 易司篆补）、塞浦路斯（ قبرص 古补露斯）、雅法（ يافاء 呀缚）和耶路撒冷（القدس 顾德士）等多地；然后又经亚历山大和吉达回到麦加。他在麦加居留了约一年时间，于1847年6月踏上回国旅途。他们搭乘的船只“穆巴拉克号”离开吉达后，在红海中撞上了礁石，人们都以为船要沉没了，幸亏上天保佑，大家都平安无事。出红海之后，便驶上了一条与来时不同的航线。他们的大船越过阿拉伯海去到当时属于印度的卡拉奇（ كالندي 科浪底）、阿勒皮（الفية 阿拉奋叶），然后横渡孟加拉湾，经过班达亚齐（اجي 阿期）、槟城（ بلوبينان 补鲁宾南）和马六甲（ملقا 马喇戛），最终抵达新加坡（سنغافورة 新歌敷尔）。马德新1847年6月离开麦加，1847年11月到达新加坡，路上用了近五个月时间。②

      马德新在新加坡停留了将近一年，主要是由于两个原因：一是当地接待他的阿拉伯商人赛义德·欧麦尔（سيد ·عمر 赛依德·尔买勒）家中藏有很多经典，马德新希望能深入研读这些书籍；二是他认为新加坡靠近地球中线（赤道），“昼夜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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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括号中为《朝觐途记》中使用的地名、人名原文，原书中的日期皆为中国农历和伊斯兰教历，本文中的公历日期为换算而得。

②见马德新著，马安礼译，纳国昌注释：《朝觐途记》，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53-54页。

马德新著《寰宇述要》（作者手稿本和木刻版）

       夏至昼不长，冬至昼不见短。日在春分、秋分。”为此，他在罗盘中间竖立一根针，用近一年的时间进行观测，“得古人所言，皆属真实，与所遇符合”。后来他结合自己的观测和研究，撰写了《寰宇述要》和《天方历源》两部天文历法著作，也算是此行的重要成果。①

马德新著《天方历源》（作者手稿本和木刻版）

      马德新于1848年9月乘船离开新加坡，途中又遭到雷击，桅杆起火折断，幸好有惊无险，一个多月后从广东登岸踏上中国土地，然后取道广西，经南宁、百色（北塞），最终于1849年5月（道光二十九年四月）回到家乡云南。

（此示意图为肖宪绘制）

      马德新在《朝觐途记》的最后写道，经过此次往返，才知道由云南可以从两个方向出海前往麦加朝觐，一条是从缅甸的曼德勒，另一条便是从广西百色。另外，《朝觐途记》还在附录中详细介绍了一条北方路线，即从今天的新疆、中亚、伊朗、伊拉克、土耳其、叙利亚、埃及等地前往阿拉伯半岛。这条路线虽然只是马德新根据听闻所记载，但也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三、在中东各地的经历和见闻

      以往人们在阅读和研究《朝觐途记》时，关注较多的是马德新所走的路线、所需的时间，以及车船、驴马等交通方面的情况。其实，除了交通信息外，《朝觐途记》一书还记载了大量中东地区（奥斯曼帝国）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状况，对于后世研究和了解中东历史、中国和中东关系都非常有价值。

①见《朝觐途记》，第53页，及白寿彝：“马德新”，《中国穆斯林》1983年第3期，第3-6页。

②当时中东地区绝大部分仍在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之下。奥斯曼帝国是土耳其人于1453年建立起来的

      到达麦加后，马德新花了一些时间，参观了先知穆罕默德出生地等古迹，到了朝觐日期，便开始履行朝觐义务。他在书中不仅记录了朝觐的程序，更是详细描绘了天房（الكعبة 凯尔白）的形状，以及周围各处的重要遗迹，这大概也是第一位中国人如此详尽地记载朝觐和天房的情况。然后，他又去到伊斯兰教第二大圣地麦地那，参观了白德尔古战场，瞻仰了先知寺和陵墓，随后又返回麦加。马德新这一次在阿拉伯半岛共居住了14个月，主要目的当然是完成朝觐功课，同时也考察当地情况。之后他并未立即回国，而是又踏上了前往奥斯曼帝国各地的旅程。

      从1844年10月开始，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马德新先后去到了开罗、亚历山大、伊斯坦布尔、塞浦路斯、耶路撒冷、雅法等多地游历参观，与中东各地的官员、学者和社会人士广泛接触和交流，并收集、采购了一批文献典籍。他对一路上的所见所闻，自己的所思所感都做了认真的记录。

      在埃及开罗，他看到城市规模巨大，人口众多；城中有一百多座清真寺，其中最宏伟壮观就是爱资哈尔大清真寺。他写道，当时埃及的统治者是穆罕默德・阿里（母罕默德·尔里），既有智慧又有勇气，很善于治理国家，制定了各种法规和制度，发展经济、积累财富。埃及向法国学习各项先进技术，能制造各种产品，所以不需要依赖其他国家。①随后他继续乘船沿尼罗河顺流而下抵达古老的港城亚历山大。他书中说这座地中海边的城市极其壮丽，商人云集，人们能讲土耳其语和阿拉伯语。

      接着，马德新乘船横穿东地中海前往奥斯曼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但由于要预防瘟疫，他在中途一地被强制隔离了十五天，又因风向不顺，几经周折，最终于1845年2月抵达伊斯坦布尔。他在该城一共居住了6个月，看到和经历了许多事情，参加了一些活动，都记录在《朝觐途记》中。其中有几点值得一提：

       第一，从埃及亚历山大前往伊斯坦布尔的旅程中，马德新在地中海上换过几次船，最后一程乘坐的是“火船”，也就是蒸汽动力船。而当时正值中英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还很少见过蒸汽船，更不用说乘坐了。而在奥斯曼帝国，蒸汽船已被用于普通交通工具了；马德新还在伊斯坦布尔看到了欧洲刚发明不久的热气球。这都说明中东地区的近代化发展早于中国。另外，马德新在与一位奥斯曼帝国大臣见面时，那位大臣告诉他中国遭受水灾了。马德新以为是黄河泛滥，而那位大臣说不是黄河，而是广东，因为他是从在广东的英国人那里得到的消息。这件事说明当时欧洲和中东不但关注中国，而且有关信息的传播速度也很快。

       第二，马德新在伊斯坦布尔应邀参加了一次盛大的宴会，即奥斯曼帝国苏丹（即皇帝）姐姐的婚宴。皇姐的地位是非常高的，所以马德新将她的出嫁称为“下庞大帝国，极盛时地跨亚欧非三洲，囊括了巴尔干半岛、中东及北非的大部分领土，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1923年才被现代土耳其共和国所取代。①原文为：“时母罕默德·尔里为王。王大智大勇，善治理，其治谜思尔，条建树，蓄货殖。各等技艺由甫浪西习来，诸凡制造，无求于他国。”《朝觐途记》，第33页。嫁”。当时在位的苏丹名叫阿卜杜勒·马吉德（1823－1861年），是一位很年轻的君主，16岁登基，此时才19岁。所以当他20来岁的姐姐出嫁时，邀请一位来自遥远中国的穆斯林作为贵宾参加婚礼，是完全是可能的，也是顺理成章的。此次豪华的婚礼也让马德新大开眼界，见到了无数奇珍异宝，以及各种精彩的表演，包括由一个人操纵的热气球飞行表演。

       第三，来到伊斯坦布尔5个月后，马德新通过一位名叫户鲁斯的大臣，得到苏丹的许可，前去参观著名的托普卡帕（ طوب قابي 篆补哈乃）皇宫博物院。当他们来到博物院，出示了苏丹的许可凭证后，守护者便打开了各个藏馆的门让他们进去一一参观。马德新对苏丹收藏的珍宝数量之多深感震撼，他赞叹道：“在府库中，我见到了数不胜数的珍奇之物，其数量之多堪比恒河之沙，实在难以记数。”①此次参观活动也说明马德新受到的接待规格是很高的。

      1845年7月底，马德新离开伊斯坦布尔，经由塞浦路斯、雅法等地前往巴勒斯坦的耶路撒冷。在阿拉伯语中，耶路撒冷被称为“al-Quds”（ القدس  即“圣城”之意），马德新在《朝觐途记》中将其称为“顾德士”（现多译为“古都斯”）。耶路撒冷是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三大宗教的共同圣地，所以与马德新同船前去的有70名犹太教徒。②这段行程走了一个多月，他们于1845年9月中旬才抵达耶路撒冷。

        因为与三个宗教都有关，马德新对在耶路撒冷活动的记录格外详细，不仅描述了各处宗教遗迹和圣地，还特别指出了这些地方对犹太人、基督徒及穆斯林的意义。耶路撒冷城中有著名的犹太“圣殿山”，阿拉伯人称其为“尊贵的圣地”（Haramal-Sharif حرم شريف），相传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曾在这里登上天庭，《朝觐途记》中将其译为“清净室”。这里有两个著名的建筑，一个是岩石圆顶大寺（大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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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原文为：“是日，予于其中见无量无数之奇，若恒河沙数，不可记数”。《朝觐途记》，第33页。

②《朝觐途记》中按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的发音把犹太人称为“野乎低”（Yehudim），现在一般译为“耶胡迪”，单数为“耶胡达”（Yehuda）；把基督教徒称为“乃梭罗”（nasāra），现在一般译为“奈萨拉”，单数译为“奈斯拉尼”（nasrani）。

       一个是阿克萨清真寺（会极殿）。马德新在书中提到了多位犹太教人物如摩西（母撒）、大卫（达五德）、所罗门（苏赖以庞），以及基督教人物如圣母玛丽娅（买尔泱）、耶稣（尔以梭）等人的遗迹，因为穆斯林认为这些历史人物也是伊斯兰教的圣人和先知。

      马德新原本还打算去距离耶路撒冷20多公里的希伯伦。在阿拉伯语中，希伯伦被称为Al-Khalil，《朝觐途记》将其译为“海哩里”。那里也是犹、基、伊三教共同的重要圣地，周边有诺亚（努哈）、亚伯拉罕（以补喇欣）、雅各（雅尔孤补）、约瑟（郁苏甫）等先圣的陵墓。他想找一个当地人带他前去，但是即便给报酬，也没有人愿意去，因为那里正在打仗。况且马德新此时也因辗转跋涉，已经疲惫不堪，只得作罢。①

      游完耶路撒冷后，马德新计划从巴勒斯坦去开罗，然后再次前往麦加朝觐，然而一场瘟疫（霍乱）打乱了他的计划。船家为了逃避检疫，竟将他独自一人遗弃在荒凉的海滩上，两天没吃没喝，几乎丧命，后来幸好被人发现，才捡回一条性命。等他1845年12月抵达开罗时，朝觐日期已过，于是便留在开罗，住了六个月。一直到次年6月，他才与当地的哈比卜一家人启程前往麦加，参加这一年的朝觐。此次行程经由苏伊士（数外士，当时还未修运河）、吉达，海路加陆路用了近一个月。在经过苏伊士和红海时，马德新还特别提到，这里就是《圣经》以及《古兰经》中所说的法老（ فرعون 费勒傲）和他的军队被海水淹没的地方。②此次他在麦加住了近一年时间，再次履行了朝觐义务。然而，这一年中麦加却反复遭到瘟疫侵袭，先是霍乱后是疟疾，造成了大量人员死亡，有时一天就有大约400人死去。而祸不单行，麦加城里他居住的街区又遭受了一场严重的火灾，从中午一直烧到晚上。在此情况下，马德新不得不离开麦加，踏上了归国的行程。③

      马德新在《朝觐途记》中还记录了这样一件事：一位名叫闇欲补（أيوب 应该是回族的“经名”，一般译为“阿尤布”）的陕西人打算和他一起从麦加回国，但不幸此人感染了瘟疫，病情越来越重，而船期已至，马德新只得把他安置在一位当地朋友的家里。但这位陕西回民闇欲补还是在马德新启程的当天晚上去世了。此事也说明，当时仍有其他来自中国的朝觐者在麦加。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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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朝觐途记》，第41-45页。

②见《圣经·出埃及记》，以色列人在先知摩西带领下逃离埃及时，上帝使红海水分开，使他们得以逃脱法老追兵。而当法老及其军队追击至红海时，海水复合淹没了全军。

③据著名回族学者纳忠回忆，他们1938年从埃及前往麦加朝觐时，参观了近百年前马德新在麦加的旧居，大体还保持着原来的样子。见纳忠：“清代云南穆斯林对伊斯兰学问的教学与研究”，载宁夏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清代中国伊斯兰教论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27页。

④《朝觐途记》，第50-51页。

四、简评《朝觐途记》

    马德新此番中东“壮游”，耗时8年，历尽艰险。他47岁出行，55岁归国，其间两度前往麦加朝觐，足迹遍及中东多国，一路上多次遇险，遭遇过瘟疫、火灾、触礁、雷击，经历过被遗弃荒滩，确实是九死一生。然而，也正是这次旅行使他得以“游历天方，旁搜博采，与天方宰臣、百官、学士、大夫究天人杂家之学，及天方各国礼乐制度、风土人情，历历在目”，①不但完成了宗教功课，而且还增长了见闻，丰富了知识。更重要的是，他还把所见所闻都记了下来，写了出来，给后人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历史资料。应该说，他这八年的中东之旅，既是一次履行宗教义务的朝觐之旅，同时也是一次收获丰硕的学术考察之旅，更是一次成果斐然的文化交流之旅。后来有人称赞他，“经数万里之风霜雨雪，矢八九载之琢磨切磋，目睹中华未见之经，耳闻吾国未传之道”。②

        仔细研读《朝觐途记》，我们可以发现这部著作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它是近代中国人最早睁眼看外部世界的亲历性著述。一般都认为，近代中国最早睁眼看世界的人是林则徐、魏源和徐继畬等，著作有《四洲志》（林则徐1841年主持编写）、《海国图志》（魏源写于1843年）和《瀛寰志略》（徐继畬完成于1848年）。但是他们都未曾到过国外，所编写的著作也都是翻译或转引的第二手资料。而马德新早在1841年就踏上了出国的行程。至于后来亲自去到国外、并写下了见闻的斌椿（《乘槎笔记》，1866年）、张德彝（《航海述奇》，1866年）、郭嵩焘（《使西纪程》1875年）等人，出国和写书的时间都比马德新晚得多。最早前去美国留学的容闳、黄宽，出洋时间（1847年）也晚于马德新。而且，近代以来前往海外学习或游历的中国人，目的地多为欧、美、日，关于亚洲和中东的记述凤毛麟角。就此而言，马德新出行并写下《朝觐途记》尤为难能可贵。

       二、尽管马德新写作《朝觐途记》显然是出于宗教目的，但书的内容却并不局限于朝觐活动，还详细记录了沿途的许多其他见闻，如各国时政、地理风貌、社会习俗等。另外，作者在书中还刻意回避个人的主观感受，更没有炫耀、吹嘘的成份，而是尽量以客观的视角描述一路的所见所闻。因此，这部作品堪称近代中国人海外考察的经典之作，这种风格和体裁后来也常被清末民初的其他中国旅行者所仿效。马德新虽然是一位穆斯林，但《朝觐途记》并未局限于狭隘的穆斯林视角，而反映出了作者心胸包容，眼界开阔，注重不同宗教、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从书中也可以看出，马德新不但熟悉和了解世界上的其他宗教，还记录下了当时伊斯兰教与佛教、印度教、基督教、犹太教之间平等相处、和平交流的关系，这也是很值得称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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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朝觐途记》，第64页。

②见纳国昌：“《朝觐途记》考证”，载甘肃民族研究所编：《伊斯兰教在中国》，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第459－490页。

      三、在《朝觐途记》木刻版中，所有行程和事件均同时标注中国阴历和伊斯兰教历的准确日期，说明作者全程都保持着记日记的习惯，为后世还原其旅程细节（如路线、停留时长等）提供了可靠的根据。全书的文字记载也非常严谨，地名、人名及一些专有名词除按读音译成中文外，还保留了阿拉伯文原文或者按读音用阿拉伯文拼写作为对照，这样既能确保地名、人名和专有名词的准确性，同时也便于跨语言研究与考证。①《朝觐途记》既是一部学术性著作，同时也是一本具有实用性的交通指南，准确、严谨的日期和文字，保证了它在这两方面都具有重要价值。从《朝觐途记》中，还可以看出马德新是一位细致入微的观察者，其兴趣范围并不限于宗教领域，还包括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前所述，他甚至还用了近一年时间在靠近赤道的新加坡观测天文和地理。

        当然，从现代研究者的角度来看，《朝觐途记》仍显得过于简略。作者耗费了八年时间，去到了如此多地方，经历了如此多的事情，而仅留下这不足万字的文字（虽然是言简意赅的文言文），且内容偏重交通，确实有些可惜。另外，由于当时成书于昆明，局限于西南一隅，再加上作者后半生的曲折经历，致使该书在国内外没有产生其应有的影响，也是一件憾事。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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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早期中文对国外的地名、人名有各种各样的译法，如《朝觐途记》中就把印度译为“欣德”，阿拉伯译为“尔勒壁”，英国译为“阴更里”，法国译为“甫浪西”等等，如果不用阿拉伯文注音，要做出准确判断就会比较困难。

②马德新后来（1856年）参加并领导了云南回民反清起义（史称“丙辰之变”或“咸同滇变”），率众进军昆明，并向西支援杜文秀的大理政权。1862年，马德新和马如龙等起义军首领接受清廷“议和”、“招安”，被授予“钦赐二品伯克、滇南回回总掌教”头衔。他晚年专心传经授徒，著书立说。但清政府忌惮其影响力，仍于1874年将他杀死在呈贡，时年81岁。见白寿彝：“马德新”，《中国穆斯林》1983年第3期，第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