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真寺看历史：博大恢弘之民族文化史
伊斯兰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它在我国1300多年的传播和发展中，与我国悠久的文化传统相互影响和融合，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伊斯兰教文化。在我国56个民族中，有10个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民族，此外，在蒙古族、藏族、傣族和汉族中也有少量穆斯林。作为一种宗教、一种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态，伊斯兰教对中国社会，尤其是穆斯林的社会生活和宗教传统有着重大影响。
分布格局：大分散，小集中
众所周知，回族是外来民族与我国本土民族相结合在中华大地上形成的一个新的穆斯林民族共同体。这个民族共同体不是一朝一夕在某一个地方形成的，而是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在不同地域、不同时代背景下逐渐形成的。回族是在唐代对外开放的背景下，以东来的阿拉伯、波斯商人为基础形成的“番客”，以及后来蒙古西征、东西交通大开的条件下大批东来的回回人(既有波斯、阿拉伯人，还有突厥各部人和中亚其他民族的人)与汉族、蒙古族、藏族等不断融合而形成的。
回族是我国除了汉族以外分布最广的民族。从天山南北到黑龙江畔，从蒙古草原到天涯海角……处处都有他们的身影和足迹，全国2000多个县中，县县都有回族分布。其分布格局就像芝麻饼上的芝麻，星星点点，概括起来就是“大分散、小集中”。哪里有穆斯林，哪里就有清真寺。回族的这种分布格局，使得我国有多达数万座清真寺。这为我们《清真寺的故事系列报道》提供了丰厚的素材。我们南有海南三亚凤凰镇的清真寺、福建泉州清净寺，北有河北献县本斋清真寺、山东德州北营清真寺，东边有江苏扬州仙鹤寺、浙江杭州凤凰寺，而西南西北的清真寺更是数以万计，大的、小的，知名的、不知名的，每一座清真寺就是穆斯林社区的反映。分散意味着融合，使穆斯林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存关系；同时，“大分散”也决定了穆斯林要与时代以及周围的自然、文化生态相适应，互为补充；而由于“小集中”，决定了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以清真寺为核心，坚守自己的信仰和风俗，这为民族心理素质的形成打下了基础。
文化特点：固本性与包容性的统一
回顾伊斯兰教在我国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多元一体是穆斯林社会发展中最鲜明的分布格局，包容与固本是其最突出的文化特征，两者既相互对立，又高度统一。正是由于我国穆斯林具有了与周围环境相适应的包容性和保持民族个性的固本性，才使穆斯林文化在中华民族的大文化里呈现出独有的张力和风采。
伊斯兰教自从唐代传入我国，穆斯林就一直走着一条“坚守信仰，适应社会”的道路，在坚守信仰的前提下，积极寻求与社会的适应，积极为社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但是由于文化的差异和其他种种因素的影响，中国穆斯林在中华大地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是一种夹缝中的生存。可以说中国穆斯林史是一部自豪与艰辛并存的历史。自豪是因为他们为中华民族的发展作出过杰出贡献，艰辛是因为他们遭受过巨大的民族苦难。然而就在这自豪与艰辛的历史进程中，固本性始终伴随着中国穆斯林的发展。
元代是回族人政治地位较高的时期，而咸阳王赛典赤·赡思丁可以说是最突出的代表。他祖籍中亚，后随父东迁，初任成吉思汗帐前侍卫，因政绩卓著，任中书平章政事，后又任云南行省平章政事。赛典赤既能南征北战，更能治家安邦，尤其是他在云南的政绩更为当地各族人民所称道，可以说，赛典赤为元代社会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他并没有因为长期在外奔波而失去一个穆斯林的根本，而是自始至终坚守着信仰。赛典赤的后代更是人才辈出，影响巨大，在中国穆斯林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其子纳速拉丁之后裔移居宁夏，自此落户宁夏永宁县纳家户村，纳家户清真寺也因此著称。
正如本报2008年9月12日所刊出的关于《宁夏：从风俗习惯表征看回族文化》的访谈录中所谈及的那样：“宁夏回族（其实，不只在宁夏，历史上所有的回族都是这样的）在婴儿诞生的当天或3天之内，须请一位阿訇给婴儿举行命名礼，也就是起经名。”其意是表明要把这个“刚出生的小孩儿，由清真寺之外呼唤到清真寺之内，一生下来就要成为一个穆斯林”。由此可见，从文化意义上讲，与其他宗教相比，伊斯兰教有着鲜明的世袭性与血缘性特点（个别个体的变异，并非回族与其信仰的本质体现）。
信仰的坚贞，滋润着每一个穆斯林的心灵。在信仰的承接传袭中，清真寺担当着至关重要的职能。它像一块磁石，将穆斯林紧紧地吸引在一起，成为其坚持和固守的基石和支柱。
一体与固本，源于伊斯兰教，这是中国穆斯林的共性。但是，由于中国穆斯林所面临的具体国情，特别是他们长期处于大分散的状态，互化与整合的结果使得回族自生成之日起就具有开放与包容的秉性。回族与藏族的融合、与傣族的融合、与维吾尔族的融合、与汉族的融合等，无一不体现了这个民族固本创新、兼容并蓄的文化禀赋与精神气质。在《清真寺的故事系列报道》中，湖南桃源枫树乡的回维村（《桃花源里的翦氏子孙》）、云南勐海县曼峦回村的傣回（《探秘“帕西村落”》）以及青海化隆回族自治县卡力岗的藏回乡亲（《青海，那些说藏语的回族乡亲》）的故事生动地反映了回族的这一特质。另外，在内蒙古草原上，你可以看见身着蒙古族服饰、操蒙古语的蒙回；在西南的热带雨林中，你可以看到身着傣服说傣话的傣回；在西藏，你可以看见身着藏服、讲藏话的藏回；在云南，你还可以看见白回、彝回等。这些回族以他们的经历向人们展示了穆斯林文化最突出的两大特征：一方面积极地与周围环境相适应，穿周围民族的服饰，讲周围民族的语言，甚至生活习惯也与周围民族十分接近；但另一方面，他们又十分顽强地坚守着自己的信仰，保持了回族人最基本的宗教功课和饮食禁忌，固本性丝毫不减。
我国穆斯林是在千百年的历史长河中，在民族迁徙和民族融合的大背景下，以伊斯兰教为精神纽带，以神州大地为活动平台，通过不断交流、融合，在中华水土的滋养和中华文化的熏陶下形成、发展起来的一个经济和文化起点较高、历史相对悠久的独特民族。穆斯林文化不是几种文化的简单堆积和叠加，而是以一定的结构和形式相结合，融会贯通。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穆斯林文化既继承了伊斯兰文化的两世兼顾和终极关怀理念，又吸收了汉文化的价值理性和厚德载物精神，西方近代文化的工具理性和效率观念，突厥文化的开拓、进取气质，蒙古族文化的豪放、大气风格，藏族文化的睿智、豁达风度，形成了一种以伊斯兰文化的价值观为核心、以其他民族文化为依托的多元、多向、多层次的文化结构和思维方式。这也是穆斯林尽管散居全国各地，身处汉文化的汪洋大海而不被湮没、不被同化、生生不息的生命力所在，也是穆斯林历史上人才辈出的先天条件之一。
固本性与包容性决定了我国穆斯林及其信奉的伊斯兰教必将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必将起到为市场经济服务的作用。同时也预示着穆斯林文化与周围异文化之间的差异性仍将继续存在，但前景将不会是文化冲突，而是在理解基础上的相互认知、对话和互惠。
分布格局：大分散，小集中
众所周知，回族是外来民族与我国本土民族相结合在中华大地上形成的一个新的穆斯林民族共同体。这个民族共同体不是一朝一夕在某一个地方形成的，而是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在不同地域、不同时代背景下逐渐形成的。回族是在唐代对外开放的背景下，以东来的阿拉伯、波斯商人为基础形成的“番客”，以及后来蒙古西征、东西交通大开的条件下大批东来的回回人(既有波斯、阿拉伯人，还有突厥各部人和中亚其他民族的人)与汉族、蒙古族、藏族等不断融合而形成的。
回族是我国除了汉族以外分布最广的民族。从天山南北到黑龙江畔，从蒙古草原到天涯海角……处处都有他们的身影和足迹，全国2000多个县中，县县都有回族分布。其分布格局就像芝麻饼上的芝麻，星星点点，概括起来就是“大分散、小集中”。哪里有穆斯林，哪里就有清真寺。回族的这种分布格局，使得我国有多达数万座清真寺。这为我们《清真寺的故事系列报道》提供了丰厚的素材。我们南有海南三亚凤凰镇的清真寺、福建泉州清净寺，北有河北献县本斋清真寺、山东德州北营清真寺，东边有江苏扬州仙鹤寺、浙江杭州凤凰寺，而西南西北的清真寺更是数以万计，大的、小的，知名的、不知名的，每一座清真寺就是穆斯林社区的反映。分散意味着融合，使穆斯林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存关系；同时，“大分散”也决定了穆斯林要与时代以及周围的自然、文化生态相适应，互为补充；而由于“小集中”，决定了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以清真寺为核心，坚守自己的信仰和风俗，这为民族心理素质的形成打下了基础。
文化特点：固本性与包容性的统一
回顾伊斯兰教在我国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多元一体是穆斯林社会发展中最鲜明的分布格局，包容与固本是其最突出的文化特征，两者既相互对立，又高度统一。正是由于我国穆斯林具有了与周围环境相适应的包容性和保持民族个性的固本性，才使穆斯林文化在中华民族的大文化里呈现出独有的张力和风采。
伊斯兰教自从唐代传入我国，穆斯林就一直走着一条“坚守信仰，适应社会”的道路，在坚守信仰的前提下，积极寻求与社会的适应，积极为社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但是由于文化的差异和其他种种因素的影响，中国穆斯林在中华大地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是一种夹缝中的生存。可以说中国穆斯林史是一部自豪与艰辛并存的历史。自豪是因为他们为中华民族的发展作出过杰出贡献，艰辛是因为他们遭受过巨大的民族苦难。然而就在这自豪与艰辛的历史进程中，固本性始终伴随着中国穆斯林的发展。
元代是回族人政治地位较高的时期，而咸阳王赛典赤·赡思丁可以说是最突出的代表。他祖籍中亚，后随父东迁，初任成吉思汗帐前侍卫，因政绩卓著，任中书平章政事，后又任云南行省平章政事。赛典赤既能南征北战，更能治家安邦，尤其是他在云南的政绩更为当地各族人民所称道，可以说，赛典赤为元代社会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他并没有因为长期在外奔波而失去一个穆斯林的根本，而是自始至终坚守着信仰。赛典赤的后代更是人才辈出，影响巨大，在中国穆斯林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其子纳速拉丁之后裔移居宁夏，自此落户宁夏永宁县纳家户村，纳家户清真寺也因此著称。
正如本报2008年9月12日所刊出的关于《宁夏：从风俗习惯表征看回族文化》的访谈录中所谈及的那样：“宁夏回族（其实，不只在宁夏，历史上所有的回族都是这样的）在婴儿诞生的当天或3天之内，须请一位阿訇给婴儿举行命名礼，也就是起经名。”其意是表明要把这个“刚出生的小孩儿，由清真寺之外呼唤到清真寺之内，一生下来就要成为一个穆斯林”。由此可见，从文化意义上讲，与其他宗教相比，伊斯兰教有着鲜明的世袭性与血缘性特点（个别个体的变异，并非回族与其信仰的本质体现）。
信仰的坚贞，滋润着每一个穆斯林的心灵。在信仰的承接传袭中，清真寺担当着至关重要的职能。它像一块磁石，将穆斯林紧紧地吸引在一起，成为其坚持和固守的基石和支柱。
一体与固本，源于伊斯兰教，这是中国穆斯林的共性。但是，由于中国穆斯林所面临的具体国情，特别是他们长期处于大分散的状态，互化与整合的结果使得回族自生成之日起就具有开放与包容的秉性。回族与藏族的融合、与傣族的融合、与维吾尔族的融合、与汉族的融合等，无一不体现了这个民族固本创新、兼容并蓄的文化禀赋与精神气质。在《清真寺的故事系列报道》中，湖南桃源枫树乡的回维村（《桃花源里的翦氏子孙》）、云南勐海县曼峦回村的傣回（《探秘“帕西村落”》）以及青海化隆回族自治县卡力岗的藏回乡亲（《青海，那些说藏语的回族乡亲》）的故事生动地反映了回族的这一特质。另外，在内蒙古草原上，你可以看见身着蒙古族服饰、操蒙古语的蒙回；在西南的热带雨林中，你可以看到身着傣服说傣话的傣回；在西藏，你可以看见身着藏服、讲藏话的藏回；在云南，你还可以看见白回、彝回等。这些回族以他们的经历向人们展示了穆斯林文化最突出的两大特征：一方面积极地与周围环境相适应，穿周围民族的服饰，讲周围民族的语言，甚至生活习惯也与周围民族十分接近；但另一方面，他们又十分顽强地坚守着自己的信仰，保持了回族人最基本的宗教功课和饮食禁忌，固本性丝毫不减。
我国穆斯林是在千百年的历史长河中，在民族迁徙和民族融合的大背景下，以伊斯兰教为精神纽带，以神州大地为活动平台，通过不断交流、融合，在中华水土的滋养和中华文化的熏陶下形成、发展起来的一个经济和文化起点较高、历史相对悠久的独特民族。穆斯林文化不是几种文化的简单堆积和叠加，而是以一定的结构和形式相结合，融会贯通。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穆斯林文化既继承了伊斯兰文化的两世兼顾和终极关怀理念，又吸收了汉文化的价值理性和厚德载物精神，西方近代文化的工具理性和效率观念，突厥文化的开拓、进取气质，蒙古族文化的豪放、大气风格，藏族文化的睿智、豁达风度，形成了一种以伊斯兰文化的价值观为核心、以其他民族文化为依托的多元、多向、多层次的文化结构和思维方式。这也是穆斯林尽管散居全国各地，身处汉文化的汪洋大海而不被湮没、不被同化、生生不息的生命力所在，也是穆斯林历史上人才辈出的先天条件之一。
固本性与包容性决定了我国穆斯林及其信奉的伊斯兰教必将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必将起到为市场经济服务的作用。同时也预示着穆斯林文化与周围异文化之间的差异性仍将继续存在，但前景将不会是文化冲突，而是在理解基础上的相互认知、对话和互惠。
责任编辑：小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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