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他们炸毁巴米扬立佛的时候，才引起了全世界人们的注意。这些古代石塑被公认为世界的一大奇迹，于公元6世纪在偏僻的巴米扬地区建造。当时阿富汗处于贵霜帝国统治时期，几个皇帝大力支持艺术发展，那个时期伊斯兰教还没传入阿富汗。这些大佛不仅是阿富汗文化史上重要的作品，也是我们宗教多样化的最好见证，同时也能反映哈扎拉民族在巴米扬地区的生活面貌。这么多年来，这些佛像不知吸引了多少全球各地和阿富汗的游客，也因此促成了旅游业的发展。这本来是一个贫穷的省份，多亏了旅游业，当地人民才有了最重要的收入来源。

    在全世界各国电视台播放的恐怖悲惨画面上，观众可以看到塔利班用火箭和重型火炮炸毁塑像，直到这些巨大的历史遗迹灰飞烟灭。

    接着，塔利班开始摧毁人民的思想。他们烧掉学校和大学教学楼，烧毁书本，封了文献资料。我刚刚开始学习心爱的医学课程，那个周末我本该参加考试的，还精心准备过。但后来得到消息说不用去了，因为医学院已经关门大吉。女性已经不允许在大学里学习医学，更别提当医生了。

    顷刻之间，喀布尔人习以为常的生活都不见了。即使是在以前的战争期间，小型娱乐活动，比如在集市上邀几个朋友喝喝茶、听听音乐或者收音机，或者更大一些的活动，比如婚礼，都还是有可能的。但是，在塔利班的统治之下，这些活动一夜之间消失了。和世界上大多数文化相同，在我们的文化里，婚礼要邀请整个家族和所有朋友参加。传统的阿富汗婚礼场面宏大，人数从五百到五千的都有。开一家婚礼大厅或酒店相当赚钱，最上档次的可以开出很高的价钱，预先支付两三万美元作为整个婚礼的费用是很平常的事。

    塔利班执政的第一个周末就禁止在任何公开场合举办婚礼，成百上千的新人们只好取消了婚礼。这不仅意味着他们不能庆祝大喜的日子，而且他们的家庭还要损失一大笔定金。对一个女孩来说，那梦寐以求的婚礼就这样化为泡影。战争本来就使得经济陷入瘫痪，让百姓处于苦苦挣扎的境地，现在又这么一折腾，简直就是雪上加霜。塔利班还下令人们只准在家里举行婚礼，不准邀请客人，不准播放音乐，不准有娱乐活动。原本打算纪念结婚周年的夫妻看来只能纪念塔利班的严厉统治了，对夫妻们来说，他们期盼的不是结婚日，而是要留下一点儿能够让他们老了还能铭记的聚会。

    当然，很多人试图挑战禁令。有些高傲的父亲不想让这股新势力搅和如此隆重的好日子，坚持让婚礼照常进行。一些酒店老板也无视新规，照常营业。塔利班士兵裹着头巾，开着卡车，扛着枪，拿着鞭子，到处转悠。一听到婚礼音乐，马上冲进会场，将其洗劫一空。所谓的拯救天使就这样成了暴力先锋。他们闯入婚礼大厅，大声咆哮，砸烂扩音器，拿出摄像机里的带子，将胶片撕得粉碎。他们还将人打晕，当着新娘的面打新郎，将年迈的老人打倒在地，看得客人们心惊胆战。我时不时听到类似的事，但仍然不相信是真的。看来我是在自欺欺人。

    第二天，我的姐姐像往常一样穿着蒙面长袍到市场去买菜，回来之后她泪流满面。原来，她看到塔利班分子将所有没穿蒙面长袍，只戴头巾的妇女毒打了一顿。我听了大为震惊，因为我就是像她们那样穿的。

    姐姐一边啜泣一边对我说，她看到一对夫妻推着自行车在街上走，车上装满了购物袋。妻子的穿着不是现代牛仔裤，也不是裙子，而是传统服饰夏尔瓦克米兹，头上还戴了一条大头巾。两人边走边聊的时候，塔利班分子突然走了过来，从背后袭击那女人。三个塔利班分子用鞭子拼命地在她脑袋周围抽打，很快她就被打得匍匐在地。当三人开始打她丈夫时，他竟然否认刚才那女人是他妻子。为了自保，那男人竟然当场休妻。

    一个阿富汗男人竟然这么容易就离弃自己的妻子，真是叫人不可思议。在阿富汗传统文化中，男人为了保护妻子和家人可以奋战到死，但是，在塔利班的恐怖压力和邪恶行径下，阿富汗的许多男人变质了。一些曾经品行良好的丈夫开始动摇了，因为恐惧或者从众心理，竟然接受了这种扭曲的意识形态。

    接下来的那一个星期我哪里都没去。电视被禁了，国家广播电台也被塔利班接管，被用作政治宣传。即使那些又老又丑，不化妆的，游击队员喜欢的女主持人，也统统被替换掉了。一名广受欢迎的男主播在一次节目中因为对塔利班指挥官之死用错了一个词，被挑了脚筋，关在集装箱里三天，没吃没喝。当时，他因为紧张，本该用“悲惨的”来描述指挥官之死，却用了“快乐的”——试想一下，好几个士兵拿着鞭子站在你身后监视着你直播，你能不紧张吗？谁没有紧张的时候呢？所谓的新闻其实就是政治宣传，我听都不要听。真希望有真实新闻，能够将我与外界联系起来。没了真新闻我仿佛就在坐牢，然而，邻里之间互相传递的秘密新闻却是无法禁绝的，而从这种途径听到的故事一个比一个恐怖。

    喀布尔之外的战争仍未平息，位于潘杰希尔基地与喀布尔城之间的舒马里平原现在成了战争最前线。大多数人仍然以为马苏德的部队能够杀回来，人们不大相信塔利班的势力能够维持长久。我唯一能够和其他女孩子闲聊的地方是公寓里的公用阳台，那个时候我正在打扫卫生，可以和她们搭讪。从阳台上看下去，我还能看到其他公寓里的女孩子。年轻漂亮的女孩被剥夺了最基本的权利，不能呼吸新鲜空气，不能感受阳光的温暖，因为一听到塔利班分子的声音，她们立马溜进屋子，一刻也不敢多留。

    在这种情况下，我多么希望能与母亲取得联系啊！我是那么想念她！但也庆幸她不用目睹国家之殇。我很想给她上坟，可又不想穿蒙面长袍。其实我连真正属于自己的蒙面长袍都没有，只好向姐姐借一件阿拉伯风格的遮蔽面纱。这种面纱看起来就像一顶大帽子，也能遮住脸，穿上它应该安全了。街上冷冷清清，空气中弥漫着恐怖气息，几乎要置人于死地。

    就连男人也没几个敢外出，更别说女人了。敢出去的是穿蓝色羽毛球状蒙面长袍的妇女。如今，这种蓝色衣服成了阿富汗妇女的制服。她们只能默默地小心翼翼地在街上走，想购物也得尽快，以便尽快安全回家。人们不敢彼此交谈，店主把袋子交给顾客，也不说话；妇女们接过袋子，头也不敢抬，目光都不敢跟店主接触。塔利班的皮卡时不时开过来，车上的喇叭广播着宗教教条，车里面的人险恶地朝外面看，寻找新的下手目标。我以为看遍了所有形式的恐怖，但这样的恐怖还是第一次，它令我的内心感到冰冷、绝望，还有一丝愤懑。是的，我心中堆积了愤懑。在那之后，我足足有两个月不敢离家半步。

    自从第一批塔利班分子控制喀布尔以来，我们都没有收到米尔沙卡伊哥哥的任何消息。许多前游击队员和政府官员也都像他一样携着家眷逃亡。舒马里平原和潘杰希尔峡谷，这两个地处喀布尔北部省份的地方，现在成了激烈的战场，但仍然处于马苏德的控制之下。逃亡的不只是马苏德的部下，其他人，包括大学教授、医生，也都跟着逃亡了。他们带上能够带的——几件衣服、珠宝、食品，装上车，离开城里，留下了曾经辛辛苦苦挣得的一切。他们几个星期前或许还在庆祝自己运气好，房子没有遭受战火损毁，现在却将大门一锁，再也不愿回头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