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昌市经久乡清真寺碑

碑高143厘米，宽80厘米，碑文如下：

清真碑记(碑额)

真主降天房于西域而生大圣人则清真一教遂遍传于中国矣是教也无形可指无象可贴其为道也不外君臣(1行)□子之伦道德仁□之旨总之纯一不二□人尽人以还□去伪以存诚而已然有地而无施□之地则人□□(2行)有地而无维持之人其道□何以□乎先人于洪武年间由滇省大理府移往建昌合营村□奉吾教□(3行)甚□□吾道也甚博于合营修建清真寺宇诱化众人五时朝拜(4行)……大清康熙伍拾二年岁次壬辰仲春款(18行)

二、西昌市九龙玉石塘清真寺碑

碑高155厘米、宽85厘米。

名留后世碑(碑额)

从来有功不没所以启人之建功也有善不忘所以发人之向善也□□辨理(1行)主圣之事为众出力之人操心用力受苦受累迨其后湮没功劳声名不传者往往多□(2行)要必垂碑勒石明其心志表其所为□出寻当事之人功苦庶几彰于一时扬于后世(3行)焉如我扶风氏起自云南大理府青石桥马家巷始祖马登玉官授指挥之职洪武二十(4行)五年奉旨至建征伐越鲁镇守南夷年□致仕落业玉石塘上有山场一段下有水田一(5行)分升课报粮载在县册世历两朝人经几辈世守为业至万历年间合族招佃张位等(6行)……留于今时之后人乎故垂碑勒石以志前人之功若千古不朽云西迤逸士马尚麟   题(20行)大清道光二十年八月十八日  吉日立(21行)

三、西昌市九龙玉石塘清真寺碑

碑高152厘米、宽74厘米。

亘古维昭(碑额)

尝思创业维艰守成不易如我先祖马金玉起自云南大理府官授指挥之职征平越鲁落业于斯留有山场一分申课报粮护(1行)蓄树木以作茔地汲水灌田其创业则甚艰也自明入建阅百余年世历两朝人增千口闻者咸称巨族焉(2行)……想我□祖不远千里而(12行)来创此数十里之基业固属有能当今缠讼数年费银数百使非我族马映凤马玉成马玉瑞马玉佩马启俊马成龙马启廷等□(13行)元诋敌克决必受其大害其守成又岂易乎更望我族上体先人之志下开子孙之业生生世世长发其祥子子孙孙永守勿替庶(14行)不负祖宗之意也因勒石垂铭以志不忘云马启宇沐手撰并书(15行)总理马应凤马玉佩同辨(16行)大清光绪二十年岁次□□□□

四、西昌沙锅营清真寺碑

碑高130厘米，宽56厘米，碑文如下：

乃升龙祖之主器也，原籍江南苏州府，青石桥，马家巷、十三里。□(1行)祖马纲自洪武二十五年至建昌卫，镇守宁番嘎嗄至三代□(2行)应元，应权、应忠祖落业小麻柳，大麻栗树有白绫约为据，后(3行)人掌管过西溪，应权祖落业沙锅营，至中代祖马天良迁居星宿(4行)……□曷□□克臻此耶聊述梗概以志不朽(10行)

以上四张碑近所处的几个回族村落地理位置都很接近，关系较为密切。结合史籍分析可看到这一地区回回迁徙的脉络。

洪武二十五年，在建昌的确发生过越鲁之役。据《明太祖实录》卷一四九说：在洪武十五年，元朝一将领叫月鲁贴木儿，投降了明朝，明王朝仍授他为建昌卫指挥使职。又据《明史·四川土司传》和《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七说：月鲁贴木儿在洪武二十五年，联合德昌，会川、迷易，柏兴，邛都，并西番土军万余人发动叛乱，到处烧、杀、抢、掠，后来明王朝“诏都督聂纬等总兵讨月鲁贴木儿”，并调遣四川，贵州，云南军队。云南方面由兰玉率领，四川由都指挥使瞿能率领，分路镇压，经过激烈战斗，兰玉在柏兴州诱擒月鲁贴木儿，并交送京师处置。又据《滇考·明三将军平云南》载：洪武十四年秋八月，颖川侯傅友德为征南将军，永昌侯兰玉为左副将军，西平侯沐英为右副将军，率师三十万征云南。洪武十五年攻下大理城，接着友德分兵取鹤庆……北攻建昌。元平章月噜铁木儿降，云南悉平。二十五年，亦命凉国公兰玉讨建昌叛酋月鲁，俱有功。从以上史实和碑文对照相符，说明迁往建昌的回族都是同时(洪武二十五年)同一原因(征伐月鲁)迁往建昌的。

又九龙玉石塘清真寺碑和经久乡清真寺碑都说他们是从大理府迁往建昌的，而且九龙玉石塘清真寺碑还详细刻下了起迁地点——大理府、青石桥、马家巷。虽然这两方碑所记起迁地点与沙锅营清真寺碑所记的有出入，然而从沙锅营碑所记“原籍江南苏州青石桥、马家巷、十三里，□祖马纲自洪武二十五年至建昌卫。”这句话来看，说明沙锅营、经久，九龙玉石塘等村乡的回族都是从同一地点，同时迁往建昌的，因为决不可能出现在洪武二十五年，一个从江南苏州青石桥、马家巷，另一个也从大理府青石桥、马家巷迁来的巧合。那么青石桥、马家巷，十三里是在大理还是在苏州呢？笔者认为是在大理府。据查大理盛产大理石，青石。用青石建造的桥比比皆是，用桥名作地名，村名也不少，如今大理南五里桥村，湾桥村就是因村旁有一青石桥而起的村名。另据民国修的《大理县志稿》中(卷三建设部城市十二)古今地名对明表上可看出大理城东北段因有一青石桥，这一区域就叫青石桥，后改青石桥为延寿里。另外象延寿里，××里，这样的名称在此表中也有十多个，因明洪武十四年，云南行里甲制，110户为一里，乡村称里，所以明军屯驻大理后就形成十多个里编制的乡村。还有大理城内以家族姓氏起的巷名也不少，如杨家巷、阮家巷等等。所以从《大理县志稿》中所反映的地名称谓与西昌碑所记的有很大的相似之处，笔者认为青石桥、马家巷应在大理府，现因马姓人家迁走，以后大理也就没有马家巷了。但沙锅营碑所提到这批回回原籍是江南苏州也并非妄言。据云南回族历史调查材料以及一些有关回族历史的记载，明朝时大批的回回军进入云南，传说征伐云南的明朝将领兰玉，沐英就是回族，他们从江南一带率领的三十万军队中，其中有许多是回回军士。云南保山回族沙澄在讲叙祖籍时说：他们的祖辈是南京柳树湾人，明朝时随兰玉，沐英征云南来的，玉溪大营回族也说他们是随沐英入滇，来自南京，驻军玉溪后发展起来的。大理喜洲上新庄一位名叫马尉文的老者在其遗著中写到：“据老人说：我们是江苏省南京应天府柳树村，桥头第三家，因先祖奉命南征，承平以后就落籍在这里，承当时政府之照顾，随便我们先祖择地安居乐业。”(注1)

在腾冲一份明代朱姓族谱中，有民国三十年由明瑞华(祝三)撰写的遗稿中也说：“尝思木有本，水有源，人可不崇本，而渊源。盖追其明氏之源者，世系列腾之始祖都指挥讳明恭，原籍南京应天府七溪县人氏也，即今之江苏省江宁县。于洪武三年奉调南征，攻平缅甸后，驻守边疆。” (注2)

巍山回回登伏波，纳俊撰写的《回回登今昔简况》中写“明太祖推崇伊斯兰教，传说亲作《至圣百字赞》，令在全国广建清真寺，重用回族(人)作军事，天文大臣，全国回族处于一个上升时期。回回墩(登)在原来的基础上有更大发展，人口猛增。随明将傅友德，沐英南来的江南回族也在回回墩(登)落脚，先后有朱、马、忽、米、杨五姓家族和原来的铁、石、龙三个家庭。” (注3)

我们在对大理地区(洱海周围)许多村寨的调查中都有祖籍来自南京应天府柳树湾的传说。下关山西村，天井村的白族群众有此一说；大理北五里桥，湾桥一带的农村也有此一说；剑川、洱源一带的农村也有此一说。再从洱源农村女性装束来看，头顶是一块蓝色地起白花的布为头巾包裹，上身为右衽蓝布短衫，腰围黑色或蓝色短围腰，这种打扮与江南一带的农村妇女打扮很相似。还有大理的房屋建筑特点，门窗的雕刻艺术，扎染布的花纹色彩，都与江南有相似之处。说明大理地区明代从江南迁来的人不少，后来一部分人都融入到白族之中，他们带来了江南文化，大理从明代起汉文化程度有很大提高。

从民间留存的资料，反映出明代迁入大理以至整个云南的江南地区汉族和回族不少。再从史籍来看，《滇粹云南世守黔宁王沐英传附后嗣略》中说：“英(沐英)，携江南江西人民二百五十余万人入滇，给予籽种、资金、区别地亩，分布于临安、曲靖……各郡县，……春(沐春)镇滇七年(一三九一年至一三九八年)……再移南京人民三十余万(入云南)。”以此记载可以看出明朝从江南移居云南的人不少，云南许多回族就是在此时迁入的。故西昌回族，原籍江南苏州是完全可能的。

以上几方碑，让我们了解到明朝迁往建昌的回族情况，即洪武十四年，一支原籍江南苏州的回回军，随沐英、兰玉征云南，洪武十五年征服大理后，驻军大理，事隔十年，到洪武二十五年，建昌月鲁贴木儿反，这支回回军一部份又随兰玉征越鲁，按明朝实行的军屯政策，从征后就在建昌落籍。这几方碑，立碑时间最早是清康熙五十一年，最迟是光绪二十年，所以作为研究云南，四川回族历史有一定的价值。

(注释①②③回族社会历史调查(二)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一，中国少数民族社会主义调查资料丛刊。)

(作者系大理州文物管理所副研究员，本会常务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