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这是笔者于2004年赴云南任教前夕写的文章，虽然已成历史，但对于认识恩师的教育理念尚有意义。】

1999年，临夏中阿学校在全州中学篮球大赛中夺得冠军；同年，又在全州团体体操大赛中夺得亚军。

人们一时哗然:一个民办民族职业学校，何以有如此的风貌和潜力，竟然在体育大赛中接连夺得冠亚军，于全州众多实力雄厚的中学及单位中独占鳌头呢？于是人们开始对中阿学校及他的创办者刮目相看了。

那么，作为本地区民办教育界的知名人士、教育家，马志信的办学理念是怎样的呢？中阿学校何以对本地区的文化、经济的发展，乃至社会的稳定产生一定的影响呢？

矢志教育改革   促进文化发展

由于历史的积淀，西北地区虽然由清真寺担当了阿语教学的重任，但一般都采用的是明清语言特色的经堂语，系严格的直译模式，主要流行于“口头讲经”。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发展，要掌握如马坚先生所说的“丰富而成熟的”阿拉伯语，并做到适合时代的中阿互译，进而促进中阿文化交流，经堂语（反映原貌的直译）已无法与发展着的文化形势接轨了。

作为经堂教育出身的马志信，对经堂语未能很好地继承和发展的现状，有着身临其境的认识，对一般穆斯林群众乃至阿訇只重念经不重中文的现实更是有着切肤之痛。

早在1958年受迫害入狱期间，马志信就萌生了改革民族教育的理想。后来，获释后与同窗好友高士俊等一边劳动谋生，一边经常探讨阿语教学改革、中阿并进等问题。

1978年，国家民族宗教政策虽然尚未完全落实，但由于邓小平推动的改革已经启动，政策相对宽松起来。马志信利用这一大好时机，与高士俊一起办起了半地下状态的“中阿业余学习班”，即中阿学校的前身。针对清真寺里只会讲话，不会说阿语、不会笔译的教育现状，作为中国人只讲阿语文字不重视中文的历史和现实，马志信毅然决然地采取了改革措施：

（一）改革经堂语，以现代语取而代之

在这方面，马志信并非是否定传统主义者，但他认为，400年前，胡登洲创立经堂语，乃是了不起的改革创举，毫不夸张地说，它应该是中阿文化交流的先河。可遗憾的是，后人未能做到既继承又发展经堂语，结果使经堂语既失去了原有的原汁原味的风貌，又不能与时代语言合拍，终于变为半文不白的口头讲经形式，与群众与社会关系脱节。

其次，经堂语只重讲经，不重口译、笔译，使学生将来只能当传统意义上的阿訇，却不能成为翻译家，更谈不上学者了。因此，这样的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只会讲经说字，却不能拥有生话中的一技之长，因而对社会的贡献只能是狭义的、局部的。

（二）提倡中阿并进式的授课方式

西北地区的许多穆斯林群众不重视中文，很大程度上与经堂语不重视中文有关。马志信青年时代就接触到《月华》、《伊联报》等先进杂志，得益于庞士谦、陈克礼等人的改革思想。

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为什么南方能出那样杰出的翻译家、学者，而我们西北，特别是人称“小麦加”的临夏就不能呢？后来，他如梦初醒，恍然大悟：这一切不外乎我们的传统教育不重视、甚至敌对中文！

于是，在西北这片干渴的土地上，他第一次引进了中阿并进的授课模式。马志信常对自己的学生说：对于中国穆斯林，中文的重要性不亚于阿文——尽管后者是古兰经、圣训的语言。他还说：即使你精通了阿语，念成了一个阿拉伯人，而不熟悉中文，你对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能有什么作为呢？

对于中阿并进的重要性，马志信总结道：其一，精通中文，方能更好地精通阿文；作为中国人，深厚的中文底子，是掌握“丰富、成熟”的阿语的必要前提。其二，只有精通阿语并精通中文，才能做到准确的中阿互译，才能留下永恒的译作。临夏盛传近现代的老十大阿訇和新十大阿訇，但由于他们没留下任何文字遗产，他们的“学富五车”也就随着他们的逝去而成为了历史传说。

马志信的改革道路并非一帆风顺。特别是民族宗教问题错综复杂的临夏，他的教育改革及办学理念一时掀起轩然大波。

有些人散布谣言说：马志信的改革教育意在“改革宗教”；改课本就是改“教门”。在临夏，宗教和民族是两根最敏感的神经。在大作家张承志笔下的临夏，宗教是生活中的“盐”。因而，对马志信的这一指控，就当时的环境而言，不啻是五雷轰顶，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

但马志信并没有因此而放弃自己的执着追求，因为他十分清楚，改革教育方式与改革宗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更换教材与更改“教门”风马牛不相及。前者只不过是一种媒介和手段，岂能与后者扯在一起？国家几乎每年都要对教材进行更改，对教育实施改革，最突出的是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化，这难道是更改教育方针和教育宗旨吗？就宗教内部而言，以前的先贤（包括四大伊玛目），没讲过现在寺里作为教材的“一路经”，是他们不懂“教门”，还是我们更改了“教门”？其实都不是。

曾几何时，“一路经”的开设，不外乎是一种教学尝试，一如胡登洲创立经堂语乃是一种教育改革一样。“一路经”中的《曼俩》和《白亚尼》，前者是阿语语法书（尽管传统上称之为“经”也罢），后者是阿语修辞书，都与“教门”无涉，而且都是数百年前的教材。教材数百年原封不动，乃是教育史上的奇事。

由于马志信义无反顾、持之以恒的办学精神，终于创出阿语教学的一条新路子。

时间是最好的证人：随着人们观念的改变，随着中阿学校培养的大批人才走向社会，马志信的改革思想逐渐为本地区民族群众所接受，而且延伸扩展到全国各地，全国十几所民办阿拉伯语学校的诞生，无不受到中阿学校的影响。中阿学校已然成了各地阿校的领头羊。不仅各地阿校，而且许多清真寺的教育亦走向艰难的改革之路。那种把经堂教育、经堂教材与“教门”混为一谈的现象已成为过去。马志信的教育改革，为民族地区民办学校提供了一个成功的模式。

注重民族团结  保持社会稳定

中阿学校的学生来自五湖四海，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操各种方言，各自有各自地方的风俗和习惯；从宗教信仰而言，又来自各个教派、各个门宦。与此同时，临夏的教派和门宦数目之多，居全国第一。据马通著《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史略》，光是门宦就有80多个。因而，搞好教派、门宦之间的团结，既关系到学校的教育宗旨、学生的学习氛围，又关系到学校在地方的生存和发展，并与当地的民族团结、社会稳定休戚相关。

江泽民提出的“宗教无小事”，在临夏尤其具有现实意义。教派之争，在历史和现实中对穆斯林群体造成的创伤已有目共睹；对国家、对社会造成的消极影响更是自不待言。作为生长于这种民族内讧环境的马志信，对这个问题有着入木三分的认识，并提出了解决民族内部矛盾、教派之间纷争的一些建设性意见：

（一）教派之争既有悖国家的民族宗教政策，又有悖伊斯兰教的根本宗旨。首先，国家对民族宗教政策的总体纲领是稳定压倒一切；具体来说，各个教派各行其是，互不干涉，以团结大局为重。其次，从伊斯兰角度而言，古兰经说：“你们当紧握真主的绳索，不要自己分裂。”（3：103）又说：“那些分裂自己的宗教而各自为政的人，你与他们毫无关系，他们的事情归真主处理。以后真主要把他们的行为告诉给他们。”（ 6:159）穆圣说：“穆斯林相杀，杀者和被杀者都进火狱。”“口不伤人、手不伤人者才是真信士。”

（二）教派之间的纷争，大多是一些细枝末节问题，与伊斯兰教的原则无关。因此，穆斯林应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在事关大局、一致认同的问题上互助合作，齐心协力；在有分歧的细节问题上互相谅解、彼此宽容。伊玛目艾布·哈尼法说：“我认为自己的观点是对的，但有可能错；我认为其他人的观点是错的，但有可能对。”伊玛目沙菲仪说：“我每逢与人辩论，总是期望真主让对方说出真理。”

近代一位学者去一个地方时，那里的穆斯林为斋月中间歇拜是二十拜还是八拜问题，闹得不可开交，几近互相撕杀。学者平静地问他们：间歇拜是圣行还是主命？两派穆斯林答：当然是圣行。学者又问：团结是圣行还是主命？答曰：当然是主命！学者遂说：那么你们何不注重圣行之前首先注重主命呢？学者的寥寥数语，结束了一场为细节而爆发的“战争”！

清代，两派穆斯林因礼拜中一个念词词尾是“代海”还是“代乎”的问题而闹到官府，聪明的县官断道：“海”很大，“湖”也不小，念“海”念“湖”随他去吧！

马志信常常以类似的典故提醒师生及自己所接触的群众。他说：我们要维护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同任何不利于民族团结、不利于社会稳定的言行作坚决的斗争。当听到一处穆斯林因细节问题而引发教派之争乃至发生流血事件时，他非常痛心地说：我们的群众何时既能理解教门的主次，又能认识国家法律呢？

当听到一个阿訇在讲坛上煽动教派意识、强调细枝末节时，他就说：稳定压倒一切，团结胜于其他。我们为何不讲这方面的经训呢？既然学派、教派的存在是既成事实，我们为何不能求大同存小异，而非要把一家之言强加于他人呢？历史的悲剧还不足以使我们警醒吗？

在临夏，乃至整个大西北，马志信是较早认识到教派之争对国家对民族的危害的人士之一。这一思想的诞生和发展，马志信的亡兄马志仲功不可没。早在七十年代，这位临夏穆斯林的智者就写出一篇著名的文章《吃了不念，既吃又念，究竟谁的对？》，对于正确理解教门，促进民族团结做出了不朽的贡献。以后，马志信创办的中阿学校，顺理成章地有了一个座右铭：填平教派的鸿沟，医治分裂的创伤。

发展中的中阿学校学生、老师中原来所属的教派、门宦形形色色，应有尽有，却能彼此尊重，和睦相处，一律以大局为重，细节为次。同时，马志信不分教派的思想对本地区教门的走向、阿訇们（尤其是年轻一代）的观念产生的影响亦不可小视。原来各派甚至一派中的各支派老死不相往来的现象少了；群众普遍开始喜欢并乐意聘请思想温和、顾全大局的阿訇，不喜欢既给国家又给教门惹麻烦的阿訇。

冲淡教派意识，拥护民族团结，保持社会稳定，已然成为本地区民族群众的普遍风尚——特别是有知识有觉悟、懂法律懂教门的一代中青年穆斯林更是如此。

马志信注重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理念不仅仅限于本民族内部，而是延伸到各民族、各团体。

1998年至2003年，中阿学校多次邀请当地军分区部队及武警总队的官兵到中阿学校，教同学们操练军体操等体育项目；中阿学校的师生又多次去部队住处与官兵一起举行球赛等联谊活动。从而，极大地促进了部队与当地群众的相互了解和信任，体现了军民团结的高尚风格，赢得当地领导和群众的普遍好评。

带动经济建设  扩大中阿交流

马志信常讲：没有国家的大好形势，就没有我们的办学环境；没有地方的经济做后盾，我们的办学理想只能是一句空话。针对本地区的民族宗教特色，马志信又从宗教角度说：伊斯兰教主张两世兼顾，反对苦行主义；鼓励社会建设，反对独善其身。他常引证圣训支持自己的观点：“今世是后世的耕耘之地。”“你为后世工作，好象明天死亡一般；你为今世工作，好象永生不死一样。”

鉴于马志信的这一指导思想，中阿学校自1989年审批，到2003年，已有十五届学生毕业，在校学生达3000多人次。毕业生绝大多数已走向社会，有的被聘到行政、实业单位，有的被中建公司、中冶公司和省建公司等大型企业聘用到巴基斯坦、伊拉克、利比亚、埃及等中东国家担任翻译。有80多名学生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和北京第二外语学院等高校进修；18名学生分别考入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等；先后共有200多名学生到巴基斯坦、印度、沙特阿拉伯、马来西亚、叙利亚、埃及、苏丹、伊朗、利比亚、约旦、阿联酋、泰国等国家留学深造，有的已取得博士、硕士学位，有的正攻读博士、硕士研究生。

临夏素有西北“旱码头”之称，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提出“东有温州、西有河州”的名句。由于中阿学校的学生几乎涵盖全国各个省市自治区，故有学生家长及慕名前来参观中阿学校的客人常来临夏，一年四季，络绎不绝。他们离开的时候，把临夏的地方特产（如手工地毯等）、民族用品（如各类号帽、纱巾）等带回自己的家乡，因而，很大程度上带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使临夏这个有着“小麦加”美誉的小城市更是闻名遐迩，远近皆知。在信息化时代，这种互动交流，对激活临夏的经济无疑具有推动作用。

马志信很早就提倡教学中听说读写四者并举，打破了传统教育只讲经不说话不动笔的模式。因此，无论是口译还是笔译水平，中阿学校在各地阿校及清真寺学校中都遥遥领先。这为学生毕业后可作多种选择提供了机会。近几年，有翻译潜能的许多毕业生到广州、深圳、义乌等南方城市的外国公司做翻译，或创办中介公司等。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临夏经济、文化及各项事业的蓬勃发展，临夏与中东国家一些公司的贸易往来也日趋频繁。因此，临夏州对外贸易公司有阿语文件需要翻译，或制作阿语资料时，总是求助于中阿学校，中阿学校则积极配合，倾力相助，从而，既为临夏的经济建设尽了绵薄之力，又使中阿学校名驰中外。

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当中阿学校尚处于半地下状态时，马志信就把她命名为“中阿业余学习班”，这就是中阿学校的前身。根据马志信的解释，“中阿”首先意在两条腿走路，中阿并通；其次是促进中阿文化交流，象王静斋、马坚等前辈学者那样，为我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友好往来、文化交流作出特有的贡献。

由于马志信坚持不懈地奉行这一教学宗旨，短期内中阿学校成绩斐然，名声大振。八十年代末，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在原临夏州州长喇敏智等陪同下来中阿学校参观访问；九十年代初，阿联酋驻华大使乌白迪先生在省市领导陪同下来中阿学校参观访问；时隔不久，叙利亚共和国总穆夫梯大法官卡夫塔尔由原中国伊协会长沈遐熙等陪同，来中阿学校参观，并同师生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2001年，有关领导陪同沙特驻华大使馆文化参赞阿布杜·克里姆·本·巴兹来中阿学校参观访问；2003年，沙特驻华大使白希尔先生由临夏州州长黄选平等陪同来中阿学校参观，并同校领导、老师们进行了友好的交谈……

这些访问活动，提高了临夏在中东国家的知名度，宣传了中阿学校的办学理念，同时为向外宣传我国的民族宗教政策提供了绝好的机会。

不仅如此，中阿学校在中东及南亚地区留学深造的数百名学生，负笈远游、刻苦攻读的同时，广泛与各国的学生、老师及当地人民交流思想，交流认识，把我国的人文、自然景观等介绍给他们，把我国的民族宗教政策阐释给他们；并配合我国驻那些国家的文化处举办中国文化展等活动，极大地促进了我国与各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和文化交流。中阿学校的学生们充当了我国在海外的“和平使者”——尽管他们名不见经传也罢！

沉船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如今的中阿学校，设有电教室、图书馆、微机室等现代化教学设施，拥有自己的教研杂志，创办了自己的网站，几乎每年都有师生的翻译作品问世，并数次承担培训各地阿校师资的重任。而她的学子，在神州大地、在海外他乡，正在不断开花、结果……

这一切，离不开马志信的心血，离不开他那海纳百川的胸怀和明智的办学理念。

愿中阿学校蒸蒸日上。

愿民族教育永葆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