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国内仍有学者称，Tunggan这一名称是由突厥语turup qalghan（站下来的、住下来的）演变来的，意指清乾隆年间以后“移来的回族人在新疆住下来了、站下来了”。（注：司庸之：《也谈东干族族名》，《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这一说法的改良之处在于，留居下来的已是汉化的回族，留下来的地点具体化为新疆，留下来的时间推迟到清乾隆以后。然而历史上，清政府从全国各地不只一次，不只从一个民族中移民到新疆屯垦戍边，那么，为什么新疆突厥语民族单单称陕甘回族移民为“站下来的”、“住下来的”，而不称其他地区、其他民族的移民为“站下来的”、“住下来的”？

　　循着“留居”说的思路，王日蔚又提出了“改变”说：“新疆之缠回，谓汉回为东干，意变也。盖谓彼等已与汉人同化，而变其本来面目矣。”（注：王日蔚：《回族回教辩》，《禹贡半月刊》第5卷第11期，1936年。）维吾尔学专家刘义棠赞成此说，认为现行维吾尔语中确有动词“tmεk”，土耳其文作“dnmek”,其原有意义为“旋转”、“转向”、“变做”、“转变”等，若将此动词字尾mεk除去，加上kεn或gεn，则成形动词“tkεn”或“tgεn”，可作为名词用，义为“已经转变或转向”，故引申指称“已与汉人同化而变其本来面目之人”。所以，“东干”一词的来源及涵义，应为维吾尔语动词“转变”、“改变”的衍生，系维吾尔等新疆穆斯林民族对汉回在生活习惯上“已与汉人同化而变其本来面目”的贬称。此等人散居于陕西、甘肃、青海、宁夏等省区，通称为“陕回”、“甘回”，自清乾隆年间及其以后，由河湟迁徙新疆，其居新疆者始有Tunggan、Tungkan之名，汉译作“东干”。（注：参见刘义棠：《东干族属之研讨》，《国立政治大学边政研究所年报》第9期，1978年。）该说也落脚在突厥语源上，因此存在与“留居”说同样的缺陷。

　　可以看出，早期“东干”词源的研究，受俄罗斯学者影响较深，由于他们比较熟悉中亚历史，所以总是强调唐宋以来中亚突厥或阿拉伯－波斯与中国回族的历史联系，力图在伊斯兰文化背景下，去寻找“东干”一词的文化含义。持这种看法的学者认为，“东干”一词在元代有关色目人或穆斯林的史料中不曾出现，其与指称穆斯林的“回”字一样，皆属外来语的汉字谐音形态，具体说就是突厥语的汉字谐音形态。于是就出现了用读音相近的tmεk（“转变”）、turup qalghan（“留居”）等突厥语汇来解释“东干”一词的做法，从而将“东干”一词的出现推得很早，有的说始于亚历山大·马其顿时代，有的说始于成吉思汗时代，还有说始于帖木儿时代的。（注：参见［俄］А·Н·库罗帕特金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译：《喀什噶尔：它的历史、地理概况，军事力量，以及工业和贸易》，第138-139页。）在使用范围上，“转变”说范围涵盖唐宋以来回回的分布空间，“留居”说有的指留居内地，有的指留居新疆，各种说法也是互相矛盾的。更明显的缺陷是，将“东干”一词看作突厥语，实际就是将“东干”作为他称，而大量事实证明，“东干”至少是陕西部分回民的自称，这也否定了“东干”来源于突厥语的可能性。

　　自从“留居”说提出后，学者们一直在寻找是哪一个民族，在哪一个地方留下，从而出现了“东干”来源于回纥（回回）、突厥或阿拉伯－波斯等种种说法。由于这些说法并不令人信服，于是产生了这样一种观点：“回回”是族名，而“东干”是地名，也就是称东干人（回回）生活的地方或东干人迁出的地方（注：参见［吉］M·Я·苏三洛著，郝苏民、高永久译：《中亚东干人的历史与文化》，第44页注①。）（历史上不乏这样的例子，一些民族的族名翻译过来，发现原来就是指这些民族居住过的地方），于是取其汉字字义或字音，从地名寻找其来源。其观点主要有：

　　（1）“东甘”说。最早提出这一说法的是俄国人尼·维·鲍戈亚夫连斯基，他指出：“几乎所有的东干人都居住在甘肃东部，因此，东干（甘）也可理解为甘肃东部的居民。”（注：［俄］尼·维·鲍戈亚夫连斯基著、新疆大学外语系俄语教研室译：《长城外的中国西部地区》，第43页。）我国学者还对该说加以完善，如胡耐安称：“东干本支散布于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等处。有谓东干一作东甘，意即新疆人以其来自甘肃，甘肃位于新疆之东，故有此称。”（注：胡耐安：《边疆宗教概述》，《边疆论文集》，台北“国防研究院”1964年印行，转引自刘义棠：《突回研究·东干族属之研讨》，台北经世书局1990年版，第243页。）具体一些说，“东干之称的东干，应写作东甘；当他们在清乾隆年间（十八世纪中叶），由原居地的陕西、甘肃移入新疆，新疆当地人以其由东边甘肃取道前来的或来自东边的甘肃人，所以称之曰东甘” 。（注：胡耐安：《中国民族志》，台北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158页）《新疆礼俗志》记：“汉装回，多从河湟迁徙者，故别之曰甘回。”（注：（清）王树枏编纂：《新疆礼俗志》，《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第119册，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影印版，第246页。）《新疆回族之鸟瞰》一文讲：“新疆之回族，多来自甘肃，以西宁、河州两处徙入者较多，亦有来自陕西者，故称之为‘甘回’，缠回则称之曰‘东干’。”（注：孙翰文：《新疆回族之鸟瞰》，《新亚细亚》12卷1期，1936年。）由于清乾隆年间在新疆大兴屯垦以后，陕西、甘肃一带的移民成为当地屯垦的主力军，其中包含大量回族，这一历史背景构成“东甘”说的基础，（注：也有人据此将“东干”解释为“屯垦”的对音，参见海峰：《“东干”来自“屯垦”》，《西北民族研究》2005年第1期。）所以学者大多持这种看法，其中包括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科学院通讯院士、历史学博士穆哈麦德·苏三洛教授和中央民族大学的丁宏博士。（注：参见丁宏：《东干文化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0－22页。）但是这不符合中国西北方言即陕甘方言的习惯说法，陕甘方言是不会把甘肃东部说成是东部甘肃，进而简化省略成东甘的。突厥语更没有这样说的可能。而且史籍或民间从未见过东甘这一叫法。

　　（2）“同甘”说。俄国驻伊犁领事官帕弗利诺夫采纳了当地流传的一个说法，从公元8世纪伊斯兰教传入新疆后，中国政府就不断地把信仰伊斯兰教的“土耳其斯坦的部分居民迁往中国内地的省份，即安置到长城西端之南的甘肃。移民再由此向中国其他省份搬迁。于是这些地方把他们称为‘同甘肃人’，也就是‘住在甘肃的那些人’。古代是这样传说的，现在中国人也是这样解释东干这个词的”。一些俄国学者也附和他的说法。这种说法与“东甘说”有相似之处，只是移民的方向相反。《征服中亚史》的作者捷连季耶夫引述该说后斥其“显系杜撰”。（注：以上均见［俄］M·A·捷连季耶夫著、新疆大学外语系译：《征服中亚史》第2卷，第2页。）

　　（3）“潼关”说。俄国人索斯诺夫斯基认为“东干人”一词起源于1861年中国穆斯林暴动之初，据他说，暴动首先在陕西省的一个要塞潼关地区发生，要塞的名称在最初的一些呈报中经常重复出现，因而可能把地名转换成了起义者的名称了。（注：参见［俄］А·Н·库罗帕特金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译：《喀什噶尔：它的历史、地理概况，军事力量，以及工业和贸易》，第138－139页。）

　　（4）“敦煌”说。M·A·捷连季耶夫指出：“‘东干’来源于敦煌这个地名，则是较为可信的”，“东干由敦煌一词转来是非常自然的”。（注：［俄］M·A·捷连季耶夫著，新疆大学外语系译：《征服中亚史》第2卷，第2页。）后有人引申说陕甘回民起义失败后曾经过敦煌而移居新疆及中亚，由于音变，“敦煌”变成“东干”了。“潼关”说和“敦煌”说都是从陕甘回民起义的范围内找出音近的地名，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联系，应属于望文（音）生义。

　　（5）“东岸”说。日本学者桥本万太郎认为“东干”就是“东（右）岸”，指的是生活在汾河右岸的居民，后来他们向西迁移，被误读为“东干”。（注：《中国学》1957年第10、11期，参见［吉］M·Я·苏三洛著，郝苏民、高永久译：《中亚东干人的历史与文化》，第44－45页注①。）该说后来演变为“东干”来自黄河的东岸，由于音变，“东岸”变成“东干”了。还有人说“东岸”就是陕甘方言东面、东边的意思，1993年王国杰在访问吉尔吉斯斯坦甘肃籍回民后裔集中居住的哨葫芦乡时，该乡主席耳斯·马乃讲，他很小的时候就听老人们说过，他们是东岸子人，东干族就是东岸子人。在中亚，东干族的很多学者及老人也都肯定东干人即东岸子人这一说法。（注：参见王国杰：《中亚东干族族名族源考》，《人文杂志》1997年第1期。）但东面所指太宽泛，既可以包括大半个中国，也可以包括各个民族，无法解释为什么迁入新疆的各族人口中只有回民被称为来自东岸（东面）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