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浪潮中阿拉伯世界何去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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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1-24 19:58:38 【来源:】 点击:

 
  几千年来,世界历史都由四大主要文明所推动:中国、印度、阿拉伯和欧洲。虽然都自成一派,并有宗教典籍传世,但四大文明之间历来都有往来互通。众多例证之一,便是阿拉伯穆斯林学者伊本·鲁世德(Ibn Rud;又称阿威罗伊[Averro?s],1126-1198年),他生于科尔多瓦(Córdoba,在如今的西班牙境内—译注),是亚里士多德哲学学者,被公认为欧洲世俗思想的开创者。

  四大文明都在商业、探索、战争与征服、意识形态(宗教)的交织下不断发展与扩张。阿拉伯文明形成时间最晚;兴起于先知穆罕默德(公元570-632)时代以及《古兰经》编纂时期,在乌玛(Ummah,按宗教信仰而非氏族或种族而联合起来的穆斯林群体)概念的推动下前进。后来的几个世纪,它扩张到地中海南北的大部分地区、非洲北部和东部,穿越中亚,直抵印度,再跨越印度洋,经由南中国海,抵达今天的印度尼西亚。

欧洲的崛起始于15世纪末和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新的航海技术、地图绘制术和印刷术的普及,使欧洲航海帝国征服“新大陆”成为可能。随着农业、科技、商业、工业、思想、文化、社会和政治革命的出现,到19世纪早期,西北欧开始称霸世界。1700年欧洲GDP总量还占全球的20%,到1900年,这一比例就已翻番至40%。
  欧洲的崛起始于15世纪末和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新的航海技术、地图绘制术和印刷术的普及,使欧洲航海帝国征服“新大陆”成为可能。随着农业、科技、商业、工业、思想、文化、社会和政治革命的出现,到19世纪早期,西北欧开始称霸世界。1700年欧洲GDP总量还占全球的20%,到1900年,这一比例就已翻番至40%。

  几个世纪以来四大文明之间的政治、经济、科学、军事、文化与心理平衡被打破。从欧洲明显迅猛的崛起,到它成为“人类的主人”(已故历史学家维克多·基尔南[Victor Kiernan]1969年巨著的书名)。中国将从1839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到1949年解放的这段时期称为“百年耻辱”,它也是所有非欧洲人的耻辱。

  全球化的新时代

  近几十年出现了几项重大的变革趋势。其中之一便是欧洲的衰落。欧洲帝国不复存在。1870年,欧洲GDP的全球占比还是40%,到2010年就已经不到20%,与1700年的水平大致相当。在人口、经济和地缘政治方面,欧洲还将继续衰落。“欧洲世纪(19世纪)”已成为历史,专家学者们纷纷宣告“亚洲世纪(21世纪)”的降临。

  这种描述颇具误导性。东亚,尤其是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增长的主要拉动力,中国企业的国际影响力也日趋深远;南亚,尤其是印度,已经出现一些可喜的转变。虽然如此,中亚和西亚大部分地区,包括大多数阿拉伯国家,都仍然处在经济、社会、政治和地缘政治的萎靡不振与动荡不定之中。

  在如今的东亚和南亚,耻辱已成为过去。中国或印度人会为祖国感到自豪,不仅是因为过去的荣耀,也是因为今日的成绩和明日更进一步的展望。与之形成对比的是,阿拉伯固然可以沐浴于过去的荣光,却无法从当下局面中找到自豪感;而从2015年的情况来看,前景也显得颇为黯淡。

  恐怖主义的源头很大程度上来自挫败。这种挫败感已经从阿拉伯世界波及“乌玛”其他部分,特别是中亚和非洲:最近的巴黎恐怖袭击就是法国的阿拉伯伊斯兰主义者所为,十年前的伦敦爆炸案则出自英国的巴基斯坦裔伊斯兰主义者之手。

  对阿拉伯世界发动的战争深深地加剧了这种挫败感,尤以2003年对伊拉克的入侵为甚。但阿拉伯世界之所以没能像东亚和部分南亚地区那样,顺应时势,在新的全球化时代中奋起迎接挑战、把握机遇,其失败的根源早在这些事件以前就已埋下。鲁拉·卡拉夫(Roula Khalaf)在专栏文章《追寻穆斯林中的马丁·路德》(The Search for A Muslim Martin Luther)中大体归纳了这一根源,即“在专制、混乱的摧残下,在与西方世界矛盾重重、时而丧失理性的纠缠中,中东的社会政治局面逐渐凋敝。”没有哪个国家堪任阿拉伯世界引以为豪的典范。萨义德和谢里夫·库阿奇(Sa?d & Chérif Kouachi)两兄弟显然对法国恨之入骨。但除此之外他们还能去哪儿呢?阿尔及利亚实在称不上什么诱人选项。海湾各国固然富得流油,但出于种种原因,实在难以扶作典范,另外它们也没有伸出橄榄枝:于是很多人加入ISIS势力,走上殉教、恐怖主义或圣战的道路。

  如今,东亚与南亚企业及个人的全球化在商业、银行、学术、艺术、媒体等各个领域得到体现。这些地方发生的不再是严重的“人才外流”,而是活跃的“人才流转”。各大陆之间流动频繁。曾在西方(法国和美国)统治下感受恐怖与蒙受屈辱的越南,现已融入全球资本主义。先前乘船出逃的难民以创业者的身份重归故土(虽仍谨慎地保留了西方国家的护照)。生活在西方不同地区的越侨约有275万,但却没有什么越南人发起恐怖主义。融入全球化的示范效应给东南亚带来了一种“逆向多米诺效应”。缅甸似乎将成为越南、老挝和柬埔寨之后的后起之秀。而朝鲜仍是一个异类。

  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有一句名言,生存下来的往往不一定是最强大或最智能的,而是最能适应变化的,从这个角度看,阿拉伯所发生的事情,从很多层面讲都源于它不甘适应变革,不甘融入新的全球化时代,这与东亚形成了鲜明对比。已故的左派经济学家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曾打趣说:被全球资本主义无视,比受全球资本主义剥削更坏。除石油外,阿拉伯世界在全球商业分布图上几乎不见踪迹;全球价值链中也很少看到阿拉伯企业的身影。


  作为全球最大的穆斯林国家,印度尼西亚似乎正经历积极的经济、社会与政治变革。当然,阿拉伯世界还有待从东南亚的全球化转型中取取经。但到头来,变革还是要在阿拉伯人的领导之下,从阿拉伯人中间产生。“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的失败倒转了历史的车轮。突尼斯最近取得的进展也许能带来一线希望—社会、教育、文化、性别、政治、管理、经济、科学等各个层面的内部根本性改革,以及对全球化所提供机遇的接纳。

  与此同时,套用莎士比亚的一句话,阿拉伯人应该意识到,“亲爱的艾哈迈德,谬不在天运(抑或是西方),而在我们自身,我们都是败在自己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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