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煌始于选择——《穆斯林行为中的优先选择》译者序

奉普慈特慈的真主之尊名

一切赞颂，全归真主，他于万物之中特赐人以选择的本能；求真主赐福于我们的先知和领袖穆罕默德，他给我们留下择善而从的圣行，作为再铸辉煌的根本。

作某一种选择，是每个理性健全的人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而且理所当然的事情。比如，我们做生意，总是选择利润好的生意；我们买东西，总是选择物美价廉的东西；我们去一个地方，总是选择距离最近、路况最好的道路……这个常识，几乎人人皆知，无须“培训”，除非是由于自欺自虐而作出反常举动――这种人固然不能完全排除，但只能作为反常的特例对待。

穆圣和圣门弟子时代，以及再传弟子、三传弟子时代，是理性成熟的时代，思想健全的时代，故能把物质生活中的这一常识恰如其分地运用到伊斯兰生活之中，因而创造出那样的辉煌。用人格魅力把伊斯兰传向世界的史实，整个中世纪独领风骚的伊斯兰科学文化，四大伊玛目时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思想演绎与法学维新，无不始于一次次明智的选择。

 然而，当穆斯林由于偏离伊斯兰而走向全面衰落的时候，他们在自己的宗教生活中几乎完全放弃了这一生活常识，丢开西瓜，攥紧芝麻，并为自己的这一举动沾沾自喜、自我陶醉。假如他们把自己宗教生活中的这些选择运用到自己日常生活的游戏规则中，他们必然觉得幼稚可笑、匪夷所思。

比如，在传统模式那里，伤口出血是否坏小净的问题可以占用好几天的课时；污秽的种类及净水的种类可以占用一个月的时间， 但是，伊斯兰的使命是什么，伊斯兰的立法原则是什么，穆圣的传教方式是什么，诸如此类关乎伊斯兰存亡的问题，却无人问津。陈克礼阿訇（愿主慈之）在其不朽的译作《圣训经》译者序中长叹“念了几十年经的人为什么没有彻底了解教义？”于半个世纪前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传统教育的失衡现象。

在一些人看来，剃光头，伊玛尼的两个要素，为我独尊式的学派，大批所谓瓦哈比耶，构成教门的基本轮廓；而另一些人那里，蓄发，强调礼拜中的若干动作，经训教条化，动辄断人异端，构成教门的总体内容。至于如何使经典与理性统一、传统与现代接轨，如何把伊斯兰的和平使命传达给每个中国人，如何直面遍存的信仰危机和思想危机，如何对丑化伊斯兰和穆斯林的现象给予适当回击，似乎与教门无关，与穆斯林无涉。

数年前在西北的时候，我带着一个亲戚的小孩去一个礼拜寺做主麻，刚做完两拜庆贺拜，身后有人一声大喝：“小孩，怎么不戴帽子？！”我回头一看，是一位老人，一脸的诧异和惊奇。我温和地说：“他才七岁，来学习做礼拜的。”我当然不便说戴帽子与否与礼拜成坏无关之类的话。那位老人虽然惊异未定，但也似乎若有所思，不再说什么。我想，这不能怪那位老人，因为曾几何时，在穆斯林的观念中，礼拜中戴帽子（哪怕是小孩）成了头等大事，而大批穆斯林子弟不来礼拜似乎不是什么问题。西北的许多地方，即使不礼拜，也不允许脱帽；阿訇、曼拉（学生）和哈吉不戴帽子几乎被认为是大逆不道。 但他们的人格怎样，品位如何，很少有人关心。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一些犯了重罪的人，赴刑场时“郑重其事”地戴上一顶白帽，不知是显示其“悲壮”呢，还是希望白帽在真主那里替自己说情呢？

有一个儿子去看望病危中的父亲（是一位阿訇，愿主饶恕他），这位在当地颇有威望的阿訇颤巍巍地对儿子说：“把头发剃掉。”儿子不做礼拜没引起他的关注，蓄发倒成了需要“临终嘱咐”的问题！一坊教长尚且如此，一般群众自不待言了。这是怎样的一种失衡乃至滑稽？ 一代大师安萨里指出：“主次不分，是一切危机的源头。”

传统阿訇中，清醒的人还是有的，我所钦佩的一位老阿訇（愿主慈之）便是其中之一。有一次，一对中年夫妇吵架时不慎说出了一般所谓的“三休”， 事后夫妇追悔莫及，去问了许多阿訇，都说已构成离婚。于是，夫妇俩来请教那位明智的老阿訇。那位智者不像一般阿訇那样从细节律例入手去解决问题，而是首先询问夫妇的信仰，结果令人大吃一惊：在一个穆斯林人口占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地方，这对中年夫妇连作证言都没学会！这时，那位虽不识中文却对伊斯兰精神有透彻把握的智者平静地说：“信仰是合法婚姻的前提。没有信仰，奢谈什么‘三休’与否的问题？请你们先学习和掌握信仰，然后重新确立夫妻关系。‘三休’的问题，离你们十万八千里呢！”这位智者很清楚，信仰是根本，法律是细则，“三休”问题又是细则中的细则。倘若有人对一伙没有信仰的人大讲合法与非法的内容，你该作何感想？

由于失衡的教育模式，不惟一般学子，一些教者首先濒临素质和思想危机。有一次，我应邀和几个“教师”级的青年朋友一起去参加一个活动。回来的路上，那几位看来温文尔雅的“教师”很快就进入“黄色话题”，而且语出惊人，难割难舍。我对这种模式的后果早有耳闻，但绝没想到会如此露骨地表现出来。我忍不住回头说：“弟兄们，我有个想法：为了把教师和学生的能量转移到健康的方面，你们的寺里应购置一些体育器材，如乒乓球之类――如果篮球太显眼的话。这样，你们在讲经之余，也有个娱乐的机会，以免把讲经以外的剩余能量排放到‘黄文化’中。与其培养低级趣味，不如公开举行一些有‘争议’的体育活动。”那几位弟兄说：“礼拜寺的情况你是知道的。乒乓球、篮球都属‘非法’。”我说：“与背谈、说‘黄话’相比呢？”他们说：“当然后者严重啦。”我说：“那么，何不按照法理学规则，‘两害相遇取其轻’呢？”他们说：“阿訇们已有定论：凡是玩耍都属非法。我们虽然同意你的看法，但就礼拜寺的现状而言，也无力回天。”说穿了，在繁重的讲经之余，大谈“黄文化”不是什么问题，而搞一些正当的体育活动反而成了问题！

云南的穆斯林，虽然在优选方面不无问题，但清真寺对体育活动的重视，与西北形成强烈反差。无论滇南，还是滇西，一个有目共睹的现象是，每座清真寺都有一个篮球场，寺里的教师和学生不乏篮球健儿。课余打一场篮球，有如生活中的盐。纳家营的穆斯林，每逢春节，都要搞一次大型的社区球赛。这个球赛与春节本身无关，而是一个运筹帷幄的优先选择。组织者告诉我，春节期间，穆斯林的子弟往往去县城一些不健康的地方消遣；在“以耻为荣”的社会风气中，青年人很容易走上犯罪道路。因此，为了落实“你们不要接近淫乱”的古兰指示，保护穆斯林子弟的信仰，纳家营的有识之士于五年前就组织起这场球赛。竞争激烈、盛况空前的球赛，吸引了大批年轻人前来驻足观看，把他们的注意力引到这一健康向上的活动中来，从而很大程度上遏制了社会上的不正之风对青年们的影响。赛前清真寺又专门组织“开经” ，赋予球赛一种神圣意义。去年开赛前的“开经”活动中，我应邀给大家讲卧尔兹。我说：这种体育活动，一方面是强身健体，响应了古兰的指示“强大属于真主、使者和信士们。”以及穆圣的教诲“强健的信士胜于羸弱的信士。”另一方面是针对我们的现实作出的优先选择、明智选择，体现了对伊斯兰根本精神和宗旨的活生生理解和实践。

我想，这种选择如果被西北的阿訇和群众所接受，无疑是解决清真寺青少年学子娱乐心理的最佳途径。真主赐予人种种能量，喜欢知识和智慧，也喜欢娱乐和休闲。穆圣说：“敬畏（近主）是一时一时的。”大贤阿里说：“人的心灵像身体一样，也会疲倦。”如果一味要求讲经，封杀其他心理需要，那么，只能临时压抑一下，但很快就会由其他途径表现出来，犹如生命力很强的种子，被巨石压住，它还是要顽强地从旁边发出萌芽。那几位青年教师对“黄文化”的情有独钟，是最好的脚注。面对危机，何去何从，是传统教育作出抉择的时候了。

临夏中阿学校于最近两年倡导并发起“凝聚”杯篮球赛，截至今年，有十三个队参赛，说明临夏已有十三个清真寺认可并支持这项活动（有些未必支持，但至少默认了）。可见西北穆斯林的思想开始解冻，他们已经学会把生活俗务中的优选意识运用到教门范围中。这种貌似纯粹体育活动的现象，其实是教门意识的一个重大转变。曾几何时，念经人离不开讲经，“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讲一路经。”体育是世俗的事情，娱乐是“哈拉姆”；阿訇即便是青年，也要“未老先衰”，走路低首，眼帘下垂，动作不能跌宕起伏，否则便是不恭敬，不泰格瓦，玩篮球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从这个角度去看，中阿学校的这一行动，既是为杜绝非法娱乐而作的一种选择，也是对伊斯兰精神的还原。早期的圣门弟子们被誉为“夜间的修士，白昼的骑士”，因为他们的生活中，灵育与体育，礼拜与战斗，拜殿与社会，是一个统一的整体。

中阿学校的选择，并非不可理喻。她的创建者马志信（愿主呵护之）是西北呼吁优选思想的学者型阿訇。当有人把教派意识当作重中之重去奔命的时候，马志信提出“填平教派的鸿沟，医治分裂的创伤”；当有人把中文逐出教门圈子的时候，马志信指出对中国穆斯林而言，中文的重要性不亚于阿文；当有人把教门限于礼拜寺，限于日常功课的时候，马志信指出伊斯兰包括衣食住行、人际关系、社会生活；当有人把信仰和行为中的细节矛盾当作标签，去划分穆斯林的“阶级成分”的时候，马志信呐喊团结是法定主命，稳定是当务之急；当有人以为歌曲、娱乐与教门不共戴天的时候，马志信指出健康的歌曲、正当的娱乐是伊斯兰的组成部分，理应提倡，而不是封杀……在惯于派系纷争、封闭保守的西北，作为一个经堂教育出身的阿訇型学者，作出这一选择，无疑是空谷足音。

2001年秋，911事件发生后不久，笔者应邀去马来西亚参观学习。其间从吉隆坡的一家书店买到这本《穆斯林行为中的优先选择》，系当代著名伊斯兰思想家优素福・格尔达威于九十年代写的扛鼎之作，饱蘸作者对穆斯林失衡现状的深深忧虑，对历史和现实的独特思考。先睹为快之余，即产生把它译介给我国读者的冲动。

 从大马回国不久，即把这部著作作为教材，给高年级授课，原计划一边授课一边翻译，无奈另一部译作《伊玛目安萨里》尚未完稿，故到了2002年盛夏，才腾出身来翻译这部作品。2002―2003年对我而言是个多事之秋，许多并非愿望中的俗事极大地干扰了翻译进程，故译了一半后几乎搁置下来。2003―2004年，在中阿学校的一段时间里，一心投入学术，很少关注俗务，译速与日俱增。八月份到纳家营任教时，已译完六成。上学期伊始，由于马光明、马新国等老师的大力协助和配合，学院各方面步入正轨，使我能够抽出大量时间专事译作，于2005年 9月21日夜顺利脱稿。笔者感赞真主的同时，感激几位兄弟的默默奉献。同时，本书的翻译构思，与我的恩师马志信早年对我的启蒙教育是分不开的。当许多阿訇不许学子问“为什么”的时候，是他第一次授予我权衡利弊的方法论，并指出它是伊斯兰的精髓。祈主回赐给予我精神和物质支持的一切前辈和弟兄。　　　　　

 本书虽然写于911之前八年，但与911后风云多变的国际形势中作者仍呼吁穆斯林与非穆斯林对话的思想毫无二致。用对话而不是对抗解决穆斯林与西方乃至美国的矛盾，是作者一贯的立场和观点。这也是作者在穆斯林面临无端的“恐怖”指控甚至成为“反恐”目标的严峻形势下作出的冷静选择。911后，石油利益驱使下的美国以“反恐”为借口攻打阿富汗，引起世界范围的穆斯林前所未有的反美浪潮。不惟穆斯林，西方乃至美国的一些专家学者也频频批评美国的单边主义和双重标准。这种微妙的形势下，格尔达威受到伦敦一个基督教组织发起的“宗教、文明对话”大会的邀请。当时，布什对伊斯兰世界挥舞大棒的同时蔑称“恐怖源于穆斯林宗教教育” ，并称对阿富汗的战争是一场“十字军战争”。 于是，许多伊斯兰学者和穆斯林群众相信布什是在向伊斯兰开战。意识形态之间的交锋几近白热化。这种形势下，作为一个世界级的伊斯兰学者，能参加这样的会议吗？人们特别是反美情绪空前高涨的穆斯林群众是否会把此行看作是一种“妥协”和“投降”呢？但明智而沉着的格尔达威首先想到的是伊斯兰的全球性、普世性使命：“我派遣你，只为慈爱全世界。”（二一：107）愈是这种形势，愈要求他去西方的中心，在那里发出伊斯兰的声音。让全世界，包括西方和美国听到主流伊斯兰学者的思想和呼声，让世界人民明白：穆斯林是和平的使者、文明的传人，而不是西方媒体所误导的“激进”、“恐怖”的策源地。

 格尔达威认为，尽管由于911，西方传媒对穆斯林如临大敌，草木皆兵，但穆斯林应该选择对话而不是对抗。因为西方和美国有许多人并不清楚伊斯兰是什么，穆斯林是谁，他们亟需了解伊斯兰，认识穆斯林；美国还有许多人反对美国的对外政策，拥护没有硝烟的“战争”，呼吁文明共存，和平共处，用外交而不是战争去解决矛盾和争端。因此，穆斯林的对话范围亟需扩大，对话力度和水平亟需提高。他们的优先选择应该是用和平方式，通过各种媒体向非穆斯林传达伊斯兰的信息，而不是动辄用激进方式、暴力手段去解决问题。面对许多穆斯林和非穆斯林“拍手称快”的911等事件，格尔达威毫不含糊地予以谴责，指出这种情绪化的现象虽然是不公正现象的一种反弹，但绝不是解决问题的最终办法；穆斯林的辉煌，不可能通过情绪化、简单化的举动就能实现；穆斯林与西方应该是一种对话与共存的关系，而不是对抗与冲突的关系。

与此同时，格尔达威也指出，911及一切针对美国和西方利益的袭击，虽然不符合伊斯兰的精神，不值得赞誉和鼓励，但它们的发生，似乎是情理之中，合乎事物发展的规律。只要美国一意孤行，一味推行其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那么，孕育恐怖主义的是它自己，而不是别人。只要对以色列的偏袒、对正当抵抗运动的打压依旧，只要对伊斯兰世界民间的民主呼声视而不见、对亲美的独裁专制大力扶持， 那么，即使主流伊斯兰领导人和学者呼吁对话，呐喊和平，也无法消除由大恐怖催生的小“恐怖”；“逼上梁山”的人不会相信“对话”和“交流”。极端孕育极端，乃是铁的历史规律。这不是布什那“他们仇视我们，是因为我们民主和自由”的幼稚说法可以诠释的。美国前总统威尔逊说过：“我们所要求的并不是什么一己之利。……每一个像我们一样热爱和平、渴望以自己的方式生活和制定自己法律的民族，都能够自由自在、不受干扰，同时又能够得到安全的保障。……我们很清楚，只要别的民族受到了某种不公正的待遇，那么，这种不公正的事情迟早也会同样降临到我们自己身上。” 可惜他的后辈没有记取他的告诫；9・11事件被他不幸而言中。　

 针对国际形势和穆斯林的现状作出的“对话”选择，是格尔达威优选思想的具体实践，是他对伊斯兰原则的准确体味。作为一代演绎家，优选思想贯穿于格尔达威的所有作品之中，而这部《穆斯林行为中的优先选择》堪为这一思想的高度浓缩，是它的系统表述，细化诠释。这部著作由浅入深，层层推进，仿佛涟漪一般，涵盖了穆斯林思想和生活中的行为层次、优先选择。它不仅体现了伊斯兰思想于当代的意义，对失衡中的穆斯林思想的重建，而且给我们提供了认识和对待人、生活和世界的方法论，揭示了人生与伊斯兰有如鱼与水、人与空气的依存关系。

 本书的主题――“选择”，使我想到人与宇宙关系的一段古兰节文：“我确已将重任信托天地和山岳，但它们不肯承担它，它们畏惧它，而人却承担了。”（三三：72）著名伊斯兰思想家阿里・团塔威（愿主慈之）在解释这段古兰中的“重任” 一词时说：我未参考任何经注，但我的直观感觉是，这一只有人才可以承担的“重任”就是“选择”。因为只有人才被赋予选择的本能，而天地山岳却没有。人凭这一点成为“万物之灵”，“大地的代治者”。

愿真主让我们找回失却的“选择”。

愿我们从这里开始，再铸穆斯林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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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一位学者谈到自己小时候接受的传统教育时开玩笑说：我们讲了一个月的课，还没有走出“浴室”呢！―译者

2 、云南穆斯林在这方面比较宽容，除了礼拜，教长、伊玛目平时可以不戴帽子；西装革履，穿着入时，都不成问题。而且即使德高望重的阿訇，剃光头者凤毛麟角；剃头与否，决不是“阶级成分”的标志。我给云南的穆斯林开玩笑说：在西北，假如一个阿訇不戴帽子、骑着摩托车在街上转一圈，其一生休矣！

3、 即丈夫在一个场合对妻子说“我离异你三次”，这被一般法学家认为构成了离婚。但一代演绎家伊本・泰米叶主张应回归穆圣、艾布・白克尔及欧麦尔前期的断法：一个场合说“三休”只算一次。

4 、相当于西北的“念亥提”。

 5 、美国以此向部分伊斯兰国家施压，要它们更改宗教院校的教材，删去“吉哈德”的内容。尽管爱资哈尔大学等严词拒绝，但个别国家还是做出了妥协。毕竟胳膊扭不过大腿！

6 、后来被美国官方媒体说成“口误”。其实布什是不幸而言中，暴露了他浓厚的基督教乃至十字军意识。

 7 、美国学者埃斯波西托在他的学术力作《伊斯兰威胁：神话还是现实？》中写道：“阿拉伯政府，诸如埃及、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政府，不仅利用地区性的原教旨主义威胁，而且利用全球性的威胁，以便呼吁从西方获得更充分的理解和援助，并以此来证明他们时常不分青红皂白地镇压伊斯兰主义者的合法性。它们未能把那些主张用暴力革命推翻政治制度的人，同那些在制度内部运作，并对统治精英的权力发起挑战的人恰如其分地区别开来。”“人们总是把那些当权者看作是合法的，不论他们是否是专制的和压迫的。政府的代理人（警察、军队、保安部队）可以使用‘合法的’力量，而武装的反对派团体则经常被描述为从事暴力和恐怖活动的极端分子或游击队组织。问题在于：什么是极端组织？什么是恐怖主义？结论经常取决于一个人站在哪里。”[美]J.L.埃斯波西托：《伊斯兰威胁：神话还是现实？》东方晓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6月第一版。第263页，274页。

8 、张汝伦：《恐怖主义的本源》。

9 、古兰原意是“信托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