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其他极端分子也曾经有而且现在还有他们自己的追随者。但是，在对满是怨言的社会发出号召时，其他领导人和象征都不再有感染力了，而本·拉登却仍然能够得到信任。他是一个抵抗的象征——最重要的是抵抗西方和美国。他能够使他自己和他的同盟以20世纪80年代的那场伊斯兰战斗——阿富汗对抗苏联入侵的讨伐运动——中的胜利勇士的形象出现在大众面前，那是他们的一次伟大的胜利经历。


     本文摘自：《揭秘9.11》，译者：黄乐平，出版：中央编译出版社

　　这是一个在政治混乱和社会混乱的肥沃土壤中滋生出怪异的暴力思想的故事，是一个某个组织准备抓住其历史时刻的故事。本·拉登——和他不加选择地残杀美国人的号召——是如何赢得成千上万的追随者以及数百万人在某种程度上的承认的呢？

　　许多美国人都很不了解本·拉登构建并传播的思想的历史、文化及信仰渊源。他利用伊斯兰教过去的辉煌，承诺为那些自认为是外国老爷的牺牲品的人重建自豪感。他还利用了神圣的《可兰经》和它的某些解释者在文化和宗教上的暗示。他吸引了那些在现代性和全球化面前被巨大的变化弄得不知所措的人们。他的花言巧语来源广泛——伊斯兰教、历史和这个地区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压抑。他还强调在伊斯兰世界广泛传播的对美国的不满。他抨击美国军队不该出现在沙特阿拉伯——伊斯兰教圣地。他说伊拉克人民的苦难是海湾战争后强制制裁的结果，并抗议美国支持以色列。

　　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字面意思是“投降于真主的意志”）是在阿拉伯半岛兴起的。穆斯林认为，先知穆罕默德从一个独一无二的主——亚伯拉罕和耶稣的主那里获得一系列的启示。这些由天使加百利传达的启示记录在《可兰经》里。穆斯林相信，这些被赐给每一个伟大先知——从亚伯拉罕到耶稣——的启示完善了上帝对人性的教谕。同时代人记录穆罕默德言行的《穆罕默德言行录》是另一个基本的资料来源。第三个重要文献是伊斯兰教法，它是源自《可兰经》和《穆罕默德言行录》的法律汇编。

　　伊斯兰教有两个主要分支：逊尼派和什叶派。先知穆罕默德死后不久，出现了为穆斯林社会选择新的领导人或哈里发的问题。最初，先知的继承人还能在同时代的人中选出，但随着时间推移，这已不再可能。什叶派的人主张社群的任何领导人都必须是先知的直系后代；逊尼派的人则认为，如果候选人符合信仰和知识等其它方面的标准，则不必是先知的直系后代。经过血腥的斗争，逊尼派成为（并一直都是）主要教派（什叶派在伊朗占统治地位）。因而，哈里发组织——社群制度化的领导阶层——在1924年以前一直都是一个逊尼派组织，它开始由阿拉伯人领导，最后受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控制。

　　许多穆斯林将先知穆罕默德得到启示后的那个世纪作为黄金时代来回忆。这一回忆在阿拉伯人中是最强烈的。然后所发生的事情——伊斯兰教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从阿拉伯半岛传播到中东、北非甚至是欧洲——简直是个奇迹。对伊斯兰教过去的辉煌的怀旧之情成为一种强大的力量。

　　伊斯兰教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既是信仰也是指导规范。对许多穆斯林来说，一个好的政府应该受到他们信仰的道德原则的指导。我们不必将此理解为对教士制度和废除奴隶制世俗社会的渴望。这实际上是表明，尽管历届穆斯林领导者都很乐意将宗教和政府分开，有些穆斯林对这两者之间的区别仍然感到不满意。

　　然而，对于极端分子来说，这种部门以及国会和司法机构的存在只能证明这些领导者是篡夺上帝在生活的各个方面的权威的伪穆斯林。伊斯兰世界出现了周期性的所谓“原教旨主义”狂潮。有些教士在信徒中公开抨击这种不稳定性，他们呼吁重新遵循《可兰经》和《穆罕默德言行录》的教义。伊本·塔伊米亚赫（IbenTaimiyyah）——14世纪的一位学者——宣称，腐败的统治者和没对他们提出批评的信徒都是有罪的。他敦促穆斯林为了自己而去读《可兰经》和《穆罕默德言行录》，不是仅仅依靠像他自己那样的有学问的解释者，而是互相团结起来解释他们的教规的性质。本·拉登曾引用过他的话。

　　极端伊斯兰教徒版的历史将伊斯兰教自黄金时代后的衰落归罪于统治者和人民偏离了其宗教的正确路线，因而导致伊斯兰教无力抵御那些急于攫取他们的土地、财富甚至灵魂的外国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