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访襄城》虔诚的舍希德穆民之楷模--陈克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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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1-25 11:48:48 【来源：】点击：

墓

冬月初五，按节气说今天正是“大雪”。当下不仅河南无雪，中国北方大部分也没有降雪。襄城现在像是深秋，或刚入冬时那般温暖。汝河岸边有几位老人在打扑克牌，声响不大。太阳成了个小气鬼，吝啬地把光投向了汝河两岸，和岸边企盼多得些阳光的老人。

我和陈克礼先生的女婿陈小杰来到先生墓前。虽然已经是冬天，墓地四周的松柏依然苍翠，岸边的柳树叶子还没掉，只是坟上那些干草枝条杂乱地趴在上面，显出冬季的样子。没有风，南边的汝河雾蒙蒙的。小杰指着那新立的一块碑道：这是在2010年时立的，我们用的是襄城县志上的那段文字，谁也挑不出什么来。我没有做声，心里依然很压抑。河南出了这样一位伟大的人物，这里的人或不以为然，或浑然不知，即便在回民中也是如此。或许是经常路过此处，天天来这里打牌闲坐，对这里的一切都已熟视无睹。人们对曾经发生过的一切事情似乎已经淡忘，那黑色的墓碑以及被杂草包围得很严实的坟墓，似乎就是一个“古董”，与现在的人们无大关系。

山上的草一岁一枯荣，汝河的水永远那样平静。过去的也就过去，四十多年了，谁还记得那些事？生儿育女，孩子一茬又一茬地成长，成年了，该说媳妇就赶紧说媳妇，两年后，怀抱孙辈尽享天伦，一家人的日子过得欢欢喜喜也就得了。

我真的没有什么理由指责什么，也不该去指责什么。只要不遭遇强拆或灾病之类的折腾，人们会感到十分满足。中原人都很大度、宽容。或者说整个中国的百姓都很大度、宽容，而且很听从劝解。只要不出现危机他们生存的大事，大家都能“扛”过去。日子一天天地过，时光在稀释那些以往的悲哀，模糊着人们的记忆。

然而，当我听到，每年都有外地为陈克礼先生走坟的穆斯林，肃立在墓前，虔诚地诵读《古兰经》，缅怀这位先烈时，我内心确是那样的不平静——我们尊敬的陈克礼先生没有被遗忘。2013年10月的某日，在京城举行了一个十分隆重的《真友心语》一书的首发仪式暨纪念陈克礼先生诞辰90周年的活动，都说明人们依然在怀念他。

中国有良知的回回都没有忘记陈克礼，都在用不同方式纪念他，宣传他，缅怀他。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伤悲呢？但我还是感到伤悲。

我不知道现在国内有多少学者在研究陈克礼，除了《陈克礼研究》专辑以外，还有哪些专门的著作？孤陋寡闻的我，只是知道海外的学者和学子们开始在研究陈克礼先生了。在阿拉伯文的报纸上、刊物上刊登过陈克礼先生的事迹和介绍。2014年3月，在埃及一个国际会议上马来西亚国际伊斯兰大学马正斌先生宣读了一篇关于陈克礼的学术论文，引起阿拉伯世界不小的轰动。而国内的专家学者们对陈克礼先生的研究还远远不够，对他伟大的思想，了解得还比较肤浅，虽然我们这些年也通过不少渠道，在向人们宣传陈克礼的事迹，宣传他在伊斯兰教方面所做出的卓越贡献，但这些工作仅仅才开了个头，大量的工作还有很多很多。我时时感到势单力薄，力不从心。要做的事情太多太多，而我的能力有限，加之疾病的拖累，工作时断时续，时间对我尤为珍贵！

肃立在陈先生的墓前，我真的很愧疚，也很无奈。我知道，现在还不是向先生汇报自己工作的时候，因为《陈克礼研究》还没有写完，很多事情还没个头绪，陈克礼的档案材料仍旧封闭着，无法查阅。现在，我只能对先生说：我在竭尽全力工作着，尽管困难很多，我一定要尽力把它做好。

桥

离开了墓地，我们沿着汝河北岸西行。过了那座桥，桥北岸就是先生殉难之地。五年前曾来过一次，那一片还堆放着垃圾。这次来，垃圾被清运走了，岸边显得很干净。

这几天我听到的一些民间传说，使我又一次感到心灵的震撼。当年谁在为一个被冤杀的伊斯兰学者牺牲后编造这些离奇又真切的传说？为什么单单给牺牲的陈克礼大阿訇编这些看似离奇的传说？那些国内名声显赫的回族学者（或阿訇），却不见有类似的传说。是不是不够编传说的品级？且不管这些传说的真实性如何，能有人给陈克礼先生“编造”这些传说，对烈士来说确是一种殊荣——因为能享有这样殊荣的人物实在少之又少。陈先生就是这少之又少中的一个，难道不伟大么？伟大不是官方封的，河南的岳武穆，被冤杀后墓碑上刻有“宋岳鄂王墓”，岳庙被称为“岳忠武王庙”，那都是官方封给岳飞的头衔，百姓只知道岳飞是个被冤杀的忠臣。岳飞和陈克礼都是河南人，相距八百多年。虽然都是被冤杀，两人却无可比性。真主给陈克礼的使命不是领兵打仗杀敌，而是要在伊斯兰学方面有所建树。陈克礼先生对中国伊斯兰教的贡献是巨大的，然而对本乡本土却没有做出大的贡献。这是因为陈克礼一生47年里，实际在家乡的时间加上孩提时代，总共也不到一半，另一半多的时间是在外边，学习呀，工作呀，教书呀，翻译呀，还有在陕北劳教等等，颠沛流离了二十多年。1962年才回归故里。难怪家乡了解他的人不多。但即使这样，人们还是在他牺牲之后，传出一些离奇的故事。

还是让我们这些不信奇谈怪论的人，先来听听民间的传说吧——

在陈克礼先生牺牲的当天晚上，这一代的回族穆斯林在礼“虎伏滩”拜时，清晰地听到陈克礼诵读《古兰》的声音。

同一个时间，有人还看到陈克礼阿訇穿着白色的拜衣出现在大殿上······

叙述这些传说的那位朵斯提，郑重其事地向我转述这些传说：看见陈克礼的人都说，模样儿真真儿的，真真儿的。你想想，当时在那种高压的政治氛围中，谁敢传播这些话？谁敢说？还就有人说，还就有人传，还就是有人信！你信不信呢？

只有真正的大阿林，勇于为主道献身的舍希德，只有真主喜爱的信士，归真后才会出现这样的显迹。我想。

陈克礼先生殉难时，正值7月，河南襄城的气温都在30多度以上，另一个被枪毙的是一个公社干部因奸污下乡女知青而被执行死刑。他的尸体当即被家人拉走，刑场上只有陈克礼烈士的遗体无人敢动。公安的摩托车一会儿来转一圈儿，一会儿来转一圈儿，是看看有没有人帮助收尸还是在观察有什么动向。烈士的尸体就在太阳暴晒下，身上没有任何遮盖物，一直晒到太阳落山！

有人还看见一个人拿个袋子，从陈克礼被枪掀开了的头盖骨里取出脑浆，带回家，还有一个取了脑浆，到河边把上面的泥沙冲洗一下当场把那剩下的脑子生吞了下去······，据说刚死的人的脑子可以医治头疼病。我听着都起鸡皮疙瘩：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竟会让清朝末年吃人血馒头的愚昧场面再现！这是那等的悲哀！何等的愚昧！

亲历者每次谈到这里时，我都忍不住流泪。我只是在书上看到对罪大恶极的犯人砍头后还要“暴尸三日”。后来又在革命影片里看到，革命者被敌人杀害后，不准群众去收尸。这些残忍手段是封建军阀、反动派们才干得出来的卑劣勾当。怎么到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还会在中国出现这野蛮恐怖的场景？

回族群里，有思想的还真是稀少。学者是有的。上个世纪称得上“大阿訇”的也不多。1949年后，大部分回回名人都消声了，关闭了思想的窗口，缄默寡语。民国时期那股活跃的气氛也没有了。

这样，陈克礼成了名符其实的一个孤军奋战的斗士，他想联合信道的朋友们跟他一起做一番事业，但他怎么也想不到，身边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竟是公安派来的专门打听消息的一个“线人”！或许陈克礼被关进监狱后，才明白了一些，或许到死都没闹清此人的身份。

我想起鲁迅先生的一句话：“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华盖集·这个，那个》）。

陈克礼大概就是“中国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吧？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有谁能像西北人马志仲那样坚定不移地支持着陈克礼，理解他、关心他、爱护他，成为二十世纪少有的革命同志！陈克礼回到襄县后，好友黄万钧阿訇看过他。其他同学、同事、朋友都疏远了他。以致文革中陈克礼来北京，无处可住，只好在一个小花园的长椅上睡了一夜。有个叫马相武的西北回回，在1967年2月冒险到襄城看望过陈克礼，据说是马志信（即已故白哈阿訇）的同学。

我看到苏东坡的一些故事。苏东坡一生大部分时候都在颠簸流离中，不停地遭贬。但无论他走到哪儿，总有一帮名士去找他，一起游乐。毫无忌讳，不怕招惹麻烦。直到他被贬到海南岛，朋友还是漂洋过海去看他。真让人钦佩！我很佩服古代这些文人，朋友越是在倒霉的时候，越去接近他，安慰他。这才叫真朋友。当然宋代是个很尊重知识分子的朝代，那时思想界无禁忌，很开放，可谓“气氛宽松”。（故事引自高晓松《鱼羊野史·第一卷》）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这种风气就渐渐淡漠了。后来的知识分子越发无行了，为了向上爬，不惜打击他人。一来运动，先把自己洗清，然后就是揭发朋友。所以文革时被誉为“臭老九”的知识分子，都是自己给自己搞臭了。普遍缺钙是其通病，唯上、媚上，蝇营狗苟。到了文革时，更加惶恐，更加无德，对“有问题”的朋友避之不及何谈相助。鲁迅先生批评的那种现象，以后就愈发严重，谁也不觉得可耻了。

陈克礼就这样被冤杀了。马纪堂先生著的《陈克礼传》里也曾有一段记述：那个负责行刑的公安战士，事后跟人谈在刑场上如何一枪就把陈克礼的天灵盖掀掉了时，忽然从并不高的脚手架上头朝下跌落到石灰池里，被石灰膏呛死了。我几次去襄城，都想方设法核实此事，但一直没找到确凿的证人，姑且也算是传言吧。

春秋时期孔子诛少正卯曾“曝尸三日”，这是不是最早的一个案例，我不知道。看上去善良和蔼的孔子何以这么痛恨少正卯呢？他说少正卯“聚徒成群，言谈足饰邪营众，强足以反是独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诛也。”大概也是觉得他有“反动言论”谣言惑众，所以必诛之，须曝尸三日，警示百姓。

残忍的太阳终于落下去了，几位穆斯林和陈克礼的哥哥一起才把烈士遗体入土。官方也没有再找麻烦。帮助埋尸体的人还是忐忑了几天，可见无产阶级专政威力之大！

陈克礼烈士的遗体无遮无盖，在太阳底下暴晒一整天。据说竟没有一只苍蝇飞来，周围回民群众说，不仅这一日无蝇，襄城三年都没有苍蝇。这个传说似乎有些夸张，近乎神话。不必再去纠缠这些传言的真伪，人人心里都有一本帐，明明白白，清清楚楚，谁也赖不掉的，清算是早晚的事。

城

汝河北岸是一段保留下来的旧城墙，据说是明代的城墙，北面还保存着一座瓮城，城墙下用一块木牌写着几行字，要注意保护这历史文物。现在，这段城墙成了襄城的一个历史遗存。城墙上面还修了条小路，供人们休闲散步。陈小杰说，那时陈克礼先生就喜欢带着女儿在城墙上散步，父女俩边走边聊，有时父亲还唱几句京剧或豫剧，这也是月华最开心的时候。陈小杰还指着河边的一处告诉我，那里就是岳父经常洗衣服的地方。

我立刻记起陈克礼先生在“思想小结”里经常提到他这些天做家务都干了些什么，其中就有某某日洗了几件衣服云云。至于在什么地方洗的，“思想小结”里并未提到。

这段旧城墙，能保留下来也真不易。据说，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也拆了不少，还把大块的城砖杂碎铺路。不知为什么没有继续拆，这才保留了这么一段。城墙上甬道旁种植了一些花草树木，还安装了路灯，像个“城上花园”。

站在城墙上向河边眺望，汝河水面很宽也很平静，现在已是冬季，水量并不见减少。夏天这里一定会有不少姑娘们来河边洗衣服，孩子们会在水里游泳。一切都是那么平和、舒缓。河边又是纳凉的好去处。陈克礼先生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生活，洗洗涮涮的事，全由他一人管。陈克礼从未抱怨，他心里很平和地接受着这一切。也许独自一人在河边洗衣服时，他还会哼几句豫剧。女儿月华讲：父亲一直都很乐观。

假如没有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那样的“折腾”，这里的人民安居乐业，与人无争，平平和和，日子还是不错的。但潘多拉盒子打开了，灾难降临，陈克礼在劫难逃。

中国的穆斯林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就不断因“反革命组织”罪，被关进监狱，然后就是“深挖”。解放初期的“伊玛尼党”把曾对革命有过功劳的丁氏家族主要成员抓进了监狱。被诬蔑为“伊玛尼党党魁”丁溪野、“伊玛尼党军事负责人”丁铁石、“伊玛尼党财政负责人”丁坚，整个丁氏大家庭，还有刘桂轩、刘殿云等阿訇也受到了牵连。都因一封“检举信”成了“人民的罪人”。新华社高级记者戴煌气愤地写道“且不说，丁氏兄弟及其整个大家庭对革命事业的耿耿忠心与奉献；就是在这到此为止的全部史略中，能有一丝一毫的“伊玛尼党”的活动影迹么? 当然没有，一丝一毫也没有!但在那警惕性奇高的年代，韩道仁等人的“检举信”，无异于给这个革命家庭投下了一颗重磅炸弹!丁铁石是解放军装甲部队的奠基人，参加解放军第一支坦克部队的组建。他任坦克一团的团长，还亲自驾驶坦克率部队参加过锦州战役，天津战役。他还还驾驶坦克率队参加了新中国开国大典的阅兵式。没想到他和他的一家及丁氏家族从1951年就被立案侦察，不少人受到迫害，涉及牵连有300多人。”尽管这个冤案在胡耀邦同志的亲自过问下平反了，但当时所起到的负面作用是相当大的，对中国的穆斯林老说就是敲山震虎，当头棒喝。“识相点的”就赶紧止步，改弦更张，小心谨慎，唯命是听。就是平时安分守己的穆斯林也噤若寒蝉！文革开始，宗教更是成了重灾区。回族的“革命群众”也跟着“破四旧”，在这样恶劣的形势下，陈克礼的被捕、被冤杀就成了一个不足道的事件了。

当年的陈克礼回到家乡后，多次在这城墙上步行，那时城上没有修得这般整齐，尽管地上坑坑洼洼，但他走在城墙之上，心情是愉悦的。我们在古城墙上信步，极力在探寻陈克礼先生当年在城墙上行走的痕迹，明知这是徒劳的，但这里总有他曾经的足印。尽管那些足印已经被千百个足印所掩盖，但一定会有，深深地被掩埋在下面。

塔

在“一打三反”运动开展起来后，陈克礼便不断被拉到各处接受“革命群众”的批斗。城关镇的石羊街、清真寺、菜园都曾开过陈克礼的批斗会。现在一些空地都已经盖上了房子，闲置的空地越来越少。陈小杰说，可能就这构件厂还是原来的样子。于是我们来到了构件厂。

原来的厂子早已经不存在了，现在这里已是一片荒芜。杂草丛生，垃圾成堆，几块废置的水泥“预制板”堆放在那里无人过问。只有一个十几米高的水塔，厂子不在了，水塔也就闲置了，那时的建筑还真算牢固，四五十年了，水塔还那么“硬朗”，孤零零的立在那里。我把它拍了下来，这个水塔大概就是当年唯一的见证者了。

当年，陈克礼先生被带到这里接受批判。参加的人都是附近一带的群众，发言者是街道事先准备好了的，预先写好发言稿，照稿子念就是了。如果要安排陈克礼“交代罪行”，那就得事先安排一个两个质问的，口气要硬，嗓门要大，必要时，可以“打打态度”——动几下手也不过分。据说就有人就搧过陈克礼的耳光，以表示自己义愤填膺立场坚定。现在一些参加过批判会的人都记不清那时的情景了。能记起来的都是一些支离破碎的东西。至于谁谁发言，讲的什么都忘得一干二净。一是时间太久，当时也不会有人记录，一是当时批判会司空见惯，老百姓听听就完，散会回家做饭。一个当年批判过陈克礼的“积极分子”，在城关镇回民中也算是个“响当当”的人物。我曾见过他，此人很能说，但一说起批判陈克礼的事，就立刻转到别处去了。他应该记得当年批判陈克礼的情形，他不说，我也不好强问。还有一位陈姓老人，他向我说了一件事，有一次他进城的路上，听到两个年轻人边走边说话。像是刚参加完一个批判会。其中一个就说：我就同意陈克礼说的观点，他讲得对嘛！陈姓老人对这两个年轻人很陌生，不好上去打听。他只听到这么一句，因为当时他很吃惊，所以一直记得。

我们无法还原当时批判陈克礼的真实场景，一个半城半农的小县城，批判这样一位学富五车的伊斯兰学者，真是够难为这些批判者的。如果允许陈克礼回答问题，陈克礼一说话，他们必得干涉，不能让陈克礼在大庭广众之下“放毒”。一些“革命性”强的也许会用力按下被批判者的头，让他“老实交代罪行”。不然大家听多了，思想都跟着陈克礼跑了，那岂不是起反作用了？

我们离开了那荒芜的空地，也许这里过不了多久就会被开发商看中，盖起二十几层高的大楼。“老城改造”的旋风会不会刮到这里，都很难说。好在目前还没有动动这老城的意向。不然，我们也看不到至少是民国时期留下的破旧门楼了。

霾

一些事情都没有十分确凿的证据，说这些话的本人都已经去世，别人转述也不能认为就无差错。但大概意思不会太离谱儿。

离开襄城那天又是个雾霾天。都已经十点办多了，浓雾还没有散。我只好硬着头皮去长途车站，有车就上呗。大概十一点多车子居然开出车站。我长出了口气，襄城，再见吧！今年来了两次，总是在乘坐河南省内的长途，车上都是河南人，北京人大概就我一个。几天的采访很是疲惫，好在身体还能顶得住，回去就得抓紧整理材料。可是，还是感到这些材料很是零碎。像当时县统战部长马金祥和城关镇负责人李留成都已经不在人世了。“县中队”的中队长孙成柱。后来调到叶县去了，他是山东东明人，属菏泽市，10年前就去世了。还有位襄城县法院的预审员在平顶山，和巴才曾是好朋友。巴才谈了关于陈克礼的一些事，这些事都是他的那位预审员朋友告诉他的。那位预审员曾审讯过陈克礼，他对巴才说：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有学问的人，预审员曾问过陈克礼，你怎么看自己的问题，陈克礼说：要按法律来说，我没罪，要看政治形势（我）就没命了。还听到关于陈克礼在临刑前的一件事，在公审大会前一天，看守人员对陈克礼说：你的问题不大，过两天就放你出去。其实看守是在骗他。

陈克礼先生在写完最后一份“检查”时，是1970年3月10日，那时他还对“未来”还存有一丝希望：“今后只有跟着共产党走，好好学习毛泽东思想，彻底改变世界观，从敌人立场回到人民的立场。脱胎换骨，做个对社会有益的人，接受马列主义真理，把社会主义祖国建设好。我的改造好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

现在只有一个想法，把我交给党和政府去处理，感谢党和政府的教育和关怀。”但随着“一打三反”运动的“深入展开”，打击现行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必定要枪杀一批人，陈克礼则是首当其冲。

据1980年最高人民法院的复查报告，“文革”10年经司法机关判决的反革命案件28万件，大多数案件是在1968—1972年由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判处的。截至1980年中，纠正冤假错案17·5万多件，冤错比例占64%，有些地区达到70%或80%。报告说，其中“一打三反”运动错判、错杀最多。（以上文字引自《国步艰难》第167页）

陈克礼一案即在其中。

3月10日写完这份“检查”，陈克礼先生可能还在想着是否能“蒙混过关”，再继续完成未竟的事业。而临刑前一日，他是否已经知道了自己将要去见真主？我们也不得而知。

那时中国大地正是浓重的政治雾霾，看不清，什么都看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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