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初期的一些首创性学科，对后来许多学科和知识的开发和繁荣产生了巨大影响。其中的一个显学便是圣训学。

圣训即先知的语言、行为、属性及先知所默认的言行。实际上，对圣训的收集和整理可追溯到先知时代。

为避免人们把古兰经与圣训混淆起来，先知初期禁止圣门弟子记录圣训，后来又允许记录，而圣训的口头传述却从未中断。由于古兰经指示穆斯林学习和仿效先知，先知去世后穆斯林遇到许多新的难题，在一些问题的看法出现了分歧，如对先知继承人问题、对某段古兰经的不同解释、在古兰经中没有发现对某一律例的断法，等等，所以对圣训的重视也就理所当然。

这一现实促使部分圣门弟子致力圣训的研究、背记和传述，其中比较突出的圣门弟子有四大哈里发（艾布·伯克尔、欧麦尔、奥斯曼和阿里）、圣妻阿伊莎、阿卜杜拉·本·欧麦尔、阿卜杜拉·本·阿巴斯、艾布·胡莱勒、阿卜杜拉·本·麦斯欧德、艾奈斯·本·马力克等人。

而且，一些圣门弟子，如艾布·艾尤布·安萨勒、阿卜杜拉·本·阿慕尔等在先知生前一直在记录圣训，先知未禁止他们。

在他们之后，部分再传弟子如罕马姆·本.穆南比西、艾布·祖白尔·曼基、伊本·西哈布丁·祖赫里等又步其后尘，之后相继出现了圣训集著作，如马力克的《穆宛塔》、伊本·罕百里的《穆斯奈德》以及奥扎仪、绍里等再传弟子的圣训集著述。

系统、严谨的圣训收集、考证和辑录工作始于再传弟子、哈里发欧麦尔·本·阿布杜·阿齐兹命令收集圣训之时。这时期考证和辑录圣训方面最为杰出的两位学者是布哈里和穆斯林，其次是提尔米基、艾布·达伍德、奈萨仪、伊本·马哲等人。

再后来，圣训的整理、辑录、考证和研究工作成了伊斯兰文化的一种时尚。几乎每个时代，都有一些著名的圣训学家，他们不是简单地去收集圣训文字，而且对圣训的传述系统（传述世系）、圣训正文的内容予以缜密、客观而公正的考证和研究，然后才把它们写进自己的圣训集中。

一些对伊斯兰文化、特别是对圣训学不求甚解的人以为，先知生前禁止记录圣训，直到先知去世三百年后才有布哈里等人开始收集圣训。他们还说布哈里对圣训的考证只要传述人虔诚即可，以此对圣训的可靠性提出质疑。

从圣训辑录史我们知道，先知只是在前期禁止记录圣训，恐怕人们把圣训与古兰经混同起来，后期又允许了，而并非一禁到底。

阿卜杜拉·本·阿慕尔等圣门弟子一直记录圣训的事实足以证明这一点。先知去世前古兰经降示完备，先知去世后第一位哈里发艾布·伯克尔下令将古兰经汇集成册，圣训与古兰经混同的担心便不复存在，圣门弟子们对圣训的背记和记录蔚然成风。

可见，圣训的收集和辑录并非在先知去世三百年后才开始，而是在先知生前就开始了，而且历经圣门弟子、再传弟子、三传弟子时代及以后的时代。

布哈里等伊玛目并非是圣训的最早收集者，他们只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又予以严密、科学的考证和研究，去伪存真，大浪淘沙，推出系统的、经过严密考证的圣训。换言之，布哈里等学者的工作不是从零开始，而是在圣门弟子、再传弟子、三传弟子及后来的学者成果之上的进一步筛选与考证。

可以说，圣训的收集与辑录，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从先知、圣门弟子时代到布哈里乃至后来的时代，从未间断。

关于圣训的考证方面，布哈里也从未说过他考证圣训的唯一标准是“传述人虔诚”，而是像许多圣训学家一样，不仅把传述人的操守、准确性、传述人之间的连续性等作为传述系统正确的标准，而且把不违背古兰经和伊斯兰原则、不违背正常理性、不违背先知的语言风格等作为圣训正文正确的标准。

圣训学家对圣训的研究与考证方法，为穆斯林学术乃至世界学术提供了最为科学、客观的方法论。它不是简单地去看某个消息的内容是否是我们所喜欢的，或是符合理性和事实的，而是首先对消息的发出者予以考证：他们有无说谎的可能性，他们对消息的掌握是否准确和全面，他们有无对该消息的倾向性或敌对性，然后再考证消息本身是否符合人们的正常思维和客观实在。

纵观新闻的倾向性已是公开的秘密的西方媒体，我们不难认识到圣训学家方法论的科学性和客观性。

正是这种科学的方法论，推动了穆斯林世界地理学、历史学、社会学、哲学乃至天文学、医学等学科的发展与繁荣，使伊斯兰思想史出现了伊本·鲁世德那样的法学家、医学家和哲学家，伊本·赫尔东那样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