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跃进

（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

一、西亚、北非阿拉伯地区的启蒙运动

  由于地理位置的接壤和历史文化的纠葛，西亚、北非阿拉伯地区是最早受到西方文化冲击的地区。

    西亚、北非地区大都属于封建的奥斯曼帝国。在15、16世纪，奥斯曼是一个横跨亚非欧的庞大帝国。之后，西方经过文艺复兴在不断发展，奥斯曼却逐渐衰落。在与西方世界的较量中，奥斯曼的统治者意识到西方工业文明的先进性。19世纪上半期几代苏丹的上层改革，但无力挽回颓势，一些地区脱离奥斯曼，成为独立国家；一些地区获得事实上的自治。到19世纪中后期，土耳其、叙利亚、埃及、阿富汗、突尼斯都出现各种形态的启蒙思潮，出现了活跃于西亚、北非的伊斯兰伟大启蒙思想家阿富汗尼。

    土耳其是当时奥斯曼的中心，早就对西方现代化传播做出了回应。奥斯曼苏丹的百年改革，为现代启蒙思潮的发展准备了条件。1839年—1876年的“坦吉马特”（tanzimat，突厥语意为“整顿、改革”）运动，虽然是以苏丹“诏令”的形式进行的社会改革，但实际上是一场由倾心西方文化、立志社会改革的官僚知识分子设计和推行的启蒙运动，代表人物是雷什德帕夏、富阿德、阿利等。1839年以苏丹的名义颁布的《御园敕令》，“允许臣民不分民族和宗教，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证臣民的生命、名誉、财产的不可侵犯权。”[1]嗣后又颁发了深受西方影响的刑法和允许成立欧洲银行的敕令，商法、民法等系列法令相继出台，对伊斯兰传统形成很大的冲击，客观上推进了土耳其的现代化进程。“坦齐马特运动应该说为奥斯曼的社会生活带来了某种改善，递过古老的大地上出现了新型的司法制度和一些现代的法令，现代教育得到长足发展，新闻媒介业已兴起，自由思想得到传播，现代通讯交通工具电报、铁路被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逐渐被人们所接受。”[2]

    “坦吉马特”是自上而下的启蒙，19世纪60、70年代“青年奥斯曼党人”鼓动的宪政运动则是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不满专制统治，要求民主自由，摆脱民族危机的启蒙运动。“青年奥斯曼党人”是一群既有西方知识背景，又热爱民族传统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将孟德斯鸠的法学、卢梭的政治学、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经济学理论应用于民族改革实践，并且从伊斯兰传统中寻求民族发展道路。他们仿效意大利的“烧炭党”秘密结社，于1867年大量印发至苏丹的公开信，指陈帝国现实的弊端，提出实行宪政和社会改革方案，但遭到镇压，其成员大都流亡国外。他们在国外创办报纸、写作作品，继续宣传他们的启蒙思想。1876年“青年奥斯曼党人”得到部分军人的支持，发动宫廷政变，拥立新苏丹，颁布宪法，实行君主立宪制。纳米克·凯马尔（1840—1888）被称之为“青年奥斯曼党人的灵魂”，他的思想代表了青年奥斯曼党人的观点。他说：“主权属于人民，而所有这些都只能在伊斯兰教的大框架内付诸实现”，流亡回国后他写道：“我们唯一真正的宪法，是伊斯兰法典”，并强调：“奥斯曼帝国是建立在宗教原则之上的，如果违背了这些原则，国家的政治生存将处于危险之中。”[3]青年奥斯曼党人的宪政理论和思想对20世纪的土耳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