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教入华隋开皇说溯源及其正确评价
【英文标题】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Islam into China during the Sui Dynasty in the Kaihuang Era
【作者简介】刘有延(1937-)，男，回族，广州人，华南理工大学物理系教授，理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伊斯兰教研究，广东 广州 510640
【内容提要】 伊斯兰教何时传入中国是自民国以后就受到广泛关注的回族史重要问题，特别在近二十年发表了不少的学术论文，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论述自己的观点。伊斯兰教入华时间，从有回回文献记录的元代开始，就存在种种混乱的说法，而且一直到民国为止，明显为错误的“隋开皇”说却是回族文献的主流。本文通过系统地整理自元代至民国全国各地清真寺碑文关于伊斯兰教入华的记述，探讨了“隋开皇”说的产生和流衍。研究结果表明，元至正十年泉州吴鉴撰《重立清净寺碑记》是我国最早和最准确的伊斯兰教文献，它同时是“隋开皇入华说”的源头。在消除回汉两历的积年误算后，我们证明它关于隋开皇七年斡葛思入华的记述，实质上是贞观二年入华，“隋开皇入华说”只是历法计算引起的误会，并非空穴来风的无稽之言。吴鉴碑文和韦尔斯《世界史纲》关于贞观二年入华的论述，相隔600余年，分别独立地反映了阿拉伯穆斯林世界的“传说”。本文同时连带地讨论斡葛思其人及其墓的真实性。
Determining the originis of Islam's spread into China is a significant issue in Hui history that has received much attention. In the last 20 years, many academic papers have been published with differing perspectives. From Hui literature originating in the Yuan Dynasty even until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re been many different confusing statements regarding the entry of Islam into China. An especially erroneous account of the origins of Islam entering China in the "Sui-Kaihuang dynasty" is still found in mainstream literature on the Hui. In this paper we systematically examine Islamic mosque inscriptions from the Yuan Dynasty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 order to determine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ui-Kaihuang dynasty account. The results of our research show that the "Inscription of Restoring Qingjing Mosque" written during the 10th year of the Yuan dynasty by Wu Jian is the earliest and most accurate Islamic literature; this inscription is also the source of the "Sui-Kaihuang" account. After eliminating the miscalculation between the Hui and Han calendars, we prove that the statement "In the seventh year of the Sui-Kaihuang dynasty, Sa'd ibn Abi Waggas entered China" is equivalent to "In the second year of the Tang dynasty Zhenguan entered China". The account of entry during the Sui-Kaihuang dynasty can be resolved as an error in calculating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calendar systems, not as a groundless account. The inscriptions written by Wu Jian and the statements in Wells "The Outline of History" regarding the second year of Zhen-guan in which Islam entered China, separated by six centuries, independently reflect the Sui-Kaihuang accounts existence in the ancient Arabias. Muslim world. This paper also discusses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Waggas and his tomb in Guangzhou jointly.
【关 键 词】伊斯兰教入华/泉州清净寺碑/吴鉴/斡葛思/广州先贤古墓the propagation of Islam in China； Quanzhou Qing-jing Masjid Tablet； Wu Jian； Sa'd ibn Abi Waggas； Sage's Tomb at Guangzhou
一、引言
伊斯兰教入华时间，从有碑碣文献记录的元代开始，在伊斯兰教内部就存在种种混乱的不同的传说，早在明正德期间，回族学者马化龙就已指出：“真教之入中国，不详所自始，世鲜有通其说者；而习其说者，复不能自通。第以肤浅鄙俚之见文之，故寝以失其初意，而承讹袭舛，真派之堙且久矣。”[1](P50)如果我们具体地罗列不同的入华时间，先后有“隋开皇七年”说[1](P68)、“隋开皇中”说[2]、“隋大业”说[3]、“唐武德”说[4]、“唐贞观二年”说[5]、“贞观三年说”[6]、“贞观六年”说[7]、“唐永徽二年”说[8]、“唐景云”说[9]、“唐至德”说[10]，凡此等等，不一而足。进入民国以后，伊斯兰教何时传入中国成为国内外学术界广泛关注的回族史问题，在近二三十年又出现了不少的学术成果，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论述自己的观点[11][12][13][14]。虽然得不出一个完全统一的意见，但把正史记录的“唐永徽二年”大食首次遣使来华作为一个入华时间的坐标，大体上能得到认同，而最早提出“唐永徽二年”说的是陈垣先生[8]。但正式遣使入华和伊斯兰教传播入华并非一回事，后者的主体可以是非官方的教士、信众、穆斯林商人，故此官方遣使与民间入华是可并存而不互斥的两种不同的历史事件。这样一来，唐永徽二年使节来华并不就此抹杀或覆盖唐初存在的民间伊斯兰教传播的事实。
真实的伊斯兰教入华过程比我们从事中国伊斯兰教史研究者的想象要远远丰富，我们看到的往往只是叶片的脉络，甚至是还未连贯的脉络。从这个观点出发，上引的10种“某某年入华”说，不应全认为是“糟粕”，其中必然存在我们并未了解的历史信息。我们特别感兴趣的是“隋开皇”入华说，因为一直到民国为止，现在看来明显为错误的这种说法，从数量上，无论碑碣还是族谱，却是回族内文献的主流。本文的目的就是探求“隋开皇”入华说的起源，发掘包含其中的历史信息。我们重点研究最早提出“隋开皇七年斡葛思到广州”的元代泉州吴鉴撰《重立清净寺碑记》，在消除伊斯兰历和汉历的积年差后，我们惊奇地发现，吴鉴所说的开皇七年实即贞观二年，随后的流衍又简化为“隋开皇中”。因此我们感觉到，伊斯兰教入华的一些基本问题虽己发而仍覆，随后更发现一些经典著作，如陈垣先生的回族史奠基性著作《回回教入中国史略》中的某些论述并不正确[8]。
广义地讨论，伊斯兰教入华之隋开皇说包含了两个问题：首先是先知穆罕默德在麦地那建立伊斯兰政权，亦即大食建国时间对应于中国是在什么朝代；其次是伊斯兰教于何时传播入华。前一个建元时间只牵涉到汉历和伊斯兰教历即希吉拉历的历法转换，比较容易解决，并已有一致的结论。本文通过分析指出，公元622年希吉拉历建元是在唐武德五年，被误为“隋开皇己未”，首先出错于明初阿拉伯天文历法学者马沙亦黑编撰的《回回历法》，出错的原因在于未计入希吉拉历和汉历的积年差[8][15]。对民初柯劭忞修撰的《新元史》，我们发现在伊斯兰历元问题上，他抄袭《回回历法》的内容转置于元代的《万年历》中，而这做法是毫无根据的，造成历法上无法理解的错误[16]。
对于第二个问题，由于伊斯兰教入华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对什么是伊斯兰教入华的定义或标志，人言言殊，比较难以取得完全的共识，本文对此搁置不论而集中力量于研究现存的史实。我们注意到，除了在正史中存在麦地那建国于“隋开皇己未”的错误外，为数极多的地方志、清真寺碑碣、伊斯兰教内部资料以及我国各地的回族族谱中，都非常一致地记述在隋开皇年间先贤斡葛思传教入华。对于这个从元代开始，流行于明清直至民国回族内的“传统”说法，我们感兴趣的是它起源于何时，又是怎样地在全国各地传播流转。我们发现，全国各地各个时期的伊斯兰教碑碣对伊斯兰教入华时间有许多重要的记录，包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如果把碑碣中的记载依时间序列，从元代开始至民国集聚在一起，这个系统化了的信息群就反映了整体的历史，成为了解回回民族的知识宝库。在这里笔者有必要指出，在伊斯兰教入华时间问题上，相比于碑碣，纸文献的内容了无新意，且均出于明中期后，本文不多述及典籍，其原因亦在于此。
在现存为数甚多的包含有伊斯兰教入华信息的碑文中，最早和最重要的是元至正十年泉州吴鉴《重立清净寺碑记》，抗日战争期间白寿彝先生在昆明就曾对它进行过研究。他说：“吴记述谟罕蓦德之教，为吾人所见唐宋元之汉文记录中最得其要者。”[17]可惜的是白先生所见的吴鉴碑记是节录本，只有全本的一半左右，而且未收录关于伊斯兰教入华时间、人物和事迹的重要一段：“隋开皇七年，有撒哈八撒阿的斡葛思者，自大实航海至广东建礼拜寺于广州，赐号怀圣。”由于这是关于伊斯兰教入华最早，而且时间、地点、人物、事迹兼具的记录，我们直觉地认识到，这35个字是伊斯兰教入华隋开皇说的源头，对它正确地解读，就抓住了隋开皇入华说的实质。我们首先怀疑是历法上出现问题，我们发现如消除希吉拉历和汉历误算的积年数，“隋开皇七年”实际上是“贞观二年”，上引吴鉴碑的35字内容和韦尔斯《世界史纲》关于伊斯兰教在贞观二年入华的叙述完全一致。
笔者认为这是一个有趣而且重要的发现，它的意义在于如下几点。首先，它进一步提升吴鉴碑的历史价值，笔者认为它是“白璧无瑕”的伊斯兰教第一碑。其次，这发现为“隋开皇说”正名，明确了伊斯兰教误记于隋开皇年间入华的原因，隋开皇说实质上是唐贞观说，800年的混沌只是历法上的不明。再次，它说明唐贞观二年遣使来华是阿拉伯穆斯林世界传统的历史认识，吴鉴和600年后韦尔斯的论述各自独立地来自这同一个源头。日本学者田版兴道认为韦尔斯的资料是在近代末期由中国传入欧洲，而后又由欧洲再介绍给阿拉伯世界这条信息传递路径并不成立。最后，贞观二年斡葛思来华及其在广州墓室的真实性，在学术界一向存在争议，吴鉴碑的正确解读大大地增加了斡葛思先贤其人其事的真实性，虽然现有的文物遗存和文献记录还不足以完全地确立这一点。
在古代由于天文历法知识的不普及，伊斯兰历和汉历确定某历史事件的纪年数不相同很容易会被忽视，从而导致错误的年代确定，陈垣先生发现了这一点，并说此“为研究中国回教源流者一大症结”。但我们在认真地研读陈先生《回回教入中国史略》后发现，陈先生可能还未完全掌握历史年代两历转换的真谛，故而在他的这篇回回历史开山之作中，同样存在若干错误，在柯劭忞的《新元史·历法》中也有同类性质的错误。为了比较透彻地解决这一问题，我们给出一个计算公式，并用它来解答上面提及的问题，而且这公式在历史年代两历转换中是普遍适用的。
虽然隋开皇入华是由于历法的误算而引起的历史误会，并由此衍生出多种说法，后来者不明其来由，自然无所适从，伊斯兰教何时入华陷入一片混沌。但我们发现，远在明清时期伊斯兰教内就不乏真知灼见者，在本文中，我们特别地评述了明万历年嘉兴同知马化龙所撰写的浙江《嘉兴府建真教寺碑记》和清光绪年山东章丘邑庠生尚联奎所撰的官庄乡大阎满庄《清真寺碑序》。前者严肃地指出回族内部关于伊斯兰教入华的种种传说是“不能自通”的，而且“承讹袭舛”成了通病。后者是在《中国回族金石录》所有碑文中，伊斯兰教入华时间上最接近真实的一方碑文，它启示我们这样一个可能性，在清光绪后期，基于公历(汉历)的伊斯兰教史知识开始传入中国，但我们还未见有相关的论述。
关于早期的中国伊斯兰教史，一直到现在仍存在许多空白，或一些无法定论的问题。其原因一方面是缺乏经得起严格审视的史料，这使我们对许多问题均难以下结论。另一方面，对现存资料的深入细致研究不足，同样会令我们错失发现真相的机会。怀抱着谨慎之心，对现存资料爬罗剔抉，严格而又合理地推断，或许能使我们逐渐地接近历史真实。本文能否达到如陈寅恪先生所常言“发未发之覆”，期待学界之月旦。
【作者简介】刘有延(1937-)，男，回族，广州人，华南理工大学物理系教授，理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伊斯兰教研究，广东 广州 510640
【内容提要】 伊斯兰教何时传入中国是自民国以后就受到广泛关注的回族史重要问题，特别在近二十年发表了不少的学术论文，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论述自己的观点。伊斯兰教入华时间，从有回回文献记录的元代开始，就存在种种混乱的说法，而且一直到民国为止，明显为错误的“隋开皇”说却是回族文献的主流。本文通过系统地整理自元代至民国全国各地清真寺碑文关于伊斯兰教入华的记述，探讨了“隋开皇”说的产生和流衍。研究结果表明，元至正十年泉州吴鉴撰《重立清净寺碑记》是我国最早和最准确的伊斯兰教文献，它同时是“隋开皇入华说”的源头。在消除回汉两历的积年误算后，我们证明它关于隋开皇七年斡葛思入华的记述，实质上是贞观二年入华，“隋开皇入华说”只是历法计算引起的误会，并非空穴来风的无稽之言。吴鉴碑文和韦尔斯《世界史纲》关于贞观二年入华的论述，相隔600余年，分别独立地反映了阿拉伯穆斯林世界的“传说”。本文同时连带地讨论斡葛思其人及其墓的真实性。
Determining the originis of Islam's spread into China is a significant issue in Hui history that has received much attention. In the last 20 years, many academic papers have been published with differing perspectives. From Hui literature originating in the Yuan Dynasty even until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re been many different confusing statements regarding the entry of Islam into China. An especially erroneous account of the origins of Islam entering China in the "Sui-Kaihuang dynasty" is still found in mainstream literature on the Hui. In this paper we systematically examine Islamic mosque inscriptions from the Yuan Dynasty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 order to determine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ui-Kaihuang dynasty account. The results of our research show that the "Inscription of Restoring Qingjing Mosque" written during the 10th year of the Yuan dynasty by Wu Jian is the earliest and most accurate Islamic literature; this inscription is also the source of the "Sui-Kaihuang" account. After eliminating the miscalculation between the Hui and Han calendars, we prove that the statement "In the seventh year of the Sui-Kaihuang dynasty, Sa'd ibn Abi Waggas entered China" is equivalent to "In the second year of the Tang dynasty Zhenguan entered China". The account of entry during the Sui-Kaihuang dynasty can be resolved as an error in calculating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calendar systems, not as a groundless account. The inscriptions written by Wu Jian and the statements in Wells "The Outline of History" regarding the second year of Zhen-guan in which Islam entered China, separated by six centuries, independently reflect the Sui-Kaihuang accounts existence in the ancient Arabias. Muslim world. This paper also discusses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Waggas and his tomb in Guangzhou jointly.
【关 键 词】伊斯兰教入华/泉州清净寺碑/吴鉴/斡葛思/广州先贤古墓the propagation of Islam in China； Quanzhou Qing-jing Masjid Tablet； Wu Jian； Sa'd ibn Abi Waggas； Sage's Tomb at Guangzhou
一、引言
伊斯兰教入华时间，从有碑碣文献记录的元代开始，在伊斯兰教内部就存在种种混乱的不同的传说，早在明正德期间，回族学者马化龙就已指出：“真教之入中国，不详所自始，世鲜有通其说者；而习其说者，复不能自通。第以肤浅鄙俚之见文之，故寝以失其初意，而承讹袭舛，真派之堙且久矣。”[1](P50)如果我们具体地罗列不同的入华时间，先后有“隋开皇七年”说[1](P68)、“隋开皇中”说[2]、“隋大业”说[3]、“唐武德”说[4]、“唐贞观二年”说[5]、“贞观三年说”[6]、“贞观六年”说[7]、“唐永徽二年”说[8]、“唐景云”说[9]、“唐至德”说[10]，凡此等等，不一而足。进入民国以后，伊斯兰教何时传入中国成为国内外学术界广泛关注的回族史问题，在近二三十年又出现了不少的学术成果，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论述自己的观点[11][12][13][14]。虽然得不出一个完全统一的意见，但把正史记录的“唐永徽二年”大食首次遣使来华作为一个入华时间的坐标，大体上能得到认同，而最早提出“唐永徽二年”说的是陈垣先生[8]。但正式遣使入华和伊斯兰教传播入华并非一回事，后者的主体可以是非官方的教士、信众、穆斯林商人，故此官方遣使与民间入华是可并存而不互斥的两种不同的历史事件。这样一来，唐永徽二年使节来华并不就此抹杀或覆盖唐初存在的民间伊斯兰教传播的事实。
真实的伊斯兰教入华过程比我们从事中国伊斯兰教史研究者的想象要远远丰富，我们看到的往往只是叶片的脉络，甚至是还未连贯的脉络。从这个观点出发，上引的10种“某某年入华”说，不应全认为是“糟粕”，其中必然存在我们并未了解的历史信息。我们特别感兴趣的是“隋开皇”入华说，因为一直到民国为止，现在看来明显为错误的这种说法，从数量上，无论碑碣还是族谱，却是回族内文献的主流。本文的目的就是探求“隋开皇”入华说的起源，发掘包含其中的历史信息。我们重点研究最早提出“隋开皇七年斡葛思到广州”的元代泉州吴鉴撰《重立清净寺碑记》，在消除伊斯兰历和汉历的积年差后，我们惊奇地发现，吴鉴所说的开皇七年实即贞观二年，随后的流衍又简化为“隋开皇中”。因此我们感觉到，伊斯兰教入华的一些基本问题虽己发而仍覆，随后更发现一些经典著作，如陈垣先生的回族史奠基性著作《回回教入中国史略》中的某些论述并不正确[8]。
广义地讨论，伊斯兰教入华之隋开皇说包含了两个问题：首先是先知穆罕默德在麦地那建立伊斯兰政权，亦即大食建国时间对应于中国是在什么朝代；其次是伊斯兰教于何时传播入华。前一个建元时间只牵涉到汉历和伊斯兰教历即希吉拉历的历法转换，比较容易解决，并已有一致的结论。本文通过分析指出，公元622年希吉拉历建元是在唐武德五年，被误为“隋开皇己未”，首先出错于明初阿拉伯天文历法学者马沙亦黑编撰的《回回历法》，出错的原因在于未计入希吉拉历和汉历的积年差[8][15]。对民初柯劭忞修撰的《新元史》，我们发现在伊斯兰历元问题上，他抄袭《回回历法》的内容转置于元代的《万年历》中，而这做法是毫无根据的，造成历法上无法理解的错误[16]。
对于第二个问题，由于伊斯兰教入华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对什么是伊斯兰教入华的定义或标志，人言言殊，比较难以取得完全的共识，本文对此搁置不论而集中力量于研究现存的史实。我们注意到，除了在正史中存在麦地那建国于“隋开皇己未”的错误外，为数极多的地方志、清真寺碑碣、伊斯兰教内部资料以及我国各地的回族族谱中，都非常一致地记述在隋开皇年间先贤斡葛思传教入华。对于这个从元代开始，流行于明清直至民国回族内的“传统”说法，我们感兴趣的是它起源于何时，又是怎样地在全国各地传播流转。我们发现，全国各地各个时期的伊斯兰教碑碣对伊斯兰教入华时间有许多重要的记录，包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如果把碑碣中的记载依时间序列，从元代开始至民国集聚在一起，这个系统化了的信息群就反映了整体的历史，成为了解回回民族的知识宝库。在这里笔者有必要指出，在伊斯兰教入华时间问题上，相比于碑碣，纸文献的内容了无新意，且均出于明中期后，本文不多述及典籍，其原因亦在于此。
在现存为数甚多的包含有伊斯兰教入华信息的碑文中，最早和最重要的是元至正十年泉州吴鉴《重立清净寺碑记》，抗日战争期间白寿彝先生在昆明就曾对它进行过研究。他说：“吴记述谟罕蓦德之教，为吾人所见唐宋元之汉文记录中最得其要者。”[17]可惜的是白先生所见的吴鉴碑记是节录本，只有全本的一半左右，而且未收录关于伊斯兰教入华时间、人物和事迹的重要一段：“隋开皇七年，有撒哈八撒阿的斡葛思者，自大实航海至广东建礼拜寺于广州，赐号怀圣。”由于这是关于伊斯兰教入华最早，而且时间、地点、人物、事迹兼具的记录，我们直觉地认识到，这35个字是伊斯兰教入华隋开皇说的源头，对它正确地解读，就抓住了隋开皇入华说的实质。我们首先怀疑是历法上出现问题，我们发现如消除希吉拉历和汉历误算的积年数，“隋开皇七年”实际上是“贞观二年”，上引吴鉴碑的35字内容和韦尔斯《世界史纲》关于伊斯兰教在贞观二年入华的叙述完全一致。
笔者认为这是一个有趣而且重要的发现，它的意义在于如下几点。首先，它进一步提升吴鉴碑的历史价值，笔者认为它是“白璧无瑕”的伊斯兰教第一碑。其次，这发现为“隋开皇说”正名，明确了伊斯兰教误记于隋开皇年间入华的原因，隋开皇说实质上是唐贞观说，800年的混沌只是历法上的不明。再次，它说明唐贞观二年遣使来华是阿拉伯穆斯林世界传统的历史认识，吴鉴和600年后韦尔斯的论述各自独立地来自这同一个源头。日本学者田版兴道认为韦尔斯的资料是在近代末期由中国传入欧洲，而后又由欧洲再介绍给阿拉伯世界这条信息传递路径并不成立。最后，贞观二年斡葛思来华及其在广州墓室的真实性，在学术界一向存在争议，吴鉴碑的正确解读大大地增加了斡葛思先贤其人其事的真实性，虽然现有的文物遗存和文献记录还不足以完全地确立这一点。
在古代由于天文历法知识的不普及，伊斯兰历和汉历确定某历史事件的纪年数不相同很容易会被忽视，从而导致错误的年代确定，陈垣先生发现了这一点，并说此“为研究中国回教源流者一大症结”。但我们在认真地研读陈先生《回回教入中国史略》后发现，陈先生可能还未完全掌握历史年代两历转换的真谛，故而在他的这篇回回历史开山之作中，同样存在若干错误，在柯劭忞的《新元史·历法》中也有同类性质的错误。为了比较透彻地解决这一问题，我们给出一个计算公式，并用它来解答上面提及的问题，而且这公式在历史年代两历转换中是普遍适用的。
虽然隋开皇入华是由于历法的误算而引起的历史误会，并由此衍生出多种说法，后来者不明其来由，自然无所适从，伊斯兰教何时入华陷入一片混沌。但我们发现，远在明清时期伊斯兰教内就不乏真知灼见者，在本文中，我们特别地评述了明万历年嘉兴同知马化龙所撰写的浙江《嘉兴府建真教寺碑记》和清光绪年山东章丘邑庠生尚联奎所撰的官庄乡大阎满庄《清真寺碑序》。前者严肃地指出回族内部关于伊斯兰教入华的种种传说是“不能自通”的，而且“承讹袭舛”成了通病。后者是在《中国回族金石录》所有碑文中，伊斯兰教入华时间上最接近真实的一方碑文，它启示我们这样一个可能性，在清光绪后期，基于公历(汉历)的伊斯兰教史知识开始传入中国，但我们还未见有相关的论述。
关于早期的中国伊斯兰教史，一直到现在仍存在许多空白，或一些无法定论的问题。其原因一方面是缺乏经得起严格审视的史料，这使我们对许多问题均难以下结论。另一方面，对现存资料的深入细致研究不足，同样会令我们错失发现真相的机会。怀抱着谨慎之心，对现存资料爬罗剔抉，严格而又合理地推断，或许能使我们逐渐地接近历史真实。本文能否达到如陈寅恪先生所常言“发未发之覆”，期待学界之月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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