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巴嫩记者：为什么只有法国得到默哀？
黎巴嫩记者：为什么只有法国得到默哀？
原创 2015-11-16 半岛电视台 半岛电视台
黎巴嫩裔是澳大利亚最大、最早的移民族群。由此，悉尼歌剧院外墙荧幕展示黎巴嫩国旗没什么好奇怪的。
但这张源自当地新闻网站的图片，尽管被视作“与贝鲁特炸弹袭击遇难者同在”的象征，却是伪造的。这让潜藏在全球对此类袭击受害者的同情中的双重标准暴露无遗。
黎巴嫩社交媒体的博主和推主很快指出：当全世界的地标性建筑都在为悼念周五巴黎袭击中的遇难者而亮起了法国国旗色，死于一天前贝鲁特两起自杀式袭击的受害者却并未得到同样的哀悼光芒。
讽刺无处不在。不仅仅是澳大利亚媒体所指出的，黎巴嫩裔的澳大利亚人数量是法裔澳大利亚人的三倍。还有澳大利亚总理马尔科姆·特恩布尔发布的推文：“澳大利亚人在精神上坚定不移地和法国人团结在一起”，丝毫没有提及黎巴嫩。
“如果你问我们要和谁团结在一起，那些人会是黎巴嫩裔澳大利亚人。因为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为公共生活作出了卓越贡献，他们是我们最亲爱的国民中的一分子”，克里斯·格雷厄姆（Chris Graham）在New Matilda写道。
与此同时，在华盛顿，美国总统奥巴马将巴黎炸弹袭击事件称为“对全人类的袭击”。又一次，正如黎巴嫩著名学者Saree Makdisi在推特中所说，贝鲁特炸弹袭击被“不值一提”。
比起全世界对贝鲁特袭击的忽略，西方媒体在报道中本能地“标签化”黎巴嫩受害者，而非悼念他们——这更令人不安。
对法国袭击事件的最初报道标题即使没有表现出同情，也是客观的：“巴黎袭击致死超100人，边境管制加强”（《纽约时报》）；“激进分子在巴黎制造大屠杀，怀疑与恐慌情绪蔓延”（路透社）。
但对贝鲁特，仅仅描述暴力事件和街头惨状似乎并不足够——新闻标题迅速根据其所在地和它们假设的政治领导，对事实加以修饰来“标签化”受害者，并稀释该事件的大屠杀本质。
黎巴嫩裔是澳大利亚最大、最早的移民族群。由此，悉尼歌剧院外墙荧幕展示黎巴嫩国旗没什么好奇怪的。
但这张源自当地新闻网站的图片，尽管被视作“与贝鲁特炸弹袭击遇难者同在”的象征，却是伪造的。这让潜藏在全球对此类袭击受害者的同情中的双重标准暴露无遗。
黎巴嫩社交媒体的博主和推主很快指出：当全世界的地标性建筑都在为悼念周五巴黎袭击中的遇难者而亮起了法国国旗色，死于一天前贝鲁特两起自杀式袭击的受害者却并未得到同样的哀悼光芒。
讽刺无处不在。不仅仅是澳大利亚媒体所指出的，黎巴嫩裔的澳大利亚人数量是法裔澳大利亚人的三倍。还有澳大利亚总理马尔科姆·特恩布尔发布的推文：“澳大利亚人在精神上坚定不移地和法国人团结在一起”，丝毫没有提及黎巴嫩。
▍黎巴嫩贝鲁特南部郊区11月12日发生两起爆炸，致死43人[Bilal Hussein/AP]
“如果你问我们要和谁团结在一起，那些人会是黎巴嫩裔澳大利亚人。因为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为公共生活作出了卓越贡献，他们是我们最亲爱的国民中的一分子”，克里斯·格雷厄姆（Chris Graham）在New Matilda写道。
与此同时，在华盛顿，美国总统奥巴马将巴黎炸弹袭击事件称为“对全人类的袭击”。又一次，正如黎巴嫩著名学者Saree Makdisi在推特中所说，贝鲁特炸弹袭击被“不值一提”。
发生在贝鲁特的屠杀就不是屠杀吗？
比起全世界对贝鲁特袭击的忽略，西方媒体在报道中本能地“标签化”黎巴嫩受害者，而非悼念他们——这更令人不安。
对法国袭击事件的最初报道标题即使没有表现出同情，也是客观的：“巴黎袭击致死超100人，边境管制加强”（《纽约时报》）；“激进分子在巴黎制造大屠杀，怀疑与恐慌情绪蔓延”（路透社）。
但对贝鲁特，仅仅描述暴力事件和街头惨状似乎并不足够——新闻标题迅速根据其所在地和它们假设的政治领导，对事实加以修饰来“标签化”受害者，并稀释该事件的大屠杀本质。
《纽约时报》的标题是“贝鲁特南部真主党势力范围遭致命爆炸袭击”，路透社则是“黎巴嫩真主党大本营遭两起自杀式炸弹袭击”。
而在巴黎事件的报道中，路透社和《纽约时报》开篇就描述了恐怖的场景，加之以受害者们令人心惊的话语和警方追捕恐怖分子的努力。
法国对叙利亚的军事介入则在其叙事中几乎被一带而过。对贝鲁特袭击的叙述则完全相反：军事及地缘政治细节成了叙事重心——几乎每个段落都在分析黎巴嫩真主党在叙利亚的力量部署。受害者的话语鲜少被引用，“恐怖主义”这个词几乎没有出现过。
巴黎袭击的报道中，发生人质劫持事件的音乐厅和发生爆炸的体育场被具体地描述；在贝鲁特袭击案中，新闻报道对在爆炸中损毁最为严重的集市、学校和清真寺几乎只字未提。
当新闻报道将一起悲剧定性为军事冲突的一部分并将其合理化，这不仅仅抹杀了受害者的人性，而且固化了人们非黑即白的刻板印象，从而将在远方受难的人们“他 者化”——这正是袭击者们所乐于看到的。这样的叙述方式不仅滋长了右翼的、排外的、仇穆斯林的政治观念，而且歪曲了主流出版物读者和编辑的认知。
以《赫芬顿邮报》的一篇题为The Beirut Bombings Reflect the Minority Trap of the Levant （贝鲁特爆炸反映出的黎凡特少数族裔陷阱）的分析文章为例。在贝鲁特袭击事件发生后不到24个小时，这篇文章冷漠地表示这起悲剧的发生是在意料之中的。 “处于黎巴嫩贝鲁特城郊的真主党势力范围，这里的居民遭到炸弹袭击只是时间问题”，一名华盛顿智库成员这样写道。
在巴黎袭击事件的一天后，想象一下，会有一篇报道宣称欧洲人被屠杀“只是时间问题”吗？
比起关注自杀式炸弹袭击者的残忍，《赫芬顿邮报》这篇文章实际上对受害者进行审问。他们的关注点并不在于实施恐怖行动的组织及其资金来源，而在于“什叶派 社区”的“艰难处境”，以及这个“被陷于”、“被困于”并“将永远活在其领导对其的约束之中”的“被劫持的族群”。作者眼中可以带来改变的唯一希冀是什 么？——“也许再用不了几起自杀式炸弹袭击和民众伤亡，黎巴嫩的什叶派穆斯林就会开始质疑真主党对叙利亚的介入了。”
如果《赫芬顿邮报》发布一篇类似的文章，提出巴黎袭击事件与巴黎社会的“艰难处境”有关，有人能够想象到这样的文章激起的反应吗？无辜的平民被杀是因为他 们的领导人“失信于他们”，又或者因为法国人民被帝国主义的军事政策“绑架”了？这样的一篇文章是会出现在出版物的重要版面，还是会被编辑认为是替IS进 行宣传而撤掉呢？
如果有谁煽情地写道：“再用不了几起自杀式炸弹袭击”，巴黎就会开始质疑法国政府在中东的政策了。编辑会在这起悲剧发生不到24小时之内同意发布这样一条内容吗？
我们可以想到，读者甚至是政客会迅速地谴责发布这种内容的网站为“恐怖分子的喉舌”，对吗？同理，想象一下，在2001年9月12日——在飞机撞向世贸双子星大楼的第二天，如果有一个新闻网站对曼哈顿“受误导”的群众提出质疑，它将招致怎样的回应？
但是在贝鲁特，比起从地缘或者政治角度解释袭击原因，将其解释为教派冲突问题更严重，比如说“什叶派团体问题”。如果袭击发生在一个基督教堂、一个犹太教 堂、或是一个特定“种族”的社区，难道该袭击要被归结为基督教问题、犹太教问题或者种族问题吗？有人会觉得这种冒犯是合理的吗？
在接下来的几天或者几个月里，巴黎袭击的受害者将得到更细致的记述，而这将把贝鲁特、巴格达、霍姆斯和其他地方的受害者们推到更加边缘、更加被忽略的境地。
但是技术的发展正在赋予那些被边缘化的人们以发声的权利，新闻机构更是面临回应抗议的压力。当社交媒体和其他平台对这些事件进行放大，想要忽视就变得没那么容易。
以《纽约时报》为例，其对贝鲁特的报道更改过数次标题。在愤怒的推文爆发中，其标题从“真主党阵地发生致命爆炸”改为“真主党区域发生致命爆炸”，而后又被改为“拥挤社区发生致命袭击”。
新闻标题之惑
这篇报道的作者，纽约时报贝鲁特分社社长安妮·巴纳德（Anne Barnard）对“更改标题的质疑”做出回应，这个质疑不是由读者提出的，而是由她自己。但是她在私信中也承认是有一个“烦人的推文”提醒她这么做。 “不论如何我也会对这个改动提出质疑”，巴纳德写道：“但是社交媒体加快了我对标题的警惕……”
在2013到2014年间，《纽约时报》也曾在标题中使用“真主党坚强阵地”来形容贝鲁特南部的爆炸事件。那么将来他们的新闻标题会把现在的改变继续下去 吗？这有没有可能对其他数百家仍然沿用“真主党阵地”的英语报纸或网络媒体产生影响，譬如路透、CNN、MSNBC、福克斯？
它的潜在后果远超黎巴嫩和新闻头条。这让所有新闻编辑室、编辑与记者的世界观受到冲击。正如评论家卢拉·纪伯里伦（Rula Jebreal）所说的：“《纽约时报》需要一次观念上的变革，而非标题上的变革。”
在新闻报道之外，很多中东的人们想知道什么时候悉尼歌剧院和其他世界地标性建筑会展示他们的叙利亚、也门、巴勒斯坦、伊拉克或无数其他地方的旗帜。这些地 方的遭袭次数远比法国频繁。也许此刻，这些城市的邮箱需要被他们的PS照片塞满，那些照片所表现出的对受害者的同情与团结显然更加真实而无国界。
作者Habib Battah是贝鲁特报告的自由撰稿人
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不反映半岛编辑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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