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科学与宗教关系探究的科学诉求进路

　　该路径包含两种情况：一种是以科学和宗教的非冲突为前提，对宗教给予科学的研究；另一种是以科学与宗教的冲突为前提，坚持科学真理的唯一性而拒斥宗教，其极端形式就是科学主义。

　　从前一种情况来看，波士顿大学的卫斯理·魏德曼(Wesley Wildman)教授的《宗教的科学研究》具有典型性。在他看来，“宗教本身的科学研究有四个领域：社会学、心理学、生物学和医学，而且它们之间有许多交叉，如宗教与属灵经验的研究就包括上面所有领域。每一个领域的学者和专家都有局限，所以，设置科学与宗教研究，以整合各个学科。社会学研究宗教信条、体验、人种交流。如，为什么东正教教堂圣诞节用卡通、变调的圣诞歌曲?为什么哈尔滨市中心有个尖顶的教堂唱怪怪的歌曲?这就是社会学问题。心理学领域注重研究个人体验、发生、人格、动力、宗教体验；生物学研究宗教行为、体验；医学来研究宗教信条、体验、身体”。(21)对此，魏德曼还给出宗教的科学研究的几个具体例子。一是对于宗教信仰的进化论起源研究，考察进化的分支、副作用以及进化适应等。如通过物种树，从中找到交叉点，就知道共同的祖先。波士顿大学对宗教改革后的再洗礼派研究，得到图像的物种树，这种形态学的方法与历史学的方法相比较，有助于宗教学研究。二是对于宗教体验的定量研究，目前有26个领域。通过研究发现，宗教体验不同于平常体验：注意力集中；图像处理减少；深度强、广度弱；心理自说自话；体验加强；有恐惧、有喜悦，意志控制力降低；从雷达图像看，越往上越变异，绿色是宗教体验，意志放松程度高。对于不同人群的宗教体验研究表明，女性反映强于男性的触觉、声音感觉，容易专注，有更多负面影响，愤怒、悲伤、抑郁情绪，这不是说宗教体验只是消极的，也有高兴、积极的感觉。在雷达图像上，女性是紫色，男性是黄色。这些都反映了宗教体验的思维模式，如自我意识男女是一样的。三是对于宗教暴力的科学研究：用电脑分析对比人与人之间交流的结果，会产生不同的情绪。输入人的性格特点，就会输出人的性格特征，多次重复，然后处理结果，用图像表达。

　　从后一种情况来看，主要是强科学主义者对宗教的拒斥与贬低；然而，其极端形态却走向了自己的反面。科学不仅自己成为宗教，而且开启新一轮“造神运动”。正如旧金山大学的钱琨教授从读《看!科学主义》(22)一书说起，对中国科学主义与反科学主义的争论给予关注，认为“科学主义本身正成为一种宗教，科学的滥用已经对社会、环境及科学本身产生负面效应。但‘缺省配置’特别是在没有新的范式取代之前是很难消除的。科学主义的自然观仍然依附在机械论、决定论、还原论的层面，现受到有机论、非决定论、整体论的挑战”。(23)进而，他从一些生物学的新讨论质疑达尔文式的渐进论及“基因就是一切”的旧观念，并指向一个21世纪的新生物学。

　　董春雨教授从复杂系统理论看智能设计论，主要探讨了与智能设计相关的偶然性与不可还原性问题。就是依据复杂系统理论，反驳消解智能设计论的观点：(1)“偶然随机性和自组织理论不能解释地球上第一个生命的生成”，因此相信一切都源自上帝；(2)“不可还原之复杂性”，即“生命复杂系统不能依靠达尔文进化论的缓慢、微小、渐进的方式得到”。(24)

　　八、科学与宗教关系探究的流派分析进路

　　该路径不是泛泛地讨论科学与宗教的关系问题，而是具体地研究各个流派的主张。例如，张秀华对过程思想家关于科学与宗教关系的探讨，“以怀特海为奠基者的过程思想家们，自觉步入世俗化进程，提倡建设性后现代理念，立足整体论、有机论的过程哲学的宇宙论基地，以坚固基督教宗教信仰为理论旨趣，以科学知识为手段，运用过程思维，在泛主体论、泛经验论、有神论的自然主义框架内，深入探讨了科学与宗教的关系问题，尤其是以开放的姿态展开与无神论的新达尔文主义的自然主义与超自然主义的智能设计观念的对话，通过确立自己的中介地位和中间路线，试图整合科学与宗教到基督徒的历史性生存结构中，使两者从冲突走向融合。”其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是：其一，“兼容科学与宗教的存在论基础”；其二，“统一科学与信仰的过程基督教自然神学路径”；其三，“沟通‘新达尔文主义’与‘智能设计论’的‘有神论的自然主义’”；其四，“融合‘两种传统’的世俗化、建设性实践之维”。(25)

　　刘义宇博士在过程思想流派下，更为具体地探讨了拉塞尔关于科学与神学的“创造性互动”方法论问题，认为拉塞尔提出的“创造性互动”方法论是当今科学与宗教领域最具建设性的创见之一，强调从科学和神学两方面出发，走向两者的动态而又对称的互动，为科学与神学关系带来新模式。“它统摄了巴伯的批判实在论类比方法论、皮考克的认知层次体系和墨菲的拉卡托斯神学研究纲领，并吸收柯布的‘双向转换’概念，最后形成具有建设性的新型方法论，即科学与神学之间至少存在八种互动路径，其中五种是从科学研究纲领通向神学研究纲领，另三种从神学研究纲领通向科学研究纲领，有效地促进科学与神学的现实互动，也为探讨科学与宗教关系提供了新路径”。(26)

　　波士顿大学的单传航以《论宗教与科学的统一关系》为题，在基督教视域下，首先阐释“伊恩·巴伯宗教与科学的统一关系中的三种神学模型：自然科学神学、科学教义神学和过程神学”；其次，从科学和基督教角度解构“巴伯的进化论命题在这种关系中的合理性”；最后，从基督教角度，运用科学方法，提出“建立新型的统一关系模型——验证神学。这种‘验证神学’能将神学中的推理认识论和科学中的实践方法论结合在一起，从而深化宗教与科学之间的统一关系”。(27)

　　九、科学与宗教关系探究的个案考察进路

　　吕锡琛教授以东晋兼道教徒和科学家于一身的葛洪为案例，来说明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她认为，“葛洪有许多科学贡献，尽管得道成仙、与道合一是道教重要目标。为了回应人们对神仙信仰的质疑，葛洪展开科学活动，成为有建树的化学家、医学家。他强调道学家应兼修医术，如果疾病来临，而束手无策的话，无法长生成仙”。葛洪收集易找到的便宜的药物，写成重要著作《肘后备急方》，(28)解决以前药方难懂、药方难找、价格昂贵等问题，记载了狂犬病的症状、原因和以毒攻毒的方法，用疯狗的脑子敷在伤口处，成为免疫学先驱。这与法国巴斯德的方法在原理上很相近，用人工方法让兔子得狂犬病，然后提取针药注射，该方法虽更科学，但晚了1000多年。葛洪还记载天花传染病，纠正错误观念，从外界寻找病因；研究炼丹术，对许多药用植物的生长习性都有研究，影响了中医学的发展。

　　在吕锡琛看来，“葛洪的成就取得与其思维方式、认识论有关。他在回答对神仙的质疑中，揭示了人的有限性。人获得的感官经验和知识绝对少于未知事物，所以，不要用固有知识来排斥异己和未知事物，不要盲目自大。他告诫我们，对司空见惯的事情不一定知其所以然，所以不要限于感官经验，否认看不见的事物的存在。人们说世上没有神仙，他认为神仙在深山里，怎么能看见呢?所以，不能通过感官经验来质疑神仙的存在。这与基督教回应上帝的质疑有相应之处，只是基督教的更复杂。这种认识态度和思考方式是很好的，有助于科学创新”。因为科学探索动力就是对未知事物的好奇，来自不为传统观念所束缚，葛洪挑战了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经验主义，揭示了在场之物的有限性，而力求与无穷、不在场的悬远之物，也就是道的相通合一。

　　因此，吕锡琛确信这些思想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其对未知事物的谦卑态度与其科学成就有关，有助于其科学发现。另外，他特殊的致思方式，继承了《道德经》中致虚守静的方法，通过收视返静，停止看外界；而反观内心，能获得独特的认知功能，感知宇宙的本质或整体规律。因为他认为人天本质上是合一的，人是宇宙的全息，天地人都受道的规律支配，道超越于万物，又内在于万物。所以，人只有至虚守静，才能体悟到道”。(29)

　　十、科学与宗教关系探究的实践进路

　　该进路不热衷于单纯地探讨科学与宗教的关系问题，但假设两者对于个人和社会生活的重要性，进而，针对把科学与宗教对立起来的看法，采取积极的行动，倡导在现实的实践活动和生活世界，尤其在应对人类面临的生态环境与生存危机的挑战方面，把宗教与科学两者的功效及价值发挥出来。

　　鲍福来(Frances Bogle)是持这种主张的人之一，“宗教有众多宗派，仅美国基督教就有4000多个宗派，因而宗教是多元性的。对《圣经》创世纪的解释不同，或强调男人创造世界，或把上帝女性化，女权运动就是争取女性权利。然而，从古到今基督教的主要观点是一致的：所有被创造物是平等的，一起荣耀造物主，上帝创造的世界能满足我们的需要，也能让我们认识世界，并荣耀他；我们应该承认、保护、维持、荣耀所有被创造物，进而去荣耀上帝。所以，基督徒可以用科学技术保护这个世界。个人、团体和社会都在做着这方面的工作”。(30)

　　据Frances Bogle介绍，一个波士顿的科学家统计每天有7300个小孩因饮用不清洁水而死去，他发明了一个过滤器，教会就帮助他来安装。这说明基督徒如何与别人分享上帝的爱。美国有许多能源，占世界3％的人口消耗25％的石油，美国和中国释放的二氧化碳都是最多的，墨西哥湾石油泄漏，海水被污染，酸雨毁坏了森林……进而，她倡议：“有信仰的团体应该对此回应，做出自己的努力。”(31)我们有技术，可以做不同的事情，但许多人不愿做出牺牲，这是棘手的问题。在美国的主流教会一直扶持环保农业，许多基督徒在议会中游说，要求政府合理利用核武器。所以，“应保持开放的态度，把宗教信仰与科学技术结合起来，去治愈、保护地球。是保护还是毁坏地球?这是我们的选择，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有潜力参与生态保护，甚至发展中国家的个人也可以做出努力。必须看到，这个世纪的挑战就是如何用信仰和科学技术去创造和谐的世界”。(32)

　　罗德尼·皮特森(Rodney L. Peterson)通过介绍美国神学院中的科学与宗教研究，也彰显了科学与宗教关系探究的实践倾向。针对Anastasia Kidd 的《生态学与神学教育》，(33)Debbie Clark的《教会参与生态保护的途径》，(34)Holly Norwick的《美国神学生的宗教与科学观》(35)等多位与会者的发言，罗德尼·皮特森认为，“看起来这些报告主题似乎是宗教与生态而不是宗教与科学”，进而指出“这是美国神学院的一个变化，生态成为进入科学与宗教关系讨论的很好层面，因为生态问题在美国非常重要”。他得出关于科学与宗教关系的基本结论：“一是更长远地思考科学与宗教的关系是必要的，以满足环境的挑战；二是对全球伦理发展的进一步思考需要关注意义和技术的运用；三是如果界定我们的宗教认同和描绘我们的共同任务，需要进一步理解消费方式与人口以及相关的主体性、自由和未来意识等。”(36)

　　总之，上述不同进路对科学与宗教关系的探讨，基本反映了近年中美学术论坛在这个领域研究的概貌和总体趋势。无论是其研究视角、考察方式，还是其思想进展，都对进一步考察科学与宗教关系问题不无启发和借鉴意义。

　　注释：

　　①王忠欣：《宗教与科学冲突?》，以“科学与宗教”为主题的第六届中美学者宗教对话学术研讨会上的报告，2010年于波士顿。

　　②参见John William Draper, History of the Conflict between Religion and Science, Charleston, South Carolina: BiblioBazaar, 2006。

　　③参见安德鲁·迪克森·怀特：《基督王国中科学与神学的战争史》，鲁旭东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④参见Pope Pius IX, Encyclical: Quanta Cura & the Syllabus of Errors, Arlington, Mass: Angelus Press, 2006。

　　⑤王忠欣：《宗教与科学冲突?》，以“科学与宗教”为主题的第六届中美学者宗教对话学术研讨会上的报告，2010年于波士顿。

　　⑥⑦Kenneth Arndt，Science and Religion： A Western Christian Scholar's View，以“科学与宗教”为主题的第六届中美学者宗教对话学术研讨会上的报告，2010年于波士顿。

　　⑧赵林：《从西方文化的历史发展看科学与宗教的辩证关系》，以“科学与宗教”为主题的第六届中美学者宗教对话学术研讨会上的报告，2010年于波士顿。

　　⑨赵林在“科学与宗教”学术论坛上的发言，2010年于费城。

　　⑩张百春：《作为科学背景的宗教》，以“科学与宗教”为主题的第六届中美学者宗教对话学术研讨会上的报告，2010年于波士顿。

　　(11)张百春：《作为科学背景的宗教》，以“科学与宗教”为主题的第六届中美学者宗教对话学术研讨会上的报告，2010年于波士顿。

　　(12)周玄毅：《近代科学的司各脱主义背景》，以“科学与宗教”为主题的第六届中美学者宗教对话学术研讨会上的报告，2010年于波士顿。

　　(13)(15)Jeff Jue，Protestant Scholasticism，Universal Reformation and the Limits of Pre-Modern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科学与宗教”学术论坛报告，2010年于费城。

　　(14)参见Alister McGrath，Reformation Thought： An Introduction，Malden，MA： Blackwell Publishers，1999。

　　(16)参见Carl Trueman，Contextualizing the New Atheism，“科学与宗教”学术论坛报告，2010年于费城。

　　(17)以上参见Peter Lillback，The Bible Study as a Scientific Pursuit，“科学与宗教”学术论坛报告，2010年于费城。

　　(18)刘孝廷：《科学与宗教关系沿革的实质及对策》，以“科学与宗教”为主题的第六届中美学者宗教对话学术研讨会上的报告，2010年于波士顿。

　　(19)以上参见刘孝廷：《科学与宗教关系沿革的实质及对策》，以“科学与宗教”为主题的第六届中美学者宗教对话学术研讨会上的报告，2010年于波士顿。

　　(20)参见谢爱华：《科学与宗教：从对抗走向对话》，“中国传统文化和基督教在中国的走向”学术年会上的报告，2007年于北京。

　　(21)参见Wesley Wildman，Review of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以“科学与宗教”为主题的第六届中美学者宗教对话学术研讨会上的报告，2010年于波士顿。

　　(22)参见江晓原：《看!科学主义》，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

　　(23)Paul Chien，Scientism and the New Biology，“中国传统文化和基督教在中国的走向”学术年会上的报告，2007年于北京。

　　(24)董春雨：《从复杂系统理论看智能设计论》，“中国传统文化和基督教在中国的走向”学术年会上的报告，2007年于北京。

　　(25)张秀华：《走向科学与宗教的一种整合：从过程思想来看》，以“科学与宗教”为主题的第六届中美学者宗教对话学术研讨会上的报告，2010年于波士顿。

　　(26)刘义宇：《拉塞尔关于科学与神学的“创造性互动”方法论》，以“科学与宗教”为主题的第六届中美学者宗教对话学术研讨会上的报告，2010年于波士顿。

　　(27)单传航：《论宗教与科学的统一关系》，以“科学与宗教”为主题的第六届中美学者宗教对话学术研讨会上的报告，2010年于波士顿。

　　(28)《肘后备急方》，又称《肘后方》，是我国第一部临床急救手册，中医治疗学专著，8卷，70篇，大约在公元341年由东晋的葛洪所著。参见葛洪：《肘后备急方》，王均宁校，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2011年。

　　(29)以上参见吕锡琛：《道教与科学：以道教学者葛洪为例》，以“科学与宗教”为主题的第六届中美学者宗教对话学术研讨会上的报告，2010年于波士顿。

　　(30)(31)(32)Frances Bogle，The Openness of Christianity to the Dialogue between Science and Religion，以“科学与宗教”为主题的第六届中美学者宗教对话学术研讨会上的报告，2010年于波士顿。

　　(33)参见Anastasia Kidd，Ecology and Theological Education，以“科学与宗教”为主题的第六届中美学者宗教对话学术研讨会上的报告，2010年于波士顿。

　　(34)参见Debbie Clark，The Way That Local Churches Support Ecology，以“科学与宗教”为主题的第六届中美学者宗教对话学术研讨会上的报告，2010年于波士顿。

　　(35)参见Holly Norwick，Seminarians’Perspective on Religion and Sciences，以“科学与宗教”为主题的第六届中美学者宗教对话学术研讨会上的报告，2010年于波士顿。

　　(36)Rodney L. Petersen, The Study of Science and Religion in American Theological Schools: Climate and Environment as “Entry Level” Issues，以“科学与宗教”为主题的第六届中美学者宗教对话学术研讨会上的报告，2010年于波士顿。

　　【作者简介】张秀华，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