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西南各族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在充满阶级剥削和民族压迫的旧社会，曾先后暴发过苗族、仡佬族、布依族、回族等民族反抗封建统治者的革命暴动以及反对蒋介石国民党的一次又一次的革命斗争.

　　一.苗族仡佬族起义

　　元末明初年间，今北盘江畔普安、晴隆、水城、郎岱(今六枝)交界的崇山峻岭中，聚居着许多苗族和仡佬族人民，他们为反抗当时的统治者而云集在普安让里(今龙吟)一带铸造刀枪和钱币，自立为国，声势浩大，威震明廷。因此，洪武三年(1370)明廷采取“调北征南”的措施，派指挥使胡源率兵前来征剿，义军英勇抗击，转战城子洞大兵营，固守普纳山根据地，机智地从山上推下巨石，砸得明军纷纷逃遁。明洪武四年(1371)，明大将军黄迁仕率兵猛攻普纳山，义军与之血战获胜。洪武六年，明军再攻普纳山，义军与官军激战，最终失败。义军将士用鲜血和生命留下的英雄业绩，在今龙吟附近的布路者恩冲铸钱山洞及普纳山古战场依然可见。

　　二.南笼布依族起义

　　清朝统治者在贵州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后，加剧了阶级剥削和民族压迫。清代官吏、地主、高利贷者纷纷进入布依族居住地区，与当地农村中的土目、亭目、把事勾结起来共同剥削、压迫农民，霸占了大量土地的土司，不仅强迫农民种靠“印田”，而且平时要强迫农民为其服各种劳役，以供其婚丧、宴客、住、行及一切吃喝玩乐使用。封建地主、官吏、甚至差役兵士也利用一切机会敲榨勒索人民，连穿民族服装也被指为“违制”而受罚，南笼布依族起义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中爆发的。

　　清嘉庆二年(1797)，暴发了以布依族青年王囊仙(女)、韦朝元为首，布依族为主体，有苗、汉各族人民参加的反清起义——南笼布依族起义。起义斗争历时8个月，震惊了清廷，是清朝前期黔西南一次震动面大，影响深远的农民革命斗争。

　　起义首领是南笼府城南乡洞洒寨布依族青年妇女王阿从，她平时用草药治病，深受百姓尊重，人称为“囊仙”，意即“仙姑”。另一布依族首领韦朝元，住在与洞洒相邻的当丈寨，既会医道又会拳术，不仅徒弟众多，而且号召力强。

　　乾隆六十年(1795)，南笼镇总兵花连布率镇军前往镇压石柳邓在松桃发动的起义，南笼防守空虚，王囊仙、韦朝元便抓住这有利时机加紧策划武装起义。于嘉庆元年(1796)冬，以木刻为信号辗转通知各地群众到洞洒、当丈集中，准备起义，布依族农民“翕然从之”，苗、汉、彝族贫苦农民也纷纷赶来响应。两寨陆续聚集了数千人，公推王囊仙、韦朝元为首领。同时建立组织，按军、政、巫三类给予封号和职衔。接着在洞洒、当丈两寨修木栅、石城，又聚集粮草、器械。由府城合家投入义军的汉人桑鸿升任主谋军师并起草文告，部署起义。

　　嘉庆二年(1797)正月初，韦朝元命府属北乡马房寨的黄抱良(大王公)领先起事。黄在北乡杀塘兵，点燃了起义的烽火。起义爆发的当夜攻下普坪，切断了南笼官兵北逃的去路。翌日，义军迫近南笼城郊，包围府城。知府曹廷奎惊惶失措，触楹柱而死。因守城官兵人数不多，府经历(官名，知府的助手之一)金淳、把总杨文海急调乡勇入城据守。由于城池坚固，官军器械精良，加之凭借有利地形，居高临下，并用大炮轰击，义军虽勇猛攻坚，用火把城门上的铁皮都烧红了，仍攻不下。在围城战斗中，大王公头部中弹阵亡。

　　南笼起义后，府属之永丰州、普安、册亨、新城、黄草坝、捧鲊城皆被起义军包围，安顺府之永宁州(今花江)、归化厅(今紫云)及贵阳府之广顺州、长寨厅(今长顺)、定番(今惠水)、大定府之威宁州(今威宁)、黔西州(今黔西)、平远州(今织金)等地的布依、苗、彝各族农民也揭竿而起，响应起义。义军各围其城，“储城告警”，清朝驻军一片慌乱。义军一时风起云涌发展到数万之众。

　　义军声威震惊了清廷，嘉庆皇帝恐贵州巡抚冯光熊“一人照料难周”，特命正在铜仁镇压农民起义的云贵总督勒保“轻骑减从，驰赴南笼”，又命珠隆阿、张玉龙等将领带兵“前赴南笼，星速剿捕”。各处义军与勒保等带领的官军进行了长达数月的浴血奋战，纷纷失利。嘉庆二年8月15日，勒保调齐各处镇军围剿洞洒、当丈两寨。义军奋起抵抗，挥舞大刀、长矛与敌展开肉搏。两寨皆被攻破，义军点燃冲天烈火，纷纷投入火海。王囊仙、韦朝元精疲力竭，在烈焰中被俘，后与王化明、韦抱堵共四名义军首领被押解到京城杀害，桑鸿升等大小首领及义军被勒保“全行斩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