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阿多尼斯的观点格外受到关注。“今天阿拉伯大街上的示威者，是否正是这样一些人？他们认同一夫多妻制，只把宗教理解为许可、禁忌、责难，只用疑虑、排斥、回避、弃绝的眼光看待与自己见解不同的他者。”在一篇文章中，阿多尼斯这样诘问，“这样的阿拉伯人能被称为‘革命者’吗？他们真的是在为民主和民主文化而抗争吗？”

　　“在政治变革的同时，还需要发起另一场革命，”他认为，“首先必须全面地、根本性地审视15个世纪以来形成人与人之间关系、自我与他者之间关系的一切基础。实现政教分离，让宗教回归个人信仰的层面，要终结认为人是为了宗教而被创造的中世纪文化。”

　　重量级诗人的两封公开信：叙利亚总统和反对派都该反思

　　事实上，在“阿拉伯之春”爆发前，阿多尼斯一直被认为是阿拉伯世界批评专制最激烈的知识分子之一。

　　在运动刚发生时，他的评价也倾向于乐观和积极。但随着运动发展，并演化为暴力和战争，乃至西方的武力卷入，他的反思开始增多。

　　他始终没有以“革命”来形容这场运动，更多使用的是“反叛”等词。他对“阿拉伯之春”的态度引起很多阿拉伯人的激烈批评，有人甚至骂他是专制者的“走狗”。

　　阿多尼斯一直是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人选。今年诺贝尔文学奖揭晓的前一天，就在阿多尼斯设有专栏的阿拉伯文重要报纸《生活报》上，有人撰文写道：假如这届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阿多尼斯，那将是“对阿拉伯革命的亵渎”。

　　不过，这些反思体现了阿多尼斯的一贯态度。他反对暴力，在几年前一篇名为《要甘地，不要格瓦拉》的文章中，他曾经阐述了自己的态度：“自由也有其武器。然而，一旦这武器披上了暴力的衣裳，就会摇身变为自由本身的敌人，成为对自我和他者的一种侵犯。”

　　7月，阿多尼斯在黎巴嫩《使者报》上先后发表致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和叙利亚反对派的两封“公开信”，进一步表达了自己的态度。

　　他对双方都提出建议和批评。在写给阿萨德的公开信中，他对叙利亚执政的复兴党作出尖锐批判，认为“复兴党虽然打着统一、自由、社会主义的旗号，但在本质上与原教旨主义并无区别”。

　　“历史表明，铁腕统治只能终究维持一时，‘监狱能容纳一些个人，但不可能容纳整个民族’。镇压只能造成人民的瓦解、落后、屈辱，只会剥夺人类的尊严。”阿多尼斯写道，巴沙尔总统“应该站在叙利亚一边，而不是站在复兴党一边”，应该废除《宪法》第8款——“复兴党是叙利亚国家和人民的领导力量和执政党”。

　　而在写给叙利亚反对派的公开信里，他又一次阐明自己的观点：阻碍阿拉伯进步的根本原因是，“斗争”仅局限于直接的政治行动，而与文化脱节，这不过是一种倒退。

　　“人不能只靠政治或政权的更替实现进步。”阿多尼斯说，“用血书写的历史不是历史，那是又一滴血。”(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语系副主任薛庆国 本文由本报记者张伟采访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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