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真
张维真，回族，甘肃临夏人。中国著名的穆斯林学者。 1963年生于甘肃临夏（河州）。 1982—1985年，在临夏外国语学校（原中阿学校）学习。 1986—1992年，学习于巴基斯坦国际伊大阿拉伯语言文学系。 1993—2004年，相继任教于甘肃临夏外国语校、广河外语职业学校等。 2004—2010年任纳家营伊斯兰文化学院院长。 2010年10月，任临夏外国语学校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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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真：为何要提倡中正？
作者按：有些地方出现极端思想乃至暴恐事件的原因之一，是温和的伊斯兰声音被人为地堵死，中正的伊斯兰思想被人为地屏蔽，于是极端思想大行其道。因此，解决极端主义，除了双管齐下（打击少数极端势力的同时满足广大信教群众的信仰权利），普及、传播伊斯兰的中正思想和文化，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有鉴于此，把之前写的有关中正思想的一些文章，陆续发在这里，以飨读者。
根据当代学者优素福·格尔达威的解释，中正思想首先出自伊斯兰本身：对理性的定位为例，伊斯兰介于两类人之间：一类只相信理性，以理性为认识宇宙的唯一源泉；另一类人只相信启示和灵感，不承认理性在肯定或否定事物方面的作用。而伊斯兰却不同，她确认理性的作用，倡导理性思维和理性探索，反对思想僵化和因袭盲从；伊斯兰以命令和戒律与理性对话，依靠理性来确立存在中的两大事实——真主的存在和先知的圣格。然而，与此同时，伊斯兰确信启示，作为对理性的补充和完善。因为理性也许会误入歧途，人们的理性也可能参差不齐、不尽一致，而且理性往往受私欲左右而没有固定的标准。那么，启示可辅佐理性、指导理性去理解不属理性职能的范畴，如目不能及的种种事实、只能由经训获知的信仰内涵，以及敬拜真主的具体方法等。 就人性观而言，有些人认人为神给人加上许多神性特征，以自我为主宰，从而放任自流，为所欲为；另有些人却认为人完全受制于经济规律、社会规律或宗教宿命论，人不过是大风中的羽毛或一具木偶，受社会、经济或命运的摆布。而伊斯兰介于二者之间，认为人是有责任有主观能动性的被造；人既是宇宙的主人，又是真主的仆人。人如果自我调理、奋发有为，就能够改变自己的处境：“只有一个民族自我改变，真主才会改变他们的现状。”（古兰经13：11）[1] 与此同时，中正思潮是近现代伊斯兰复兴运动的主导思想，即平衡看待经典与理性的关系，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沙里亚与时代的关系，局部经典明文与整体立法宗旨的关系。早在十九世纪中叶，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先驱哲马鲁丁·阿富汗尼（1838—1897）就指出，“伊斯兰文化与其他文化的鲜明区别在于它的‘中正’，它把其他文化认为相互矛盾、不共戴天的内容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平衡地看待理性与经典、未见与可见、智慧与教法、宗教与世俗、今生与来世、个人与社会、物质与精神、战争与和平……”[2] 穆罕默德·阿布杜（1849—1905）作为阿富汗尼的继承者和近代改革学派的代表人物，倡导同一思想：“伊斯兰在完善精神追求的同时，毫不减损感官应有的享受；伊斯兰兼容人性的各个成分，认为人是有理性的被造，既不是纯粹的肉体，也不是纯粹的精神；既让人做来世的主人，又让他做今生的主人；号召人追求精神世界的地位，同时不失物质世界的地位。”[3] 哈桑·班纳（1906—1949）否定对伊斯兰盲人摸象式的理解，指出“伊斯兰是无所不及的制度……是信仰和功修，祖国和籍贯，修身和工作……”针对苏菲与赛来非耶的对立，他呼吁“用赛来非耶的严格立场去制约苏菲的修身养性，而用苏菲的修身养性去滋润赛来非耶的严格立场。”针对单边主义的宗教立场，班纳指出复兴运动是“遵贤思想，圣行修炼，苏菲真境，政治机构，体育总部，文化协会，经济实体，社会思想。”[4]优素福·格尔达威提到班纳对自己的影响：“班纳的思想体现了伊斯兰的广泛性、中正性、神圣性和现实性。他把思想和运动、认知和行为、教育和战斗结合起来，把遵贤派的纯洁信仰和苏菲的精神境界融为一体，倡导信仰与生活、宗教与社会、功修与行政、古兰经与力量统一体的伊斯兰。”[5] 格尔达威谈到中正思潮的源流时说，它受益于所有伊斯兰的文化遗产：从教法学家那里汲取了对经典明文和教法律例的重视；从凯拉姆学家（辩证认主学家）那里汲取了对理性证据的重视、对种种质疑的反驳；从苏菲学者那里汲取了对心灵教育、灵魂熏陶的重视，同时努力避免苏菲遗产中所掺杂的种种渣滓和异端，回归古兰经和圣训的纯洁源泉。虽然格尔达威并非中正思潮的发起人，但他无疑深化了中正思潮的内涵，扩大了它的成果，使它从少年走向成熟，以至当之无愧地成为当代伊斯兰中正思潮的领军人物。 在格尔达威看来，之所以选择伊斯兰中正思潮，是因为： 它代表了伊斯兰复兴中最广泛的基础； 它是伊斯兰复兴运动或伊斯兰维新运动史上最悠久的思潮； 它是最具生命力的思潮，因为极端思潮毕竟是短命的； 它体现着古兰经所称的“正路”，体现着伊斯兰的中正特色，一如正统派（Ahlu sunnh）居于夸大理性的作用而忽视经典明文和夸大明文而忽视理性两种极端之间。[6] [1] 优素福·格尔达威：《伊斯兰的总体特色》，罕戈译，民间刊印本，第107页。 [2] 穆罕默德·阿马拉：《伊斯兰复兴与文明挑战》，开罗阿拉伯前景出版社，1985年第一版，第25页。 [3] 《穆罕默德·阿布杜全集》，穆罕默德·阿马拉考订，开罗黎明书局，1993年第一版，第三卷，第 315页。 [4] 哈桑·班纳：《哈桑·班纳文集》，开罗流星书局，1991年版，第154—155页。 [5] 《优素福·格尔达威思想研究》，众学者著，开罗和平书局，2004年，第一版，第二卷，第888页。 [6] 同上。第892页。 上一篇：张维真：迷信是怎样“炼”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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