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论达浦生宗教哲学思想
分享到:
2020-07-17 09:47:57 【来源:中国伊协】 点击:

达浦生的宗教思想包含教义教法,思辨哲学,以及苏菲理论,这与伊斯兰教思想史的三大思潮都有一定联系,当然他直接继承的是刘智的思想,通过刘智的理论与上述思潮对话,并将其通俗化,以期通过教学传播这些思想,实现中国伊斯兰教文化传承和发展。

达浦生纪念馆。资料图


达浦生是我国现当代杰出的爱国人士、民间外交家,同时也是一位知识渊博的阿訇。以往对他人生经历和事迹介绍甚多,然对其宗教哲学思想鲜有系统阐述,故以此为选题,做一系统梳理,以展现其思想之面貌。《伊斯兰六书》是研究达浦生宗教哲学思想的重要依据。



达浦生宗教思想主要源于先贤刘智,尤其是《天方典礼》,虽不能说其思想尽出于刘智,然其思想框架与主要观点则是继承了刘智的理论,是无容置疑的。

达浦生是南京人,早期的宗教启蒙于此(南京),回族先贤刘智也是金陵(南京旧称)人,其汉文著述在此易于获得也易于阅读,因而颇有心得,这是其一。其二,随着学习范围逐渐变宽,经过比较仍觉得刘智的著作无论在言语表达方面,还是在伊斯兰教教义、教法的阐述上,较为精确、通俗、系统。在中国生活环境中如何援用教义和教法,如何变通,是关键所在。

中国穆斯林重视信仰和教法,尤重五功。对于这些延续千年的宗教规范,达浦生作了系统的梳理,并使之理论化、规范化。为了便于信众在不同的环境中遵循或实践,他反复提醒信众“五功”之要点,在于内外一致,即“表里同归”,或身心一致。他援引《天方典礼》说:礼拜中,神存心临,内粟外兢。毋外虑,毋旁顾,毋搔手,毋举足,毋作声。故犯者,复礼。礼拜以诚为主,以敬为事,若有一毫不诚不敬,便与礼拜之义不合。故凡礼拜,必内境醇庞,绝去尘物之想;外貌严肃,屏除骄肆之容。无思,无虑,无惰,无忽,诚敬纯笃,致精神于冥冥之中,谨方寸于赞颂之际,而后能尽昭虔对越之功也。若夫泛泛悠悠,其如礼拜何?

其援引曰:礼拜则尘情尽却,生人之本性见矣。而天运不息之机,与一切幽明兼备之理,莫不于拜、跪、起、止之间见之矣。礼拜,则物我皆忘,身心之私妄泯矣。私妄泯,而忠、孝、廉、洁之事,与一切尽己尽物之功,莫不于恭敬对越时尽之矣。夫一礼拜,而其义蕴包举之广大如此,其事顾不重哉?故礼拜,为吾民日用功夫之本也。

“礼拜”原是五功中最基本的功课之一,而礼应以“敬”“诚”为要,即“必内境醇庞 ,绝去尘物之想;外貌严肃,屏除骄肆之容”。若不能内外合一,而是“泛泛悠悠,其如礼拜何?”换言之,若无内外合一,这样的礼拜还有什么意义?达浦生还认为不仅礼拜功修应该如此(内外合一),其他一切人伦礼仪(规范)皆应如此。显然,内外合一(敬或诚)已经成为一切宗教活动与人际交往之基础或根本。更严谨地说,不仅礼拜重点在乎诚,在乎敬,而且其他一切社会活动之重心皆在乎此。

这个概括确实把握了伊斯兰教功修与教法的实质或核心。联想到晚清以来,中国伊斯兰教派分歧点并不在于伊斯兰教义,仅在于礼俗之差异。若以达浦生的观点(即内外一致)看,礼仪习俗等虽很重要,而关键在于内心真诚与否,如若没有“诚”“敬”之心,或不能养成“诚”“敬”之心,礼俗的意义也无人谈起。

其实,刘智也有类似的论述,如认为宰牲既要宰外牲,也要宰内牲(人心之私欲)。清真也一样,不仅要预防不洁食物影响身体,更要防范其影响人的心性。可见,内外一致,以内为主,或以内为重的思想,是刘智、达浦生一系的重要思想。



达浦生撰写的《伊斯兰性学发凡》,主要讨论的是伊斯兰哲学与教义学内容,虽仅万字,然非常重要。其“性学”理论由“性原”“性灵”“性著”“性用”四个关键概念构成,探讨真宰如何派生人类(包括人性),以及人类如何通过功修而归于真宰。首先,他阐述了伊斯兰派生万物和人类方面思想,即“性原”方面的问题。他以为“性”源于真主,由真主之大命派生而来:真主有体有用,用中所含无所不有之妙。无不具备于本体之中,如作文者初发文思,必先将所拟作文章之义理,聚精于一具体发现之中,犹画竹者,必先得成竹于胸,当斯之际,无以名之,姑名之曰“大命”,故“大命”为真宰发现最初之首品也。是“首品”,即真宰本然中所含之妙也。本然为里,首品为表,本然为静,首品为动,由里达表,由静而动,由无意而有意,由无着而有着,后之造化,皆由此首品中而一一发现之。而首品中所含之妙,分为二——(一)性也,(二)智也。“性”即真宰大用中“智”之所化也,“智”即真宰大用中“能”之所化也。

他以为真主有体有用,有动有静,从用或从动的方面看,真宰动而首显为“大命”。“大命”中含有“性”与“智”:“性”是一切灵慧之物(尤其人类)之根源,“智”是天地之间一切万物之根源。世界的一切有灵之物(包括人、神、鸟、兽)皆根源于性,世界上的天地万物皆根源于智,当然归根到底源于真宰。上述内容,阐述了真宰派生人物之过程:真宰→大命→性与智→人性与物理。按照伊本·阿拉比的理论,万物产生的过程,又是真宰不断外显的过程,或者说是不断下降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平行的过程。

而外显或下降分为五个层次:

1.神圣本质层次;
2.神圣尊名与属性层次(作为本体论原则的存在,该领域也包括非受造的逻各斯);
3.大天使层次和天堂世界即受造的逻各斯;
4.精妙事务领域(想象世界);
5.人世和物质世界。

下降特点在于:从无形到有形,从抽象到具体;而本质是真宰的不断地显现(外显)。这是一种较为典型的伊斯兰教哲学的万物生成理论。

对比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会发现彼此是有区别的:首先,伊斯兰教的本体论或许吸收了古希腊哲学的影响,思辨色彩很浓,抽象性很强。例如从无形到有形需经历四个层次,而传统中国的“太极”派生万物大致只有一个层次。所以,伊斯兰教的本体论形而上的色彩甚浓,而中国的本源论色彩较浓。其二,伊斯兰教的万物是真宰的外显,而外显的过程是一个下降的过程、流溢的过程;而人复归真主是一个上升过程。传统中国的则是一个纯粹的派生过程或者聚散过程,这一过程是平行的,没有下降上升之内涵。上升所以重要是因为依据于宗教的神圣性,也依据宗教的教义,诸如天园说、圣贤说等。
不过,达浦生的论述中外显的特点并没有充分论述出来,这是一点遗憾。然从纯粹思辨层面看,关于真宰派生万物的过程,尤其是经历的几个阶段,是表述出来了。中国传统的儒学若是能够尽早发现并吸收这一本体论方面的理论,完全能够促进中国传统哲学向纵深发展。关于这点王岱舆有过专门的阐述,达浦生也有相似的见解,但没有展开论述。今天,我们应该看到这方面的互补,应该将清代中国哲学中本体论的重点放在王岱舆、刘智哲学理论上研究,这样才能符合中国哲学发展的真实状况。



真宰派生万物人类(上文已述),而人类应该回归真宰,从而形成一个循环。为了回到或复归于真宰,人类自然需要进行功修。需要指出的是复归真主,是刘智《天方性理》思想的核心思想,也是达浦生论述的重点。其中涉及两个关键概念,即“性灵”和“性著”。

达浦生以为,个体的生命体在于吸收了父母之精灵(性灵)后,怀孕而成。一当“性灵”进入母体,自然涉及“性著”,即性的发展与成熟。“性著”按顺序分为六个阶段:即继性、人性、气性、活性、长性、坚定。所谓“继性”,是继真宰之本然而有者也。真宰之性,无有开其先者,但有继其后者,此性则因真宰之本然,以为本然,故曰继也。所谓“人性”,是人于先天而各得其所分与之性也。此性不远于继性,但因其先天之有分,亦称为本性。“气性”是人所禀于后天气质之性也,是谓爱恶之性。“活性”附于躯体,而以为知觉运动者也,是谓食色之性。“长性”是指生长躯体,自小而大者也,是谓发育性。“坚定”是指坚整躯体,而不使其解散。此虽不名性,亦属于性也。这六种性是描述人发育生成过程。这个思路完全延续刘智《天方性理》的观点,这是达浦生对于刘智教义思想的继承与遵循。

达浦生以为当发育完成后,人便具有以下四种性:“自任性”“自讼性”“常惺性”“安定性”。此四种性,按照发展次第可化分为与四性相对应的四个阶段。如此一来,则涉及“性用”之问题。换言之,也是涉及伦理修养问题。

“自任性”,顾名思义是指人的各种生理欲望,“一切贪污下贱,无不由此性之率领而促成者”。第二阶段为“自讼性”,人一旦遇见利欲“自任性”便立即发动,但一转念,如此有违法律,有损人格,断不可为。这种幡然自悟,是“自讼性”。儒家常言人禽之辨,实际上人禽之辨全在“自讼性”与“自任性”争斗之结果。若“自讼性”胜,则为人类;若“自任性”胜,则为禽兽。可见,胜负关系甚大。“自讼性”虽能疾恶择善,若无诚挚敬畏真主之观念,亦无绝对行善之能力,亦难保每战必胜。所幸此性非常固执,每一次失败都能增加一次自讼,都会增加一次向上奋进的机会,人生至此已入一新阶段。第三阶段为“常惺性”。常惺性,指清而洁,平而静,静而不昧。此性之所以高于“自讼性”,是因为“自讼性” 只有诉讼力,而无矫正力量。此性则不同,其既有督察人之身、心、性不正之明,又能使人的视、听、嗅、尝、触等,循规蹈矩,以至于明。人能够“克己复礼”,正源于此性也。第四阶段是“安定性”。“安”指有一定方向,“定”指自然沉静,合而言之,有一定方向,又能沉静。进入此阶段,人的精神总能指挥肉体各个部分,心灵常常关注于真主,除为真主之外一无所为,而一切活动都毫无勉强地自然合礼,一切懿行美德不期而至完全合义。功修抵达“安定性”,则达到最高境地。

刘智也有四性说,道理基本相同。只是这里的“自讼性”,在刘智著作中为“悔悟性”。达浦生认为“自讼性”即能够发现自己的过失,但是没有矫正之能力。刘智的“悔悟性”阐述较为简单:“犹没有失去本性之用”,并没有论及有无纠错能力。可见,这方面的想法是达浦生依据自己的理解,自己功修体证而来。

其实,伊斯兰教的“四性说”与理学的性二元说非常相似。理学家张载以为人具有天地之性,也有气质之性,天地之性是至善的,而气质之性则可善可恶。修养的关键在于以天地之性统帅气质之性,如此便只能为善不能为恶。达浦生的“自任性”实质就等同于气质之性,而“安定性”则是天地之性。当然,彼此也是有区别的:张载没有将“自讼性”“常惺性”分离出来,将此两性的作用或功能归于天地之性;而达浦生则分为四性,并将各自作用一一阐述清楚,并重点突出 “自讼性”“常惺性”即发现错误、纠正错误的功能。所以,达浦生的“四性说”较之理学的性二元论(即理学心性理论的最高成就),于道德功修而言,更为精细,也更易于操作。从中国哲学史的角度看,“四性说”的提出,反映了道德修养理论的细化或发展。若是从两种宗教的会通方面看,这里面有许多的东西可以会通,也应该会通。由于当时人们认识的局限,没能发现这方面研究的进展,故而现在应该重视这方面的研究。

穆斯林修养的最终目的是要回归真主,达浦生认为就需要进行系统功修:“正身”“清心”“尽性”。这就涉及“性用”问题,而且认为只有经过这样的“三乘”(教乘、道乘、真乘)功修,才能抵达理想的境地。

教乘目标在于“正身”:
谨守圣教五功以正之。五功者,念、礼、斋、课、朝是也。“念”知所归也,“礼”践所归之程也,“斋”绝物也,“课”割爱也,“朝”团结卫道众归真也。虔修此五者,身可正也。

道乘目标在于“清心”:
清于外境之无所扰,尤清于内德之无所蔽,盖心有七层,含有七德,俾各无亏欠,则心可清矣。

真乘目标在于“尽性”:
尽其心之能知也,其形之能践也,即尽量发分中所含诸德也。心以返照为知,形似顺应为践,知其全体,复知其大用,则我之性矣。践其当然,复践其所以然,发挥尽妙,则我之形亦性也。此所谓形不异性,性不异形,而性于是乎始能尽矣。

若是按照“正身”(实质就是五功修养)“清心”“尽性”的次第和方式进行功修,可不断提升人的品级,最终达到与真宰合一的境地。达浦生的有关三乘论述基本延续刘智的“三乘”理论,只是在语言表述上更通俗、更精炼。

提起“三乘”功修,自然也涉及苏菲主义。作为一种宗教功修,既是一个功修的过程,又是一个体认的过程。随着功修不断提升,人的体认的深度和复归的层次也在不断提升。这是一个统一的过程,即体认深度越深,人复归于真主的距离越近,直至达到与真宰合一境界。



综上所述,达浦生宗教哲学的成就或贡献在于,使中国的伊斯兰教思想理论更加大众化、通俗化。或许有人以为通俗化、大众化并非创新。其实,这是误读。先贤的理论只有以通俗的形式讲述出来,广大穆斯林群众才能理解和实践。若是不能化为广大信众的实践,仅仅停留于理论层面是不够的。所以,大众化、通俗化,亦是中国化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或许达浦生正是认为这是继承先贤理论的最佳方法,才将一生精力放在教育上,创立陇东师范学校,亲自撰写教材《伊斯兰六书》等。

遗憾的是,达浦生理论及其教学实践,现在看来都存在值得更深入探讨之处:

首先,教法研究方面。达浦生对伊斯兰教教法、教规的阐述极其全面,《伊斯兰六书》绝大部分(百分之九十左右)是阐述这方面内容,而贡献或新意上文已述,这里不赘述。需要指出的是,如何使教法的原则性与变通性结合,如何理解并援用刘智、达浦生等先贤这方面的理论成就解释现代社会中遇到的问题,是教法学面临的重要课题。

其次,苏菲研究方面。中国伊斯兰教对于苏菲主义的吸收始于何时?至今尚无明确的结论,但是中国苏菲教团的出现大致始于十八世纪,比较典型的有两大类(按照区域划分):其一是内地的哲赫林耶、虎非耶等派别,其二是新疆的黑山派、白山派等。苏菲著作的出现似乎更早些,大致始于十七世纪,代表作是张中的《归真总义》,以及王岱舆、刘智的有关著作。伊斯兰教与苏菲的结合是一个世界性现象,无论域外的逊尼派、什叶派,还是中国的各大教派都不例外。当然,这也是一个有意义的历史事件,起码内地穆斯林与新疆穆斯林之间的联系多了一个联系的纽带或交流平台。金陵学派刘智思想之所以能够为西部以哲赫林耶为代表的门宦所接受,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就是其中蕴含的苏菲主义思想。

达浦生对此阐述其实并不充分,而主要集中在完人的境界以及相关的功修。而其他人的成果又都集中在各个教派的历史流变方面,其余诸如(苏菲理论与苏菲实践)理论灵知学、实践灵知学等方面的研究都很不够,也无系统。所以,更需要今天学人开展专题研究,继承回族先贤的思想理论,吸收国外苏菲研究的成果,展开全面而系统的探讨。

最后,伊斯兰教哲学是当代中国伊斯兰教研究中最为缺乏的部分。明清之际,王岱舆、刘智等金陵学派的学者对于伊斯兰教思想的诸多哲学流派都有吸收,尤其是形而上学,并以此为背景进行伊儒会通。当然伊儒会通主要是哲学领域的会通,如伊儒的心性会通。然而,这种发生在明清之际的哲学领域会通的盛况,在现当代没有得到很好地延续,达浦生之后,专门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者屈指可数。作为一个具有两千多万信众的宗教,思辨哲学领域后续乏人或不够兴盛,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于是,我们的教派分歧全部集中在对教法的理解上,集中在一些礼仪的细枝末叶上,若是思辨哲学发达或者具有一批有哲学造诣的阿訇,一些冲突纠纷就不至于发生,纵然发生了也易于化解。

伊斯兰教进入中国千年,也涌现不少改良者,诸如马明心、马来迟、马元章、马启西等,他们精通教法,也有苏菲的体验,然鲜见其思辨哲学或伊斯兰哲学作品。我们不能就此断定他们没有这方面的造诣,但是信众若能够多多获得这方面的理论指导,一定能够将改良推动得更加广泛。

目前中国正在进行中国伊斯兰教经学思想体系的构建,我们不仅需要精通教法、苏菲思想、形而上学的学者,更需要能将三者会通在一起的大师级人物。希望学者们能够以上述三个领域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为汉语伊斯兰教文化体系的发展贡献自己的智慧与力量。

(作者季芳桐系南京理工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马文兵系义乌瑞赛进出口公司经理,从事伊斯兰文化及回商研究)原文载于《中国穆斯林》2019年第6期

分享到:
热门关键词: 论达浦生 宗教哲学思想 达浦生阿訇

上一篇:马正亮:中国穆斯林人口发展分析
下一篇:最后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