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彦伟:沉默的高原——悼青海回族文学的开拓者朱刚
奥斯曼•朱刚先生还是静静地走了。
讣告是马有福发来的。信很短：“小石，朱刚先生昨晚归真，今天将在西宁杨家庄清真寺举行殡礼。”锁掉手机，望着车窗外呼啸的林莽，背对着聒噪的城市，难发一言。同伴大抵觉察出了我的一些异常：在北京难得的响晴天里，我们要去的八达岭雄关已若隐若现；而这一日，恰是令每一个北漂期许又畏惧的八月节。
我与朱刚先生仅有两面之缘，其实是并不十分熟识的。去年，也是这时节，因参与《中国回族文学通史》的编纂任务，整日搜罗书报材料。一次，在网上拍下一本《中国回族文学作品选•现代诗歌待选作品》，邮到手里，见是本内部资料，油印版，编于1979年。扫一眼目录，竟不禁瞠目：平素如数家珍的回族诗人在书中绝少见到（想必他们在新时期伊始尚未起笔），所列作者，大都是解放前或建国初即投入创作的那一拨老作家。他们未必十分有名，却是这个民族在需要诗人挺身之时的一代先声，是回族文坛待兴之际撑起一片天的元勋。
而朱刚——这先前似乎显得有些陌生，甚至已经褪色得斑驳漫漶的两个铅字，正在那泛黄的书页中放射着沉静的光芒。
我猛然忆了起来——呀，朱刚，莫不就是前几年曾在青海见过的那一位？
原来，我真是早见过朱刚先生的。2011年元月，我去西宁参加一个民族协会的成立活动。午餐席间，一桌民族文化领域的活跃人士谈天说地，口水漫飞，却偏偏有一位戴眼镜的斯文老者窝在角落里一言不发。他的镜腿垂下一根吊绳，书卷气很重；面色有些土灰，不是很光鲜，但脸上总镂刻着内敛的笑意。有人介绍：这位就是青海民院的朱刚教授。我礼节性地点了点头。因听是朱姓（以后读了朱先生的论文才知，青海回族其实正有一支朱姓望族的注入），不好确定是回民不是，就连一个赛俩目也没给出上。如今忖来，为何每一个初涉世事的年轻人都有着阉割不掉的势利病，只因那老人不言喘，便也对其不理不睬；我那时大概只顾学着市侩分子递名片去了。
至今我仍在思想：那时的朱刚先生，为什么一句话都不说呢？为什么不像更多的老先生一样，道一道辉煌的履历，摆一摆资深的架子呢？各路神仙都在那协会里谋了个一官半衔，最赖也是个理事；身为青海穷回回中麟角凤毛的堂堂教授，竟只是甘居一介会员！
捧起尘封多年的老选本，阅读着一首首留有他名字的诗作，再追想起角落里那副决绝无言的面影，尊敬和愧疚便满心而生了出来。编史三两年间，陆续听到四川张央、广东杨万翔、北京张宝申等优秀回族作家归真的噩耗，他们都曾与我晤过面、通过话的，书编成了，人却走了。阵痛中，我愈发懂得了老作家的珍贵，也在心底涌出一个迫切的念想：我想再能见朱刚先生一面！
2014年5月，又赴西宁开会。这次我不再向各路神仙递什么名片，却一个人躲开会场，背上了拜访那位因沉默而仿佛快要被世界遗忘的老学者的举意。在青海多斯提中，若说地通人通的行家，那要数一位热忱温厚的老兄长：马有福。我也没客气，径直找他接洽。马有福面露难色：“朱刚老师已患了癌症，有些时日没见了，还不知家里方不方便。”我说：“劳您给问问吧，真想见见老人家，举了意了。”不多时回了话，说先生在家，气色尚好，欢迎咱们去。真好，我忽然觉得满心地慰藉，繁忙中飞一次大青海，只因这一求之不易的重逢，便无从告憾了。
也是那造访路上，有福兄长回忆起他与朱刚先生的交援之情。上世纪80年代，少数民族文学正是百废俱兴之时，省上藏族、蒙古族等几个人口较多的民族都开过了自己的创作会，可是青海大地数十万的回回民族却毫无响动。面对这样的窘境，作为1954年即发表作品的青海第一位回族书面文学作家，作为一位精通藏语、蒙古语（也由此深知兄弟民族重文风尚）的学者，朱刚委实坐不住了。他五次三番找到省作协，恳请能为回族开一次创作会，只要作协出面就好，其余一切，他来办。就这样，1987年10月30日，在时任省作协主席朱奇的支持下，在朱刚的故里化隆县，青海省首届回族文学创作会议，简朴而又热烈地召开了。朱刚促成了这次大会，并主持了好几场小组讨论会，其《回族文学概况》的报告，鼓励中青年作家要拿起笔来，给回回写东西。马有福，正是那次会上一个二十出头的毛小子，还在大通县的一个乡下中学当着老师。他拿出自己的几篇习作，怯生生地问：“朱老师您看我写得行吗？”“行，怎么不行，我看很好，你坚持写下去，能写出来！”或许在那次会上，每一个拿着自己中学生作文的晚辈，都得到了朱老师同样的鼓励，或许这鼓励已有些泛滥和廉价——但，儿子娃娃马有福真的写出来了，不但在《天涯》《青海湖》《回族文学》发了作品，出了书，还撰写了近百万字的电视文学解说词，成了青海电视台叫得响的一枝笔杆子。更令人欣慰的是，当年的代表已经成了第二届、第三届青海回族笔会的组织者。
往事重现，暗生惊异。并不是每一个回族聚居的省份，都有人站出来为孤独的文学振臂呼喊，都明白文学对于一个民族的意义；并不是每一个老前辈都对后生充满老鸟哺雏般的疼爱，都不怕他们超过自己，抢了风头。即便今日，在我痴心挚爱、甚至举意献身的回族文学事业里，又有几人真诚，几人知义，几人珍惜作家背负的盛誉，几人愿在如晦风雨中同行？
沿北关街心情散乱地走着，不觉已在北关清真古寺栏前驻下。时候已近黄昏，我与有福兄商议，不巧赶在饭口了，若是家人挽留，还是不吃为好吧——我们出来找个面馆一吃，随意许多。有福兄沉思片刻，却未按常理顺应我的建议，说以朱老师的秉性，进了家门却不吃饭他一定会不高兴的，到时我们随机应变吧。正谈着，一位年轻女子快步迎来，正是朱先生的女儿。我们走进幸福家园小区，乘梯辗转至家中，朱刚先生已然穿戴整洁，在门口静候多时。
他的家中有一间明亮宽敞的客厅，黄昏的阳光斜落在茶几、地板上，泛着温和的暖意。朱先生让我们先坐，亲自倒茶，嘴里沉吟着：“你们来真好，唉，还来看我，还来看我……”我怕老人记不得几年前的那次无话的桌餐，便重新介绍自己，是《民族文学》的编辑，也写点东西。未料朱先生却说：“知道，知道，《回族文学》上常见你的文章，又一代年轻人上来了！”他的眼神清亮，即便在厚厚的镜片后面仍闪烁着矍铄的光泽，身材并不如想象中清癯，反有些丰腴，讲话的声音也并不很小，全然看不出是已多次化疗、几度病危过的癌症病人。见老先生这样的体态，我们都放宽了心。
那日朱刚先生一改沉默寡言的风格，健谈了许多。不用我像记者般发问，先生像是知我心中所想一般，自己就像说唱艺人一般娓娓道了出来。他的讲话，简约、敏捷，而又鲜活，常有青海式的长长调子的感叹，神情也一直是兴奋的，丰富的。这让我仿佛看到面前坐着的，并非一个76岁的老者，而是一个刚从化隆纵横山谷深处，那个叫巴燕的小镇走出的健壮青年。
那年他16岁，有着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他与身边的回回娃娃不大一样，莫名地爱着音乐，爱拉手风琴。在“耕读为本”、“诗礼传家”家训的启迪中，他饱读了古今中外的名著，自己也写起了诗。他的处女作《拔草的姑娘》发表在《青海日报》，并由此参加了青海省文联举办的文艺讲习班，成为班上最小的学员。此后，他又发表了《宴席曲的故事》《金首饰》等小说，为回族文学史留下了珍贵的记忆。
1961年，他23岁，刚刚从青海民族学院藏文系毕业，留校做了老师。从此他在讲台上教学，在教研室里编译教材、编辑学报，这一做竟是整整的一生。
1978年，他30岁，参加了在兰州召开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教材编写暨学术讨论会，从此正式投身民族民间文艺研究的队列，奋力抢救散佚民间的活化石。他搜集、编纂了三卷本《青海回族民间文学资料》，编译出版了《传统爱情花儿百首》《青海回族民间故事》《藏族谚语选编》《土族撒拉族民间故事选》《青海风俗简志》等著作，发表了有关民间文学、民俗、伊斯兰教等领域的大量理论和评论文章，并为《中国回族大辞典》《中国大百科全书•文学卷》《中华风俗大观》《青海掠影》等辞书撰写文章和辞条。特别是，他还担任了《中国谚语集成•青海卷》的主编。该著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家艺术科学规划重点项目，由文化部、国家民委和中国文联三家单位共同组织编纂。
他被选举为青海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青海省文联委员。1979年和1996年，先后出席了第四、六届全国文代会。
他在退休以后的日子，仍然不忘一介园丁的本分。在《开拓》《绿荫》等穆斯林民间刊物寂静地做着一位编者，望眼欲穿地守候着本民族青年的成长与进步。
……
令我有些意外的是，聊谈之中，朱刚先生一直把《回族文学》这本刊物看得很重。上世纪70年代末，白练先生正在为筹办《博格达》（《回族文学》前身）四处奔走，征询意见。可以想见，新时期伊始，对一个孤军奋战的创刊人来说，可以团结的社会力量是极其有限的，但白练却给远在青海的朱刚写来一封信，恳言道：新中国成立以来，回族还没有一份属于自己的文学刊物，回族作家得不到专门的培养，最近他正忙于此事，准备创办一份回族文学刊物。读罢此讯，信纸前的朱刚兴奋难眠，连夜写了复信，热情鼓励白练的眼光和付出，此后更多次通信，为办刊提出建议。比如：刊物勿为回族一家独揽，一来我们刚起步，没有甚多佳作，二来有了兄弟民族的稿子，才是一个民族有胸怀、不狭隘的体现。后来，刊物真的办起来了，在稿源匮乏的情况下，朱刚寄去沉甸甸的小说手稿《河湟传》，在多期刊物连载，这是目前所考，回族文学史上最早表现清代回民起义题材的一部长篇。
“与白练先生的通信，还保留着吗？”我不禁急切地问道。
“哎呀，怕不好找了。我找找看！”朱刚先生转身去了里屋。我与有福兄四目相觑，吟味着那穿越时空的、属于一个民族的文学历史，竟半晌无语。而此时，厨房里早已响起叮叮当当的炒菜声，温暖的饭香从门缝中挤了出来。
不多时，朱刚先生捧着一沓宝贝出来了。“还真有一封！”我一看，果然是白练先生的亲笔书信。信中这样写道：
《博格达》已批准改名为《新疆回族文学》，1985年起更名，以刊登回族作者的作品为主，面向全国。相信更名后来稿和发行都会更好一些，对繁荣回族文学创作更为有利。希望您能给予支持。青海的回族作者情况不太了解，希望您能动员他们多为刊物撰稿，特别是小说，我们急需。此外，在贵校回族学生中做点发行宣传，扩大一些订户，更为感激。
这几年，您脚踏实地，埋头创作，写出了一部长篇巨著，填补了回族文学的一大空白，实在是件了不起的事。我为您祝贺，为您高兴。我自己确实落伍了，陷身于事务，忙忙碌碌，眼看创作荒芜了，真是苦恼。由于身不由己，只好苦恼着。好在，一大批回族青年作者迅速成长起来了，而且起步又都很高，感到莫大宽慰。祝愿年轻的作者们快快成长，我能为大家铺路垫石，也就满足了。
这业已清淡的浅蓝色的钢笔字迹，字字锻打着我的骨骼，温热了我的眼窝。信是1984年所写，三年以后，朱刚奔走呼吁、穿针引线，促成了青海省首届回族文学创作会议——这算是某种知义的回应吗？我的眼前是两位白发先生迎风站在历史的山巅，在凝望着彼此，孤寂地拥抱。如今，两位先生都已去了，他们是要在天园继续那诉说了，可现世的我们，还会诞生出这样的诉说吗？
阳光愈加斜长。朱刚先生面肌分明，眼神清透。
他仍在抖抖地翻找着，又从老相簿子里抽出几张黑白相片，是一些回族笔会、文代会的留影。“可以送我几张留念吗？”我再次提出不知羞耻的请求，可先生淡然一笑：“这些我留着也没什么用，你拿去就是了。”我见过多少老人对自己的物件敝帚自珍，却确乎少见这般淡泊的晚境。
真被有福说中，女儿已把揪面片子和两盘炒菜送上茶桌，是不吃不行了。走出先生家，我与有福赶去礼拜，久久不愿多言。记得只说：人的一生不必做很多事，能做好一件有意义的事足矣；而甘于寂寞、不事声张的朱刚先生，他做到了。
这便是我与朱刚先生唯一的一次晤谈。两月以后，从有福处打问到的，却是先生突然住院化疗的消息；再到这秋风萧索的九月，已是十数日未尽谷米、化疗不再起效的噩讯。
朱刚先生走后，我的心少了一些绞痛，却分明平静若水。或许这样的归宿于病魔缠身的他而言，也是一种解脱？我只是感到悲凉，如千万之众的民族沉寂于世的整体境遇一样，搜遍百度网页，仍不见百科中出现朱刚先生的事迹和文章，甚至一条像样的讣告也没能找到。我便写下这平生的第一篇悼念文章吧，并在这凉意阵阵的中秋之夜侧身西望，念想着长空朗照下的沉默的高原。2014年9月9日，拟载《回族文学》2014年第1期（马有福老师赐稿）
讣告是马有福发来的。信很短：“小石，朱刚先生昨晚归真，今天将在西宁杨家庄清真寺举行殡礼。”锁掉手机，望着车窗外呼啸的林莽，背对着聒噪的城市，难发一言。同伴大抵觉察出了我的一些异常：在北京难得的响晴天里，我们要去的八达岭雄关已若隐若现；而这一日，恰是令每一个北漂期许又畏惧的八月节。
我与朱刚先生仅有两面之缘，其实是并不十分熟识的。去年，也是这时节，因参与《中国回族文学通史》的编纂任务，整日搜罗书报材料。一次，在网上拍下一本《中国回族文学作品选•现代诗歌待选作品》，邮到手里，见是本内部资料，油印版，编于1979年。扫一眼目录，竟不禁瞠目：平素如数家珍的回族诗人在书中绝少见到（想必他们在新时期伊始尚未起笔），所列作者，大都是解放前或建国初即投入创作的那一拨老作家。他们未必十分有名，却是这个民族在需要诗人挺身之时的一代先声，是回族文坛待兴之际撑起一片天的元勋。
而朱刚——这先前似乎显得有些陌生，甚至已经褪色得斑驳漫漶的两个铅字，正在那泛黄的书页中放射着沉静的光芒。
我猛然忆了起来——呀，朱刚，莫不就是前几年曾在青海见过的那一位？
原来，我真是早见过朱刚先生的。2011年元月，我去西宁参加一个民族协会的成立活动。午餐席间，一桌民族文化领域的活跃人士谈天说地，口水漫飞，却偏偏有一位戴眼镜的斯文老者窝在角落里一言不发。他的镜腿垂下一根吊绳，书卷气很重；面色有些土灰，不是很光鲜，但脸上总镂刻着内敛的笑意。有人介绍：这位就是青海民院的朱刚教授。我礼节性地点了点头。因听是朱姓（以后读了朱先生的论文才知，青海回族其实正有一支朱姓望族的注入），不好确定是回民不是，就连一个赛俩目也没给出上。如今忖来，为何每一个初涉世事的年轻人都有着阉割不掉的势利病，只因那老人不言喘，便也对其不理不睬；我那时大概只顾学着市侩分子递名片去了。
至今我仍在思想：那时的朱刚先生，为什么一句话都不说呢？为什么不像更多的老先生一样，道一道辉煌的履历，摆一摆资深的架子呢？各路神仙都在那协会里谋了个一官半衔，最赖也是个理事；身为青海穷回回中麟角凤毛的堂堂教授，竟只是甘居一介会员！
捧起尘封多年的老选本，阅读着一首首留有他名字的诗作，再追想起角落里那副决绝无言的面影，尊敬和愧疚便满心而生了出来。编史三两年间，陆续听到四川张央、广东杨万翔、北京张宝申等优秀回族作家归真的噩耗，他们都曾与我晤过面、通过话的，书编成了，人却走了。阵痛中，我愈发懂得了老作家的珍贵，也在心底涌出一个迫切的念想：我想再能见朱刚先生一面！
2014年5月，又赴西宁开会。这次我不再向各路神仙递什么名片，却一个人躲开会场，背上了拜访那位因沉默而仿佛快要被世界遗忘的老学者的举意。在青海多斯提中，若说地通人通的行家，那要数一位热忱温厚的老兄长：马有福。我也没客气，径直找他接洽。马有福面露难色：“朱刚老师已患了癌症，有些时日没见了，还不知家里方不方便。”我说：“劳您给问问吧，真想见见老人家，举了意了。”不多时回了话，说先生在家，气色尚好，欢迎咱们去。真好，我忽然觉得满心地慰藉，繁忙中飞一次大青海，只因这一求之不易的重逢，便无从告憾了。
也是那造访路上，有福兄长回忆起他与朱刚先生的交援之情。上世纪80年代，少数民族文学正是百废俱兴之时，省上藏族、蒙古族等几个人口较多的民族都开过了自己的创作会，可是青海大地数十万的回回民族却毫无响动。面对这样的窘境，作为1954年即发表作品的青海第一位回族书面文学作家，作为一位精通藏语、蒙古语（也由此深知兄弟民族重文风尚）的学者，朱刚委实坐不住了。他五次三番找到省作协，恳请能为回族开一次创作会，只要作协出面就好，其余一切，他来办。就这样，1987年10月30日，在时任省作协主席朱奇的支持下，在朱刚的故里化隆县，青海省首届回族文学创作会议，简朴而又热烈地召开了。朱刚促成了这次大会，并主持了好几场小组讨论会，其《回族文学概况》的报告，鼓励中青年作家要拿起笔来，给回回写东西。马有福，正是那次会上一个二十出头的毛小子，还在大通县的一个乡下中学当着老师。他拿出自己的几篇习作，怯生生地问：“朱老师您看我写得行吗？”“行，怎么不行，我看很好，你坚持写下去，能写出来！”或许在那次会上，每一个拿着自己中学生作文的晚辈，都得到了朱老师同样的鼓励，或许这鼓励已有些泛滥和廉价——但，儿子娃娃马有福真的写出来了，不但在《天涯》《青海湖》《回族文学》发了作品，出了书，还撰写了近百万字的电视文学解说词，成了青海电视台叫得响的一枝笔杆子。更令人欣慰的是，当年的代表已经成了第二届、第三届青海回族笔会的组织者。
往事重现，暗生惊异。并不是每一个回族聚居的省份，都有人站出来为孤独的文学振臂呼喊，都明白文学对于一个民族的意义；并不是每一个老前辈都对后生充满老鸟哺雏般的疼爱，都不怕他们超过自己，抢了风头。即便今日，在我痴心挚爱、甚至举意献身的回族文学事业里，又有几人真诚，几人知义，几人珍惜作家背负的盛誉，几人愿在如晦风雨中同行？
沿北关街心情散乱地走着，不觉已在北关清真古寺栏前驻下。时候已近黄昏，我与有福兄商议，不巧赶在饭口了，若是家人挽留，还是不吃为好吧——我们出来找个面馆一吃，随意许多。有福兄沉思片刻，却未按常理顺应我的建议，说以朱老师的秉性，进了家门却不吃饭他一定会不高兴的，到时我们随机应变吧。正谈着，一位年轻女子快步迎来，正是朱先生的女儿。我们走进幸福家园小区，乘梯辗转至家中，朱刚先生已然穿戴整洁，在门口静候多时。
他的家中有一间明亮宽敞的客厅，黄昏的阳光斜落在茶几、地板上，泛着温和的暖意。朱先生让我们先坐，亲自倒茶，嘴里沉吟着：“你们来真好，唉，还来看我，还来看我……”我怕老人记不得几年前的那次无话的桌餐，便重新介绍自己，是《民族文学》的编辑，也写点东西。未料朱先生却说：“知道，知道，《回族文学》上常见你的文章，又一代年轻人上来了！”他的眼神清亮，即便在厚厚的镜片后面仍闪烁着矍铄的光泽，身材并不如想象中清癯，反有些丰腴，讲话的声音也并不很小，全然看不出是已多次化疗、几度病危过的癌症病人。见老先生这样的体态，我们都放宽了心。
那日朱刚先生一改沉默寡言的风格，健谈了许多。不用我像记者般发问，先生像是知我心中所想一般，自己就像说唱艺人一般娓娓道了出来。他的讲话，简约、敏捷，而又鲜活，常有青海式的长长调子的感叹，神情也一直是兴奋的，丰富的。这让我仿佛看到面前坐着的，并非一个76岁的老者，而是一个刚从化隆纵横山谷深处，那个叫巴燕的小镇走出的健壮青年。
那年他16岁，有着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他与身边的回回娃娃不大一样，莫名地爱着音乐，爱拉手风琴。在“耕读为本”、“诗礼传家”家训的启迪中，他饱读了古今中外的名著，自己也写起了诗。他的处女作《拔草的姑娘》发表在《青海日报》，并由此参加了青海省文联举办的文艺讲习班，成为班上最小的学员。此后，他又发表了《宴席曲的故事》《金首饰》等小说，为回族文学史留下了珍贵的记忆。
1961年，他23岁，刚刚从青海民族学院藏文系毕业，留校做了老师。从此他在讲台上教学，在教研室里编译教材、编辑学报，这一做竟是整整的一生。
1978年，他30岁，参加了在兰州召开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教材编写暨学术讨论会，从此正式投身民族民间文艺研究的队列，奋力抢救散佚民间的活化石。他搜集、编纂了三卷本《青海回族民间文学资料》，编译出版了《传统爱情花儿百首》《青海回族民间故事》《藏族谚语选编》《土族撒拉族民间故事选》《青海风俗简志》等著作，发表了有关民间文学、民俗、伊斯兰教等领域的大量理论和评论文章，并为《中国回族大辞典》《中国大百科全书•文学卷》《中华风俗大观》《青海掠影》等辞书撰写文章和辞条。特别是，他还担任了《中国谚语集成•青海卷》的主编。该著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家艺术科学规划重点项目，由文化部、国家民委和中国文联三家单位共同组织编纂。
他被选举为青海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青海省文联委员。1979年和1996年，先后出席了第四、六届全国文代会。
他在退休以后的日子，仍然不忘一介园丁的本分。在《开拓》《绿荫》等穆斯林民间刊物寂静地做着一位编者，望眼欲穿地守候着本民族青年的成长与进步。
……
令我有些意外的是，聊谈之中，朱刚先生一直把《回族文学》这本刊物看得很重。上世纪70年代末，白练先生正在为筹办《博格达》（《回族文学》前身）四处奔走，征询意见。可以想见，新时期伊始，对一个孤军奋战的创刊人来说，可以团结的社会力量是极其有限的，但白练却给远在青海的朱刚写来一封信，恳言道：新中国成立以来，回族还没有一份属于自己的文学刊物，回族作家得不到专门的培养，最近他正忙于此事，准备创办一份回族文学刊物。读罢此讯，信纸前的朱刚兴奋难眠，连夜写了复信，热情鼓励白练的眼光和付出，此后更多次通信，为办刊提出建议。比如：刊物勿为回族一家独揽，一来我们刚起步，没有甚多佳作，二来有了兄弟民族的稿子，才是一个民族有胸怀、不狭隘的体现。后来，刊物真的办起来了，在稿源匮乏的情况下，朱刚寄去沉甸甸的小说手稿《河湟传》，在多期刊物连载，这是目前所考，回族文学史上最早表现清代回民起义题材的一部长篇。
“与白练先生的通信，还保留着吗？”我不禁急切地问道。
“哎呀，怕不好找了。我找找看！”朱刚先生转身去了里屋。我与有福兄四目相觑，吟味着那穿越时空的、属于一个民族的文学历史，竟半晌无语。而此时，厨房里早已响起叮叮当当的炒菜声，温暖的饭香从门缝中挤了出来。
不多时，朱刚先生捧着一沓宝贝出来了。“还真有一封！”我一看，果然是白练先生的亲笔书信。信中这样写道：
《博格达》已批准改名为《新疆回族文学》，1985年起更名，以刊登回族作者的作品为主，面向全国。相信更名后来稿和发行都会更好一些，对繁荣回族文学创作更为有利。希望您能给予支持。青海的回族作者情况不太了解，希望您能动员他们多为刊物撰稿，特别是小说，我们急需。此外，在贵校回族学生中做点发行宣传，扩大一些订户，更为感激。
这几年，您脚踏实地，埋头创作，写出了一部长篇巨著，填补了回族文学的一大空白，实在是件了不起的事。我为您祝贺，为您高兴。我自己确实落伍了，陷身于事务，忙忙碌碌，眼看创作荒芜了，真是苦恼。由于身不由己，只好苦恼着。好在，一大批回族青年作者迅速成长起来了，而且起步又都很高，感到莫大宽慰。祝愿年轻的作者们快快成长，我能为大家铺路垫石，也就满足了。
这业已清淡的浅蓝色的钢笔字迹，字字锻打着我的骨骼，温热了我的眼窝。信是1984年所写，三年以后，朱刚奔走呼吁、穿针引线，促成了青海省首届回族文学创作会议——这算是某种知义的回应吗？我的眼前是两位白发先生迎风站在历史的山巅，在凝望着彼此，孤寂地拥抱。如今，两位先生都已去了，他们是要在天园继续那诉说了，可现世的我们，还会诞生出这样的诉说吗？
阳光愈加斜长。朱刚先生面肌分明，眼神清透。
他仍在抖抖地翻找着，又从老相簿子里抽出几张黑白相片，是一些回族笔会、文代会的留影。“可以送我几张留念吗？”我再次提出不知羞耻的请求，可先生淡然一笑：“这些我留着也没什么用，你拿去就是了。”我见过多少老人对自己的物件敝帚自珍，却确乎少见这般淡泊的晚境。
真被有福说中，女儿已把揪面片子和两盘炒菜送上茶桌，是不吃不行了。走出先生家，我与有福赶去礼拜，久久不愿多言。记得只说：人的一生不必做很多事，能做好一件有意义的事足矣；而甘于寂寞、不事声张的朱刚先生，他做到了。
这便是我与朱刚先生唯一的一次晤谈。两月以后，从有福处打问到的，却是先生突然住院化疗的消息；再到这秋风萧索的九月，已是十数日未尽谷米、化疗不再起效的噩讯。
朱刚先生走后，我的心少了一些绞痛，却分明平静若水。或许这样的归宿于病魔缠身的他而言，也是一种解脱？我只是感到悲凉，如千万之众的民族沉寂于世的整体境遇一样，搜遍百度网页，仍不见百科中出现朱刚先生的事迹和文章，甚至一条像样的讣告也没能找到。我便写下这平生的第一篇悼念文章吧，并在这凉意阵阵的中秋之夜侧身西望，念想着长空朗照下的沉默的高原。2014年9月9日，拟载《回族文学》2014年第1期（马有福老师赐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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