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通回族的“地下”史

       要写这篇文章的诱因是这样的一句话：“探知该匪夙业挖煤者居多，诚恐开通地穴，暗攻入城。”

       那时，我放下教务卷了铺盖来到西宁进修，为了不辜负上有老、下有小一家人的期望，读书特别用功：在苦读中文、恶补英语，兼顾家务的同时，一头扎进回族史，特别是对家乡青海回族的历史格外关注。明知将来不会吃史学饭，在这方面也不会有什么造诣，但我还是一头沉了下去。在大学图书馆里，最让我眼睛一亮的是白寿彝先生牵头编辑的《回民起义》。这是四厚本竖排的繁体字著作，于我当时的水平，读起来有点难度，但是，对此我并没有产生丝毫的畏怯。因为这本书里写到的内容，许多还都是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口头上传着的，他们虽然在那个时代里遭逢了“白俩”（灾难），但是凭着信仰，他们并没有彻底灭绝。这于我始终是个感兴趣的话题，尤其是在那个热衷于寻根的时代，我简直如获至宝。
 

       一页页打开，我很冷静地开始消化那些扎眼的“匪”与“贼”，并一页页开始了自己的笔记。关于本文开头的一句引文，我还同时记下了这一句话的出处：摘自神州国光社1953年8月上海版《回民起义》第四册第四百零四页佚名《西宁军务节略》。这位佚名作者对青海大通世代挖煤的回民竟然作出如此猜想，这自然使每个后来的阅读者感到啼笑皆非。但至今想来，这类阅读成了我走进家乡回族史的一个原始诱因。
 

       考究的“茬子”就这样掘开。有意思的是，我虽然从来没有过挖煤、下井的历史，但我做学问的方式却那么像煤工：在漆黑一团的坑道里，没有导师，没有目标，靠着一己的感觉摸索、潜行，在黑硬的茬口竟然顺藤摸瓜，还摸到了历史纵深的一缕亮光。
 

       不是吗?大通回民不论是哪一代，也不论是谁，其骨血、脾性总是那么宿命地延伸着作为地下煤工的命运。他们不论是选择了什么职业，也无论男女老少，再怎么刻意躲藏，从行为习惯上，也还是改变不了深入地下的挖煤史在他们身上打上的烙印。
 

       真不知大通回民是怎么与挖煤结缘的。过于底层的生活状态和不善书写的历史传统让我的眼前也是煤黑一片，无从猜测。
 

       据记载，大通煤的发现时间为十四世纪末的明代洪武年间，而建矿大规模开采之时，正值回民大量涌入之际。民国《大通县志》载：“清雍正年间，或由河州，或由甘凉，渐次迁入，日增月胜。”另据民国《西宁府新志》载：“雍正三年，大通有人丁五千八百六十二人，乾隆十一年，有居民一万一千八百三十人。”据《大通县志》民国时的一次统计，大通全县有九千二百一十一户，其中回民为三千九百六十三户，占五分之二以上。由此可见回民人口增加之快。透过这一信息，我常常想：在这样的迁入之中，一定含着血泪和屈辱。那是一个混乱的时代，也是回民的“白俩”最重的时代，在走投无路之时，他们拖家带口聊以活命的救命稻草或许就是这煤了。那时，煤矿初兴，利益诱人，却开采乏人。因为煤工太脏，再加上又苦又累又危险，稍有家底的人家都会敬而远之，甚至躲之唯恐不及。然而，对于刚刚定居北川河沿岸的回民来说，这是他们在农耕不足以果腹、手艺不足以活命的艰难时刻的唯一出路。于是顾不得思考，他们就相约出发，结伴来到了煤窑。
 

       面对黑黢黢的煤茬，他们紧紧腰里的毛绳，习惯性地把两手掌心送到嘴前，吐一口唾沫，就攥起了板和锨把。他们有的是力气，有的是汗水，只要能够生存，还有什么吃不了的苦?就这样，几个工日干下来，让煤老板喜不自胜：回回就是叶子客（当地对有心劲、有毅力者的褒扬），叶子客！一声“叶子客”让这些离乱中饱尝屈辱的汉子们找到了自尊，也产生了自信。从这时开始，他们就投身煤矿，从地面挖到井下，从外行成为内行，在煤层里如鱼得水，一干就是几代人，几百年。
 

       他们挖煤还真挖出了“瘾”。许多人在矿上混久了，嫌一身黑脏，就回到家里务农、经商，想过个平平静静的日子，简直铁了心了。然而，每每遭逢天年不顺、经商亏本之际，却几乎不作他想就悄悄地来到了煤窑。

       如今，走遍大通，在回族人中，煤已经成为他们须臾不可分离的生活组成部分。再贫寒的家庭里，一旦新房落成，就必须配备一个钢板的烤箱。烤箱取代了火盆，沙发代替了火炕，居住环境全然改变，而他们防止煤烟中毒、解除头疼脑热的方法却还是那么传统：用煤块沸茶，以土块中和，让山中的蒿草味与土、茶在携手交锋中祛除煤烟中毒。这个方法，我在自己的随笔《茶味无穷》中写出后，引起了进城很久的乡亲们的共鸣。就是嗅着这一缕茶香和煤烟，他们没有忘记故乡，始终摆脱不了对故乡的认同和怀念。
 

       在大通回民选择的比较适合于自己的营生中，他们更是越来越贴近煤了。不用问，改革开放之后，每天相约下山西各地、去甘肃窑街、进祁连天峻的班车上，在打探着窗外风景出门挣钱的人流中，那些洗得发亮的白帽子青年只要是大通人，就一定是煤工。哪怕不是直接在一线挖煤的，也是围着煤矿倒煤、贩煤的。大通人走遍天涯离不开煤矿。令我吃惊的是，1989年夏，应新疆《民族作家》之约，参加笔会走到伊犁州的察布查尔县时遇到大通老乡，问他们有何营生，答曰：煤矿，在这里的矿上，大通人还都是把势哩！
 

       把势，这是下苦人对各行业里最懂行者的敬称。它不是荣誉，也非职称，但大通挖煤的回回们却永远那么高看这个头衔。
 

       在大通回族人看来，煤是黑色的金子，也是黑色的魔鬼，煤层里潜伏着随时都可致命的风险。虽然每每下井时，他们换了衣服的同时谁都换了一次大净，也一次次念着回族人须臾未曾忘却的清真言和“太思米”（祈祷词，意思是“凭主的口唤开始”），时时刻刻
都在防备着死亡，但是，一个懂行的把势却可以将这种风险降到最低。
 

       他们太熟悉大地和煤层的机密了。这里冷不防冒出的一股死水，可以瞬间淹没巷道，吞没工人。这里潜伏着的一股瘴气或者瓦斯，在谈笑间可以把坑道变成地狱。这里与你肌肤相摸、朝夕不离的随便一处坍塌，就可以让你站着进来，躺着出去。煤矿的灾难从来排在首位，尤其是许多私人煤窑上的风险，比“脉俩夷开”（取命的天仙）离矿工还要近。为此，矿工们在地底下就变得特别地谦恭，也变得特别地敏感。正是这种谦恭、敏感和对于家庭的责任，让矿工们一个个变成了把势。如此，虽然他们也每每都有折耗，但他们却从不畏怯。他们说，生活在地面上的那么多人不是也遭逢着死亡吗?只要“口唤”（真主的安排）到了，人是躲不过的。
于是，面对一个个黑色的茬口，他们一次次举起了手中的家伙。有时，一阵粗气，两把臭汗，就把横着矿脉的坚硬障碍消除了。有时，半天不语，一脸肃穆，就判断清了地下坑道的方位。就如同雄鹰翱翔在蓝天一样，他们在大地深处最能找到自己的自信，并一代代满足着自己的衣禄，形成了自己的思维方式。
 

       正是有了这样的修炼和体验，走在地面上时，再大的困难和危险都吓不倒他们。记得刚刚改革开放的那几年，面对青海柴达木盆地八百里无人烟的瀚海，多少人不敢穿越，而大通回族人就如同对着黑黢黢的茬口，硬是赶着马车，开着手扶拖拉机探金采矿，走遍荒原。青藏铁路开通前，从格尔木到拉萨，青藏公路上开着各类货车星夜赶路的司机，也几乎是大通回民。循化撒拉老板，大通回回司机，也只有他们才能在这一段缺氧高寒随时都有风险的路上一拍即合。要不，面对比唐僧西天取经还要磨难重重的天路，谁还稀罕那一天一百元钱的工资。而大通回族人对此却还知感不尽呢：这种营生就是死了，也还可以捡个干净身子，简直胜过挖煤百倍。为此，许多厌恶了挖煤的青年，还来不及洗干净双手和脖颈里的煤垢，就报名驾校，做梦都想征服那比煤茬好打交道的天路。一句话，煤层和煤田让他们懂得了下茬，下茬让他们品尝了汗水的甘甜。为此，在大通的语境里，老人们鼓励晚辈时，总少不了一个“下茬”。
 

      下茬，下茬！我们这些念书人虽然无缘走近煤矿，但得到的启示无一例外也都是下茬。在既没有宽裕的土地资源，也没有深厚的文化积累，更没有其他求生资本的现实面前，老人们一代代悟透的真理只有“下茬”。为此，大通人在读书时，也能下得了茬，在没完没了的题海中，他们毫不退缩；在一摞一摞的专业书籍面前，他们不懂得投机。我知道的一个学经济学的学生，在大学四年的业余时间里，硬是一行一行啃下了《资本论》；一个学中文的大学生，立志要读完历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所有获奖作品，从后到前，据说已经读到了一九四九年。这等工夫，就是吃外国文学饭的大学教授，也不一定下得了的。但大通人就是这么死心眼，在别人一个个考取证件、补课挣钱、迎合社会忙得不可开交之际，他们却在下着与考试几乎是无关的死茬。
 

       谁叫他们是大通人！在投机盛行或占上风的场合，这简直是一种死心眼。
 

       正是这样的死心眼和迂拙，让大通的回民在经商、做官等需要心机的地方，撑死也只能混个边缘位置。或许，与煤结缘的人生让他们悟透了世事，也就不屑于这一切了。
 

       唉，大通人，大通的回族，如今虽然已经有十几万人口，工农商学兵，各行都从，但他们不论干什么，或多或少都还带着一点挖煤人的性格与脾气。

责任编辑：鲁格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