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藏传佛教为例，它早期奉行“七户养僧”的规定，僧侣的费用直接摊派到劳动者户下承担，寺院本身没有库藏积蓄。随着“政教合一”统治的不断强化，寺院与上层僧侣拥有许多经济特权，如寺院拥有雄厚的生产资料和一定数量的依附人口，通过出租土地、牲畜，经营商业和宗教活动等方式获取可观收入。在青海，东部农业区的寺院多以经营农业为主。据调查，塔尔寺到解放前夕，寺田达103400亩，佑宁寺有田地49000多亩。玉树、果洛地区等牧业区的寺院，则主要经营畜牧业。如果洛白玉寺有羊5500多只，牛2400多头，马400余匹。海南、海北、黄南等地区的寺院，农牧兼营，如门源仙米寺解放前有耕地600余亩，牧场3处，羊3100只，牛近1000头。各地寺院都兼营商业，规模较大者，农业区首推塔尔寺，该寺常年用于经商的白银达4万两之多；牧业区首推结古寺，寺内设有管家，管理50人组成的商队，配有枪支、马匹，经常来往于西宁、拉萨、打箭炉（康定）等地，进行商业经营。

     尽管历代统治者不断予以赏赐，并给予许多经济特权，使藏传佛教逐步成为拥有一定经济势力的集团。但是佛教重来世、淡现世的观念深入到信教群众的思想观念中，把一切希望寄托于来世。信教群众的生活中宗教活动最为重要，虔诚的信教群众往往“竭财以赴僧，破产以趋佛”，把自己的劳动所得源源不断地送往寺院，从而在客观上阻碍了民族经济的发展。同时，有限的物质资料，没有用于社会基础建设和经济建设上，而是投入到建造寺院上。解放前夕，青海全省有较大的藏传佛教寺院650多座，加上规模较小的活动点，不下千座，从而影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再看伊斯兰教。伊斯兰教两世并重，经济是伊斯兰教发展的基础。唐代，把伊斯兰教带入中国的是来自阿拉伯和波斯的穆斯林商人。宋代和元代，大量回回人移居青海，这些回回人中相当一部分是以经商而移居者。伊斯兰教鼓励穆斯林经商，穆斯林商业经济又促进了伊斯兰教的发展，二者相辅相成，互为条件，构成了伊斯兰教在中国独特发展的历史。这就使得回、撒拉族善于经商，崇尚商业，其成员在精神和性格上富有商业精神。

     回、撒拉族群众聚居的地方均建有清真寺，清真寺不仅是回、撒拉族穆斯林宗教活动的中心，而且也是经济中心。清真寺经济的来源有卧各夫收入（宗教公产），寺院经济收入，供养收入，乜贴（施舍、捐赠）收入等。如西宁东关清真大寺解放初期有500多间房屋（包括民用住房、铺面、大寺本身建筑），574亩土地，45000多银元，其中房屋和土地多为修建大殿和南北楼时私人所捐，45000多银元为马步芳1946年捐赠。土地和房屋当时用来出租，地租一般一年能收3000多斤粮食，房租每月收1200多元。清真寺直接组织经商，带动了广大回、撒拉族穆斯林商业活动的展开，从而使经商成为穆斯林社会中一种传统习惯和崇尚风气。在城镇，回、撒拉族多从事商业饮食业，在农村，除务农外大部分兼营工商饮食业。

     当然，由于历史的原因及教育发展的滞后，尽管回、撒拉族有强烈的经商意识和善于经商的精神个性，但大多数是小商小贩，小规模经营的商业饮食业，缺乏具备现代经营管理的人才和企业。总之，长期以来，宗教影响着信教群众的经济思想和经济行为，从而使信教群众的经济生活与一定的宗教形成密切联系。

     三、宗教与教育

     任何一种文明的发展，任何一种宗教的传播都离不开教育。历史上，全民信教的藏、回、土、蒙古、撒拉族人民一般接受传统的寺院教育。在信教群众的心目中，寺院就是学校，喇嘛、阿訇就是有学识的师长，学习的内容就是经书经典。

     9世纪上半叶，藏族翻译事业的兴旺和文化事业的蓬勃发展，以及后来的文化教育、文学艺术、天文历算及医疗卫生等诸方面的全面昌盛，绝大部分都是在藏传佛教寺院中进行的。千百年来，寺院不仅是僧尼进行诵经修持等各种宗教活动以及供信教群众顶礼膜拜的场所，而且也成了文化教育中心，是研习佛教和藏族语言文字、天文历算、医药卫生、工艺建筑、绘画雕塑、宗教舞蹈等多种学科的场所。藏传佛教寺院的教育制度，以格鲁派的比较完备且影响较大。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教育体系，同时创造了一种崭新的教学方法———“五级循序渐进法”。

     寺院教育学制严格，一以贯之。由于显宗重学习、理解和研究，密宗重实践、验证和修行，这就决定了必须有严格的学制，按部就班，一级一级，循序渐进，由浅入深。课程固定，教科书不变，学僧们修习经论，次第分明，学完一种，再学一种，强记熟背，融合贯通，以达到专精的目的，而且学位考试严格，程式独特，师长以辩论方法授业、传道、解惑，因而学僧学习期满后，亦以立宗论理、接受质疑、循规答辩等一套既定模式在众人面前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