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作家都德的短篇小说《最后一课》，讲的是普法战争时的故事。这是一篇优秀的爱国主义教材，一直选在中学语文课本中。我至今仍然清晰地记着我的语文老师讲述这篇课文时严肃激越的神情——它和小说中抒发的情感是那样地合拍。

    小说中韩麦尔老师有一段话，多年来，我一直品味、咀嚼：

    接着，韩麦尔先生从这一件事谈到那一件事，谈到法国语言上来了。他说，法国语言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最明白，最精确；又说，我们必须把它记在心里，永远别忘了它，亡了国当了奴隶的人民，只要牢牢记住他们的语言，就好像拿着一把打开监狱大门的钥匙。

    当法国人被迫向普鲁士侵略者缴出家园、财产、人身自由的时候，语言就成了他们最后一笔永远不会缴出的财富。它是维系民族情感的纽带，构筑精神家园的基底。有了语言对心灵的守护，一个民族的精神便激荡腾跃，生生不息。韩麦尔老师说：“亡了国当了奴隶的人民，只要牢牢记住他们的语言，就好像拿着一把打开监狱大门的钥匙。”仅此一点，我觉得他已把握了历史的本质。

    美国长篇小说《根》里面有这样一个情节：黑人主人公一次次地逃亡，一次次地被打得皮开肉绽，但决不接受白人奴隶主给他的英文名字，而坚持用非洲母语称呼自己——哪怕加倍付出皮肉之苦也在所不惜。于是，我理解了：名字，虽然只是一个符号，但它蕴藏的却是对故土家园的深情回望，蕴藏了对发生在个人及群体中的历史记忆。不用再三品味，你便能感觉到其中沉甸甸的含义。我相信，每一个远离母语家乡的游子，都能体味出这份情感。

    回族先民是这样的一个群体，当他们驾着云帆，骑着骆驼，手执香料与珠宝来到遥远的东方进行商务贸易的时候；或者遵从穆圣“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的教诲，进入盛世的文明古国进行文化学习与交流的时候；或者由于战争的变故，被迫征调进入华夏大地的时候，我想象那一定是一幅色彩斑斓的语言景象——阿拉伯语、波斯语、突厥语以及南亚语，是他们这部分人或那部分人的交际语言。

    是的，这就是东来的回族先民。他们坚守着共同的信仰而操持着不同的语言，这样的语言景象存在了几代人、百年多的时间。

    首先可以稽考的是那些石刻资料。那年大年初二，正是万家团圆之时，我进入泉州海上交通史博物馆，按照“阿拉伯人、波斯人在泉州”的条幅指引走上二楼的石刻馆。馆内空无一人，一任反复浏览。我安静地与那些坚硬的花岗岩面对，进行着多语言的对话。

    福建泉州也门人建寺碑，约立于元代1279年至1367年期间。背面文字：“虔诚、纯洁的长老，也门阿布扬人奈纳·奥姆尔·本·阿赫迈德·本·曼苏尔·本·奥姆尔建筑了这座吉祥的清真寺大门和围墙。乞真主恩赐他，宽恕他。”可以肯定，这个虔诚的南也门富商，从濒临红海、亚丁湾的阿布扬——这个当时阿拉伯半岛南部最繁荣的商业区来，操着一口阿拉伯语。

    赫蒂彻哈通墓碑，记录亡人是“已故丞相提哈迈人胡瓦尔·穆艾努丁的女儿”。提哈迈，位于今沙特阿拉伯希贾兹地区以西的红海沿岸，这明确她是来自于阿拉伯半岛的穆斯林。

    这方石碑，“黄公墓”与“百氏坟”两行拙朴的大字从左至右竖排分列，下面刻三行阿拉伯文与波斯文混合文字。这透漏出它是阿拉伯人、波斯人共用的墓地。

    中式祭坛墓葬顶石碑，正面虽然刻着六行阿拉伯文字，但据译文，亡者是来自波斯霍拉桑纳萨人哈吉的女儿法蒂玛。

    艾米尔·赛典赤·杜安沙墓碑。“杜安沙”，突厥语“杜安”（鹰）与波斯语“沙”（王）的混合。他的祖上是一位将领，从布哈拉来华。不是以突厥语为自己的母语，怎能起个突厥语的名字?

    一遍遍地摩挲着石刻，试图复原先人的语言图景。“石头的胜利！”蓦然想起那篇美文的标题。然而，石头提供线索却不能提供细节，好在还有文献的记录。

    我一直在猜想，在这个强大的、多语言的移民集团中，有没有一种共通的语言呢?在穆斯林之间，也应该有一种语言以便于他们的交流。这种猜想在文献中还是得到了部分证实。简单地说吧，在移民最盛的历史时期，东来的回族先民以波斯人和波斯化的突厥人为主。史籍所见，满目都是波斯属地、波斯来人。从一些回回人可考的祖籍地来看，途思、不花剌、祃椔答尔、剌夷、忽木、哈马丹……均为波斯的领地。也不妨举出几个叱咤风云的人物来：著名的政治家赛典赤·赡思丁，来自于波斯属地不花剌，即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杨志玖先生推测赛氏家族的语言可能是波斯语；窝阔台时期的法蒂玛，这个以俘虏之身进入政坛，权倾一时的女流之辈，即来自于当时波斯呼罗珊最大的城市之一途思或称徒思（今伊朗马什哈德）。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在泉州旅行时，结识了不少穆斯林，而这些人全是波斯人。

    那个时代，波斯语不仅仅是多数回族先民的母语，还是一种国际通用语言。人们注意到旅行家马可·波罗在中国游历近二十年之久，但他并不懂汉语，而是凭借着波斯语畅行无阻。在马可·波罗的游记中，他往往用波斯语来指称中国名物，北京的卢沟桥叫做保尔珊，即波斯语石桥之义，云南人被称为察唐唐，即波斯语金齿之义。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金吉堂先生在《中国回教史研究》中推测说：“回教虽以阿剌伯文为根本，第以其传来中国者，多波斯人或自波斯地面，或使用波斯语文之各族人士，故当蒙古统治中国期间，波斯语文在各个不同之语言文字间，至成为官场中之官话。”

    波斯语的这种影响甚至延及明代：明朝政府在十五世纪建立的回回馆，负责波斯文翻译和培养波斯语翻译人才。郑和下西洋时随身所带的翻译官必须有通波斯语者。其中，在二下西洋船队返航途中，曾停泊于锡兰山（今斯里兰卡）南部港口，并在加勒附近的土丘上竖《布施锡兰山佛寺碑》（公元1409年），如今该碑保存在科伦坡国家博物馆。石碑上刻着汉文、泰米尔文和波斯文三种文字。汉文部分主要是礼赞释迦牟尼佛对船队远航的庇护；泰米尔文颂扬印度教大神湿婆；波斯文则赞美真主安拉和伊斯兰教先贤圣人。

    但是，波斯语却没有在操不同语言的回族先民中取得“高层语言”的地位，没有成为这个移民集团最终的心灵守护者。经过历史的演变、语言的融合，这些人还是选择了共同的交际语言：汉语。用汉语表达思想，交流感情。

    一种语言即是一种文化。人类语言学家对于世界语言的不断消亡、减少怀着一种痛心疾首的心情。但“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人口的规模、政治经济文化的地位等各种因素，都决定了人类的语言一直要处在这样的一个流失过程中。不管怎么说，与庞大的汉语人口比，东来的回族先民数量是偏小的，况且又分为阿拉伯人、波斯人、突厥人等不同母语人群。他们遍布天下，分布全国，形成了一个个的“语言孤岛”，不足以成为一个可以保留自己母语的独立的群体。处在汉语汉文化的包围之中，汉语才是共同的语言、共同文化的共同载体。东来的回族先民又大多都是一些远离故土、无家可归或有家难回的人，他们的身份主要是使臣、商人、军政上层及部属、军士、教士、工匠、科技人才。他们万里远徙，在新的国度组成新的家庭，用新的语言即汉语交流、生活。这都加速了回族先民母语的消亡。从此，他们与母族地理暌隔，与母语渐行渐远。

    行笔到此，为了避免我的意思遭到误会，我还必须指出：与普鲁士人强迫法国人缴出语言不同，与白人奴隶主强迫黑人奴隶接受英语姓名更不同，回族先民失去自己的母语，与其说出于被迫，毋宁说出于自愿与需要——认同的自愿与生存的需要——虽然，当时的统治者也下了限制他们讲母语的律令。

    失去个人的母语，是一种求同的过程。与一切初期的移民集团一样，或许先辈们有着“勿忘祖宗言”之类的教诲，或许存在着难以割舍的情愫。但这群信仰共同的人，找到了共同的母语故乡，在新的母语故乡中坚持信仰，接续传统，发展文化，凝结共同的文化心理。

    历史学家认为，共同选择汉语，是回族成为一个民族的重要标志之一。远离汉语家乡，流落到中亚的回族人也把它作为自己有别于俄罗斯人、塔吉克人、吉尔吉斯人的一个重要标志。这就是国际社会所说的中国回族人。汉语是中国回族的民族语言。

    然而，历史毕竟是难以遗忘的，语言也是难以遗忘的。科学研究发现，人类只有两样东西根深蒂固，一脉相传：一个是遗传代码，一个是语言。

    你如今沿着广袤的西北乡村小道自东南西行北上，途经一个个回民村落，不用更多的深入而只需稍作停留，便可以听到诸如此类的村言土语：

    哈瓦尼劳叨，不听话，伊斯纳尔行匪。

    或者听到那些光着屁股、蹦蹦跳跳的顽童在毛毛细雨中高唱的童谣：

    阿斯玛的雨儿大大下，

    精尻子娃娃不害怕。

    还有他们在自家的院子、打碾糜谷的场上，呼唤同伴戏耍的吆喝：

    奥勒赤抓鸡娃儿，娃娃伙儿快耍来。

    或许你会有一种异样的感觉，或许经过考证你才能理解其中一些语词的含意。哈瓦尼，阿拉伯语，意为小家伙、小鬼；劳叨，波斯语，调皮、滑稽；伊斯纳尔，维吾尔突厥语，又、偏要、光；行匪，古代汉语，指干坏事，回族口语中有“行匪干歹”之语；阿斯玛，波斯语，天；奥勒赤，突厥语，意为猎鹰。三段话的意思是：小家伙太调皮，不听话，偏偏干坏事；天上的雨大大下，精尻（方言读勾）子娃娃不害怕；老鹰捉小鸡，小娃娃们快来玩。这样的语词在回族话中大量存在着。

    伽达默尔说得好：动物依靠自己身体的气味或撒下的便溺来辨认自己的来路，人却通过语言来辨认自己的来路，一个人是这样，一个社团、一个民族都是这样。

    阿拉伯语、波斯语、突厥语、蒙古语……既是回族话的语言底层，也是回族的人种底层、文化底层。它是现今仍然活着的古代遗物，是已经逝去的遥远历史的回响，是对种族、血脉的记忆，是这个民族的指纹，是在多民族的中国，这个民族有别于其他民族的重要文化特征。

    由于对母语词汇的深刻记忆，由于在宗教生活中对阿拉伯语、波斯语的不断温习，还由于用新的汉语故乡编织自己的文化理念，回族人对于自己所使用的汉语进行了独特的塑造。于是，一种新的汉语言形式出现了。社会语言学家有一个专门的术语描述它：语言变体。《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指出：“在社会语言学兴起之前，标准语是语言学家研究的主要对象，是正统的和受尊重的；与之相殊的土语、混合语、地域方言等则被认为是一种二等语言，不值得重视的。社会语言学兴起以后，这种偏见被取消了。社会语言学认为，因地域、阶级、阶层、职业、性别、年龄而引起语言变异是自然现象，由此而产生的语言异体都应予平等对待。英国英语应予尊重，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各种异体英语也应予尊重。”

    对于这种异体的汉语或者说汉语的变体，学术界历来没有给予重视。

    深谙回汉族方言或者在回汉民族杂居地区有相当生活经历的人，或许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在回汉杂居的方言小区内，回族人和汉族人的方言就是不一致。语言学家经过一系列复杂的技术操作，诸如声韵调的描写、语法词汇的分析才能准确地说出这种不一致，而底层的群众完全不用这些技术手段，只依靠他们的听觉和语感便能迅速把握。回族人与汉族人初次见面，经过三言两语的交谈，回族人可能会告诉你：和我说话的这个人，是汉民的“声气”。“声气”的意思大略就是“声音语气”。或者，汉族人可能会告诉你：那个人是回民的腔调。记得有一次我下乡到宁夏北部的石嘴山市，负责接待我的汉族同行在旅途中向我学说宝丰回民的说话腔调，惟妙惟肖，出神入化。但他并不是一个搞语言研究的人，只是久居该地，十分熟悉当地的语言和风俗人情而已。在每一个回汉杂居的方言岛中，都有这种差异的例证。

    这一切，就是回族话与一般汉语的差异。差异，构成了回族话的区别性特征，也深刻地反映着回族精神文化的独立特征。而且，我进一步猜想：它的形成，根源于遥远的记忆——回族人民对那已经逝去的遥远的历史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