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宗教关系探究的新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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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1-03 15:22:01 【来源：】点击：

科学与宗教关系探究的新进路
——对近年中美科学与宗教学术会议的分析
（来自清华大学学报）

伴随科学的昌盛和宗教的衰微，特别是科学与宗教“冲突论”的出场，科学与宗教、科学与信仰的关系问题长期以来为学界所关注，并形成了两者关系解读的多种模式，如“对抗说”、“平行说”、“相融说”、“互补说”、“整合说”、“对话说”等。问题是这些科学与宗教关系的解释模式是何以可能的呢?对该问题的求解成为当前学术聚焦点和理论生长点，并集中体现在将相对抽象的科学与宗教关系模型再次置入具体的情境之中的努力。因此，本文对近年来中美科学与宗教学术会议讨论给予分析，以呈现来自科学与宗教关系探究的不同进路。

　　一、科学与宗教关系探究的“冲突论”解构进路

　　该路径研究主要是针对科学与宗教关系的“冲突论”而展开的解构性工作。北美华人基督教学会会长王忠欣博士径直地发问“宗教与科学冲突吗?”①在作答中他否定科学与宗教的冲突，并把两者关系的“冲突论”说成是神话。因为关于科学与宗教的冲突，主要是由激烈反对基督教的人所推动的。影响最大的是1874年德雷伯(John William Draper)出版的《宗教与科学冲突史》、②1896年怀特出版的《基督王国中科学与神学的战争史》，③从此，“战争”开始成为人们描述科学与宗教关系的形象语言。然而，这两本书最初源于两位学者对罗马天主教皇庇护九世发表的《错误举要》④所做出的回应。在《错误举要》的结尾，作者坚决拒绝了罗马教宗能够也应该调整自己，与进步、自由主义以及现代文明达成一致的时代要求。面对罗马教皇的僵化和保守，德雷伯和怀特把批判的矛头对准天主教会。所以，“用‘冲突’和‘战争’的隐喻来描述科学与宗教的关系是严重失真的。‘冲突说’或‘冲突论’之所以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与19世纪欧美大众不断增长的世俗化思想有关，以致于想当然地相信科学与宗教处于冲突中。今天，西方主要的科学史家已放弃科学与宗教相冲突的观点，但作为一种神话还残留在大众中”。⑤

　　肯尼斯(Kenneth Arndt)教授进一步指出：“有一个流行的神话，该神话被科学共同体中的一些人所强化，使许多人相信科学和宗教之间有‘战争’。”⑥他基于科学与宗教的基础，拒绝这个神话，认为科学与宗教都是基于某种关于实在的假设，这些假设本应该被称为信仰陈述。数学和物理学也不例外，它们揭示出当下的统治工具和物质宇宙的模型。

　　这些假设是必要的，因为人是有限的存在，而思想或观察并非由无限的知识或无限的视域构成。在不远的过去，人们希望科学与理性的思想会带来关于实在的真理性知识。受过教育的人们不再愿意坚持这样的主张；而声称我们不断发展的科学理论和知识是一个过程，从不会终结。

　　如果我们“拒绝宗教对人的生存和目的的回答，很可能使世俗社会变成富有、贪图享乐、寻求刺激者的国度，而这些人除消磨时光之外，再没有其他目的，直到死亡来临”。⑦

　　二、科学与宗教关系探究的文化寻根进路

　　这一路径的研究很好地体现在赵林教授的《从西方文化的历史发展看科学与宗教的辩证关系》报告中：西方文化中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并非是一成不变的模式，而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调整、变化的辩证关系，两者之间并不存在明确的界限。在中世纪基督教文化中，宗教信仰一度攫取了绝对的专制权力，而科学与哲学只能仰承宗教之鼻息，完全不具有独立地位。随着近代理性精神的崛起，科学开始逐渐摆脱宗教的影响，两者之间的关系发生根本性逆转，最终导致了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对宗教信仰的猛烈批判。但是，这种激进的宗教批判并没有从根本上摧毁西方人的宗教信仰根基；相反，导致了科学与宗教之间的一种共生和互补的新模式，至今仍然深深地影响着西方人的精神世界。在赵林看来，“科学与宗教的这种共生、互补模式得益于康德的划界思想，科学、理性适用范围不同于宗教、信仰的适用范围，因为科学关涉的经验世界运用的是因果律，而宗教对应的超验世界遵循的是充足理由律；经验世界的方法不可用于超验世界，否则就会犯僭越的错误”。⑧

　　然而，这样一种划界的努力被赵林教授归结为西方思想史关于科学与宗教关系的讨论：从希腊教父到拉丁教父，从“神恩独作说”到“神人合作说”，从“托马斯主义”到“司各特主义”，从“荣耀神学”到“十字架神学”，从16世纪信仰的时代到17世纪天才的时代，从强调科学、理性的英国自然神学到法国的无神论出现，再到法国的情感神学；从17世纪最伟大代表人物牛顿与洛克，到18世纪的伏尔泰和卢梭。当法国的无神论思想传到了德国，由于德国人的谨慎，不用科学理性反宗教理性，而是努力统一科学与宗教。“康德和施莱尔·马赫，通过划界的努力，使得科学的归科学，宗教的归宗教。黑格尔则把科学与宗教看成同一个东西的不同表现。所以，研究科学不会被《圣经》所影响，但当追问人类根据时，上帝就成为必要的了”。⑨

　　张百春教授把宗教文化看成科学的背景，“一般把科学与宗教看成两个对象的关系，从逻辑上探讨两者有关、无关，而严格说来，宗教只是科学发展的背景”。⑩因为在狭义上理解科学与宗教，科学指科学定理、宗教指基督教。几乎所有科学定理都与基督教有关；唯一例外的是古希腊。但对我们而言，古希腊的科学已经变成常识，它被发现不是科学过程，而是哲学过程。这样我们可以排除作为常识的古希腊科学。“现代科学不到300年，在基督教产生以后，在1500年内为什么没产生科学、哲学、艺术、音乐；但近300年有了一切意识形式。1500年欧洲人解决了什么问题呢?这对基督教而言是理想的时代，不需要护教学，只是传教。所以，基督教除了传教外，就是形成基督教神学，从4世纪的奥古斯丁到13世纪的阿奎那，解决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问题。近代之后人们才开始认识奥古斯丁和阿奎那的作用。现代社会诞生了一切，基督教在完善自己，新教的产生就是对基督教的完善。此时，在基督教土壤上产生许多‘花朵’，科学、哲学被孕育、生长”。这就是基督教与科学或与文化的关系。“基督教可能有《旧约》、《新约》、《第三约》，神学本身没有完成，关键是基督教与中国的对话问题”。(11)

　　周玄毅博士着重讨论了近代经验科学的司各脱主义背景，以期给出“李约瑟难题”的一种新思路。在他看来，“国内学界在回应‘李约瑟难题’时存在一个令人深思的理论盲点，即忽视科学形成过程中的非理性因素，对基督宗教内部的思想资源关注不够，这样就很难找到中西文化氛围中决定科学精神是否能够产生的本质差异，也难以从思想文化角度解释西方从前现代思维模式向现代思维模式转变的关键所在”。因此，有必要“从中世纪晚期经院哲学内部的分歧出发，对孕育近代科学精神的司各脱主义思想有更多关注，从后者所蕴含的唯意志论神学、经验主义倾向、简单性原则以及对理性进行限定的思想，来重新理解近代实验科学精神的产生”。(12)

　　三、科学与宗教关系探究的历史反省进路

　　捷夫·周教授在《新教经院哲学，普世改革和前现代科学研究的局限》一文中，首先指出：“新教经院哲学是指17世纪关于新教的基本理念，继承的是16世纪的传统。”(13)根据麦特格拉夫改革神学的反思，(14)新教基督教神学是有逻辑的、有系统的、有理智因素的，来自亚里士多德的哲学，针对怀疑论关注的是哲学问题。所以，“17世纪经院哲学主要强调理智、理性神学。如果说16世纪是回到《圣经》，那么，17世纪是回到哲学。但此种观点有争议，有学者认为这误解了17世纪，16世纪—17世纪主要是一个神学学派，在高技术的层面发展了系统神学，是思辨神学，所以经院哲学表达的是一种方法而不是内容，因此可用到其他学科中去”。Gruff则认为，17世纪是回到理性的层面；穆纳只是强调方法不同，而不承认16世纪、17世纪神学内容的矛盾。对此，Jeff Jue解释了产生争议的具体原因，并阐明新教经院哲学家是如何看待科学的。因而，他描述17世纪出现的普世宗教改革运动，并给出普世的宗教改革的基本主张：“它关注世界的统一，一是教会的联合与统一，17世纪教会分化为众多教派、教会，改革的目的就是想合一；二是把自然科学内在地关联起来，理解探索自然科学的联系；三是物质与精神世界的互相渗透、整合。”(15)最后，Jeff Jue以Johann Heinrich Alsted(1588—1638)教授的天文学研究所揭示的物质与超验世界、自然科学与神学的相互关联、John Winthrop Jr.(1606—1676)教授的炼金术研究追求物质与灵魂的纯洁，表明科学与宗教相互协调甚至是统一的；他同时指出了将科学与宗教人为分割开来的前现代科学研究的局限性。

　　四、科学与宗教关系探究的情境化进路

　　卡尔·杜鲁门(Carl Trueman)教授在《情境化新无神论》的报告中，针对当下一些知识分子对基督教的攻击，特别是美国“9·11事件”后，他们用不同方法批评宗教，声称用理性反对宗教，用理智反对非理智，用科学反对信仰，用温和反对极端的做法。进而，卡尔·杜鲁门借助思想史的回顾与梳理，说明历史上科学与宗教并无冲突，试图指出新无神论反宗教的具体处境。在他看来，“新无神论与世俗主义有关，因为世俗主义认为随着科学技术和工业的发展，宗教将消亡，而且该理论在欧洲找到例证。然而，事实上工业化并没有带来完全的世俗化，原教旨主义、机要主义的复兴，1979年伊斯兰教复兴，欧洲关于灵性的复兴，东方宗教在西方发展等。这说明西方人的宗教渴望对世俗化理论提出质疑。所以，新无神论出现并不是针对宗教的衰微或消亡而是针对世俗化理论的失败，是对世俗化观点的反驳”。同时，卡尔·杜鲁门还阐明新无神论也是对无神论的回应。他认为，人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科学能解释一切，只需要科学就行；以及苏联工业化所坚信的人定胜天等，恰恰是无神论的集中表达。进而，他得出结论：“科学与宗教关系的发展出现新无神论；科学与宗教的互动与尼采思想相关联，但又远离尼采思想；新无神论接受启蒙运动对人的理性的乐观看法，却是对世俗主义失败的反映。”(16)

　　五、科学与宗教关系探究的经典回归和词源学考据进路

　　皮特·理尔贝克(Peter Lillback)从实践角度探讨了《圣经》研究的五个重点问题：

　　1.关于科学与宗教的定义。他认为，science，英语是科学，而拉丁语是知识、我们要知道的意思。religion，拉丁语直译为有两件事情整合在一起的意思，re就是再一次，所以，就是把人的“肉”和“骨”连接在一起，经典理解“宗教”就是把人和上帝、人和人、人与自己整合在一起。还有伦理学的意义，把一个人与另一个人连在一起，教牧学或牧养学意义就是把破碎的人整合起来，以恢复整全。问题是谁来连接?以人为主的整合，就是人本主义的人学；如果是上帝的工作，就是神学的学问。在此基础上区别了“科学的宗教”与“宗教的科学”，前者指科学主义，只相信看到、见到、经验到的，忽略其他更广泛的知识；后者是关于宗教的知识，人究竟知道多少。“广义的科学包括人知道的所有知识，用不同方法达到的认知。狭义的科学指实验、观察到的知识，指的是‘硬科学’，如物理、化学等。按照狭义的理解就没有‘宗教的科学’。上帝是超验的、非物质的，无法用狭义科学定义。从‘宗教的科学’看宗教，宗教有广、狭义之分。狭义只是一个崇拜形式，如何达到神灵；广义上，宗教是终极的关注。广义地看科学与宗教，所有终极关注都可以用知识衡量，即使是矛盾冲突的地方，比如无神论也是一种宗教的科学”。

　　2.关于预设立场。皮特·理尔贝克认为所有人都有终极关注和先天境遇，因而总是有一个预设立场，这导致不同看法。他自己的预设立场是：“所有人都是宗教的；所有人是有限的；所有人都是信仰者；在终极关注上没有人能是客观的。”

　　3.关于方法。皮特·理尔贝克探讨了怎样用所有方法获得知识，达到我们的终极关注。“有演绎、归纳方法，还有直觉与启示的方法，而用理性解释上帝的启示就是神学”。

　　4.关于信仰与理性。皮特·理尔贝克认为，从不同立场出发，无神论说没有上帝，但不能证明，所以可借助信仰。我是基督徒的立场，启示是真的，我用理性认识启示。宗教自由的立场，使我们都有权利解释世界。

　　5.关于探索领域。皮特·理尔贝克认为，科学与宗教关系需要在《圣经》中看上帝的启示，用哲学、历史的方法做研究。那么，如何知道我们的研究是对的?因此，需要收集资料、查找《圣经》规条；如何完成写作?则既需要从人类学、历史考古角度看语言是否准确，还要找到哪些因素影响写作，这样研究需要不同领域的考察。所以，皮特·理尔贝克说自己的思想与荷兰神学家Abraham Kuyper很接近：世界上有两种哲学，因为有两种人：“一种是从自我出发看世界，另一种是从基督徒角度、从救恩看世界。”(17)

　　六、科学与宗教关系探究的本质追问进路

　　刘孝廷教授探讨了科学与宗教关系沿革的实质及对策，认为“从宏观上说清科学与宗教的关系是不容易的，因为两者关系远比人们想象的复杂，永远不可能归于一成不变的看法”。(18)因此，他围绕揭示科学与宗教关系的本质，着重探讨了三方面问题。

　　1.科学与宗教关系的扭结。刘孝廷将科学与基督教的关系分为四段：第一阶段是“两希”文化尚未相遇时期(希腊和罗马早期阶段)。此时，人类知识尚处于自然哲学样式。希腊自然哲学的起源并没有基督教参与，但希腊知识恰恰是以本土宗教和神话为基础建构起来的，而且宗教对希腊科学也有定型化的影响。第二个阶段是从古罗马后期开始的中世纪时代。当时的基督教以自己的方式解答了希腊自然哲学关于世界本原和人生意义等疑难，又加上获得权力支持，因此，基督教几乎同时获得在思想和社会的支配地位。第三阶段是中世纪后期以来一直到达尔文以前的大约6个世纪。科学与宗教对宇宙问题的解释和社会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科学成为一种关于世界的独立的说明形态。第四个阶段是自达尔文以来的一个半世纪，科学与宗教主要围绕人的地位和来源问题而发生争论，争论的领域也从自然转向人和社会。今天，新的时代并没有形成，但已开始发生质的变化，其中最突出的是从知识论转向社会学领域。这种关系的历史性变迁，展现的主要不是观点和立场，而是视域和方法论的变化。这对重新理解人和宇宙有重要思想价值。

　　2.科学与宗教关系的实质。刘孝廷认为：“近代科学的历史只有三个世纪，而宗教的历史有30多个世纪，因此，泛化一个科学与宗教关系的普遍模式是不恰当的。人们把科学革命理解为科学对宗教的革命，也是成问题的，其实它是人类对知识理解的自然哲学方式向实证科学方式的飞跃。只是由于自然哲学作为前科学的历史，也融入宗教对自身的理解中，所以，实证科学与自然哲学的冲突也就引申为科学与宗教所依托的知识背景的冲突，从而引起对宗教的不满。不过这样一种紧张关系却因宗教自身改革而缓解，甚至宗教改革派对新科学有推动作用”。起初，科学是人本主义的同盟军，但现在宗教成为自我关怀的基本形式。这是因为科学背叛了自己原初的身份而与权力合谋成为新的宗教。“今天的宗教对科学的张力，实际上是作为社会的一个单元，而对代表权力中心的科学的抗拒”。

　　3.协调科学与宗教关系的中国思路。刘孝廷认为，由于科学与宗教的张力关系是现代西方文化的固有特征，因而不可能在其视域内整合。但中国阴阳思维模式对理解科学与宗教关系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对非西方国家而言，为了降低现代化进程中科学强势的不良后果——传统文化作为地方性知识受到前所未有的贬损、当地人的生活处于真空状态，则可从两方面来寻找出路：一是寻求科学的健全理解，从单科学模式走向多科学模式；二是在多文化的视角下自觉保护和提升自己的地方性知识。中国大陆更应表现出对自己古老文化传统的敬畏、对一切外来文化的尊重，特别要努力健全社会，探索文明对话的中国经验”。(19)

　　谢爱华教授也立足本质问题讨论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其基本主张是：从当代世界科学与宗教的几个个案来看，“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关系可以概括为三种模式：对抗、分离、融合，其中，‘分离模式’更接近科学与信仰各自的本质”。(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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